單世聯(lián):政治化時代的陳村運動
發(fā)布時間:2020-06-07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共
產(chǎn)黨領導的革命以奪取政權(quán)、改造中國為目的,但真正顛覆鄉(xiāng)土中國社會秩序的革命,還是發(fā)生在49年以后,從土改、合作化、大躍進到文革,農(nóng)村的組織結(jié)構(gòu)、風俗習慣、生產(chǎn)方式確實飽經(jīng)“滄桑”,政治化潮流席卷農(nóng)村大地。盡管從長時段、“大歷史”的眼光來看,1979年以后的改革才真正改變了農(nóng)民的生活方式和耕作行為,使那些被統(tǒng)稱為“現(xiàn)代性”的諸種要素侵入到中國農(nóng)村,但毫無疑問,此前30年以政治運動為方式進行的社會改造,卻以其巨大的社會震蕩和經(jīng)濟代價而在當時和今天都顯得觸目驚心,也令對這一切覺得新奇和震驚的外國學者興味盎然。1975年,三位研究中國的學者,澳州的陳佩華(Anita Chan)、安戈(Jonathan Unger)和美國的趙文詞(Richard Madsen)在香港偶然遇到幾個來自廣州附近陳村的移民,從聽到的一些軼事中,三位學者萌生了進一步了解陳村的愿望。此后幾年,他們有意識地結(jié)識并采訪了26位移居香港的陳村移民,于1984年出版《毛鄧體制下的陳村》一書;
1989年,他們第一次前往陳村做實地考察,補寫了1981年后的變遷,于1992年推出該書的增訂本。
由于三位作者接觸的主要是70年代后移居香港的陳村居民,這些人了解的主要是6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而這正是政治運動成為中國社會主旋律的時期,所以這本書的主要內(nèi)容就是陳村的政治運動或政治運動中的陳村。
1、誰是運動的領導?
。矗鼓暌院螅袊箨戇M入一個運動不已的時代。簡單地說,運動是由最高當局借助專政體制由上而下地發(fā)動起來的社會改造工程,它是由人調(diào)控、掌握的客體。因此才有“發(fā)動運動”、“爭取運動的領導權(quán)”、“掌握運動的大方向”、“把運動進行到底”、“鞏固運動的成果”之類的常用詞,表明在運動之上還有人。
這個“人”是誰?當然是各級領導運動的人!邦I導運動的人”與“領導人”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正像劉少奇貴為國家主席卻不是“文革”的領導人一樣,從“小四清”到“文革”,歷次運動的主要對象之一恰好是各級干部,所以陳村的支部書記陳慶發(fā)與大隊長陳龍永并不一定就是陳村運動的領導人。
1964年的“小四清”的意在鏟除各級干部中的腐敗現(xiàn)象,陳村的運動由陳慶發(fā)組織領導,陳龍永受到批判;
。保梗叮的甑摹按笏那濉,四清工作隊接管陳村的運動領導權(quán),他們組織群眾揭發(fā)批判陳慶發(fā)的錯誤,重新選舉陳村領導。
運動的目的是整領導,但“小四清”既然由陳村的黨的最高領導陳慶發(fā)領導,那么被整的人至多只能是村里的二把手陳龍永,但陳慶發(fā)也是要整的對象之一,所以"大四清"的領導就是“上面”來的工作隊,陳慶發(fā)從此下臺!靶∷那濉焙汀按笏那濉钡膮^(qū)別之一,就在它們“清”的對象有大小之別,前者由當?shù)刈罡哳I導人領導,后者則由“上面”派人下來。由此上推,“上面”也難保正確,它也不可能永遠充任運動領導。
于是,至少在形式上,在發(fā)動“文革”時,毛澤東繞過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組織機構(gòu),一度以底層群眾、紅衛(wèi)兵為運動的動力。陳村下放知青被鼓動起來造反,他們組成“毛澤東主義紅衛(wèi)兵”,矛頭指向現(xiàn)任大隊干部和工作隊;
工作隊也不甘被動,他們把親官方的、家庭出身好的知青聚集起來,組成“毛澤東思想紅衛(wèi)兵”與之對抗,把村民的注意力從大隊干部轉(zhuǎn)向“黑五類”。在毛澤東宣布工作隊鎮(zhèn)壓群眾之后,陳村工作隊撤離。但原有的一套組織系統(tǒng)癱瘓后,造反的知青又不可能接管陳村政權(quán)機構(gòu)(既無上級任命,又無民意基礎,更乏管理能力),陳村一度出現(xiàn)權(quán)力真空,無人領導運動。
