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全新的社會,要有一門新的政治科學”,托克維爾用這句話為《論美國的民主》破題。誠然,平等的權利觀念和民主已經在新舊大陸變?yōu)楝F(xiàn)實,而且浩浩蕩蕩,勢不可擋。但是,這門新科學,或者托克維爾考察美國的目的,僅僅就是告訴法國人民這不可逆轉的趨勢嗎?這思想和趨勢不就是來自于法國嗎,而且在法國大革命中不早就展現(xiàn)其力量了嗎?顯然,托克維爾另有深意:他的第一部不朽著作透露的乃是自由如何在民主社會中可能。

　　十幾年過去后,作為貴族的后代和政治上失敗的國會議員和外交部長,同時又作為偉大的自由主義者的托克維爾,在反思法國幾十年專制與革命不斷循環(huán)而不得自由的時候,他選擇的是回望1789年法國大革命;其思考的結果,就是150年前出版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現(xiàn)代政治的核心問題

　　托克維爾真正洞察了現(xiàn)代政治的本質,那就是自由權利的平等(此平等是指一種和貴族特權相對的平等權利觀念,而非十九世紀中葉以后的經濟平等觀念),以及民主作為唯一可能的統(tǒng)治合法性來源。這是不可避免、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不僅僅在法國,而是在整個歐洲�！敖裉�,舉世的人都被一種無名的力量所驅使,人們可能控制或減緩它,但不能戰(zhàn)勝它,它時而輕輕地,時而猛烈地推動人們去摧毀貴族制度”,“身份平等的逐漸發(fā)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民主豈能止步不前”。

　　所以,在評價法國大革命的時候,托克維爾并不同意伯克的保守觀點。伯克對法國人說:“你們何不因循你們古老的傳統(tǒng)?你們何不恢復你們古老的特權?倘若你們無法恢復你們祖先體制的隱失的面貌,那么你們何不將目光移向我們英國?”相反,托克維爾指出,伯克沒有看清楚現(xiàn)代政治的本質,“問題的要害正在”“革命恰恰是要廢除歐洲共同的舊法律”;但另一方面,托克維爾和他的前輩伯克是心靈相通的,伯克說的是“何不恢復古老的權利”,這種權利在法國是“隱失的面貌”,這才是關鍵之處,也是托克維爾欲求而不可得的東西:肇始于路易十四的君主專制和行政集權已經讓法國的貴族制度失去了美德和品格,貴族變成了食利階層,無法成為政治上的領導者;而平等觀念的展開也使得貴族制度在普通國民心目中喪失了信譽。也就是說,法國已經沒有英國那樣可以保守的政治能力和資源,甚至也無法重新恢復,再去一步一步地演化為現(xiàn)代民主制度;相反,法國的舊制度(托克維爾用這個詞特指路易十四以來的種種專制集權制度而非過往的貴族制度)為大革命做好了鋪墊。這才是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主題。

　　所以,正是因為后者,托克維爾絲毫沒有貶低英國貴族制度轉向民主的優(yōu)越性,他甚至羨慕,倘使法國有這種可能性甚至有一點機會,托克維爾都不會反對法國也選擇這條道路。誠然,平等與民主是現(xiàn)代政治的本性,卻并不代表他認為這是最高的價值,也不是說就要任著這天性任意恣肆;相反,托克維爾視自由為最重要的價值,而他關注的是如何去馴化可能危及自由的民主和民主化過程。在托克維爾看來,平等是現(xiàn)代政治的天性,而自由則是現(xiàn)代政治的藝術。天性固然不可遏制,但藝術方顯政治精髓。

　　所以,托克維爾不是保守主義的伯克,他不為貴族制度的消逝而挽歌,也并不指望法國能夠重建貴族制度以獲取自由;但是,托克維爾同樣不認可以盧梭為代表的人民主權理論。托克維爾關注的是:在一個不可避免的走向平等和民主的時代中,如何保存自由?也就是說,自由如何在民主政治以及民主化過程中可能?民主政治又需要何種制度保障,而民主化需要哪些方面準備?前者是托克維爾考察美國民主的根本所在,后者是托克維爾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根本。這就是現(xiàn)代政治的核心論題,也是他為“全新的社會”建設的政治科學。

