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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國涌:1944年:一個新聞記者眼中的延安

發(fā)布時間:2020-06-08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1944年夏天,民間報紙——重慶《新民報》主筆趙超構(gòu)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走訪延安。7月30日起,他在重慶、成都兩地《新民報》先后連載《延安一月》,客觀、忠實地記錄了他在當時的“國中之國”延安的所見、所聞、所思,單行本一版再版,一紙風行,名動一時。陳銘德在序言說,他“對于延安事物,雖然有時是介紹,有時是批評,但自始至終,看不到有一句話是離開國民的公正觀點的!薄爸覍嵉慕榻B與自由的批評,是新聞記者應有的責任”。(蔣麗萍等《民間的回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169頁)趙超構(gòu)自稱“始終不過是新聞記事,它只能代表一個新聞記者對邊區(qū)的看法,它不是什么正式的調(diào)查書或裁判詞!保ā囤w超構(gòu)文集》第二卷,文匯出版社1999年版,759—760頁,以下不標明出處的都引自此書)近60年后重讀《延安一月》,我不無吃驚地發(fā)現(xiàn),短短43天的走馬觀花,33歲的趙超構(gòu)以一個新聞記者的眼光,洞察了許多細致入微的真相,在整個民族付出了難以想象的沉重代價后,尤其讓人有恍然大悟之感。

  

  毛澤東的號召:“ 魅力有如神符”

  

  盡管毛澤東和他們的談話始終圍繞著 “民主”這個中心議題,“我當時想,假如把毛先生這一番關(guān)于民主的談論摘出來,放在重慶任何一家報紙上做社評,也不至于引起特別感覺的!保645頁)但在趙超構(gòu)的眼中,“毛澤東是一個最能熟習中國歷史傳統(tǒng)的共產(chǎn)黨行動家”,“在他的行動中,《資治通鑒》和列寧史丹林的全集有同等的支配力!保647頁)早在1944年的延安他就已登上“神壇”:

  “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毛澤東目前在邊區(qū)的權(quán)威的絕對的。共產(chǎn)黨的朋友們雖然不屑提倡英雄主義,他們對于毛氏卻用盡了英雄主義的方式來宣傳擁護。凡有三人以上的公眾場所,總有‘毛主席’的像,所有的工廠學校,都有毛氏的題字。今年春節(jié),延安書店所發(fā)售的要人圖像中,毛氏的圖像不僅超過其他要人的圖像,而且是兩三倍的超過。

  ‘毛主席怎樣說’雖然不是經(jīng)典,但是‘響應毛主席的號召’依然是邊區(qū)干部動員民眾的有力口號!谔枠苏Z是共產(chǎn)黨宣傳工作的有力武器,而毛先生所提的口號,其魅力有如神符,在工農(nóng)分子眼中,‘毛主席’的話是絕對的,保險的!保646—647頁)

  

  “思想標準化”

  

  以一個新聞記者的敏銳,趙超構(gòu)發(fā)現(xiàn)——“除了生活標準化,延安人的思想也是標準化的!保654頁)人們對生活問題、政治問題等的看法幾乎都“千篇一律”,人們的思想“刻板一致”,“不管你所問的是關(guān)于希特勒和東條,還是,他們所答復的內(nèi)容,總是‘差不多’! “他們的思想,不僅標準化,而且定型了!边B“他們對于國內(nèi)外人物的評判,也幾乎一模一樣,有如化學公式那么準確!保654頁)“就是他們的私生活態(tài)度,也免不了定型的觀念,甚至如戀愛問題,也似乎有一種開會議決過的戀愛觀,作為青年男女的指導標準!保655頁)這還算不上什么,更奇怪的是,他們一致否認“思想標準化”并非出自“黨和政府”的直接管制,而是他們“認識一致”、“理解一致”。

  在物質(zhì)和精神生活貧乏的延安,“最缺乏的空氣是‘學院氣’或‘書卷氣’”并不值得奇怪。延安“擯棄了學院派的學說”,除了向“馬恩列史”學習,“但也可以說他們的理論水準,將以馬恩列史的理論為最高的界線。這結(jié)果,免不了要形成偏狹的思想,并且大大地限制了知識的發(fā)展!保656頁)這是一個“思想標準化”社會的必然趨向。

  

  “不像女人”

  