在運動可能失控的情況下,1967年春,解放軍進村組織成立“文化革命領導小組”,作為陳村的行政機構(gòu)以穩(wěn)定農(nóng)村形勢!靶〗M”成員是從陳村的貧農(nóng)中選拔的,原領導陳慶發(fā)、陳龍永均不在其中,但“小組”缺乏組織生產(chǎn)的能力,工作上實際依靠陳龍永,陳本人也樂于充當顧問并借以東山再起。1969年,“文革”降溫,上面再次派出工作組重建陳村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陳龍永和陳慶發(fā)分別為一、二把手!扒岸葎⒗山裼謥怼保c“小四清”前相比,他們只是換了一下位置。
從64到69,運動整整折騰了五年時間,陳村的原領導人在不同的運動階段都曾是運動的對象,但運動的領導權(quán)依然落在他們手中(陳龍永基本上沒有中斷對陳村的控制)。如果革命就是權(quán)力更迭,那么陳村其實沒有發(fā)生革命;
如果“文革”就是打倒當權(quán)派,那么陳村的當權(quán)派則是打而不倒。
這有兩個層次的問題。首先,無論是什么樣的運動和革命,總得有人組織領導,否則運動就不能開展。無論怎樣以徹底革命為動員,運動所能改變的只是領導人的姓名,而不可能是控制性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陳慶發(fā)一一工作隊一一解放軍一一陳龍永,誰來坐這個位置并不重要,關鍵是陳村這幾千個人得有人管,陳村的五百多畝土地上得有人干活。運動領導人從陳慶發(fā)到陳龍永之間的轉(zhuǎn)換,源自運動的內(nèi)在邏輯。整小官(陳龍永、陳慶發(fā))要由大官(陳慶發(fā)、工作隊)來領導,而誰也不能保證“大官”不會出問題,在運動的總根源毛澤東看來,“大官”的問題更其嚴重,是路線錯誤,整完了小官就要整“大官”,所有毛澤東以下的“大官”原則上都免不了挨整。運動的邏輯就必然把它的對象由小官步步上溯,直到二號人物劉少奇。事后不難看出,當陳龍永下臺時,劉少奇的命運就已經(jīng)注定了。如果整小官要大官來領導,那么根據(jù)運動總要有人來領導的原則,整"大官"的領導就是小官,所以當“大官”或劉少奇要為一切錯誤負責時,陳龍永這類小官就被解脫出來。在這個意義上,“文革”確有自下而上的一面。這是二陳在陳村打而不倒的外在背景,或許也是以反對官僚主義的為動員的運動,結(jié)果總是加強了官僚主義的結(jié)構(gòu)性原因。
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但二十多年的陳村衙門實際上沒有出現(xiàn)新官,這又有陳村的特殊情況:“共產(chǎn)黨來后,陳村貧農(nóng)中凡是聰明能干的都有了脫穎而出的機會。像陳慶發(fā)和陳龍永這樣的,都已升任大隊和小隊干部。實際上由于大隊和小隊的干部職位不少,成年男性公民有整整三分之一都成了或大或小的干部。因此,當工作隊特意要從真正貧農(nóng)中找非干部的人選時,選擇的余地就很有限了!保ǎ校矗罚┒惖碾A級出身無可挑剔,意志堅強,演說能力很強。特別關鍵的是,兩人都是干活的好手,“在我們村里,要是你干活的本領不過硬,你就別想領導別人,你說話就沒有號召力!保ǎ校玻罚╆惔鍞(shù)千人中就數(shù)他們能力強,除了下放知青和80年代后成長起來的“新生代”,幾十年中沒有人向他們挑戰(zhàn)。二陳的欠缺主要是在文化上,陳慶發(fā)是文盲。只是在這一點上,下放知青比二陳具有優(yōu)勢,但知青們既無村民的支持,也缺乏領導村民的能力。造反的紅衛(wèi)兵曾到大隊:“鄧華僑先開口:‘我們奪權(quán)來了!’大隊秘書說:‘你們想奪權(quán),那就拿好了!’他取出大隊的圖章說:‘好吧,誰要?’可是誰都不敢接。這個來得太突然了。其實我們根本不懂得奪權(quán)是怎么奪法。大家忽然想到,如果接下了,明天一大早要是有人找上門,我們就得決定蓋章與否。我們還得領導生產(chǎn)計劃。但是,這些我們?nèi)疾欢緵]有經(jīng)驗。”(P111)從1955年的合作化到改革以前,中國農(nóng)村的組織結(jié)構(gòu)基本一貫。集體化歷時25年,剛好是一個世代。這一代農(nóng)民中少數(shù)“強人”與這一高度集中的體制是連體共生的,運動造就了他們,他們推動了運動。只要此一體制不變更,運動和革命雖可把他們打倒一時,卻不可能拋棄他們。
2、運動怎樣展開?