　　通往現(xiàn)代政治的三條道路

　　平等和民主是現(xiàn)代政治不可避免的趨勢,但在托克維爾的時代,存在的是三種(而不是兩種版本)的通往民主政治——或者用今天的時髦術語,“民主化”的可能性。托克維爾正是站在這種比較的角度來反思法國大革命這條道路的。

　　對于托克維爾而言,要考察的不僅僅是英國貴族制度邁向民主制度,和美國在無專制君主的條件下建立起民主這兩條道路及其區(qū)別,還有法國這樣的君主專制國家的民主化歷程。論者如果僅僅將問題對立為所謂的美國平民的自由和英國貴族的自由,就恰好忘記了托克維爾還嚴肅地討論過專制者一人的自由和公務員貴族的自由!

　　事實上,英、法、美三國的歷史實踐,昭示了邁向民主制度的三種方案。

　　第一種方案來自英國,特點是重視自由勝于重視平等。由于保存有較為完好的貴族制度,“自十七世紀以來,封建制度已基本廢除,各個階級互相滲透,貴族階級已經消失,貴族政治已經開放,財富成為一種勢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賦稅人人平等,出版自由,辯論公開�！彼�以在英國,通往民主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正是這些新事物一點一滴巧妙地滲入這古老的軀體,使之復蘇和免于瓦解,并在保持古老形式的同時,灌輸新鮮活力。十七世紀的英國已經完全是一個現(xiàn)代國家�！蓖锌司S爾已經非常明確地指出,英國并不是舊社會,而完全是一個現(xiàn)代國家,如果有人認為把革命后的法國和美國作為二元對立不甚恰當?shù)脑?那么把英國和美國作為二元對立就更是曲解了托克維爾的意思:英國顯然代表了“通往現(xiàn)代政治”的一種可能性,無視英國以及它的杰出思想家伯克等對于現(xiàn)代憲政制度、代議制民主和政黨制度等的貢獻,是一種虛妄。對于英國而言,擴大享受自由權利的范圍,是在一點一點地完成,是一個逐漸演化的過程。

　　第二種方案來自法國,特點是重視平等勝于重視自由。法國有和英國一樣的貴族制度,一樣的司法獨立,一樣的自治傳統(tǒng)和一樣的自由精神。但是始于十七世紀末期的中央集權化過程,使得貴族失去了政治權力和品格,取而代之的是王權專制和行政官僚,“這便是國家行政機構,它建立在地方權力廢墟之上,向四面延伸;這便是日益取代貴族統(tǒng)治的官吏等級制度”;這時,貴族僅僅是作為食利和特權階層而存在,自然激起平民更大的憤怒,與之類似的還有宗教;行政集權還對司法、地方議會等制度不斷實施打擊,王權和依附其上的行政組織成為社會依靠的唯一對象;同時,中央集權體制使得社會原子化,民眾直接面對國家,當然也把所有希望和怨恨都給予國家;集權制度還使得知識分子不是從事實際的政治,而是一種抽象的文學政治,甚至構建了一些革命的話語。這時的法國,不但失去了自由,而且并不平等,但是自由和平等的思想卻盛行,這一切,使得大革命變得很難避免,大革命帶來的是平等和專制并存的法國,從此法國開始了漫漫的祛除專制和找回自由的政治歷程,托克維爾一生的從政經歷以及政治思考,都是在為此而奮斗。

　　第三種方案來自美國,特點是對平等和自由都給予了均等的重視。這里沒有專制君主和貴族制度的困擾,一開始就能基于平等的原則立國,而美國人又繼承了英國政治的傳統(tǒng),懂得自由的寶貴和用制度維持自由的技藝——平等和民主是現(xiàn)代政治的天性和美國的幸運使然,而一個保護自由的精巧的政治制度才是美國開國者最杰出的藝術和貢獻。而這一點,顯然與英國的貴族制度、地方自治、司法獨立、宗教傳統(tǒng)等是一脈相承。

