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后殖民」論述興起的脈絡

　　在步入二十一世紀之際，回顧世紀末十年來在臺灣文化學術界引起普遍注意和參與的「外來」理論，「后殖民」論述堪稱其中不可忽視的一脈。從戰(zhàn)后臺灣文化生態(tài)來看，九Ｏ年代幾次以外文系學者為主的后殖民理論論戰(zhàn)，可算是從六Ｏ年代白先勇、王文興等人引介現代主義理論之后，外文界學者再一次積極地介入本土文化的爭辯，透過西方流行理論和當下（解嚴后）臺灣文化做面向復雜的對話。但是，相較于六Ｏ年代現代主義所強調的「橫的移植」和「漂泊」、「放逐」等等概念，九Ｏ年代臺灣「后殖民」論述的演繹卻自覺「橫的移植」這樣外文系知識傳播典范隱含的殖民架構，在挪用西方流行理論之時不斷質疑「挪用」過程牽涉的種種問題，影響所及，「在地化」、「本土化」等等字眼時時在此類論述里浮現并反復辨證。

　　與現代主義相較，臺灣「后殖民」演繹場域里所進行的本土文化與西方理論交會，顯然更多了點「后現代式」的自我批判姿態(tài)。吊詭的是，這樣不得不然的自覺性（self-conscious）論述姿態(tài)正反映了臺灣論述界無法自外于歐美（后現代）學術風潮的影響，隱然表達了臺灣深植于「新殖民」論述結構的位置，臺灣的「后殖民」和「后現代」議題顯然不是可以那么截然劃分，涇渭分明。1

　　德立克（Arif Dirlik）分析西方后殖民論述的流行，認為乃因應全球化資本時代跨國企業(yè)為了拓展市場，需要大量第三世界風土民情信息而產生。因此，如果我們視「后現代」為資本主義發(fā)展的特定歷史階段，那么，當代西方文化界后殖民論述的興起與「后現代」的經濟結構其實有相當密切的關系。針對「『后殖民』何時開始？」這個問題，德立克回答：「當全球化資本主義出現之時」 （頁352）。臺灣后殖民論述流行的原因當然和歐美不盡相同，但是，臺灣歷史上長期納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結構，信息通常唯美國馬首是瞻的位階關系，顯然是臺灣后殖民論述如此流行的部份原因�，F有文獻（如江宜樺；
Liao）評析臺灣「后殖民」論述，多半從論述內容對島內文化論述界產生的效應切入，著眼于幾次在中外文學展開的后殖民理論與臺灣國族論述互動的關系，而未照應到臺灣「后殖民」論述興起背景里所反映的臺灣在較宏觀的國際權力結構問題。討論臺灣的「后殖民」論述，我想這個層面不應該被忽略。因為，如果我們采用第一本有系統(tǒng)地論述「后殖民」理論與文學的著作《帝國反攻》（The Empire Writes Back）對「后殖民」所作的定義，臺灣的后殖民論述其實在外文界學者引介之前，早已淵源流長，見諸「本土」論述傳統(tǒng)。臺灣后殖民演繹的奠基和開發(fā)，外文界學者都不居首功，只是在外文界學者引進西方相關理論切入本土文化和認同辯證的情況下，臺灣的「后殖民」論述有了另一層轉折，而更見豐富。

　　《帝國反攻》的作者群對「后殖民」的定義如下：

　　我們用「后殖民」這個詞來涵蓋從被殖民的時刻開始到目前為止，受到殖民過程影響的文化。當下后殖民文學的形式乃建立在殖民經驗之上，并凸顯其與帝國勢力的張力，強調其與帝國中心的不同。這是「后殖民」的特色。（頁2）

　　根據這個定義，后殖民論述最重要的特色乃在質疑帝國中心價值體系，強調殖民地文化與殖民勢力文化的差異。這正是臺灣「本土派」論述長期以來努力耕耘的方向。以臺灣本土論述代表人物民間學者葉石濤的一段有關臺灣文學史的代表性文字與上面的引言相對照，本土論述的「后殖民」性格立見：

　　臺灣有它自己的面貌，它有獨特的殊相。臺灣人是漢人同時又是臺灣人，這兩種意識是并行不悖的。因此，一部臺灣文學史必須注意臺灣人在歷史上的共同經驗，也就是站在被異族的強權欺凌的被壓迫的立場來透視才行，這臺灣人的三百多年來的辛酸經驗，除非是現時的臺灣居民以外，無人能有這種深刻的內心感觸。（頁99）

　　這段話固然隱含不自覺的漢人中心傾向，但是其強調臺灣特殊的被殖民歷史經驗以及建基于此經驗上的臺灣與中國大陸的文化差異，主張臺灣文學和歷史寫作的自主性，在在見證從鄉(xiāng)土文學論戰(zhàn)之后逐漸發(fā)展出來的臺灣本土論述強烈抵制中國本位主義的企圖。從此角度來看，說臺灣本土派論述為后殖民論述并不為過。

　　那么，「后殖民」在九Ｏ年代成為流行的學術符號，但是長年耕耘本土論述的民間和學院學者如葉石濤、彭瑞金、林瑞明、陳萬益、呂興昌等等卻不見于有關臺灣后殖民民論述的文獻，這究竟反映了什么？解讀這樣的論述典范鋪陳，我們或許可以說這是因論者未將本土論述和后殖民論述做分析概念上的連結，但是另外一個原因也可能是搬弄西方理論更能引起學界注意，在后現代信息取向主導的臺灣社會，較有「市場賣點」。這樣說當然是化約了后殖民理論在臺灣文化場域的復雜意義，但是卻也提出探究臺灣的后殖民論述現象時一個必須處理的問題：針對臺灣「后殖民」論述流行現象里論述結構作分析或許更能彰顯臺灣的「后殖民」如何是一種「后現代」與「新殖民」情境互相鑲嵌的表征。

　　不過，意識到臺灣「后殖民」論述流行現象的這些「媚俗」的層面，并不意味我們就該一概否定在此場域里引發(fā)的討論對臺灣文化論述發(fā)展的建設性貢獻。臺灣本土論述固然表現了后殖民的精神，但是，西方后殖民論述的引進，卻也開拓了不少思考的面向﹔值得注意的是，引用西方后殖民理論的學者，在認同和發(fā)言位置上經常有對立性的歧異，這使得有了西方理論介入后的臺灣「后殖民論述」發(fā)展出多元的面向，其影響所及，「本土」這個符號產生相當復雜的質變；
所謂的「本土」這個概念的意義不再那么穩(wěn)定。這是臺灣后殖民演繹在西方理論介入之后一個頗值得探究觀察的發(fā)展方向，對于殖民地抗爭運動念茲在茲的「建設新國家」運動提供不少反省的切入點。這一點我將在底下討論陳光興的論點時再做進一步的說明。