運動的源頭遠在北京,運動中的陳村一直被束縛在一個由國家所編織的經(jīng)濟與政治關系的巨網(wǎng)中,它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但自上而來的運動要在陳村掀起波瀾,就非得陳村人的攪動。這種攪動不只是消極地配合、應景,而是陳村既有矛盾的反映和激化。既然是陳村的運動實際上是由原來的領導人領導的,它也就是“運動”與“陳村”社會實踐的互動。
事實上,從“小四清”到“文革”,陳村的運動幾乎都以二陳之間的矛盾斗爭為中軸。他們原有權(quán)力之爭,加以兩人都意志堅強、性格固執(zhí),潛在的沖突早已有之,運動使之公開化。陳慶發(fā)在“小四清”中以腐敗之名整倒陳龍永,他自己卻在“大四清”中因褊袒親友和貪圖享受而被批判,“文革”中更因作風霸道而下臺;
陳龍永卻在此期間保住職位;
“文革”混亂中,陳龍永自動離職,但仍掌實權(quán);
陳慶發(fā)不甘失敗,陰謀復辟,受到陳龍永的嚴厲打擊。1970年“落實政策”,陳慶發(fā)重進支部,二陳表面性地在毛澤東的巨幅畫像下和解。1979年,陳龍永因“逃港風”引咎辭職,陳慶發(fā)復任支書;
1983年,陳龍永借“清除精神污染”之機再度扳倒陳慶發(fā)。直到1986年陳慶發(fā)車禍喪生,綿延幾十年的二陳之爭才告結(jié)束。
如果沒有運動,二陳之間也會有權(quán)力較量,但運動給他們的爭斗提供了合法的借口,兩人都學會了操縱運動,用官方話語來打倒對方。在第一個回合中,陳慶發(fā)就利用四清“教龍永老實安分,讓他知道慶發(fā)的厲害。這樣,龍永以后就會聽話,再不敢向他挑戰(zhàn)。”(P34)但運動的連續(xù)性、經(jīng)常性,又使每一次的斗爭成果不可能長期保持!靶∷那濉苯Y(jié)束后,陳慶發(fā)本來已官復原職,“他又回到黨支書的寶座,也許就因此認為運動已經(jīng)完全結(jié)束了,他又可以隨意發(fā)火了!保ǎ校福梗┙Y(jié)果當然又給拉下來。此后陳龍永也如法炮制,借運動打擊陳慶發(fā)。只要運動不斷,任何人的現(xiàn)有位置都不可能穩(wěn)定,這倒形成了一種非民主的平衡機制,使農(nóng)村干部可上可下,此起彼伏。
毫無疑問,“上面”不是因為二陳之爭才發(fā)動運動的,相反,運動的目標都很大,都是事關黨國前途的“階級斗爭”、“路線斗爭”。要把此一“宏大敘事”落實在陳村這一特定場景的權(quán)力爭斗中,需要一種話語轉(zhuǎn)換。轉(zhuǎn)換就是運動的“具體化”,也即“陳村化”,它的前提,是運動本身有極大的兼容性和可解釋性。比如1968年的“清理階級隊伍”中,中央規(guī)定要清理六種人:反毛主席、反林副主席、文革中的壞頭頭和黑手、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刑事犯、沒有改造好的四類分子。除刑事犯外,其他五類都不確定,“傳達到小老百姓誰也弄不明確,到底誰是人民的敵人,到底誰該被清出‘階級隊伍’,這就給有意報私仇的人留下了很大的空子!保ǎ校保常玻┐饲瓣悜c發(fā)曾試圖翻“大四清”的案,陳龍永就抓住這一點,再翻出出他的歷史(雖然從小赤貧,但其祖父和父親畢竟曾是地主),把打成自覺的反革命而加以整肅。
實現(xiàn)運動“具體化”的轉(zhuǎn)換需要政治敏感和分析聯(lián)想。如果運動給陳村人帶了什么積極后果的話,那就是這種特殊的“政治素質(zhì)”的提高。
首先要選擇斗爭對象。運動要找靶子,地富反壞右這些紅色中國的"賤民"當然每次都免不了,但這些已經(jīng)被打倒并被踏上一只腳的人,從來不是運動的發(fā)動者與參與者的主要目標,正像陳村的共青團書記說的:“每回斗爭總得揪人。哪怕材料不足,也得拉出一個人。真也好,假也好,都得挖出材料!保ǎ校保梗保
。保梗叮鼓辏惔逡咽畟小隊合并為五個小隊,七、八小隊要合并為新四小隊后矛盾很多,原來兩個隊長如何安排也很麻煩。陳龍永巧妙地讓原八隊的黨員隊長“老不休”當政治隊長,讓管理生產(chǎn)上稍勝一籌的七隊長露筍當生產(chǎn)隊長。由于意識形態(tài)掛帥,政治隊長似乎高一等;
但由于小隊的任務主要是生產(chǎn),生產(chǎn)隊長的實權(quán)又似乎大一些,兩人之間當然就摩察不斷。給這事添枝加葉的是,“老不休”的兒子愛上的一個姑娘轉(zhuǎn)而要嫁給露筍的小舅子黑仔。不久發(fā)現(xiàn)隊里的大米少了兩袋,有人揭發(fā)說他們曾撞見黑仔扛著一袋米往那個姑娘家走。在還沒有發(fā)現(xiàn)確鑿的證據(jù)時,一個新任本隊毛澤東思想輔導員的下放知青吳某跳出來,他覺得維護社會主義道德和集體利益是輔導員的責任,就以黑仔的姐姐(露筍的老婆)總是偷東西為由說大米一定是黑仔偷了。“老不休”一派當然附和支持這一指控,雙方的沖突公開化,全隊的干部和群眾分成兩派,生產(chǎn)積極性受挫,一季下來糧食減產(chǎn),收入下降,并威脅著即將到來的1971年的春耕。
