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年一、何蜀、陳昭：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
發(fā)布時間:2020-06-12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文化大革命”前，林彪在制造個人迷信上花了大氣力；
“文化大革命”中，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又說了許多阿諛奉承的話。這些都是事實，但卻不是全部事實（比如“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的若干講稿，就是由中央文革小組起草并經(jīng)毛澤東審定的）。
綜觀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實表現(xiàn)，我們認為他是一個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
三十多年來，由于“政治需要”，一直把林彪當作盛放“文化大革命”一切罪惡的頭號垃圾桶，把林彪描繪成“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之源，災禍之首�！爸e言重復一千遍就是真理”。這個結論被重復了三十多年，被重復了不止億萬遍，沒有經(jīng)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只知道這一個結論，許多經(jīng)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也不明真相，大量接受了這樣的宣傳。所以，一般人根本沒想過林彪還會是另外的樣子。
林彪對毛澤東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態(tài)度
在毛澤東發(fā)動“文化大革命”之初，林彪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老革命家一樣，也是沒有一點思想準備的；
對“文化大革命”究竟如何搞法，也一樣是完全不清楚的。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中正確地指出了當時毛澤東對林彪、周恩來、鄧小平、劉少奇四人的策略是“聯(lián)林、拉周、整鄧、倒劉”，（１）林彪不過是被毛澤東“聯(lián)”過去當了被借助的“鐘馗”而已。
毛澤東為發(fā)動“文化大革命”而背著中央政治局常委，背著中央委員會，拋開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一切合法機構和程序，通過他那既非中央領導成員、甚至連候補中央委員都不是的夫人江青，秘密策劃推出了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墒�，這一炮沒有打響。除華東局管轄地區(qū)外，其他地區(qū)的報紙均遲遲不予轉(zhuǎn)載。在北京，《解放軍報》是最先轉(zhuǎn)載并在編者按中稱《海瑞罷官》為“大毒草”的（《北京日報》得知《解放軍報》要轉(zhuǎn)載后也在同日轉(zhuǎn)載但編者按沒有提“大毒草”）。以往的宣傳中強調(diào)《解放軍報》積極響應批《海瑞罷官》，似乎這是林彪起的作用，實際上，林彪對此并不知情。據(jù)時任總政治部副主任的劉志堅回憶，真相是：“1965年11月下旬，羅瑞卿路過上海，江青問他，批《海瑞罷官》的文章北京沒有轉(zhuǎn)載，《解放軍報》為什么也不轉(zhuǎn)載？羅瑞卿即給我打電話說：批《海瑞罷官》的文章很重要，《解放軍報》應當盡快轉(zhuǎn)載。《解放軍報》這才于11月29日全文轉(zhuǎn)載了姚文元文章�！� （２）
接著，毛澤東又讓江青到蘇州請林彪支持召開所謂“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林彪對此十分冷淡，直到江青說出“主席讓我請尊神”，林彪仍然推托不就。（３）據(jù)當時在蘇州陪伴林彪的林豆豆回憶，林彪與江青那次談話極不愉快，兩個人“差點打起來”，江青一見林彪就問：“我在上海，你為什么不來看看我？”林答：“我身體不好，正在養(yǎng)病。”江說：“你該多關心一下文藝工作�！绷执穑骸拔也欢��！苯f：“主席最近對文藝工作有兩個批示，你知道嗎？”林答：“我知道。”江又問：“你對建國十七年來的文藝工作怎么看？”林答：“方向問題已經(jīng)解決了。主要是藝術水平的問題�！苯喟岢隽嗣珴蓶|的批示，林彪不吭氣。江青說：“在上海召開文藝座談會，不是我要搞的，主席要我請尊神�！绷直脒�是說他身體不好。江青看到林彪身旁放著幾張京劇唱片，說：“到了這時候，你還聽這種壞東西？”林答：“我只是用它來調(diào)劑一下精神。聽上一段，對身體有些好處�！闭勗挷粴g而散。（４）