　　本論文將嘗試對1992年以來西方后殖民理論切進臺灣文化論述界之后﹐對有關臺灣文化的思考所產生的沖擊做一綜合性的概論。由于目前已有幾位學者（如江宜樺、廖炳惠）對這幾次的辯論內容詳加整理闡述（參見江宜樺；
Liao），本文將以勾勒后殖民論述在臺灣發(fā)展的脈絡為重點﹐不擬在理論往返上做深入辨證﹐對論文里所提及之議題和尖銳對話的深刻內涵﹐感興趣的讀者宜自行再就原文研讀并參考江宜樺和廖炳惠的文章。在結構上﹐本論文將分兩部份進行。第一部份﹐論文將就此領域所發(fā)生過的幾個我較熟悉的尖銳對話所產生的義義和效應提出個人的淺見。第二部份我將針對幾個臺灣后殖民理論的議題做比較深入的追究：一為有關「后殖民」之維一個論述分析概念的澄清，嘗試對此論述領域做比較清楚的界定。此部份的定義討論主要引據阿馬德(Aijaz Ahmad)的論點。另一個議題則為后殖民理論涉及階級，特別是「底層人民」政治的部份。這部份的討論主要以自史匹娃克的相關論點和法蘭克福學派的意識形態(tài)批判觀點為參考重點。最后，我將試圖整理臺灣后殖民「左翼」路線的脈絡，比較日據左翼運動與當前臺灣后殖民左翼路線的異同。這樣一個溯源的動作或許能更了解「后殖民」的臺灣演繹情況。

　　不過，進入正文之前，有一個經常在分析論述時往往被論者忽略的概念必須在此特別提出�，F在我們談文化研究，總強調「去脈絡」閱讀的危險。所謂 "To historicize"是文化論述者常掛在嘴邊的口號。然而，如同伊格頓（Terry Eagleton: vi）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的〈序〉中所言，我們知道研究文學必須將作品放在其生產的歷史背景里來分析，但是我們卻往往忽略了理論的產生也有其特定歷史情境。社會學家波迪亞(Pierre Bourdieu：30-1)也指出，每一個文化產品、每一次的論述動作其實都表達了某一種立場 （position-taking），而這特定論述的意義乃建基于論述動作產生時，此特定論述與當時論述場域里其他不同立場的論述的對話關系之上。例如，當后來閱讀法蘭克福學派理論的論者在抨擊阿多諾（Theodore Adorno）的菁英傾向時，應該記得阿多諾文化理論產生的背景乃在二次大戰(zhàn)德國納粹主義大行其道之時，阿多諾目睹群眾的力量如何被利用轉化成極度毀滅性的非理性行為。同樣的，我們在分析臺灣后殖民論述各家立場之時，也須盡可能照應到各路論者論述姿態(tài)所隱然回應的當時較大的論述環(huán)境；
光局限于論戰(zhàn)中對立雙方的理論往返，恐怕無法真正掌握當時論辯雙方會采取他們之所以采取的立場，進而產生特定對話內容的深層意義。我覺得這是論述分析最困難之處。

　　幾回「后殖民理論」的辯論

　　1992年后殖民理論與本土論述的交會

　　頭一次挪用「后殖民」一詞，將西方后殖民理論搬上臺面，并引以用來討論當時臺灣文化關切的問題，或許可推至廖朝陽與我在1992年全國必較文學會議會里和會外的后續(xù)辯論。原先我在大會提出論文，乃想借用西方后殖民理論對文化、殖民等等問題的反思，切入當時臺灣文學界有關臺灣文學定位問題的紛爭，為本土派文學主張的理論支撐略盡棉薄之力。當時這個紛爭的情況可以馬森于同年稍早(1992年三月﹔比較文學會議于五月召開)于《聯(lián)合文學》發(fā)表的〈「臺灣文學」的中國結與臺灣結：以小說為例〉略窺一二。當時我認為西方后殖民理論的介入，可進一步合理化本土派抵制傳統(tǒng)中國中心文學史觀，重整臺灣文學典律的理論思考。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認為本土文化重整運動所觸及的語言問題的確有令其他群不安的福佬沙文主義危機﹔2 由于當時「福佬人」通常指涉「臺灣人」，而所謂的「臺語」亦即「福佬語」，為了避免母語運動不致被轉化成「臺語」/福佬語運動，而如李喬所說的對其他弱勢族群產生另一次「語言暴力」，也因為當時本土教義派往往有排斥「國語」，強調「本土」（亦即﹔福佬）「純種」文化的傾向，我當時挪用了后殖民理論里巴巴的文化混種(hybridity)、學舌(mimicry)概念，主張臺灣國語可視為為「臺灣的」語言，用來作為不同母語族群的溝通工具，不必斥之為「外來語」而敵視之。簡言之，當時論述所采取的立場是贊同本土運動但卻反對「本土」被化約為「福佬」以及本土運動潛在的「福佬沙文」傾向。

　　不過，這樣處理臺灣本土用動所牽涉的語言問題，卻也有所缺失-亦即淡化了殖民歷史情境里語言和文化的殖民暴力問題。而這也是廖朝陽抨擊我的論點時多所著墨之處。廖朝陽認為，采取接受殖民地文化變奏（我當時用的是「雜燴」一詞）的看法，視臺灣國語為臺灣的語言并反對回歸本源的主張，無異接受殖民暴力，合理化殖民暴力所造成的文化權力結構。自此情況下，反殖民的動力極易被消解，無形中收編了原先以批判殖民架構為號召的本土運動。另外，廖朝陽也進一步追問，所謂殖民地的文化混種究竟性質為何？我認為這個問題其實探觸到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亦即，殖民結構下的「本土」文化的實質內涵究竟是什么？在融合與抗爭之間，文化研究者究竟該采取什么樣的態(tài)度來討論臺灣文化的走向？

　　從后殖民理論與本土論述交會的角度而言，我認為此次論戰(zhàn)有幾個層面的意義：

　�。ㄒ唬┚驼撌鰝鹘y(tǒng)的問題來看，鄉(xiāng)土文學論戰(zhàn)以來「本土派文學」以鄉(xiāng)土為著眼點和（以陳映真為代表的）「第三世界文學」觀往往呈現分裂、對立的局面（葉石濤：
171-2）。1992年的這次論戰(zhàn)挪用西方后殖民論述來探討本土文化問題的結果，使得臺灣本土論述有結合第三世界文化論述的契機，可以放在一個較宏觀的理論格局里來探討，「第三世界文學」觀不必然和中國民族主義的認同掛鉤，而可以和本土認同連結。