此時剛好展開一場叫“一打三反”的運動。陳龍永既要給運動找出靶子,又要“殺雞儆猴”解決新四小隊懸而不決的權(quán)力糾紛。本來出身不好的農(nóng)民是現(xiàn)成的靶子,但這些人給運動搞怕了,這一次都小心謹慎,沒有卷入“老不休”和露筍的沖突。替罪羊找不到,兩個隊長又各有勢力,陳龍永選擇了無意中卷入派系之爭的吳某:“從幾個方面看,吳的確是上乘人選。首先,他深深卷入了這場爭端,卻又不像露筍或‘老不休’那樣的干部,受人尊敬、舉足輕重。他又是外來之人,在當?shù)夭o親戚這層保護網(wǎng)。他也不是無產(chǎn)階級出身,毋須顧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此外,他在文革中曾跑廣州廝混,言行不檢?傊,他小辮子太多!保ǎ校保梗玻┳盍钊梭@訝的是:“龍永代表大隊決定,上吊的繩子還需吳某自己提供。龍永據(jù)說曾告誡同僚:‘讓他繼續(xù)胡鬧一陣子,越兇就越好辦!瑫r,大隊官員悄悄地搜集吳某的新材料,網(wǎng)羅各種人證。”(P192)在“引蛇出洞”上,陳龍永這個農(nóng)民不比毛澤東差。“一切準備妥當之后,幾個治保人員帶領一支武裝民兵,趁天色猶明的傍晚在家中逮捕了吳某。”(P192)罪名早就準備好了:制造糾紛,破壞陳村的革命和生產(chǎn)。吳某被關進了“牛棚”等待上級的裁決,露筍和“老不休”給嚇住了,停止了彼此之間爭吵。“一打三反”運動在陳村劃上句號。
選擇了對象之后就要對他進行批判。像“四清”、“文革”這樣大規(guī)模的運動幾乎是整倒一大片干部,但實際上,多數(shù)基層干部固然經(jīng)常利用職權(quán)搞特殊,人品也不好,但要說他們有什么了不起的政治路線問題,卻需要有一種特殊的推理邏輯!靶∷那濉睍r陳慶發(fā)要整陳龍永,起因是大躍進結(jié)束時后者得到前者的同意“買”了大隊的一些木料,運動開始后陳龍永不得不在群眾大會上坦白交代,按常規(guī),招認之后補上木料的錢就算了,但現(xiàn)在是運動期間,看問題的角度就不一樣了。陳慶發(fā)說:“大隊長承認他濫用職權(quán),這沒說錯,但這一行為的錯誤性質(zhì)要比濫用職權(quán)還更嚴重。我這么說,大家同意不同意。群眾齊聲高喊"同意!"其實群眾哪有選擇余地,哪敢說不同意!保ǎ校常叮┦虑榫瓦@么大,如果只是就事論事就搞不成運動,所以要對事情的性質(zhì)進行分析,“事情”是具體的(拿木料),性質(zhì)是抽象的(“大搞腐敗的典型”)。分析的任務是把具體的事情與抽象的性質(zhì)掛上鉤,其方法是借助聯(lián)想和放大把一件小事無限上綱,使之與運動的對象相符。陳慶發(fā)接受一個香港人的金項鏈一事,就可判斷他背叛了無產(chǎn)階級立場;
鄧華僑說了幾句不合時宜的話,批判者就認定:“就算他沒有親手殺人,但他說過的那番話卻可能造成幾千人的人頭落地!我們當中已經(jīng)有人受其毒害,企圖復辟資本主義!保ǎ校保叮矗┻\動的積極分子都有這個特長,比如陳村的運動紅人程紅顏,就“比誰都熱衷于把瑣碎事故說成重大思想問題”。(P100)
批判還有方式方法問題。黑格爾說學習游泳就要到水里去,毛澤東說過要在戰(zhàn)爭中學習戰(zhàn)爭,陳村的村民和知青都在“階級斗爭”的烈火中、在政治運動的風暴中學會了如何做運動員!拔母铩敝嘘慅堄澜M織斗爭陳慶發(fā),“但在各種斗爭會上他都有意躲在幕后。由于四年前小四清時慶發(fā)虧待過他。龍永知道,如果由他出頭整治慶發(fā),就不免招來公報私仇的嫌疑!保ǎ校保矗福┧运屢粋被稱為“禿子”的治保會主任直接出面。禿子是一個除了“辦事不公”外沒有給村民留下其他印象的人,但這一次,他卻要讓村民對他的刮目相看了:陳慶發(fā)不識字,“治保會得以趁空使用嚴重的字眼把他的案子呈報上級黨委。治保會的定案報告不僅包括旁人的揭發(fā),還有據(jù)說是他本人承認的供詞。整個文件充滿夸大不實之詞和添油加醋的供詞。這個報告倒是大聲地讀給他聽了,可是讀得速度很快,他沒來得及弄明白所有文字的含義,便按上手印同意了。”(P149)普通的農(nóng)民都給運動鍛煉成精了。
無論“上面“發(fā)動什么運動,一旦進入陳村,就和陳村的具體實際聯(lián)系起來。運動有間歇,而且每次運動都有新的說法和新的目標,但由于在陳村從事運動的總是這么些人,因此運動在陳村就有高度的連續(xù)性和自我再生產(chǎn)的機能。這有兩層含義,一是報復性的連續(xù)。四清時工作隊培養(yǎng)的一個被叫做“矮冬瓜”的年輕人曾積極批斗陳龍永,出了名的人難免私欲膨脹,“文革”中矮冬瓜和一個女人私通,陳龍永就召集群眾大會來批斗,把這件本屬私生活的問題提升為運動主題。二是無休無止的運動在村民中造成了恐怖,“任何漫不經(jīng)心的言行失誤,都可能授人以柄,讓人拉到臺上,面對虎視耽耽的群眾。這種恐怖之感加深了村民彼此間的疑忌,轉(zhuǎn)而揭發(fā)出更多的罪惡分子,舉行更多的批斗會,出現(xiàn)更多的暴力和武斷現(xiàn)象,結(jié)果使人人的自危之感進而加深一層。整個情勢便如此惡性地循環(huán)下去!保ǎ校保担矗┟看芜\動都為下一次運動準備了題材和潛力。
既然如此,也就不能說二陳是假公濟私了。如果沒有他們,陳村的運動就至少喪失了部分動力,沒有多大搞頭了。他們利用了運動,運動也借助了他們,少了任何一方,運動都不可能“轟轟烈烈”,任何農(nóng)村運動都是運動的普遍目的與各地具體實踐和結(jié)合。
。、誰需要運動?
