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是朱熹四書學的代表作，這兩部作品的內容之一，是將伏羲、神農(nóng)和黃帝引入道統(tǒng)，置于堯舜之上，并將道統(tǒng)心傳之原上溯至太極。在儒家經(jīng)典中，羲、農(nóng)、黃三位圣王見于《周易•系辭傳》，而太極范疇亦出于《系辭傳》，故朱子的新道統(tǒng)說乃是根植于易學的。朱熹在其四書學代表作品中推舉伏羲，又將太極觀念作為道統(tǒng)之原，說明其四書之學乃是以易學為依據(jù)的。朱子學中《易》與四書的這種關系，說明朱熹沒有將五經(jīng)的權威地位移除，也沒有將四書置于五經(jīng)之上。朱熹一生常常論及五經(jīng)與四書之關系，仔細考察相關文章和語錄，可知他在為學次第上把四書置于五經(jīng)之前，而在價值判斷上則把五經(jīng)置于四書之上，從未試圖貶低五經(jīng)的權威性。

　　一、易學思想之躍進與兩《序》之寫作

　　朱熹晚年改定了《大學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這兩篇四書學重要作品之完成，是以其易學思想之重大飛躍為背景的。具體說來，在改定兩《序》之前數(shù)年，朱熹的易學思想完成了從“《易》本卜筮之書”到“伏羲先天學為易學綱領”的躍進，這次思想飛躍促成了兩《序》的修定。

　　朱熹在四十六歲（淳熙二年，1175）前后提出了“《易》本卜筮之書”說，主張用占學方法解讀《周易》。所謂占學方法，是認為《周易》每卦每爻各為太極，包含無窮義理，主張將《周易》卦爻辭看作某種暗喻，讀者應根據(jù)不同情境，給予不同解說。朱熹用此方法解注《周易》，用不到兩年的時間草成《易傳》。但是，用占學方法解注《周易》，遇到了難以克服的困難，即“《易》中有象”而“象已失傳”之兩難困境。在《易傳》草成之后的數(shù)年間，朱熹一直苦悶于找不到合適的方法突破此兩難困境，于是邵雍之學逐漸引起了他的注意，蓋邵雍之學追問易象之所自來，提出所謂先天之學。

　　朱熹在五十歲左右曾印刻邵雍之書，表明他在這一時期特別關注了邵雍之先天學。[1]邵雍自稱其先天學為伏羲學，朱熹接受了這種說法，并在研究先天學的過程中逐漸確立了“伏羲先天學為易學綱領”的思想�！吨祆浼�》卷四十五《答虞士朋》第一書曰：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者，一理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一畫者二也�！皟蓛x生四象”者，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二畫者四也。“四象生八卦”者，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三畫者八也。爻之所以有奇有偶，卦之所以三畫而成者，以此而已。是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圣人又已分明說破，亦不待更著言語，別立議論而后明也。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然古今未有識之者。至康節(jié)先生，始傳先天之學而得其說，且以此為伏羲氏之《易》也。（《朱熹集》，第2137頁）

　　這封信寫于淳熙十二年（1185）即朱熹五十五歲前后，[2]信中評價伏羲先天學為“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表明朱熹易學思想發(fā)生了一次重要飛躍，即從“《易》本卜筮之書”跨躍至“先天學為易學綱領”。此后，朱熹找到了解《易》的新進路，從后天象的研究轉向了伏羲先天學之研究。

　　談到朱熹五十五歲前后易學思想的此次躍進，有兩事值得一提。第一事，他和袁樞討論《易學啟蒙》之《先天圖》時，作過一首詩：“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保ā吨祆浼�》卷三十八，第1686頁）所謂“無心涵有象”，是說伏羲畫卦，只是據(jù)其所見所想者隨手畫出，當時未必存想到極多極深的道理，而所畫之兩儀、四象、八卦，卻已蘊涵無窮的天地自然之理，后世文王之《易》、周公之《易》、孔子之《易》，乃至王弼、程頤之《易》，都是發(fā)揮伏羲所畫之卦的內蘊。該說將自古以來的所有易學看作是天理的漸次呈現(xiàn)，而且天理之無窮無盡的內蘊，亦必將在后世不斷開顯乃至無窮。在朱熹看來，這無窮無盡的天理，本來就具備于人心之中，只要“玩之久熟，浹洽于心”，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將“瞭于心目之間”，而其可驚可喜，可笑可樂，“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同上）而伏羲之偉大，就在于他挑開了人文機關，打開了人類認識天理的大門。第二事，朱熹曾塑伏羲像，欲奉之于武夷精舍。《朱熹別集》卷六《答黃商伯》云：“所問《先天圖》曲折甚善……近塑得伏羲象，欲奉之武夷精舍，恨賢者不能一來觀之耳。”朱熹一方面提出“無心涵有象”說，指認伏羲先天學蘊含著無窮無盡的天理；
另方面塑造伏羲像，欲供奉于武夷精舍，以便率弟子時時參拜之；
這兩個舉動，顯示出他已有把伏羲奉為儒家始祖之意。就是在此種情境下，他改定了《大學章句序》和《中庸章句序》。