　�。ㄒ唬� 就臺灣島內文化論述資源的匯集而言，從白先勇和王文興的現代主義時期以來，外文系的論述傳統(tǒng)一向對文學、文化的政治面采取回避的態(tài)度，對臺灣文化論述的爭辯多半保持緘默，不多參與。究其原因，除了戒嚴時期的政治高壓氣氛之外，這當然也和美國自1920年代新批評以降學術研究傾向于將學術抽離于政治之外有關 （Ahmad 1992:50-58）。臺灣自戰(zhàn)后在政治經濟和信息吸取上多所仰賴美國，「外文系」其實在某一層面上形如美國的「文化殖民地」。美國學術傳統(tǒng)的非政治傾向正好符合臺灣學術界在戒嚴時代緘默自保的需求。西方后殖民理論的引介雖然仍不脫對美國學術風潮亦步亦趨的外文系傳統(tǒng)，卻也提供了整合外文系西方文化理論與臺灣文化研究的契機，一方面促使理論在地化，一方面也深化了本土論述的理論。這間接促使外文界的論述不再顯得有如「化外之地」，與本土文化不甚相干。無論就跨科系跨領域的資源整合、互相沖擊或是對外文系本身學術研究的方向和定位而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我認為西方后殖民理論的引進自有其正面的效應。

　　1995-6年于《中外文學》的辯論

　　如果說1992年廖朝陽與我的辯論呈現了同屬本土派學者論點上的歧異，《中外文學》從1995年二月一直延續(xù)到1996年十月多位學者在《中外文學》的激辯更呈現了臺灣后殖民課題與族群、國家認同互相鑲嵌的復雜關系。這次的戰(zhàn)火由1995年二月陳昭瑛的論文〈論臺灣的本土化運動：一個文化史的考察〉和與陳昭瑛立場對立的本土派學者陳芳明、黃琪椿的響應文章點燃，接下來包括廖朝陽、廖咸浩、張火慶和我都在當時《中外文學》編輯吳潛誠的邀請下參與辯論。臺面上學者之間炮聲隆隆，但是吳潛誠其實是這次論戰(zhàn)的策動者。這場論戰(zhàn)到后來演變成廖朝陽和廖咸浩兩位外文界理論高手的過招，一直延續(xù)到次年十月雙方才同意休兵（參見文末附錄）。1992年論戰(zhàn)里涉及但未真正在理論上深入論辯的議題-如身分認同、民族的建構、語言問題、令其他族群不安的本土派的福佬沙文傾向隱憂以及族群融合或抗爭的問題等等--在這次論戰(zhàn)中透過廖朝陽和廖咸浩兩位（族群）身分（國家）認同觀點相當不同的學者深入的理論辨證，更凸顯了這些課題于臺灣后殖民論述的重要性和棘手性。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論戰(zhàn)的發(fā)生時間正值海峽兩岸關系極其緊張的時刻：李登輝于1995年五月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中共于同年八月先小試飛彈發(fā)射，后又于1996年三月臺灣第一次總統(tǒng)全民直選的前夕連續(xù)以飛彈恫嚇臺灣，引來美國派遣航空母艦至臺灣海峽做政治軍事宣示的動作。兩廖的尖銳對話其實反應了當時大環(huán)境里臺灣論述場域的動蕩緊張，許多總統(tǒng)選戰(zhàn)和臺灣兩峽對峙里臺灣人民所關切的議題都在兩廖的對話往返中找到理論的支撐。

　　由于這次論戰(zhàn)延續(xù)了一年半，所觸及的議題相當廣泛，而且兩位學者多次一往一返之間理論辯證的細膩，必須花費相當篇幅來爬網復述，以免產生化約和斷章取義的論述暴力。整體而言，我們可說這次的論戰(zhàn)可能是臺灣有史以來有關身分認同在理論層次上最大規(guī)模而且最深入的一場辯證。臺灣的認同問題向來為本土論述及運動的關鍵議題，但是過往的相關討論在理論上都稍嫌薄弱，廖朝陽于此次論戰(zhàn)過程中提出的「空白主體」說對身分認同理論思考特別引人注目。根據廖朝陽(1995)的說法，

　　這里所謂空白主體至少有兩層意思。第一，主體的觀念通常是以自由（自主、自律）為基礎。但是真正的自由不能含有實質的內容，因為內容來自獨立存在的實體，有內容也就表示自由在特殊性的層次受到具體條件的限制（Laclau/Zac 1994:11f）。第二，空白并不是虛無，主體空白也不是「主體的死亡」。自由超越實質內容，但是依然不須依附有實質內容的具體秩序才能進入理性的層次，對客體卻不能形成絕對命令，反而必須不斷借『移入』客體來調整內部與外部的關系，在具體歷史經驗的開展中維持空白的效力。

　　如果本文的看法可以成立，那么這個問題的正解恰恰是：「臺灣性」不但不必剩下什么，而且還要進一步在這個絕對主體的層次排除所有的剩余，只留下一片空白。只有接受一個可以移出的層次，只有讓主體變成一無所有，才能保存主體進入現實發(fā)展的所有可能（包括文化認同與政治組織的選擇），也才能確保主體不會因為自體絕對化而走向壓制對體（0ther）的極端。如果現階段的中國文化與臺灣文化形成對立，那正式因為臺灣文化已經走向移出自己的層次，中國文化卻不能舍棄占有自己的要求。（頁119-21，黑體為原文所有）

　　廖朝陽的空白主體說可以用來為不同歷史階段臺灣人轉化的認同做批注，即使目前臺灣本土運動者的臺灣認同和日據時代臺灣反殖民運動者反日親漢的認同并不相同，這并不足以剝奪本土運動認同的合理性，因為主體本身的認同成份原本就是隨情境而不斷移出移入。但是，這樣的主體論強調主體的不穩(wěn)定性，主體內容「自由」移出移入，并無法解釋特定歷史情境中經常產生的集體認同�？峙卤仨毎延嘘P意識形態(tài)的理論-如路卡奇（Georg Lukacs）、阿圖塞(Louis Althusser)的相關討論一并放進來考慮，才有辦法對身分認同的復雜性做較周全的思考。

　　在1992年的論戰(zhàn)里，參與的雙方都屬外文系，在1995的這場論辯當中，外文系和中文系的學者總算在正式場合針對臺灣文化、文學、政治問題有所對話。論戰(zhàn)后來演變成以兩位外文系學者為主角，固然削弱了這次對話跨科系的意義，然而兩位學者扎實的理論對話卻具體地以本土實例作左證，對西方理論做一番細膩的臺灣后殖民論述演繹，使后殖民理論進一步在地化，也使得許多本土論述傳統(tǒng)里反復辯證的關鍵課題（如身分、認同、國家、文化等等）得以理論化。同時，本次辯論亦隱然勾畫出臺灣文化課題與其他地區(qū)的后殖民課題異同研究的前景，進一步具體呈現臺灣文學納入一個較宏觀的文化研究范疇里來探討的研究方向。另外，這次辯證也顯示，臺灣后殖民論述并不等同于本土論述；
本土論述者固可以與后殖民論述結合，深化其理論根基，站在與本土論述對立的那一方亦可挪用后殖民理論，作為其辯證基礎。