“運動”不斷,天怨人怒,但它之所以在相當一個時期內(nèi)頻仍發(fā)生,每次都搞得煞有介事,肯定是有人需要它,肯定有人從中得到快意和滿足。在陳村,需要運動的有三種人:
第一種人是尋找機會整倒對手的干部,以二陳為代表;
第二種人是對干部有私憤的人。比如“四清”時,向干部猛烈開火的人包括:“過去有病或有困難找某干部幫忙,結(jié)果不能完全如愿的人;
有要求建房,但因地點不對,得不到干部批準的人;
另外,有的人是因為嫉妒干部偏愛其他農(nóng)民而非自己;
甚至還有計較三代之前仇恨的人。這些理由全部出于自私的個人動機,根本不是毛主席所說的‘階級斗爭’”。(P54)他們需要運動提供一個合法的出氣孔。
第三種人是不滿現(xiàn)狀或有挫折感的下放知青。1964年有50個廣州知青下放到陳村,他們既有滿懷革命理念又充滿自我實現(xiàn)的抱負,是陳村真正具有政治意識的人物。但逼窄的陳村并不是他們的廣闊天地:他們在生產(chǎn)上不能與農(nóng)民相比;
他們有限的知識文化才能不可能在日常狀態(tài)下展露;
他們?nèi)松ж、社會理想不可能在陳村實現(xiàn),不但獲得提升的只是少數(shù)幾個,能夠入團也不多,“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只有五六個青年可以說是混出了頭!保ǎ校梗梗┻@就給那些出身不太好、卻極想出人頭地的知青們造成前途不明之感!八麄冋J為自己干活不少,卻沒有得到大隊和四清工作隊應有的賞識。
這一幫積極分子也想進取,往高處爬,并不想一輩子當普通農(nóng)民。他們大多屬于中間階級出身,是白領階級或其他專業(yè)者的后代。在這以前他們并不曾感受過歧視的滋味。他們厭惡‘階級路線’,在官方加強階級路線教育的時候,他們還不覺得太受威脅,但到了1966年他們私下里就開始埋怨不已了!保ǎ校保埃保┌选母铩饛膹V州引進陳村的知青小李后來說:“那時我覺得哪怕我們比那些出身好的人更積極、更聰明,也不可能得到發(fā)揮才能的機會,就因為我們出身不好,我最不滿的就是,自己的前途讓階級標簽卡死了,看著自己每天一大早扛個鋤頭下田鋤地,我禁不住要想:難道這一輩子就這么下去?放眼四周,多么落后的地方!”(P101)造反派的首領鄧華僑原是毛澤東思想輔導員,工作隊因其性格固執(zhí)而不讓他干這份表明政治上受信用的差事,也不讓他沾手其他好差事;
因為他有技工才能,就讓他去裝配村里的碾米機,為此又和同樣固執(zhí)的陳龍永爭執(zhí)不已。由此他明白“無論在陳村現(xiàn)有的政權(quán)下,還是在陳龍永手下當技術(shù)員,都沒有前途,他早就有反叛情緒!保ǎ校保埃叮┎还苁恰八那濉敝械拿珴蓶|思想輔導員還是“文革”中的造反派,知青們都想象通過運動來改變自己的處境,通過改變現(xiàn)存的體制和習慣實現(xiàn)某種較為純潔的、也是毛澤東思想教給他們的理想;
他們與陳村村民沒有血緣和宗族的聯(lián)系,不會像干部們那樣公報私仇或群眾那樣發(fā)泄私憤。嚴格地說,只有他們才是陳村運動的積極分子。
三種人都需要運動,但運動不會同時滿足三種人的需要。
第一種人最幸運,他們能夠通過運動來實現(xiàn)自己的愿望,二陳的此起彼伏證明了這一點。相對而言,陳慶發(fā)倒霉的時間長一點,但他無需擔心,只要運動不停止,原則上他總有翻身的機會。這些本是運動對象的人恰恰是運動的最大受益者。
第二種人也算有所滿足,不管運動的結(jié)局怎么樣,至少他們可以在運動中發(fā)泄一下不滿。他們最大的擔心只是:“如果要在運動整某個干部,你就得把他徹底整垮,搞得他永不翻身。不然的話,以后的麻煩就沒完沒了了!保ǎ校担矗┍M管干部被徹底整垮的可能性不大,運動過后還是要用他,但群眾也無需害怕,反正運動還會再來。
第三種人最為失望,他們真誠地參加運動,運動卻背叛了他們。支持他們積極參加運動的是理想主義、政治理念,但這卻與農(nóng)民務實的經(jīng)濟關懷明顯矛盾!拔母铩鼻跋Γ恍┲鄵蚊珴蓶|思想輔導員,負有教育村民的責任,但村民們都不喜歡這幫自以為是、自充老大的娃娃們,一個輔導員后來回憶:“他們所以反對我們,正是因為我們譴責修正主義,與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做斗爭?墒撬麄儏s說,我們輔導員都是‘口頭革命派’”。(P76)阿鷗是大隊廣播員,她“對這一工作十分專注,她堅信農(nóng)村社會主義建設的頭等大事就是思想意識的轉(zhuǎn)變,而廣播工作則是推動這一轉(zhuǎn)變的有效工具!保ǎ校罚福┯谑撬屑毸鸭牧,秉公辦事,不斷在廣播中表揚、批評,農(nóng)民稍一偷懶就可能上廣播,搞得村民對她敬而遠之。小隊干部也有意見,因為他們要保護的是本隊利益,而阿鷗只對大隊負責。“四清”工作隊撤離后,積極分子王胖墩所在的生產(chǎn)隊有幾個干部的老婆與隊長的老婆不和,丈夫們就想把隊長攆下臺,公開的理由是隊長搞裙帶關系。王胖墩是小隊的毛澤東思想宣傳員,“當其他干部提出隊長的‘裙帶風’問題時,他自然表示了嚴正義憤的態(tài)度。胖墩是個充滿政治熱情的城市小青年,在他看來,干部保持清廉是個大事?上侄照J為政治最為緊要的想法卻和農(nóng)民認為生產(chǎn)才是至要的想法并不一致。”(P113)這個隊長恰好是村中數(shù)一數(shù)二的干活好手,結(jié)果胖墩的政治地位遽然下降。對于這些熱情高漲的青年,“干部們不喜歡,因為在文革的頭一年,全挨過他們的聲討。農(nóng)民們也不諒解他們的桀驁不馴的舉動。”(P135)這些堅持原則有知青日子并不好過。