　　二、從新道統(tǒng)說看易學在朱熹理學中的地位

　　朱熹首次為《大學章句》和《中庸章句》作序是在淳熙四年（1177），十余年后，又對兩《章句》作了全面修訂，并于淳熙十六年（1189）改定了兩書之《序》。[3]當時，他曾寫信給詹體仁說：“《中庸序》中推本堯舜傳授來歷，添入一段甚詳。”（《朱熹集》卷二十七，第1163頁）說明當時對兩《序》的修改，主要體現(xiàn)在道統(tǒng)說方面。朱熹在兩《序》中“推本堯舜傳授來歷”，當包括兩方面內容，即一方面確定道統(tǒng)圣王之排列，由堯、舜上溯至伏羲，另方面確定歷代圣王遞相傳授的內容，由“十六字訣”、“四字訣”上溯至伏羲學。先來看第一個方面，修改后的《中庸章句序》云：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圣神繼天立極，而道統(tǒng)之傳有自來矣。（《四書章句集注》，第14頁）

　　《大學章句序》有云：

　　此伏羲、神農(nóng)、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同上，第1頁）

　　《大學章句序》寫定于淳熙十六年二月，《中庸章句序》寫定于該年三月，二篇乃一時之作。《中庸章句序》之“上古圣神”顯即《大學章句序》之伏羲、神農(nóng)、黃帝、堯、舜。兩《序》把道統(tǒng)向上追溯至伏羲，是對道統(tǒng)說的重要發(fā)展。

　　道統(tǒng)說由孟子最早提出，孟子首倡的大道傳授之序為堯、舜、禹、皋陶、湯、伊尹、萊朱、文王、太公望、散宜生、孔子，其中以堯為最古。然而，縱覽五經(jīng)，堯并不是最古遠的圣王，《周易•系辭下傳》云：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包犧氏沒，神農(nóng)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神農(nóng)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十三經(jīng)注疏》，卷八，第74頁）

　　根據(jù)此說，在堯以前尚有羲、農(nóng)、黃三位圣王，分別肇始漁獵、農(nóng)耕等原始文化。孟子的道統(tǒng)說始于堯而不始于伏羲，可能由于當時《周易》在儒門中的地位比較低，影響比較小。也不排除其它可能性，例如《系辭》上下傳成書可能較晚，孟子未及見到。

　　孟子之后的三百年間，《周易》在儒門的地位迅速上升，于是《系辭傳》之羲、農(nóng)、黃開始受到關注。兩漢之交，古文經(jīng)學大師劉歆作《世經(jīng)》，追溯古代帝王世次，即明確以伏羲為首，其說曰：“《易》曰‘炮犧氏之王天下也’，言炮犧繼天而王，為百王先。”（說載《漢書•律歷志》，見《漢書》第1011頁）并開列出伏羲、神農(nóng)、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禹、湯、武王之圣王譜系。劉歆以伏羲氏為百王先，與他推崇《周易》的經(jīng)學思想是一致的�！稘h書•藝文志•六藝略》取自劉歆《七略》，其中將六經(jīng)之序定為《易》、《書》、《詩》、《禮》、《樂》、《春秋》，云：“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
《詩》以正言，義之用也；
《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
《書》以廣聽，知之術也；
《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與天地為終始也。至于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保ā稘h書》，第1723頁）在劉歆那里，《易》在經(jīng)典系統(tǒng)中之六經(jīng)之首、五經(jīng)之原的地位，與伏羲氏在帝王譜系中之“百王先”的地位顯得十分協(xié)洽。

　　東漢以降，《易》為五經(jīng)之首、伏羲氏為百王之先已成多數(shù)學者之共識，而韓愈、程頤等人所述的道統(tǒng)說，仍延襲孟子的始于堯、舜的舊說，這在理論上當然是一種瑕疵。朱熹修訂道統(tǒng)說，把伏羲列為首位，使道統(tǒng)說前五位圣神及其次序，與《周易》所述完全一致，表明道統(tǒng)說所依據(jù)的經(jīng)典系統(tǒng)，已由孟子的《詩》、《書》、《禮》、《樂》轉為《易》、《書》、《詩》、《禮》、《春秋》，從而使道統(tǒng)說與東漢以來儒家經(jīng)典系統(tǒng)相協(xié)洽。