　　認同問題一向是臺灣文化論述傳統(tǒng)里相當重要的一個課題，這次的辯證于此方面的思考無論就理論或實質內容都有相當大的貢獻。就我較熟悉的臺灣小說領域而言，從日據時代作家張文環(huán)、呂赫若、吳濁流，歷經鄉(xiāng)土文學的宋澤萊、陳映真，到當代的朱天心、李昂，小說家的創(chuàng)作在在印證臺灣身分認同問題不僅是歷史大敘述的抽象問題，也深刻影響臺灣各階層人民的日常經驗。我認為1995-6年這次兼具深度和廣度的身分認同理論辯證對臺灣從日據以降認同混亂的歷史現象做了一番爬網整理的工夫并對其中牽涉的問題做深度的思考辯證，于此領域的貢獻不可忽視。芭芭拉．哈絡(Barbara Harlow)論殖民地文學與反殖民抗爭運動之間的關系，強調在文化層面所進行的思想改造乃是政治抗爭的基礎，理論辯證雖不似政治動作一樣具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其對當代文化論述的沖擊、大環(huán)境意識形態(tài)的形塑卻也不可等閑視之。兩廖的辯證可以放在這樣的脈絡來思考。

　　陳光興與廖炳惠的后殖民理論

　　以上這兩場論戰(zhàn)在進行之時，正逢臺灣國族論述產生劇烈轉變，本土運動逐漸取得其正當性，而統(tǒng)獨爭議成為論述場域尖銳對話的焦點。兩場辯論都環(huán)繞著本土運動和國家認同、國族打造等等議題。廖咸浩選擇與本土國族運動正面沖突，陳光興則迂回前進，提出「后國家」的概念介入統(tǒng)獨爭議。陳光興的主要論點呼應馬克思派學者阿馬德對第三世界國家獨立運動的批判。阿馬德(Ahmad 1992:68)指出，第三世界國家獨立運動的結果，往往是殖民地的資源為本土中產階級所接收，弱勢團體并未蒙其利；
獨立運動為眾所矚目焦點的結果往往造成社運議題在論述場域的邊緣化。為了避免臺灣國族打造運動產生如阿馬德所抨擊的第三世界國家獨立運動的弊病，陳光興(1995)主張跨國弱勢團體結盟，以弱勢團體抗爭議題取代統(tǒng)獨議題抵制國族運動。陳光興認為，反殖民運動往往以種族為焦點，卻漠視階級、性別和性偏好等等認同所產生的壓迫關系，這些議題在獨立運動以（國族）集體認同的（同質化）號召下被犧牲掉。在1996年〈去殖民的文化研究〉的這篇文章里，陳光興對「去殖民」重新定義：

　　去殖民運動深刻的認識到它不是殖民主義的翻轉，繼續(xù)維持殖民主義所強加的范疇，而是全面性地打破殖民思惟與殖民范疇；
它的政治認識論不再以種族、族群為優(yōu)先，將性別、年齡、階級劃入種族、族群之內；
認可差異性、改變差異性的層級化，進一步的內化差異性是它的政治倫理學。在這個意義之下，去殖民運動是永恒的抗爭，對宰制關系的挑戰(zhàn)。（頁101）

　　值得注意的是，「左翼」的陳光興和「馬派」的阿馬德有一個重要的歧異：陳光興視國族主義為當然之惡（Ang and Stratton:72），而阿馬德(Ahmad 1992: 11; 318)則認為殖民地的國族運動雖有「中產階級化」的危險和弊病，卻有其必要性。國族主義并非只有單一的面貌，其政治意義究竟保守反動或激進，必須視各國族主義發(fā)展的情況而定，不能一概而論。

　　如果陳光興提倡弱勢跨國聯(lián)盟，意在避開相國族打造這樣集體認同運動所產生的涂拭內部差異和內部權力壓迫問題，廖炳惠(1994)則指出，弱勢團體成員之間同樣有各種層次的差異和不對等的權力位階。以跨國聯(lián)盟來對抗國族運動，并無法真正處理所有運動共有的同質化問題，反而模糊了殖民地抗爭在政治改革與文化重整的意義。針對跨國聯(lián)盟并無法解決同質化和內部權力壓迫的問題，廖炳惠認為：

　　這些不同國家的人民有千差萬別的民族文化生活經驗、情感與認同，真的能跨越國界，在階級、性別這些范疇底下，締結同盟，形成后國家嗎？在這種后國家中難道就沒有剝削與迫害，甚至于一切由人民來自決！用什么方式的制度、語言去達成人民民主呢？（113頁）

　　對本土運動者而言，陳光興的論點深具威脅性，可能消解臺灣反殖民運動的凝聚力。廖咸浩對本土運動的疑慮，著眼點在于族群間的排他性和權力壓迫；
陳光興一樣對本土運動深感不安，不過他回避臺灣歷史里的殖民暴力問題，而以批判國族運動的同質化傾向來反制臺灣的統(tǒng)獨爭戰(zhàn)吸納社會論述資源。就后殖民論述在臺灣的發(fā)展來看，顯然臺灣的后殖民論述在陳光興筆下又有另一番演繹，與本土派的后殖民論述大不相同。不過，陳光興的后殖民理論卻隱然瓦解了「本土」這個符號的穩(wěn)定性�！副就痢咕烤勾�表什么？代表哪一群「臺灣人」的聲音和利益？這個論調再推進一步，所謂的「臺灣人」究竟是什么？「臺灣人」的浮現意味什么樣臺灣內部權力壓迫的機制？我認為陳光興理論提出這些問題，促使本土國族運動進一步反思本身權力壓迫結構的問題，這是新國家運動者不得回避的課題。

　　幾個臺灣后殖民研究的課題

　　臺灣后殖民理論幾年下來已累積不少論述資源。而這些論述思考的重點雖與統(tǒng)獨議題、國家認同、國族運動脫不了關系，但也并非只僅于此。幾次的論辯其實拋出不少議題。有關身分認同（國家認同自然也包括在此范疇之內）的辯證在臺灣后殖民研究里最有詳盡的討論；
但是，尚有不少議題有待更深入的探究。目前廖炳惠和陳光興似乎都試圖向外開疆辟土，試圖以較宏觀的亞太區(qū)域的觀點來探討臺灣后殖民議題。在臺灣「后殖民」國際觀的拓展之時，臺灣「后殖民」的本土傳統(tǒng)脈絡也是個豐富而值得仔細爬網的脈絡。此外，有關后殖民理論重要概念的澄清將有助于我們厘清在做臺灣后殖民論辯時的問題所在，減低理論探討時「雞同鴨講」的混亂狀況。底下，我將就「殖民」與「底層人民」這兩個后殖民理論最混亂的概念做進一步辯證。