不受歡迎倒也罷了,還要挨整。“清理階級隊伍”時,王胖墩和鄧華僑等運動積極分子因不服大隊領導,尤其不買陳龍永的帳,被扣上“打砸搶”的罪名,在群眾大會上接受批斗,后被關進“牛棚”,差一點被判刑。運動結(jié)束時,王胖墩感到“我的雄心壯志全破滅了!保ǎ校保罚埃┊斶\動把一次次的青春歷險變成一次次令人灰心的經(jīng)歷,從而不再能聚集社會能量時,運動就不再有人需要了。
。础⑷绾握莆者\動?
運動是當代中國政治藝術(shù)的結(jié)晶,也是它解決社會、政治沖突的萬應良方。領導運動的關鍵是既要展得開,又要收得住。一般來說,展得開的要領是發(fā)動群眾;
收得住的決竅是控制群眾,“群眾運動”的本意是群眾被運動起來以達到領導的目的。當“上面”強調(diào)群眾是真正英雄、群眾眼睛是雪亮的、領導要領先群眾之時,目的是要打破一潭死水的沉悶、揭開運動的蓋子;
當“上面”強調(diào)要反對無政府主義、要加強一元化領導時,它是意在結(jié)束運動、收拾亂糟糟的局面。運動始終是領導幕后導演、群眾登臺表演,始終是領導“運”而群眾“動”。
要整的對象主要是干部,要讓長期受干部控制并欺侮的群眾起來掀起運動高潮,需要更高一級的干部來“運”(動員),培養(yǎng)積極分子、承諾群眾不受干部的報復等等都是必要的,而最重要的是鼓勵、支持群眾放言高論,對群眾的任何言論都不加限制。一個四清干部這樣說:“我們應該放手讓群眾來揭發(fā)。就算這里頭夾帶了個人私怨,也沒有關系。橫豎讓他們說 如果工作隊捆住了群眾的手腳,弄得像小腳女人一樣,群眾就不可能發(fā)動起來。假如要求群眾開口之前先拿證據(jù),運動就根本搞不起來。我們當然也都明白這一點 所以在干部受到?jīng)_擊的階段,我們最主要的是觀察他們自身的表現(xiàn)。到了運動最后‘落實政策’的階段,定案時就只依據(jù)有真憑實據(jù)的指控。”(P59)
不需要證據(jù),不需要客觀理性的論證,揭發(fā),大膽地揭發(fā);
批判,無限上綱的批判。響徹行云的口號,森林般聳立的手臂,義憤填膺的控訴聲討,無論是駭人聽聞的政治罪行,還是卑微瑣碎的生活作風;
也無論真實的官僚腐敗還是乘機釋放的私人積怨,只要能把平時耀武揚威的干部們斗得抬不起不來就成。陳村運動的積極分子阿鷗概括為“不管對不對,只管兇不兇”;
(P53)“越極端越好”。(P133)確實,如果沒有這些,氣氛熱烈的批斗會怎么能開成?群眾又怎么發(fā)動起來?運動的必要性由此顯出,運動的聲勢由此形成。知青小趙深有體會地說:“一點不假,干部真是牽著群眾的鼻子走!保ǎ校保常福┤罕姳緵]有“鼻子”,但他們有氣要出,放手讓他們釋放對干部的不滿,就是給他們一個鼻子。當他們?nèi)呵榧ぐ旱亟野l(fā)批斗時,他們的鼻子就牽在運動領導的手中。
在“群眾揭發(fā)”面前,頂不住疲勞轟炸的的干部最后只能采取要什么給什么的態(tài)度,(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一切供認不諱,也許真能從中暴露出幾個壞人,但更多的人,特別是久經(jīng)運動鍛煉的人明白,群眾批斗只是運動的一個階段,干部終究是干部,運動過后群眾還得他們管。所以揭發(fā)批判后,下一步就要“縮小打擊面”,為被批判者“落實政策”,改善他們的形象和聲望。最后的處理并不依據(jù)群眾的揭發(fā)。“大四清”時,陳村群眾指控大隊會計挪用了二千元公款,當時就按這個規(guī)格來批判他!奥鋵嵳摺睍r一查,認定他只拿了一百元,于是從寬發(fā)落。此前轟轟烈烈的揭發(fā)批判,對于群眾而言是不說白不說,對干部而言是說了也白話,每次運動運動必然伴之以“熱月”反動。
運動中揭發(fā)出來的“政治問題”大多是不真實的,當然更容易下結(jié)論。小趙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關壓了兩個多月,多次坦白都因領導不發(fā)知而過不了"群眾"的關。運動要結(jié)束了:“他們又叫我出來交代。實際上我這回說的和以前完全一樣。龍永卻站出來對群眾說:‘這回他的交代比以前強多了!你們看他是不是老實了?’農(nóng)民察看龍永的臉色,揣摩龍永的口氣,馬上明白了他的意圖,因此齊聲喊道:‘老實了!’龍永接著問:‘我們該不放他?’大家都說:‘該,該,放了他吧!’這樣,我就被釋放了。”(P156)問題不在于小趙自身,反正就是那么多事、那么多話,認識就那么高,交代是否能過關取決于運動進程:只要運動還不想結(jié)束,小趙的交代就要繼續(xù)。
但運動到了哪個階段,群眾并不知道,他們永遠看著陳龍永的臉色說話。已被“運動”起來的群眾之接受操縱,是因為他們的牢騷、怨氣已經(jīng)得到發(fā)泄,他們已經(jīng)在大會上充當了一回主人。一報還一報,運動滿足了群眾,群眾就得配合運動。事實上,習慣于運動游戲的群眾本來就沒把自己揭發(fā)批判當真,運動不需要事實,重要的是氣已經(jīng)出了。領導因此可以輕而易舉地控制群眾把被批斗者“放”了,雙方滿足了,運動完滿結(jié)束。掌握運動的技巧可以概括為“兩頭放”。
。、運動有何意義?