那個從始至終只有江青一人發(fā)言的所謂“座談會”結束后，參加“座談會”的劉志堅等人寫出了一個約3000字的“匯報提綱”向林彪?yún)R報，林彪認為：“這個材料搞得不錯，是個重要成果。這次座談在江青主持下，方向?qū)︻^，路線正確，回去后要迅速傳達，好好學習，認真貫徹”�？墒牵嘁姷竭@個“匯報提綱”后，卻蠻橫地認為“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皼]有能夠反映她的意思”，“給她闖了大禍”，還說“現(xiàn)在不要傳達，不要下發(fā)”。隨后，她找了陳伯達和張春橋來參加修改，報送毛澤東后，毛澤東又親自作了不少修改，加寫了一些重要文字，其中，毛澤東“在標題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6個字。標題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泵珴蓶|還“把稿子第一部分中‘江青同志在上海召集劉志堅……’改成‘江青同志根據(jù)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集……’”等等。（５）“這樣一來，不僅在政治上名正言順，而且也趁勢把林彪拉下了水。”（６） 所以，“座談會”——名不副實，談“部隊文藝工作”——名不副實，“林彪同志委托”——同樣是名不副實。
毛澤東這一手，可謂十分老辣。劉志堅回憶：林彪“在座談會召開之前，就通過葉群電話告知我說，是‘江青找林彪，要找部隊搞文藝工作的同志談談’。并一字一句傳達了林彪的一段話，開頭就是‘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談了話’�！o要’定稿后，林彪雖不反對‘委托’的說法。但在3月22日給賀龍等同志的信說：‘送去江青同志3月19日信和她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也不說‘林彪委托’。這些都是煞費苦心的�！保ǎ罚� 顯然，這是林彪為了向歷史作出交代，也為了證明自己是被動的，而特地“立此存照”，確實是“煞費苦心”。
毛澤東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所謂“綱領性文件”——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通知》，是由周恩來向毛澤東提議：“并擬按此方針，起草一個中央通知，送主席審閱�！保ǎ福� 然后由鄧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成立以陳伯達為首的起草小組，按毛澤東提出的“文化大革命”方針起草，再由毛澤東親自修改的，其中的重要內(nèi)容全是毛澤東親筆寫成。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一書可知，毛澤東在反復修改這一文件中，曾先后將文件稿批給江青、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康生等，（９）卻從未批給林彪。在劉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這個文件時，是全體到會者都毫無異議地表示同意的。
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是毛澤東強加的
經(jīng)過毛澤東和江青集團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的反復宣傳，一般人都相信林彪當上“接班人”是他苦心鉆營、篡黨奪權的結果。其實，這是完全違背歷史真實的。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毛澤東把“文化大革命”強加給全黨、全國的一次至關重要的會議。而林彪?yún)s一開始就不想?yún)⒓�，一再推托，請了“病假”，躲在大連“療養(yǎng)”，是毛澤東強令他參加的�！斑@次大會實際組織者是周恩來，名義上是陶鑄”。（１０）“在全會臨時增加的改選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過程中，是毛澤東親自起草的候選人名單，他把林彪排列在緊靠自己的第二位。”（１１） 直到這個從8月1日到12日召開的全會已經(jīng)開過了一半時間（8月6日晚），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已經(jīng)由毛澤東安排好了，全會公報也已經(jīng)由毛澤東修改審定了——公報中特地寫進了歌頌林彪的話：“全會認為，林彪同志號召人民解放軍在全軍展開學習毛澤東同志著作的群眾運動，為全黨全國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敝钡竭@時，林彪才像提線木偶一樣被毛澤東下令召來。據(jù)林彪的生活秘書李文普回憶：是汪東興奉毛澤東之命打電話叫林彪回京，由于天氣熱，汪東興安排林住進有空調(diào)設施的人民大會堂浙江廳。林一到人民大會堂，毛就趕來看望，和他單獨談話。會后，林彪取代劉少奇，成為黨中央唯一的副主席。（１２） ——另據(jù)高文謙《晚年周恩來》一書披露，只保留林彪一人作為黨的副主席是周恩來的提議，以突出林彪作為接班人的地位，而原有的副主席自他以下以后不再提及，改用政治局常委的名義見報。（１３）