　�。ㄒ唬�「殖民」概念的厘清以及「后殖民」論述范疇的界定

　　「后殖民」在當前西方理論里是個意義相當含混的詞匯。根據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的三位作者，所謂「后殖民」「涵蓋從殖民時刻開始到目前所有受到帝國主義影響的文化�！梗ˋshcroft et al.）�！负笾趁瘛沟奶厣�乃在于「凸顯與帝國勢力的張力，強調旗與帝國中心思考的差異」。按照這個定義，「后殖民」必須與殖民經驗有關，但是「后殖民」不必然指涉殖民地獨立后的種種現象（或問題）；
「后殖民」似乎是一種抗拒帝國宰制的精神，不必然用來標示特定歷史（脫離殖民統(tǒng)治）階段。

　　那么，在臺灣，「后殖民」究竟代表什么意義？廖炳惠的說法似乎以之用來標示歷史階段，政治結構的改變是最重要的「后殖民」內涵：對臺灣內部認同「中國」的人而言，1945臺灣脫離日本殖民統(tǒng)治，正式進入后殖民時期；
對本土陣營的人而言，要到1987-8臺灣解嚴后由李登輝掌權并且出現政治結構的大洗牌，臺灣才算進入后殖民時期；
如果以原住民族群的觀點來看，何時「后殖民」則更加曖昧不清。陳光興的說法看似和廖炳惠類似，卻有重要的差異。陳光興在"Not yet the Post-colonial Era: The (Super)Nation-State and Transnationalism of Cultural Studies: Response to Ang and Stratton)"這篇文章（1996a:54）里提出的看法，有關1945和1988年部份的說法與廖炳惠大致一樣，但是他接下來說：「對原住民、工人、同志、女同志和女人而言，殖民主義仍存在，而且將持續(xù)存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直到種族中心、階級、異性戀和父權結構被剝除和去殖民化。」換言之，弱勢族群仍處于「被殖民」的狀態(tài)，因為種族、族群、階級、性偏好和父權壓迫仍未消除。也因此，「去殖民運動是永恒的抗爭，對宰制關系的挑戰(zhàn)」（陳光興1996b:101）。這似乎是將不同結構里的壓迫關系都視為「殖民關系」，「殖民」被用來泛指所有的壓迫關系，而「去殖民」的意思其實就是反抗各種類型不同的壓迫。

　　這樣談殖民論述和后殖民論述有個潛在的危險：那就是架空了「殖民」這個概念的意義。借用根阿馬德 （1995:9）的看法﹐目前文化研究往往籠統(tǒng)地以「殖民」概念來指涉不同權力結構中的壓迫關系，其結果是：

　　殖民主義成為一個「跨歷史」的東西﹐老是存在而且老是正在這世界的某一地區(qū)瓦解當中﹐這樣一來，每個人遲早總有機會成為殖民者、被殖民或后殖民-有時三種身分同時具備（如：澳洲）。

　　建構這種全球化的跨歷史性殖民主義最重要的效應乃是架空了這個字的意義﹐擴散其意義的結果是我們不再能談特定結構下的特定歷史。

　　換句話說，這樣擴張「殖民」的概念，以之用來統(tǒng)攝非常不同的權力結構壓迫，只會造成這個概念的「跨歷史化」，而失去了作為一個分析概念的價值（Ahmad 1992:204）。阿馬德故而主張：

　　「殖民」與「后殖民」這些詞...乃關鍵性的分析類別，用來標示為外來政權統(tǒng)治的國家人民不同的歷史時期；
用來處理國家層次上的去殖民所產生的重大轉變，和不同國家結構、資本階級經濟單位的關系；
用來探究當殖民地產生了主權政府時，國家內部人事的重組、治國形式、以及國家和國際生產剩余價值的流轉等等問題。

　　臺灣「后殖民」研究的范疇究竟為何？陳光興以「去殖民」來代替原先指涉「反殖民抗爭」的「后殖民」（參考上附Ascroft et al.的定義）。但是，「去殖民」是否可用來泛指對不同權力機制的抗爭？用「去殖民」取代「反（異性戀或性別或階級）壓迫」，來形容不同權力結構脈絡里的抗爭，是幫助或混淆了抗爭的脈絡處理？這是臺灣后殖民研究分析概念上有待澄清的一點。

　　以女性主義切入殖民論述的相關討論其實提供不少值得臺灣后殖民研究者可以借鏡之處。針對先前女性主議在處理殖民文本時，通常采用「被殖民者﹦女人」的論述方法，多納森(Laura E. Donaldson)、夏譜(Jenny Sharpe)等都已提出精辟的批判，指出這樣的隱喻混淆不同脈絡的壓迫，其結果不僅潛意識里提升「女人」為「他者」的優(yōu)先符指( a privilegd signifier for "otherness")，視性別壓迫為所有壓迫關系的典范，淡化了其他壓迫結構的特殊性，也因而產生不少缺乏對特殊歷史情境深入了解的謬誤解釋。如果我們采取同樣的做法，只是顛倒女性主義處理殖民文本時的隱喻，將女人比喻為被殖民者（而非將被殖民者化為女人），不免重蹈前者「去歷史」、「去脈絡」的思考含混缺失。如果被殖民者不等同于女人，女人也不等同于被殖民者，混淆兩者壓迫情境的探討，并無法幫助我們厘清、思考臺灣社會歷史過去和當下的種種問題。

　　陳光興曾在不同的場合里針對他有關「去殖民」內涵概念提出說明；
他指出

　　他這樣的論述取向其實傳承了法農的殖民批判傳統(tǒng)（陳光興1996：78）。但是，法農的相關討論和陳光興的論述取向其實有重大差異之處，這在兩者處理國家認同的議題上特別明顯。陳光興立論的重點在于援引法農談到反殖民抗爭中產階級化的危險。法農在"The Pitfalls of National Consciousness" 這篇文章里，特別將反殖民抗爭分為兩種：一種為中產階級國族主義，其目的只在接收殖民者的資源，進而與全球資本主義掛鉤，其結果是國家大部分的人民并未在此國族主義的領導下得到解放；
另一種國族主義乃是以全民福祉為目標的國族主義，在爭取獨立的同時不忘以國家內部結構的重組為志業(yè)。值得注意的是，這個為陳光興援引為其「去殖民」理論重點的激進國族主義和陳光興的理論最大的不同在于陳光興避談國家認同問題，但國家定位議題仍是激進國族主義運動的一大重點。一般而言，阿爾及利亞的「國家解放先鋒」組織通常被視為激進國族主義取向的運動代表，與法農所提的中產階級菁英份子領導的國族主義大不相同的，但是，根據Anouar Abdel-Malek的說明，此類運動的目標，

　　除了清除國家領土、達成國家獨立和自主、徹底驅除前殖民勢力（重新取得國家各層面生活的決定權）之外，無論就歷史而言、就基本層面而言，奮斗的目標是為了國家的解放，其手段則是重新定義一切所本的身分認同。（轉引自Lazarus:198；
原文無黑體）