盡管絕大多數(shù)運動的對象在運動結(jié)束時都被“解放”,但運動并不是無事找事。代價極大的運動不是沒有收獲,毛澤東把它概括為教育干部,鍛煉群眾。
運動總要整人,“運動來了”無異于“狼來了”。運動時期的干部確實老實得多,誠實得多;
即使運動過后,不期而來的下一次運動以及隨時高懸大他們頭上的揭發(fā)、批斗和處理,也真的令他們有所顧忌。但這不是出于什么政治信念和公益之心,而是出于謹慎之心,是政治上的取巧。所以屢經(jīng)運動的干部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是狡猾,他們學會了如何借用冠冕堂皇的口號來掩飾自私的動機!瓣慅堄乐,如果他和別家吃喝了,一旦再來運動,就會有人指控他:‘某某人的兒子在公社工廠里找一份工,因為他家跟龍永有交情!绻堄栏鷦e人(哪怕是貧下中農(nóng))有私下來往;
如果他不保持冷漠,不和別人拉開距離,就會有人懷疑他的無私和正直!保ǎ校梗保┒窍麡O:“忍屈受辱的牛棚生活使得慶發(fā)溫和得多了,他再也沒有爬回掌舵人位置的強烈野心。人到中年,他對于能在權(quán)力的神龕中占一小角位置,擔負點普通責任,似乎已心滿意足。十年前,慶發(fā)是‘厲害如虎’,如今則‘溫順如羊’。
他變得機巧伶俐,善于迎合村民感情,他跟年輕人說笑,甚至還說‘落后話’!保ǎ校玻常担o論是陳龍永還是陳慶發(fā),都沒有按照運動指定的方向變化,但都學會了與運動和諧共處。照此下去,只要運動還得整干部,它就一定達不到目的。
群眾在運動中獲得了公開批評干部的權(quán)利和機會,也因此形成了干部并不可怕的觀念。“大四清”后,陳慶發(fā)以為沒事了,就欺侮了一個向懦弱的農(nóng)民,“四清運動也許沒能讓慶發(fā)學到教訓,卻教會了這個農(nóng)民新的膽量。他再也不甘受人欺壓欺凌!保ǎ校福福┚拖蚬ぷ麝牳姘l(fā),慶發(fā)因此下臺。但這起“民告官”的事件只是由于工作隊的介入才獲得群眾預期的效果。嚴格地講,運動式的鍛煉只是群眾在上級的保護下不負責任地報復干部,它所提供給群眾的只是周期性地釋放已經(jīng)積聚起來的怨氣,卻不可能培養(yǎng)群眾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
由于群眾的不滿和怨氣已經(jīng)得到釋放,就再也不會欲望對權(quán)力進行合法的監(jiān)督。而且由于運動過后干部照樣是干部,因此群眾的揭發(fā)事實上不可能矯正干部的行為,群眾自身反而會因為一次又一次沒有意義的重復而感到厭倦。
運動也有積極功能。沒有限制的揭發(fā)和無所顧忌的批斗形成恐怖氣氛,造成每個人的心理緊張,使一些壞人壞事得以暴露。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時,陳村的赤腳醫(yī)生因為支持此時已被打倒的陳慶發(fā),陳龍永想整他一下,就組織人去查他的醫(yī)療帳目,結(jié)果什么毛病都沒有發(fā)現(xiàn)!暗诤髞淼膶徲嵵,由于恐怖的氣氛,雖然上頭說的還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老一套,可是這個年輕的赤腳醫(yī)生卻完全慌亂了,他自己招出一年前奸污了一個十二歲的女性病人的事。”(P154)但說到底,這個醫(yī)生既不是運動的對象也不是“階級敵人”,而是自我坦白的刑事犯,完全可以靠法律而不靠運動來懲處。這一成果只能算是運動的附產(chǎn)品。
那么運動的真正產(chǎn)品是什么呢?是自我消解,是走向自己的反面。陳村就這么多人,農(nóng)村就這么多事,開始時還可以折騰一些問題出來,把干部之間的私怨、村民中的糾紛,甚至男女私通都上升為政治。但運動不斷,人的創(chuàng)造力和想象力到底有限,不可能次次花樣新翻;