　　這就是托克維爾時代已經發(fā)生的三種方案:那就是英國的“貴族+演化”道路,法國的“專制集權+革命”方式,和美國的“憲政民主”立國——事實上,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僅僅一處,但是異常重要地提到了第四種方案的可能性,這段話和他全書認為只有貴族制度才具備保持自由的同時擴大平等的可能性的觀點并不盡同:“專制君主本來可以成為危險較小的改革家……如果當初由專制君主來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們有朝一日發(fā)展成一個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權的名義并由人民進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們成為自由民族。”也就是說,在法國的舊制度下,是否也有君主能夠看清歷史大勢,培育改革環(huán)境并果斷實施改革而避免革命,實現(xiàn)政治轉型的可能性?而真有這種可能性存在的話,這種變革方式要優(yōu)于人民民主主權名義下的大革命方式!因為前者能夠發(fā)展成為自由民族,而后者則使得專制像惡魔一樣纏住法國。他還專門強調了這個觀點的重要性“要理解我們這場革命的歷史,千萬不要忘記上述觀點。”事實上,連民主主義者杰斐遜晚年也指出:“假若十八世紀的君主們能夠致力于漸進性地改革環(huán)境,為了進步性的提高而做有益的進步性的調節(jié),那他們的臣民就不會被迫通過流血和暴力去尋找輕率和破壞性的革新�！笨上�,法國的君主并無這個政治智慧和預見性,但是后來有的專制君主或者專制領導人卻從這里吸取了教訓:為了避免革命,必須實施改革。歷史表明:這第四種方案在很多有著中央集權傳統(tǒng)的國家成功了,但是也有很多國家的領導人試圖實施這種改革卻失敗了。

　　所以,就比較三種方案而言,托克維爾欣賞美國的民主制度,但并不代表他貶損英國的民主化過程。但英國的初始條件終究是遠遠比法國幸運的,法國的“舊制度”才是托克維爾論著中的反題。貴族制度的基礎使得英國在“民主化”中保存了自由,同時這種自由權利不斷擴大,一種相對穩(wěn)定的演化過程實現(xiàn)了平等的自由權利;而專制制度下的法國則是急風驟雨,但在“民主化”過程中丟了自由。托克維爾顯然更加欣賞英國方案,在英國,“英國貴族的杰作是使社會各民主階級長期地相信共同敵人是國王,因而使貴族終于變成了各民主階級的代表,而不再是他們的主要對手�！倍�在法國,“法國貴族遠非其他階級的首領,無法和其他階級一起反抗王權的專橫。”

　　所以,盡管托克維爾全書的主旨在于告訴我們“路易十四的中央集權制度已經使得法國革命不可避免”,但他依然設想過法國邁向民主政治有更好的方案或者機會,比如一種英國方案的變體。在他對法國朗格多克三級會議(英國制度的翻版)的研究中,他在結尾處寫道:“由于有了朗格多克這種特殊政體,新的時代精神才得以平穩(wěn)地滲透到這古老的制度中,它什么也不破壞,就改變了一切�！彼�依然認為新的時代精神必須得到實現(xiàn),但是英國或者朗格多克的“平穩(wěn)滲透”版本顯然要遠遠好過大革命版本,他比較后寫到:“其他各處本來也是可以這樣辦的。倘若當初那些君主不是僅僅考慮坐穩(wěn)江山,他們只要把用于取消或歪曲省三級會議的一部分的頑固勁頭和氣力拿出來,就足以使省三級會議依照朗格多克方式臻于完善,并使之全部適合現(xiàn)代文明的需要�！比绻�說,英國貴族制度下是相當自然的演化出這種“平穩(wěn)滲透”的話,那已經中央專制集權的法國要想實現(xiàn)這種“平穩(wěn)滲透”,則必須依靠富于政治智慧而不僅僅考慮坐穩(wěn)江山的專制君主了�；蛟S這就是托克維爾設想的專制君主領導的革命吧,也就是前文說的第四種通往現(xiàn)代政治的方案。