　　對法農而言，「去殖民」的奮斗是兼具國家獨立和內部權力結構重組的浩大工程；
對于「國家」和「國家獨立」的重視是他理論里不可忽視的部份(參見Lazarus:202)。法農曾說：

　　政治上教育群眾即是讓每個國民意識到國家的整體乃是個事實，也就是讓國家的歷史成為每個國民個人經驗的一部份﹒﹒﹒﹒個人的經驗不再只停留于個人的層面，有限而萎縮；
正因為個人的經驗乃是國家的并且是國家存在的一環(huán)，個人經驗因而可以開展成為國家、乃至世界的真理。(Fanon:161)

　�。═o educate the masses politically is to make the totality of the nation a reality to each citizen. It is to make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 part of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each of its citizens....Individual experience, because it is national and because it is a link in the chain of national existence, ceases to be individual, limited and shrunken and is enabled to open out into the truth of the nation and of the world.）

　　陳光興雖然師承法農，但是對國家、國家認同等議題的處理和法農顯然大相徑庭，而采取強烈抵制的策略。陳光興與法農在談「去殖民」概念時的歧異不宜率爾輕忽。有關這一部份的問題，我將留待文末討論日據時代左翼運動的章節(jié)再進一步探討。

　�。ǘ�）「底層人民」的聲音

　　另外，不少對后殖民理論頗有微詞的批評家，如德立克、阿馬德、馬克林脫（Anne McClintock）都特別提醒我們后殖民論述發(fā)言位置隱含的階級層次問題。在史學方面，對這個問題最有深度探討的可算印度「底層人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傅讓尤嗣瘛梗╯ubaltern）原為意大利馬克斯派批評家葛藍西 (Antonio Gramsci)用來指設臣服于統(tǒng)治階級霸權之下的人民�！傅讓尤嗣裱芯俊谷和高^研究挖掘、呈現底層人民（如農民、工人、女人）歷史經驗過程中的種種問題﹐反制傳統(tǒng)歷史學術論述以菁英階層為分析對象的傾向。此研究群深入分析底層人民的歷史經驗和以菁英為主角的主流歷史論述所呈現的歷史經驗有怎樣的落差�？偠�言之﹐此派研究想要開拓的思考和論述方向乃「人民」的政治，防止國族論述淪為中產階級國族菁英派的論述。

　　不過，史述想要呈現底層人民的聲音，或是，放在陳光興思考的脈絡，弱勢團體想要浮現底層人民的聲音，牽涉到相當復雜的問題，并非讓底層人民現身說法，發(fā)出聲音即算呈現底層人民的聲音。我想從兩個層面來談這個問題。第一個層面涉及「媒介」、「再現」的問題，第二個層面有關意識形態(tài)理論。

　　a.「底層人民」聲音的再現與媒介問題

　　有關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借鏡史匹娃克（G.C. Spivak）所提出的寫作底層人民歷史論述所牽涉的「媒介」問題。史匹娃克提醒我們﹐所謂「底層人民的歷史」想要呈現「底層人民」的聲音和觀點﹐但是底層階級人民往往不具論述能力﹐論述者（往往為菁英知識分子）在采集底層人民觀點﹐加以匯集整理為歷史論述﹐最后的論述必然牽涉到論述機制的問題。透過菁英論述媒介過程所呈現的觀點是否真正能據實代表底層人民觀點？論述在撰述過程里層層媒介（mediation）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扭曲和誤差使得所謂「底層人民自己的聲音」顯得問題重重。史匹娃克因此強調，底層人民「出聲」，并不表示他們真正「發(fā)言」(Landry and Maclean:287-92，亦可參考廖炳惠1997：127-8)。

　　把這個問題放到最近臺灣口述歷史采集的脈絡來看，更能凸顯問題的重要性。在后殖民文化重整的領域，召喚過往被壓抑的記憶和重述歷史乃是兩大重點工作，因為此兩者與新國家的建構息息相關（Smith:15-6）。臺灣解嚴后大量口述歷史的出現顯然可以放在這個脈絡來解讀。晚近二二八口述歷史整理堪為此臺灣后殖民現象的代表（參見拙作1997）�？谑鰵v史被采訪的對象多半是不具論述能力的底層人民，而采訪和記錄整理的往往是知識菁英份子，透過預先設定的論述藍圖和設定的問題來進行采訪�？谑鰵v史采訪和記錄整理過程在問答和錄音內容的篩選整理層面上就已牽涉到采訪者和被采訪者對歷史認知和關懷重點的差異，那么，被訪者的發(fā)言和觀點透過論述形式呈現，這過程涉及程度不等的媒介﹔采訪者的歷史切入點以及其預設的采訪藍圖都對口述歷史最后呈現的面貌有不可忽視的（無形）影響�！傅讓尤嗣瘛孤曇粼佻F涉及什么樣的再現機制和媒介問題？顯然并非讓底層人民說話，由他們來回述歷史，就算是呈現所謂「底層人民的歷史觀」。同樣的，在弱勢運動里，底層人民發(fā)言涉及什么樣的意見匯整機制和傳播媒介問題？讓底層人民自己說話，就是讓他們說出自己的心聲？那么，所謂底層人民的心聲究竟是什么？

　　b. 底層人民與激進政治的內涵

　　從這里我想再推進一步，討論底層人民和激進政治觀的問題。倡導「人民政治」的論述往往隱含一個假設：如果菁英論述代表文化、論述霸權，那么，與菁英思考對立的底層人民觀點必然代表激進的政治觀。這是目前文化研究常有的論述傾向。但是，假如這個假設可以成立，應該就沒有所謂的社運推廣可言--底層人民的意識原本就是前衛(wèi)的，不需要任何人去「教育」他/她。女權運動者只要登高一呼，必然四方響應，大伙兒萬眾齊心向現有父權體制挑戰(zhàn)，瓦解父權壓迫結構。然而事實證明并非如此。顯然意識形態(tài)批判必須被放進來考慮。根據阿圖賽(Louis Althusser)的看法：（1）意識形態(tài)展現于個人所相信的他/她與現實生存狀態(tài)的關系。(2) 無人存在于意識形態(tài)之外。(3) 而意識形態(tài)最大的特色即是讓人深浸于意識形態(tài)當中，卻仍相信自己是「自由的主體」，以為個人乃是憑自由意志決定自己的所作所為。意識形態(tài)透過家庭、學校、公會、媒體、和各式各樣的文化機構傳播，無人能超越意識形態(tài)存在，底層人民也不例外�！讣儍舨皇芪廴尽沟牡讓尤嗣袷遣淮嬖诘�。僅管像路卡奇、馬庫色、班亞明等人仍懷抱傳統(tǒng)馬克思的主張，認為無產階級或社會底層社群為社會革命的動力來源，但我們卻也無法完全忽視阿多諾所提出的反向思考：我們必須避免對無產階級或底層社群產生過度浪漫的想象 (Adorno: 28)。生活于高度支配性社會（administered society）和文化工業(yè)結構中的群眾，可能已高度「物化」（reified） (Horkheimer and Adorno: 131)。討論人民政治不可忽略主體意識形成的種種媒介過程（mediation），而過度相信人民「自然的力量」（Kellner 1989:40; 105-6）。人民的聲音是否透露激進的政治意味需要更深層的分析，而非視為理所當然。