然而，林彪?yún)s并不想干“取代劉少奇作毛澤東的接班人”這種角色�！傲直胍欢缺憩F(xiàn)得誠惶誠恐，推辭再三，乃至正式寫了（辭職的）書面報告”。（１４）在“接班人”已成為全會一致?lián)碜o的決定之后，林彪仍在幾個重要場合——在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會上、在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時、在全會后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反復作了類似表示。比如，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他表示：“中央給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夠，懇辭再三。但是，現(xiàn)在主席和中央已決定了，我只好服從主席和黨的決定，試一試，努力做好。我還隨時準備交班給更合適的同志。”（１５） “接班”是他按組織原則被迫接受的，而“隨時準備交班”則是他主動公開提出的。
八屆十一中全會后，原按毛澤東意圖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但林彪僅主持過幾次會后就不再管，中央日常工作由周恩來負責。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一般均由周恩來召集。（１６）
為了“大樹特樹”林彪這個“接班人”的權威，由毛澤東發(fā)起對林彪進行了一系列空前的吹捧炒作。經(jīng)毛澤東親自修改審定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第一次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上公開贊揚毛澤東以外的另一個人——林彪。這是“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又一個“史無前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對林彪的吹捧便掀起了空前的高潮。
在“九一三”事件之后，許多批判文章都認定是林彪當上“接班人”后便篡改歷史，自我吹捧。實際上，林彪對這些吹捧他的做法并不都知道，知道了也并不欣賞，他曾多次出面制止下面吹捧他的舉動（詳見《晚年周恩來》第262—263頁和張云生《毛家灣紀實》第235—236頁）。至于篡改歷史，林彪更沒有責任，為了吹捧林彪而篡改歷史的許多事，林彪本人并未授意和參與，而是“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中的其他人和下面吹喇叭、抬橋子的人干的。
1967年11月21日，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將《中央關于征詢對召開“九大”的意見的通報》稿（由康生、姚文元負責起草，20日晚文革小組擴大碰頭會上討論修改通過）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刪去了其中“大樹特樹……”和“‘九大’要大力宣傳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zhàn)友和好學生”中的“和好學生”四字，批示：“刪掉了幾句。請林彪同志閱后，退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倍直雱t于11月25日向秘書交待：“他主張把第二頁第三段全文刪去，或者改寫得輕淡一些為好。他認為，原文對他的評價太高�！绷直胍髣h去或改寫得輕淡一些的內(nèi)容是：“許多同志建議，‘九大’要大力宣傳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zhàn)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并寫入‘九大’的報告和決議中，進一步提高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泵珴蓶|當天對這個電話記錄稿批示：“刪去不好，也不必改寫。” （１７）按照毛澤東這一指示，對林彪不再作“好學生”這方面的宣傳，而只作“親密戰(zhàn)友”方面的宣傳——顯然，“好學生”的級別、檔次嫌低了。于是，在中共“九大”前后對“親密戰(zhàn)友”的宣傳達到空前未有的高度。
1968年10月，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召開，全會通過了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負責起草，周恩來主持討論、修改的新黨章草案，其中明確寫進了林彪是毛澤東的“親密戰(zhàn)友和接班人”。毛澤東對此草案作了多次修改、批示�？瞪跁险f：“八屆十一中全會確定林彪同志為毛主席的接班人，這是百年大計，是關系到我黨、我國今后命運，關系到我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林彪同志很謙虛，他要求把黨章草案中提到他那一段刪去，我們的意見，這一段必須保留。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這是會上公認的，是當之無愧的�！� （１８）