　　總之,僅僅是因為大革命前法國將近一百年的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法國貴族在大革命前已經不具備英國貴族的政治權力和品格,所以托克維爾不像伯克那樣譴責法國革命和試圖重建貴族制度。法國并不具備像英國這樣推動漸進演化的主導力量,從而使得革命不但變?yōu)椴豢杀苊?革命也由此具備了道義上的合法性,它至少為既無自由也無平等的專制法國帶來了平等,“而且在長時期內,它還將使所有想腐蝕或奴役別人的那類人不得安眠”,雖然發(fā)生于舊制度的大革命并沒有帶來自由的新制度——這是“舊制度”的悲劇,也是“大革命”的不幸。

　　舊制度、大革命與“新”制度

　　托克維爾并未如保守主義或者保守的自由主義一樣譴責法國大革命,相反,他在《舊制度與大革命》的開篇和結語都贊揚這場革命,“這是青春、熱情、自豪、慷慨、真誠的時代,盡管它有各種錯誤,人們將千秋萬代紀念它”,“這就是1789年,無疑它是個無經驗的時代,但它卻襟懷開闊,熱情洋溢,充滿雄勁和宏偉:一個永世難忘的時代,當目睹這個時代的那些人和我們自己消失以后,人類一定會長久地以贊美崇敬的目光仰望這個時代。”

　　但正如上文已經提到,說到底,托克維爾為什么要為舊制度感到惋惜呢?一個形存實亡的貴族制度,一個不復自由的專制制度!托克維爾為什么要譴責大革命呢?既然法國已經喪失貴族政治之自由品格而只殘留食利階層,既然這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已經深入骨髓,既然這“最專制的政府也能夠與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結合在一起,乃至壓迫人還要擺出若無其事的可笑樣子”。

　　既然自由早就消逝,革命就有其價值。在托克維爾看來,至少有兩條原因彰顯了法國革命的價值:第一,法國革命使得在法國,平等的思想演變?yōu)楝F(xiàn)實,即便自由權利并未擴大,但是每個人都能更加平等地享有自由;其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法國革命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民主革命,還深刻地影響了其他國家,甚至包括英國�！胺▏�人從英國法律中吸取了憲政自由的原則和法律秩序的思想。在英國見到的若干民主風尚以及在那里宣揚的公民平等的大部分理論,看來都來自法國�！彼�也充分評價甚至預言了法國革命將對整個人類歷史的影響:“最了不起的,并不在于法國革命使用了各種手段,創(chuàng)立了各種思想:偉大的新事物在于,那樣眾多的民族竟達到這樣的水平,使他們能有效地使用這些手段,并輕而易舉地接受這些準則�！边@點在他身后50年、100年甚至更遠的將來都還會長久的產生外溢效果。

　　然而,也正是因為革命前的舊制度,不但使得法國不能像英國那樣從貴族制度在保持自由的同時演化出新制度(托克維爾設想但不奢望這點),更可悲的是,“他們的成就遠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們自己最初要想象的要小”,大革命沒有帶來自由,反而是更加中央集權的政治,其原因恰好在于“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從舊制度繼承了大部分感情、習慣、思想,他們甚至是依靠這一切領導了這場摧毀舊制度的大革命;他們利用了舊制度的瓦礫來建造新社會的大廈,盡管他們并不情愿這樣做”,“專制制度使得連革命者都無可避免的打上專制的深深烙印”。所以,“民主革命掃蕩了舊制度的眾多體制,卻鞏固了中央集權制”,“這是舊制度的產物,并且我還要進一步說,這是舊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來的政治體制的唯一部分,因為只有這個部分能夠適應大革命所創(chuàng)建的新社會”。這根深蒂固的專制制度啊!“舊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習慣在1789年突然消失,在幾年后重又出現(xiàn),恰如某些河流沉沒地下,又在不太遠的地方重新冒頭,使人們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狈▏�革命并未換來自由,這點,正是讓托克維爾一生痛心疾首

