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陳誠的孫女、陳履安的女兒陳宇慧是近年最受歡迎的網(wǎng)絡武俠小說作家，其成名作《天觀雙俠》有一段耐人尋味的情節(jié)：主角浪子趙觀被一群喇嘛圍攻，本已束手就擒，全體喇嘛卻忽然對他無限尊敬，原來喇嘛「發(fā)現(xiàn)」了他是二十年前圓寂的活佛轉(zhuǎn)世，不惜奉敵為神。不少人建議北京政府把西藏問題拖延至達賴死后再解決，就是看準了這個轉(zhuǎn)世真空；
達賴也早作準備，以免北京得到一個「國產(chǎn)班禪」后，又得到「國產(chǎn)達賴」。但雙方對后達賴時代的準備，卻未免一廂情愿。

　　先說北京。不少評論相信，一旦達賴圓寂，流亡藏人失去精神領袖，無論轉(zhuǎn)世靈童是否在中國境內(nèi)出現(xiàn)，短期內(nèi)都不會有單一代言人，激進藏人也將失控，屆時國際社會對西藏的支持就會降低。這策略的邏輯和暗殺一樣，都是假定死去的領袖不可取代，假定對手派系將會失控，并假定自己會從對手的失控獲利，是為「人造混沌理論」。但假如首個前提不正確，死去的人并非不可取代，其他假設亦不能、或起碼不易成立。為什麼達賴并非不可取代？因為真正的肉身達賴，早已被局部取代了。今日我們認識的達賴、能整合西方支持的活佛、在國際機場能看見的暢銷書《達賴智慧金言》，都是經(jīng)西方話語權包裝的產(chǎn)品。真正的達賴哪怕有意在印度談論中華文化，也是難以弘揚國際的。

　　國際社會預料，就是轉(zhuǎn)世靈童在中國境外出現(xiàn)，他長大后也不可能有這位十四世達賴的超然地位，因為他的一舉一動都受現(xiàn)代媒體監(jiān)察，不容許神話出現(xiàn)。尼泊爾、不丹等帶有宗教身份的王室紛紛退位的大氣候，也不容許國際社會為一位神圣嬰兒盲目造勢�！膏l(xiāng)中無先知，仆中無偉人」，同類諺語在西方同樣流行，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就是。既是如此，達賴的形象在他圓寂后注定后繼無人，可能會變得更高更大。但他的智慧演繹權，卻會落在數(shù)十年來塑造其形象的中介人手中。要了解這關鍵，我們可參考切．格瓦拉（捷古華拉）的故事。

　　今天一切象徵反抗的運動，都有切．格瓦拉的身影，但諷刺地，切．格瓦拉也同時成為流行文化的圖騰。國際青年固然不相信他是當年美國宣傳的恐怖分子，卻認為他是一名有性格的潮流領袖、多於他本人希望擁有的身份「革命者」。?中原因，就是因為切．格瓦拉死后「走紅」的過程完全被西方媒體操控，而不是被共產(chǎn)媒體操控。達賴一死，必會死在中國境外，屆時他的智慧產(chǎn)權，就會完全被控制境外的媒體繼承。畢竟只有卡斯特羅等人可自稱知道切．格瓦拉私下說過什麼，但「了解」達賴「真正」思想的「親信」，卻必會在他死后冒出不少，包括好些訪問過他的西方記者。數(shù)十年后，「真正」的西藏，可以和現(xiàn)實政治的西藏完全脫離，變成一種建構的想像，而這種想像足以整合龐大力量，屆時達賴和切．格瓦拉肖像不難同時成為流行寵兒，象徵可供隨便演繹的精神。十九世紀初，西方各國青年自愿到希臘協(xié)助它脫離土耳其帝國，就是建基於對古希臘的自我形象建構，當中最賣力的宣傳者是英國年輕詩人拜倫，他就是死在那個自己想像出來的希臘戰(zhàn)場。

　　為什麼「達賴重構權」也不能落在達蘭薩拉一方？近年達賴為免北京在他圓寂后推出「國產(chǎn)達賴」，已提出不少創(chuàng)意方案，包括讓藏傳佛教信徒(包括非藏人)全體公投決定他是否應轉(zhuǎn)世、自己決定不再轉(zhuǎn)世而將「達賴喇嘛」變成梵蒂岡教宗一類由教內(nèi)高層互選的職位、索性普選達賴、預先宣布自己的靈童不會降生在中國大陸、又或在自己在世時指定轉(zhuǎn)世的接班人，即搞「活人轉(zhuǎn)世」。無論形式如何，背后動機不離其宗，都是希望將自己的政治和精神遺產(chǎn)留給流亡藏人。問題是，上述方案都不能和西藏數(shù)百年來的傳統(tǒng)銜接。雖然正如達賴自己所言，西藏史上也出現(xiàn)過活佛在生時欽點接班人的先例，但通過上述方式產(chǎn)生的達賴接班人，都不能完全接收達賴本人代表的傳統(tǒng)精神。十四世達賴身為社會學家韋伯界定的傳統(tǒng)型+魅力型領袖，但他的接班人缺少了完整的傳統(tǒng)權威，也要忙於處理現(xiàn)實政治，不可避免地，只能成為法理型或魅力型領袖，要是還能作為領袖的話。屆時，對西藏傳統(tǒng)的演繹權，會先落入海外西藏文化協(xié)會一類白手套手中，更多《一個法國人和達賴漫談科學》、《達賴上的最后十四堂課》、《地球上最后一個會轉(zhuǎn)世的人》、《富喇嘛與窮喇嘛》一類叢書會應運而生。正牌達賴接班人會繼而發(fā)現(xiàn)，自己反而要通過把西藏傳統(tǒng)切割處理的流行文化來繼承「真正」達賴思想，否則他的威權會備受質(zhì)疑。結果，藏人的話語權、自決權，可能比達賴時代大幅下降。

　　單從利益而言，把達賴拖死再算的策略似乎對北京、對西藏，都不是上算。對懂得操控話語權、設定議題、弘揚軟權力、把建構主義運用得得手應手的西方社會而言，卻不啻是理想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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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國際關系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為中國民族主義與外交、反恐、中美關系、香港涉外關系等。耶魯大學學士及碩士、牛津大學博士，香港Roundtable社會科學網(wǎng)絡名譽主席。學術著作有《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等，非學術著作有《國際政治夢工場》等。

　　聯(lián)系作者：simonshen@cuhk.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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