  延安的女性算不上一個特殊群體,她們幾乎已完全融入這個高度“革命化”、“一致化”的男性社會!坝捎邳h性,同志愛必然超過對黨外人的友誼;
由于黨性,個人的行動必須服從黨的支配;
由于黨性,個人的認識與思想必須以黨策為依歸;
由于黨性,決不容許黨員的‘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獨立主義’、‘分散主義’、‘宗派主義’。”(661頁)毫無疑問,在那里,黨性高于人性,尤其是“從那些‘女同志’身上,我們最可以看出一種政治環(huán)境,怎樣改換了一個人的氣質(zhì)品性!保662頁)

  “所有這些‘女同志’都在極力克服自己的女兒態(tài)。聽她們討論黨國大事,侃侃而談,旁若無人,比我們男人還要認真。戀愛與結(jié)婚,雖然是免不了的事情,可是她們似乎很不愿意談起。至于修飾、服裝、時髦……這些問題,更不在理會之列!保ㄍ希

  她們以“不像女人”為榮,“為什么一定要像女人”是她們執(zhí)拗的回答!罢紊罘鬯榱怂齻儛勖赖谋灸,作為女性特征的羞澀嬌柔之態(tài),也被工作上的交際來往沖淡了。因此,原始母權(quán)中心時代女性所有的粗糙面目,便逐漸在她們身上復活了。而我們也可以從她們身上直感到思想宣傳對于一個人的氣質(zhì)具有何等深刻的意義!”(663頁)

  趙超構(gòu)發(fā)現(xiàn),“至于女黨員的丈夫,那就一定是有黨籍的人;
女黨員嫁給非共產(chǎn)黨的男人,可以說絕對沒有!保662頁)在那個時代無數(shù)有關(guān)延安的報道中,像這樣細致而銳利的眼光還是罕有的。他曾以很多筆墨寫到丁玲,在文藝界座談會后的午餐上,“她豪飲,健談,難于令人相信她是女性!斕鹗成献罆r,她撿了兩件點心,鄭重地用紙包起來,似乎有點不好意思,解釋道:‘帶給我的孩子!缓蠓浅SH切地講了一陣孩子的事情。只有在這時,丁玲露出了她母性的原形!保670頁)

  他終于目睹了一個幾乎完全男性化的女作家“保留住最后一點女性”,這也是他為歷史留下的一個生動細節(jié)。

  

  對魯迅“敬而遠之”

  

  “在延安,形式上的檢查制度是沒有,替代它的是作者自動的慎重和同伴的批評。我知道延安人所說‘批評’的意義,就是用多數(shù)人的意見來控制少數(shù)人,在主觀上作家似乎不受干涉,可是敢于反抗批評的作家,事實上也不會有。所以,延安人自有理由說他們沒有檢查制度,而我們也可以說延安有一種批評的空氣,時在干涉作家的寫作!保692頁)

  “延安有許多事情出乎意料之外,比如魯迅的作品,我們總以為是應該大受延安人的歡迎的了,而事實上則并不流行!痹谘影驳母鱾書店中,文藝書籍印得最多的是秧歌和其他通俗讀物,還有高爾基的書,“魯迅的作品,我非常奇怪,竟是一本也沒有!北M管延安文藝界尊崇魯迅,“然而在目前的延安卻用不到魯迅的武器。魯迅的雜文,好像利刃,好像炸彈,用作對付‘敵人’的武器,自然非常有效;
可是,如果對自己人玩起這個武器來,卻是非常危險的!保677頁)

  1942年,王實味因一紙雜文“野百合花”闖下大禍,從那以后延安文壇對魯迅只能是“敬而遠之”了。除了“魯迅藝術(shù)學院”和高崗書架上看到過一部紅面精裝的《魯迅全集》之外,“我們實在看不到魯迅精神在延安有多大的權(quán)威。他的辛辣的諷刺,他的博識的雜文,并沒有在延安留下種子來。唯一的理由,就是目前的邊區(qū)只需要積極的善意的文藝,不需要魯迅式的諷刺與暴露。要是需要的話,那也只有在對‘敵人’斗爭的時候!保678頁)