　　的。

　　舊制度,摧毀了法國貴族的政治領導能力以及演化成民主制度的可能性,造成中央集權行政體系和法國人民的分崩離析也就為大革命鋪設了條件,還使得大革命之后的法國依然無法獲取自由而只能不斷加強中央集權,而“只要平等與專制結合在一起,心靈與精神的普遍水準便將永遠不斷地下降�！蓖锌司S爾痛恨和詛咒的,正是這個舊制度。專制制度下產生了一種變態(tài)的政治文化,“如果說這種不正規(guī)的、病態(tài)的自由為法國人推翻專制制度準備了條件,那么,這種自由使法國人比其他任何民族也許更不適于在專制制度的遺址上,建立起和平與自由的法治國家。”而且更為可怕的是,這種專制和革命的文化如此深刻地影響了法蘭西,成為未來法國政治的一個主線:“統(tǒng)治者垮臺了,但是他的事業(yè)中最本質的東西仍然未倒;他的政府死亡了,他的行政機構卻繼續(xù)活著,從那以后人們多少次想打倒專制政府,但都僅僅限于將自由的頭顱安放在一個受奴役的軀體上。”托克維爾寫此書的時候大革命已經結束六十多年,然而法國依然不見自由的蹤影,幾年前他在《回憶錄》中就寫道:“在法國只有一件事實我們干不成的:自由政府;只有一件事物是不能摧毀的:中央集權。它怎么會滅亡?”今天,當我們再回首看托克維爾的感嘆的時候,我們不僅要想:舊制度、大革命與“新”制度的故事,僅僅在法蘭西一次又一次的上演嗎?

　　一句話,在托克維爾看來,相對于英美,法國并未能給現(xiàn)代政治的核心論題一個滿意的答案。那么,他給出答案了嗎?

　　革命之后的自由

　　既然歷史趨勢不可阻擋,既然初始條件無法選擇,兩者一起造成變遷道路就很難避免(盡管托克維爾設想過其他可能性),這些一起造成歷史后果無法逆轉。那么,托克維爾關心的就是自由在革命后的集權國家如何重建?或者說,繼續(xù)去回答他的核心問題:自由如何在民主政治以及民主化過程中可能?

　　托克維爾英年早逝,他希望寫的關于法國革命的第二部著作并沒有完成。他僅僅回答了舊制度是如何制造出毀滅自己的大革命,但他并沒有詳細展示大革命后的中央集權制度,應該如何摧毀專制,又如何實現(xiàn)自由?不過,盡管托克維爾沒有提供給我們系統(tǒng)的解決方案,或許根本也不存在這樣的建構性的方案,但是,在他的著作中,我們能夠零散的看到:他反對什么,他又支持什么?

　　托克維爾把自由定義為“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統(tǒng)治下,能無拘無束地言論、行動、呼吸的快樂�！彼�并不看好在人民主權名義下進行的革命,他雖然沒有從理論上對盧梭的人民主權理論展開完整的批評,但他認為要在制度上實現(xiàn)權力的分立和彼此制衡,要從傳統(tǒng)中挖掘保障自由的東西比如宗教,同時要努力形成一個公民社會,這些是防止絕對權力的關鍵,也是政治成熟的標志。

　　托克維爾所推崇的顯然是來自于孟德斯鳩和美國開國者的憲政制度,如用立法權和司法權來限制行政集權,用聯(lián)邦制度來限制中央集權,只不過他所處的時代使得他能夠觀察是否采納這些憲政制度對于政治生活和公民自由的實際影響。他不是孟德斯鳩和開國者這樣的設計者,而是觀察到政治效果的科學家。他指出“當議會擁有壓倒一切的權力時,中央集權制成為有名無實”,還正確地指出議會制并不能夠代表人民主權,英國議會“愛惜地方自由并非因為它尊重地方自由,而是因為身為立法權,它找不到得心應手的制服地方自由的有效手段�！�

　　但是,在革命后法國這樣更加行政集權,地方分權制度并無蹤影時,還有其他資源嗎?托克維爾認為要挖掘社會傳統(tǒng)中一切有助于保持自由和抵御專制的因素為未來重建自由制度作準備。他首先談到宗教自由。托克維爾認為基督教是保護自由的重要資源,大革命之所以開始選擇基督教作為供給對象,“并非因為它是一種宗教教義,而是因為它是一種政治制度”事實上,“基督教乃至天主教中,并沒有什么東西是與民主社會的精神絕對對立的,有好多東西甚至對民主社會大為有利。”

　　托克維爾最為看重的乃是鄉(xiāng)鎮(zhèn)自治和結社自由這兩條。因為他始終認為國家除了君主(無論是舊君主還是新專制者)和民眾以外,必須有各種各樣的中間政權機構和中層組織,來限制中央集權,保障公民自由,訓練政治參與,促進公民精神。既然舊制度和大革命一起夷平了貴族這一天然的中間政權和社團組織,那么地方自治和結社自由就成為新的手段。今天,我們稱之為公民社會。

　　托克維爾的著作多處談到這點,這大約是他認為政治自由能得到保證的最好制度安排。他說,“沒有比貴族制更有利于地方行政制度的建立和維持久遠了�！睂τ诿绹�這樣的新生民主,“英國人的地方分權制度發(fā)揚光大:市鎮(zhèn)變成幾乎獨立的市政府,成為某種民主共和國�！睂τ诟锩�后更加中央集權的法國,托克維爾指出,從集權制度中奪回權力是很困難的,“或是因為難于從當權者手中奪取權力,或是因為難以知曉委托誰來使用權力”,但是“當一個民族一旦接受了人民主權原則,當知識在那里已經普及,當治國科學已臻完善,在人們已經嘗到過集權的政府的苦頭時,就會經�？吹骄幼⊥馐『统鞘械墓�民們如何在他們中間努力創(chuàng)建某種集體政權,來處理他們的自身事務。”事實上,法國一直沒有擺脫中央集權和獨尊巴黎的事實。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法國才開始大規(guī)模的地方分權改革,包括把地方官員的任命制逐步改為選舉制,同時賦予地方官員直接選舉產生而使得其具備獨立權力。這,已經是大革命二百年之后了。

　　托克維爾指出,擴大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以建立公民社會是關鍵。特別是結社自由,因為如果言論自由也被鉗制的話,至少還會有基本的結社權利,只有為數(shù)極少的最為專制和殘暴的政府才會讓公民道路以目。本來,“在貴族制國家,貴族社團是制止濫用職權的天然社團”,那對于沒有或者鏟平貴族的民主國家而言呢?“結社自由已成為反對多數(shù)專制的一項必要保障�！�

　　事實上,鄉(xiāng)鎮(zhèn)自治、結社和形成公民社會對于專制國家的作用包括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防止社會造成的崩潰性革命或者戰(zhàn)爭。托克維爾指出,革命前的法國,是一個中央集權控制地方、控制社會、控制所有團體、控制言論以至于形成大眾社會的國家,“由于中央政權已經摧毀了所有中間政權機構,因而在中央政權和個人之間,只存在廣闊空曠的空間,因此在個人眼中,中央政權已成為社會機器的唯一動力,成為公共生活所必須的唯一代理人……正是獨夫體制,天長日久,使人們彼此相似,卻對彼此的命運互不關心,這是獨夫政體的必然后果�！�…最后,作為其基礎的社會一旦動搖,這座君主的宏偉大廈頃刻之間就會全部毀滅�！比伺c人之間彼此疏離的社會正是最后造成大革命的根源。二十世紀的政治更深刻地說明了這一點,在康瑟豪斯對于大眾社會的政治(Politics of Masssociety)的論述中,在阿倫特、阿隆關于極權主義的論述中,一個夷平了社會中問團體的政治,給本國或者其他國家?guī)�來多大的危�?而其統(tǒng)治又是何等的脆弱,必然為戰(zhàn)爭或者革命所摧毀——他們的論著都從托克維爾那里吸收了養(yǎng)分