　　朱熹之新道說還有另一方面的貢獻，即追溯道統(tǒng)遞相傳授內容，由“十六字訣”溯至“四字訣”，由“四字訣”溯至伏羲學。《中庸章句序》云：

　　蓋自上古圣神繼天立極，而道統(tǒng)之傳有自來矣。其見于經(jīng)，則“允執(zhí)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四書章句集注》，第14頁）

　　序文認為，古來圣賢前后遞相傳授之內容，經(jīng)歷了由伏羲學到堯傳舜之“允執(zhí)厥中”，再到舜傳禹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zhí)厥中”的由微至顯的過程。其中伏羲學屬于無文字階段，“四字訣”和“十六字訣”屬于有文字階段。紹熙五年（1194）十二月，朱熹筑成滄洲精舍，率諸生行釋菜之禮，祝文曰：“恭惟道統(tǒng)，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圣……周程授受，萬理一原�！保ā吨祆浼�》卷八十六，第4446頁，《滄洲精舍告先圣文》）察祝文之意，前圣后圣之心傳雖各有面目，卻是“萬理一原”的，自伏羲、黃帝挑開人文機關，歷代圣賢各自開顯“萬理一原”之內蘊，到孔子得以集厥大成，周子程子遙繼孔子，又使道統(tǒng)不墜。后來，朱熹大弟子陳淳鋪陳朱熹之意云：“粵自羲皇作《易》，首辟渾淪，神農(nóng)、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tǒng)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為三綱五常之主。皋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躋天下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集群圣之法作六經(jīng)，為萬世師。”（《北溪大全集》卷十五，《師友淵源》）直截揭出“羲皇作《易》”為道統(tǒng)傳授之始。在朱熹師弟的觀念中，后世儒家經(jīng)典，無不是“萬理一原”之漸次展開，而伏羲氏首辟渾淪，畫卦作《易》，乃是“萬理一原”之曙光初露。在此種觀念下，儒家之全部經(jīng)典，都可追原于易學中之伏羲學。

　　三、朱熹關于五經(jīng)、四書之先后、上下次序的論說

　　朱熹整理和研究的儒家經(jīng)典當包括三部分，即五經(jīng)，四書，以及北宋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等諸子著作。關于這些經(jīng)典之間的關系，朱熹曾有論述，一曰：

　　四子，六經(jīng)之階梯�！督�思錄》，四子之階梯。（《朱子語類》卷一○五，第2629頁）

　　文中“四子”即四書，“六經(jīng)”即五經(jīng)，《近思錄》即北宋諸子之說。全句意思是說，四書的地位高于北宋諸子著作，五經(jīng)的地位又高于四書，學者治學，應當由《近思錄》上升到四子，再由四子上升到五經(jīng)。二曰：

　　上古之書莫尊于《易》，中古后書莫大于《春秋》。（同上，第1659頁）

　　文中“上古”指伏羲、神農(nóng)、黃帝之世，“中古”指文王、周公之世，“中古后”指孔子以降。[4]全句意思是說，《易》、《書》、《詩》、《禮》、《樂》諸書以《易》為尊，其后之書以《春秋》為大。今以下表，表示朱熹的經(jīng)典系統(tǒng)：

　　經(jīng)典 作者或編者

　　《易》 ︱伏羲、文王、周公、孔子

　　《書》《詩》《禮》《樂》 ︱周公、孔子等

　　《春秋》 ︱孔子

　　《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

　　北宋諸子著作 ︱周子、張子、二程等

　　由這張表清楚地看到，經(jīng)典之次與道統(tǒng)圣賢之次相吻合，從而構成一富于邏輯性的系統(tǒng)。在這一系統(tǒng)中，太極是最終根據(jù)，伏羲是最早圣王，《周易》是最高經(jīng)典。

　　有學者認為朱熹有意把四書置于五經(jīng)之上，這些學者嘗征引朱熹《書臨漳所刊四子后》中的一段話：“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言，然后及乎六經(jīng)。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作為論據(jù)，其實，這段話恰好是朱熹推崇六經(jīng)的證據(jù)。我們來看《書臨漳所刊四子后》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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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人作經(jīng)以詔后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圣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為無所用其心矣。然去圣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shù)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于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后及乎六經(jīng)。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jīng)，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后之。且考舊聞，為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于此者，附于其后，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于《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為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于此云。紹熙改元臘月庚寅，新安朱熹書于臨漳郡齋。（《朱熹集》卷八十二，第4255頁）