  在“生活標準化”、“思想標準化”的延安,沒有“檢查制度”是因為不需要檢查制度。這位記者率直地對丁玲她們說:“我感覺這里只有共產(chǎn)黨的文藝,并沒有你們個人的作品”, “為了大家服務,應當放棄個人的主觀主義的寫作!保668頁)這是丁玲的辯護。魯迅雖然被奉在高高的“神壇”之上,魯迅的作品卻并不流行,書店里找不到一本他的書,一句話,延安不需要“魯迅精神”,“延安文藝政策的特色,是多數(shù)主義、功利主義、通俗第一,一切被認為‘小資產(chǎn)階級性的作品’,盡管寫得好,這里是不需要!保692頁)

  

  王實味的“認罪”

  

  當趙超構(gòu)見到“以‘野百合花’鬧出問題來的王實味”時,他說:“這種意外的會見,頗使我一時失措,因為我想不出適當?shù)脑拋砗退徽!鯇嵨秴s先開口談起他自己的事情來了。談話的神情完全像演講,時刻舞著手勢以加強他的語氣,說到他過去的‘錯誤’,他的表情嚴肅到可怕。有時,竟是聲色俱厲的!瓎柕剿罱纳,據(jù)說還‘在休養(yǎng)中’。據(jù)我的觀察,他的精神上所受的刺激,就在和我們會面的時候,也還是掩飾不了的。要說‘野百合花’事件在他心理上沒有留下一點創(chuàng)傷的疤痕,那是不可能的!保698頁)對此,他終生難忘,四十多年后,他還寫了《說說王實味的事情》:“王實味就是一個以言取禍的先例”,“比起‘文革’牛棚里的人是老前輩了!薄爸钡绞陜(nèi)亂中,我還不時想到王實味那副被整跨了的認罪表情!

  這些獨特的發(fā)現(xiàn),顯示了一個獨立的新聞記者的眼光。對此,毛澤東打心底里并不高興,1945年8月底,他們在重慶再次見面,毛當面說他“是個自由主義者”,其實這是婉轉(zhuǎn)的批評,但在趙超構(gòu)當時聽來無異是最大的褒獎。當然毛也肯定他在重慶這樣的地方寫《延安一月》這樣的文章“不容易”。

  

  “新民主主義”

  

  讓后人最為吃驚的是,趙超構(gòu)透過林林種種的表面現(xiàn)象,一眼洞見了“新民主主義”和延安政治背后實質(zhì)性的問題——

  “依我個人了解,新民主主義的國體觀念是富有彈性的,……主要的一點是依著客觀情勢,確定某階級是‘革命’的,不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而伸縮聯(lián)盟的范圍!保754—755頁)

  “我們最好的態(tài)度,是將‘新民主主義’看作是共產(chǎn)黨目前的‘政策’或‘政略’,而不要相信這就是共產(chǎn)黨的‘主義’。主義是有永久性的,它代表一種深遠的理想,而新民主主義則不過是共產(chǎn)黨在未能實行共產(chǎn)主義時的某一階段的政策!

  說到‘新民主’與我們所習見的舊民主的不同,重要之點在乎國體觀念。我們的民主觀念是以整個的國民為主體的,不分階層與宗派。新民主主義擯棄了‘國民’兩字,而正式以階級為主體,因此有‘什么階級和什么階級的聯(lián)合專政’等等的名詞。

  以‘舊’民主的眼光來看延安的‘新民主’而判斷其民主程度,我以為:在社會民主化方面,延安人的確有了一些成就,至少農(nóng)工兵的自尊心是提高了,肉體勞動是成了風氣了,兩性平等也確定了,干部不復有擺官架子的機會了,在吸引民眾參加公共生活一事上,延安人從老百姓所最關(guān)心切己的生產(chǎn)運動出發(fā),教會了他們開會、討論和組織。但是,狹義的政治方面的民主,則尚須保留評判。獨家經(jīng)營的《解放日報》、唯一存在的共產(chǎn)黨、行政官兼理的司法、各黨派沒有競爭機會的選舉,這從舊民主的標準看來,都還是缺憾!保756頁)

  從1936年到1944年,有多少中外記者曾訪問延安,這些深刻的問題,埃德加·斯諾沒有發(fā)現(xiàn),范長江沒有發(fā)現(xiàn),俞頌華沒有發(fā)現(xiàn),有了這些發(fā)現(xiàn),趙超構(gòu)的《延安一月》就不僅屬于新聞史,而且具有思想史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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