況且無論怎樣突出政治,陳村的干部群眾也不能以運動為生,所以他們參與運動的方式只能是單調(diào)地重復:這次你整我,下一次我整你,連程序、罪名都差不多,嚴肅的運動終于成了滑稽戲、諷刺劇。加上不得人心的政策、經(jīng)濟停滯、人際關系緊張等等,都使陳村人明白:“運動本身成了一個最有力的證明,道出了‘空頭政治’的無聊僵木。”(P232)70年代,當下放知青感到幻滅時,本地出身的知識青年成長起來了,他們?nèi)〈讼路胖嘣?jīng)占據(jù)的位置,但他們不愿意得罪本鄉(xiāng)本土的長輩,陳村已很難找到運動的積極分子了。1973年批林批孔時,村民們開始對運動的冷嘲熱諷:“我們的生產(chǎn)搞不好,就是因為林彪嘛!他不叫我們種瓜種菜,就是想餓死我們嘛!”(P231)“每回北京大張旗鼓地發(fā)動一場新運動,他們便不滿地哼哼起來!保ǎ校玻常埃
只是,陳村人對運動的反感并不是理性的覺醒、人性的覺醒。由于運動總是以理想和信念為號召,對運動的失望就伴隨著理想的幻滅和信念的動搖,從此犬儒之風盛行。以阿鷗為例,她四清時是毛澤東思想員,“文革”前擔任大隊廣播員和團支部委員,“文革”期間一度是大隊的領導人之一,曾以狂熱的“瘋勁”和出色的審訊術(shù)狠整她認為是“反革命”的知青王胖墩和鄧華僑,不但自視甚高,也被公認為運動的積極分子。但1969年,她因父親的歷史問題而沒有進入村委會;
1969年因同樣原因而沒有入黨;
此后她連現(xiàn)有的職位也保不住了,因為本地農(nóng)家子弟也有了教育,一些低級干部的位置就不勞下放知青代勞了,“諷刺的是,這些年來一些知青特意不辭勞苦,教會當?shù)胤e極分子如何演說和清帳之類的本事。阿鷗后來帶著辛酸的口吻抱怨道:‘我們這可是作繭自縛,自毀前程哪!’”(P207)隨著“文革”的日益深化,阿鷗的腦子里也充滿問號。1971年,上級決定把鄰近香港的大部分知青轉(zhuǎn)移到海南島,有特殊情況的,如已婚的、獨生子女、有特殊技能的、村里需要的等除外,“于這種安排,阿鷗就是冒火的一個。難道說有專長的賞識,有家庭影響的可得報償,但是一個貢獻了十年政治生命的人就沒有要么?‘算養(yǎng)一條狗,十年哪!’”(P213)為此受到領導的威脅和批評。1974年夏天,她終于偷渡到過去她斥之為“頹廢”的廢港。阿鷗不是隨大流的人,“農(nóng)村生活對我來說,本來是有價值和有意義的,可是現(xiàn)在我想,農(nóng)民和干部全在為自己打算。我何必再留在農(nóng)村犧牲自己。要是這里的人真有大公無私的精神,我還是愿意留下的,就算物質(zhì)生活苦一些,自己成不了家,也沒關系。但是我想,去他媽的吧!我還是去香港喝牛奶吃面包算了!保ǎ校玻保叮
運動消耗了阿鷗的青春,也消蝕了運動許諾給這代人的理想和信念,從而運動留下的遺產(chǎn),就是這種凡事懷疑和不信任的犬儒主義,這在經(jīng)濟最困難的60年代初都未曾發(fā)生。于是,“有個兒子年方二十的父親和我們聊起來。他回顧住昔,感嘆當年可為年輕人安排活動、增進同伴情誼的的那種社會結(jié)構(gòu)已經(jīng)消失。此人屬于七十年代最早跑往香港的一批,他反感令人窒息的集體主義,自不待言,但十五年之后,他反而眷戀起當年的集體生活!保ǎ校玻叮梗┮苍S他沒有意識到,正是那個“理想主義”時代,掏空了一切理想的人性基礎和社會條件。
“運動”是直到1979年為止的中國社會的基本節(jié)奏,作為一種政治動員、革命手段,它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意義迄今仍未得到認真研究。當它的音響逐漸微弱下去之時,知識界對它的興趣得已慢慢上升,但除了縷述基本文獻和大略過程,除了往事追懷和軼事拾零外,我們還鮮有微觀的、實證的“運動學”成果。陳佩華等作者的意義,不僅在于他們生動地描述了一個華南農(nóng)村的運動過程,也在于它提示我們注意運動在一個地方、一個單位的實際展開過程及其后果,注意運動如何把濃烈的政治意識嫁接、殖民到日常關系之中而改造了我們的生活世界。畢竟,無數(shù)次的運動在我們中間發(fā)生,運動的后遺癥迄今仍伴隨著我們,為了運動不再,我們特別需要在學術(shù)思想上清理運動。當然,這需要“運動式”氣候的消散。
。 陳佩華、趙文詞、安戈:《當代中國農(nóng)村歷滄桑:毛鄧體制下的陳村》,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年。本文所引該書均據(jù)此版。)
。ū疚膶懹1999年春,原載《開放時代》1999年第4期。作者授權(quán)天益發(fā)布)
熱點文章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