　　小結：日據左翼運動與當前「左翼論述」

　　最后，我想回到歷史脈絡來看臺灣的「后殖民」演繹。從國外相關辯論的觀點來看，臺灣后殖民辯證所提出的問題大約不出法農（Franz Fanon）談中產階級國族主義(bourgeois nationalism)和考慮底層人民需要的激進解放國族主義(nationalitarianism)分野時所勾畫的思考范疇（Lazarus 1994:198-205）。(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從臺灣本土相關歷史脈絡來看，當下后殖民辯證的許多議題其實也多見諸日據時代臺灣「文化協(xié)會」分裂所凸顯的當時殖民地臺灣左右兩翼運動路線之爭。了解日據時代左翼運動對階級與民族議題的看法，再與目前以陳光興為代表的左派對相關議題的論述方法相對照，將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掌握臺灣殖民與階級復雜的瓜葛糾纏。

　　如眾所周知，日據時代1927年文化協(xié)會改組，代表臺灣殖民抗爭運動的重要思想轉向。就文化思想領域而言，成立于1921年10月27日的「臺灣文化協(xié)會」可算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因為這個以文化為志業(yè)的組織開展了臺灣第一個以反殖民為目標的重要文化啟蒙運動。根據其創(chuàng)辦人蔣渭水醫(yī)師的說法，協(xié)會的成立乃在做全面性的臺灣文化思想改造：

　　臺灣人現在有病了......我診斷臺灣人所患的病，是知識的營養(yǎng)不良癥，除非服下知識的營養(yǎng)品，是萬萬不能痊愈的，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原因療法，文化協(xié)會，就是專門講究并實施原因療法的機關。（李筱風，頁138）

　　葉石濤在《臺灣文學史綱》里言簡意賅地點出了文化協(xié)會殖民抗爭的意義：「文化協(xié)會是臺灣反日民族運動的大本營，它雖然以文化啟蒙運動為其實踐方式，其實它的最終目的在于獲得臺人政治上的自治」（頁37）但是，民族路線與階級路線之爭自始即存在于文化協(xié)會之中。1927年文化協(xié)會產生左右翼分裂，這個反殖民文化組織從開始運作即存在的民族路線與階級路線的沖突正式浮上臺面，左傾的連溫卿等人奪得文化協(xié)會的主導權。陳芳明在《殖民地臺灣：左翼政治運動史綱》里針對當時左右翼立場沖突做出如下的分析：

　　右翼認為，臺灣的資本主義尚未萌芽，所以應該先扶助資本家發(fā)達起來，使其狀大到足以與日本資本家對抗的地步。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就必須以民族運動去進行。他們主張設置臺灣議會，使資本家有發(fā)言權，進而獲得政治上的獨立。這種見解，正是日后臺灣民眾黨遵循的政治路線。

　　左翼的觀點，卻恰恰相反。資本主義事實上在臺灣已奠下基礎，只是，資本家受到控制而未獲得獨立而已。在殖民社會，受到壓迫的不止于資本家與地主，大多數的勞動者與農民有遭逢嚴重的剝削。要獲得全體臺灣人的解放，左翼必須進行階級斗爭。如果僅是走議會路線，只不過是在協(xié)助統(tǒng)治者所標榜的「內地延長主義」而已。（頁201）

　　施淑在〈文協(xié)分裂與三Ｏ年代出臺灣文藝思想的分化〉里指出：

　　一九二七年臺灣化協(xié)會的改組，標志著第一次世界大展后受西方影響的臺灣之世界的分裂和思想上的分化，改組后由左翼知識分子領導的文協(xié)，在活動方針上由文協(xié)成立時的民族主義的文化啟蒙運動轉變?yōu)闊o產階級文化運動的形態(tài)。（頁5）

　　1929年臺共勢力介入文協(xié)，連溫卿失去領導權，文協(xié)進一步激進左傾。激進左派認為應斷絕與民族資本家的合作，將革命力量集中在農工階級上。

　　表面上看來，日據時代文協(xié)分裂所凸顯的左右兩翼反殖民路線差異似乎與九Ｏ年代以來臺灣后殖民論述路線的歧異有類似之處。如果說，九Ｏ年代初期引進的后殖民論述有呼應本土論述，在幾次身分認同的激辯當中強調臺灣反殖民論述里民族解放的重要性，那么，以陳光興為代表的「左派」臺灣后殖民論述則刻意拉抬階級議題，不僅將階級議題視為比國家認同和「民族解放」更形重要的臺灣后殖民議題，并且認為國族論述為反動保守的象征。這個傾向在陳光興1996年1月發(fā)表于Cultural Studies.的"Not yet the Postcolonial Era: The (Super)Nation-State and Transnationalism of Cultural Studies: Response to Ang and Stratton" 展現得最為清楚。

　　而日據時代左翼運動里有關階級與民族解放的瓜葛糾纏又是如何呢？楊翠在其《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里》指出，1920年代之「臺灣言論菁英」所發(fā)表的言論中將「民族、階級、婦女」標示為臺灣殖民地三大解放目標，其中又以「民族解放」為最高原則。（頁76-99）但是，所謂的「臺灣言論菁英」一詞畢竟過于籠統(tǒng)，當時左翼路線主張階級解放之余，是否也如九Ｏ年代臺灣「左派」后殖民論述者一樣避談民族解放，企圖解構國族的概念？還是他們處理國族與階級的瓜葛有所不同？左傾后的臺灣文化協(xié)會由臺灣共產黨掌權。1928年臺共召開建黨大會，會中推舉林木順為黨組織書記長，并在會中通過對臺共運動走向具有相當標示作用的〈政治大綱〉。根據陳芳明的分析，〈政治大綱〉的重點提示顯示當時左翼運動與以臺灣獨立為目標的民族解放運動密切結合：

　　整個大綱的重心，在于提出「臺灣民族」、「臺灣革命」的主張。既如前述，臺灣革命的力量有賴農民與工人的結合，那么革命的目標又在哪里？林木順以「臺灣共產黨與民族獨立運動」一節(jié)來總結大綱的全文。臺共所領導的革命運動，終極目標就在于追求臺灣獨立。林木順指出，在殖民地社會并沒有「民族自覺」或「民族平等」的存在，只有經過革命方式的民族獨立。他強調，階級斗爭不僅不會和民族革命有絲毫矛盾，而且還更有助于民族革命。（頁70）