　　朱熹于淳熙十六年（1189）十一月改知漳州，紹熙元年（1190）四月抵郡，十月刊《易》、《書》、《詩》、《春秋》四經(jīng)，十二月又刊行四書，故有此跋之作。梳理跋文要點，大致有五：一、六經(jīng)難讀，四書易讀；
二、程子教人，以六經(jīng)為標的，以四書為階梯；
三、既刊四經(jīng)，復刊四書，是為輔助漳州子弟按序為學；
四、以程子之言附四書后，作為研讀四書之一助；
五、建議學者先讀《孟子》，而后讀《中庸》。這篇三百余字的跋文，以六經(jīng)為標的，以四書為進路，以程子之書為佐助，其思想與“四子，六經(jīng)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完全一致。[5]謂朱熹在為學次第上把四書置于六經(jīng)之先則可，謂朱熹在價值判斷上把四書置于六經(jīng)之上則不可。

　　朱熹倡導的教育程序，是先小學，再四書，再《詩》、《書》、《禮》、《樂》，《易》和《春秋》沒有列入，[6]但這絕無貶低《易》與《春秋》的意思。蓋朱熹之意“非教人之書”、“是圣人事，非學者可及也”（《朱文公易說》卷十八）。

　　綜結上述討論，朱熹不但把伏羲學看作是易學之綱領，還把伏羲學看成四書學乃至整個儒學之剛領，他在《答呂子約》中曾說：“伏羲、神農(nóng)見《易大傳》，乃孔圣之言，而八卦列于六經(jīng)，為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朱熹集》卷四十八，第2334頁）推廣此意，可知朱熹一旦置伏羲和《周易》于道統(tǒng)之首，其理學便如人身有首一樣了。

　　參考文獻

　　《四書章句集注》，1983年，中華書局。

　　《朱子語類》，1994年，中華書局。

　　《朱熹集》，1996年，四川教育出版社。

　　《朱文公易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原本周易本義》，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十三經(jīng)注疏》，1980年，中華書局。

　　《漢書》，1962年，中華書局。

　　《北溪大全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勉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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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朱熹集》卷二十六《與曹晉叔書》：“近刻康節(jié)書納一本，他無可寄也�！本矶�十四《答呂伯恭》：“康節(jié)刻成甚久，何故不曾寄去耶？今往五本�！标悂硐壬�《朱子書信編年考證》考證兩書皆作于淳熙七年，時朱熹五十一歲。

　　[2] 在該信中，朱熹批評了時人趙善譽所著《趙氏易說》。趙善譽事跡見于樓鑰《攻媿集》卷一百零二《朝奉郎主管云臺觀趙公墓志銘》，據(jù)銘文，我們知道趙善譽在淳熙十一年（1184）至十三年（1186）曾提舉荊湖北路常平茶鹽，而《朱熹集》卷四十五《答虞士朋》第二書恰好說道：“昨承寄示趙倉《易》、《論語》說，足浣愁疾。”宋代稱提舉常平茶鹽為“提倉”，信中稱趙善譽為“趙倉”，說明朱熹見到《趙氏易說》并發(fā)表議論是在趙善譽提舉荊湖北路常平茶鹽期間，即淳熙十一年至十三年。因此，《答虞士朋》第一書的寫作時間當在淳熙十一年至十三年之間。

　　[3] 參見束景南先生《朱熹年譜長編》（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585-588頁、第955-956頁之考證。

　　[4] 朱熹《原本周易本義•易五贊•述旨篇》曰：“昔在上古……乃生圣人……始畫奇偶。……降及中古……穆穆文王……系此彖辭。……爰暨末流……大哉孔子……乃作彖象，十翼之篇�！眲t伏羲在上古，文王、周公在中古，孔子以降為中古后。

　　[5] 黃榦《勉齋集•復李公晦書》云：“先《近思》而后四子，卻不見先生有此語。陳安卿所謂‘《近思》，四子之階梯’，亦不知何所據(jù)而云�！比弧稌�臨漳所刊四子后》的思想與“《近思》，四子之階梯”不悖，陳淳所記，不為無由。

　　[6] 朱鑒編《朱文公易說》卷十八：“人自有合看底書，如《大學》、《語》、《孟》、《中庸》等書，豈可不讀？此四書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學底道理，與其為學之次序。然后更看《詩》、《書》、《禮》、《樂》。某才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識那為學之序。《易》自別是一個道理，不是教人底書�！�

　　(該文發(fā)表于<哲學研究>200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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