　　公民社會第二個方面的作用是為未來的制度改革做好社會準備。帕特南對意大利民主制度改革的經典研究《民主運轉起來》提供了最好的說明:同樣實施的政治制度改革,在有著公民社會傳統(tǒng)的意大利北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在有著專制傳統(tǒng)的南部,則效果大打折扣。而東歐的公民社會運動也告訴人們,在一個夷平任何其他政治組織的國家,公民社會可以創(chuàng)造出多大的能量,可以用以前不能想象的和平手段,去改變一個仿佛不可能挑戰(zhàn)的強權,并為之后的制度轉型和民族和解做好準備。

　　到今天,我們已經清楚地可以看到,促進市場經濟、啟動地方自治和培育公民社會,乃是革命后專制國家中最富于遠見的政治家為消解可能的革命和為未來的制度改革做的最好準備。當然,如果時機成熟,最為重要的還是政治制度的改革,不同國家有不同國情,但決非是人民主權的又一次翻版,而是遵循托克維爾等論及的分權制衡、代議制民主、司法獨立、中央地方適當分權等現(xiàn)代憲政制度的基本原則�！耙驗�,在我們這一代,領導社會的人肩負的首要任務是:對民主加以引導;如有可能,重新喚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潔化民主的風尚;規(guī)制民主的行動;逐步以治世的科學取代民情的經驗,以對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認識取代其盲目的本能;使民主的政策適合時間和地點,并根據環(huán)境和人事修正政策�！�,這才是托克維爾所說的“一個全新的社會,要有一門新的政治科學�！倍�不是屈從于現(xiàn)代性展開下人民主權的任意恣肆。

　　托克維爾的這些卓越見解和思想在二十世紀下半葉,還同時成為激發(fā)一次又一次政治學研究的源泉。無論是達爾等多元主義民主還是對政體科學和憲政主義的思考,無論是對公民社會的論述,還是對地方分權的實踐,都打上了深深的托克維爾烙印。托克維爾在幾乎所有的問題上都顯得異常睿智和富有遠見,成為我們今天最富有洞察力的思想來源。

　　結 語

　　托克維爾被普遍認為是一名卓越的預言家,一位理解人類歷史第一次“現(xiàn)代性”意義上的政治和社會革命的中心人物。拜時代所賜,他能夠充分地吸收來自于盧梭、孟德斯鳩、貢斯當、伯克、密爾、休謨、美國建國之父的思想;拜時代所賜,他又是第一個嚴肅觀察、比較和研究不同國家通往民主的方式,以及不同類型民主政治造成的實際后果,再以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身份來反思自由與民主的價值的現(xiàn)代人,其思考和判斷要遠遠比盧梭甚至比美國開國之父們更為審慎、成熟,又比后來的政治科學家們帶有更多本質性的價值考量。

　　但是他的卓越見識并不僅僅是前人和時代給的,更多的來自于他對不同國家和社會的親身觀察和分析,來源于他對歷史材料的充分把握,來源于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政治實踐,來源于他對國家政治命運的深刻思考。他是一位歷史學家,志不在于構建純粹理論;他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文人;他既是一位有著古老的亞里士多德傳統(tǒng)的政治學家,又是啟發(fā)今天思考國家、政體、憲政、民主化、革命、公民社會等最為重要命題的新時代的第一位“政治科學家”。

　　在托克維爾身后,法國革命開啟的革命浪潮席卷世界,而且在不同地方不同階段添加了新的內容,比如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使得制度、思想和革命之間的關系更為復雜。但無論如何,托克維爾對于人類現(xiàn)代歷史上第一波革命和民主化浪潮的解釋,被公認為是迄今為止關于這個話題最為深刻、客觀的思考以及所有討論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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