　　梁明雄在《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運動研究》里的說法大致與陳芳明相同：

　　臺灣共產黨除了主張無產階級革命以外，還以「臺灣民族的獨立」和「臺灣共和國的建設」為其綱領�！概_灣文化協(xié)會」也在臺共的操縱控制之下，而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轉為臺共的外圍組織。（頁172）

　　即便如此，我們仍須注意，左翼運動發(fā)展過程里有關民族解放和階級議題的發(fā)展過程情況其實相當曲折。施叔在分析三Ｏ年代左右翼思想分化時特別提醒讀者，1931年由許多曾參加過無政府主義運動者（如王詩瑯、張維賢等）組成的臺灣文藝作家協(xié)會在成立之時，接到一份寄自東京，署名「J.G.B.書記局」的賀電，站在國際普羅文藝運動的立場，對臺灣文藝發(fā)展方向做出指示和批判，臺灣文藝作家協(xié)會對J.G.B.書記局的賀電做出的響應當中針對臺灣文化及民族的問題，強調臺灣必須是個主體的角色，方能解決臺灣所有的問題（施淑：20-1）。

　　不過，這并不表示，階級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自始即水乳交融。就我目前所看過的分析和評論，許俊雅的一段剖析最言簡意賅地標示了日據時代左翼運動走向的轉折并展現其中所涉及的復雜議題：

　　社會主義運動者所關注的是臺灣各階層利益的沖突，他們認為殖民地臺灣內部的矛盾遠勝于日本異族的統(tǒng)治，因此關注焦點乃在于社會內部的階級問題，其對抗的對象乃是日本殖民資本主義與臺灣土著資產階級、地主，而不再是日本這一異族的統(tǒng)治。雖然他們反對日本資本主義的同時，亦帶有民族主義之意味，但對中、臺文化之水乳難分、前途之息息相關等問題，則并非其關注之焦點。以此意識形態(tài)論文學，那么臺灣本土自是主體，內部的資產剝削、地主貪淫等問題遂成描寫重心。雖然如此，他們所持之心態(tài)，猶屬「一島改良芻議」。等到臺灣共產黨成立之后，奉行日本共產黨所擬之「臺灣民族」政治綱領，而左翼份子受此影響，其所操持之意識，除「鄉(xiāng)土情懷」、「現實意識」之外，復增添了「臺灣民族主義」與「臺灣政治獨立」二者。此等獨立建國之「臺灣民族」觀適與臺灣文學本土論聲氣互通，桴鼓相應。（頁70）

　　雖然戰(zhàn)后臺灣本土論述對農工階層的關懷依在，但是在鄉(xiāng)土文學論戰(zhàn)之后逐漸與臺灣獨立運動結合的本土論述基本上強調的是民族解放，著墨較多的乃是國民政府遷臺之后日益嚴重的族群問題，階級議題在本土論述里的份量相形之下減輕許多。日據時代的反殖民論述，無論左右翼都不敢輕忽階級議題，因為即使右翼都清楚，農工階級是他們推展反殖民運動不可或缺的群眾基礎，臺人內部族群議題反而不是重點。相較之下，臺灣本土論述即使仍關懷底層勞工社會，卻不標榜「階級」意識。我想，主要有兩個原因讓本土論述者在有意無意間避免高舉「階級」的旗幟。第一，臺灣本土意識在戰(zhàn)后受到政治環(huán)境的極度壓抑，到了七Ｏ年代鄉(xiāng)土文學時期才再度抬頭 （葉石濤：137-65；
彭瑞金：103-94）。鄉(xiāng)土文學論戰(zhàn)爆發(fā)之時，反對鄉(xiāng)土文學的作家認為鄉(xiāng)土文學將關懷重點放在農、工、漁階級，顯然具有左傾的危險；
余光中并在《聯(lián)合副刊》上指稱鄉(xiāng)土文學等同于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所主張的「工農兵文學」�；仡櫄v史，我們當然應該注意到，在戒嚴時代，這樣的指控不可謂不重。根據葉石濤的敘述，

　　鄉(xiāng)土文學論爭，終于得到一個官方的答復；
那里面最重要的一點含有警告意味；
便是鄉(xiāng)土文學不可為某一個特定的階層為其描寫的主要對象，本來鄉(xiāng)土文學并不為任何一個特定的階層服務，它只是現實主義文學，注重本土民眾的現實生活描寫，而占本土民眾的大部分剛好又是以窮苦大眾為多，所以它的文學題材多來自農人、勞工，自是無法避免的結果。（頁149）

　　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之下，本土論述雖然堅持其對社會底層人民的關懷，但為了響應反鄉(xiāng)土派作家與官方的警告，為了撇清與中共「工農兵文學」的關連，本土論述「階級」議題的進一步發(fā)展受到某個程度的壓抑乃是毋庸置疑的。另外一點，本土化運動在解嚴后的走向與臺灣族國建構運動關系相當密切，本土論述者對堅持「臺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之中共深懷戒心，連帶對「階級」論述也相當謹慎處理。在此情況下，本土論述即使展現對底層人民的關懷，卻不標榜「階級」，也自可理解。這是我們在探討這一部份臺灣后殖民論述版圖時應該注意到的一點。

　　相對的，陳光興的「左派」后殖民論述則高舉階級旗幟，避開本土論述所著重的「國家」、「族群」；
日據時代左翼論述終究主張民族解放的重要，陳光興的「左派」則不談民族解放，我想，隱性的論述者族群位置影響其對本土派主導的族國建構運動的態(tài)度、當前文化研究對國族主義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的思考以及全球化時代「國家」不再是最重要的認同對象等等論述傾向都是重要的原因。

　　乍看之下，九Ｏ年代以來逐漸發(fā)展的臺灣后殖民論述取向的不同，似乎隱然與日據時期左右翼的分裂有相似之處?亦即，民族解放vs.階級解放。但是，以上的分析企圖展示，日據時代的左翼運動和當前臺灣后殖民論述的「左派」有不可忽視的差異之處。更重要的，日據時代的左翼論述所展現的細微思考和對民族解放、階級解放等等問題的瓜葛糾纏之體認，在在顯示臺灣后殖民論述不僅在日據時代就有相當成熟的發(fā)展，而且其精彩豐富與辯證之復雜性恐怕不在 九Ｏ年代臺灣后殖民論述之下，讓我們看到了這個論述領域我們深厚的傳統(tǒng)與寶貴的文化思惟遺產。臺灣后殖民理論借鏡西方辯證，已有不少收獲，從縱向的本土歷史脈絡來爬網后殖民議題的辯證，應該是未來「后殖民」的臺灣演繹進一步「在地化」的努力。

　　(論文原宣讀于「十年來臺灣文化研究的回顧」研討會,國科會主辦,文化研究協(xié)會主辦,1999.9.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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