最遭人詬病的“林彪與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一說，使林彪長期遭到不明真相的人們的恥笑和責罵，其實，林彪實在冤枉，因為這并不是林彪自己胡吹或指使他人吹出來的。對這一篡改歷史的說法風行一時，周恩來是有責任的。眾所周知，在1969年4月14日“九大”全體會議上，周恩來有一個以“歌頌”林彪為中心內(nèi)容的發(fā)言，而其中最違背歷史真實的就是有關南昌起義后上井岡山這一內(nèi)容。作為南昌起義的主要領導者之一的周恩來，應該比一般人更了解那段歷史，但是，為了政治需要，為了“緊跟毛主席”，他卻以“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第三號領導人的重要身份向莊嚴的黨代表大會講了這樣的話：“林彪同志成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zhàn)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經(jīng)開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義失敗后率領一部分起義部隊走上井岡山，接受毛主席領導的一位光榮代表。從此，林彪同志一直緊跟毛主席，捍衛(wèi)毛主席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路線，為中國人民革命戰(zhàn)爭和革命事業(yè)作出了卓越的貢獻。”（１９） 隨后，周恩來又于5月14日在國務院所屬單位傳達“九大”大會上傳達毛澤東在“九大”期間的講話時，談到南昌起義的時候，再次說：“林彪同志南昌起義失敗后，帶領部隊上井岡山，一直在毛主席身邊戰(zhàn)斗。所以我說南昌起義的光榮代表應該是林彪同志�！保ǎ玻埃�
難道這些賬都該算到林彪身上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林彪與“文化大革命”中諸多重大事件的關系
作為“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的第二號領導人、“副統(tǒng)帥”，林彪對“文化大革命”這場大動亂到底是什么態(tài)度？應負怎樣的責任？有必要重新審視林彪與“文化大革命”中諸多重大事件的關系。
“打倒羅瑞卿”�，F(xiàn)在一般都只強調(diào)林彪致信毛澤東要匯報情況，并派葉群送去告羅瑞卿狀的材料，同毛澤東談了近五個小時，之后，才有了打倒羅瑞卿一事。但是，在林彪致毛澤東信中就有“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志早就提議我向你報告” （２１）之語，而且，據(jù)林彪辦公室（簡稱“林辦”）秘書張云生回憶，葉群曾說過，是“偉大領袖在上海把她召了去，想就羅瑞卿與林彪的關系問題問個究竟”。（２２） 葉群當時還只是個“緊跟毛主席”的小角色。從發(fā)生在1967年1月的“批判蕭華”事件可知，葉群對秘書們說：“首長（指林彪）本來是不同意打倒蕭華的�！钡且宦牭浇嗾f“一組”（即毛澤東）已同意批斗蕭華時，葉群即認為“首長必須有個明確態(tài)度”，并急匆匆代表林彪去京西賓館參加批蕭華的會議，會議中途毛澤東把周恩來、葉劍英召去，會議停開。周恩來等回來后宣布毛澤東指示對蕭華還要保。此后葉群便又在保蕭華的群眾大會上代表林彪講話，說蕭華是得到林彪“一貫信任”的，林彪認為“蕭華是總政歷任幾位主任中最好的一個主任”。（２３） 可見，若不是看到毛澤東有倒羅之意，葉群豈敢主動向毛澤東告羅瑞卿的狀？何況，1965年12月8日至15日在上海召開的批判羅瑞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主持人不是別人，正是毛澤東自己。而這時，毛澤東已經(jīng)（于12月2日）發(fā)表了關于“羅的思想同我們有距離”，“羅當總長以來，從未單獨向我請示報告過工作，羅不尊重各位元帥，他又犯了彭德懷的錯誤，羅在高、饒問題上實際是陷進去了。羅個人獨斷，羅是野心家”（２４） 等為羅瑞卿定性的評價。會議已經(jīng)開了三天才被通知到會的羅瑞卿，到會后是由周恩來、鄧小平出面代表組織談的話。羅瑞卿要求見毛澤東、林彪，當面把問題說清楚，但周恩來沒有同意 。（２５）1966年3月4日，鄧小平主持在懷仁堂召開批判羅瑞卿工作小組會議。鄧小平對會議的開法和指導思想作了明確指示（２６） ……另據(jù)楊成武回憶：上海會議“揭發(fā)了所謂羅瑞卿的問題，會后成立了羅瑞卿專案組，組長也由周恩來總理擔任�！保ǎ玻罚� 總之，“打倒羅瑞卿”一案，盡管許多檔案材料還未解密，但僅從目前已經(jīng)公開的材料也可以作出判斷：這個賬不應算到林彪一人身上。
“防止政變”。林彪在通過“五一六通知”之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作的“五一八講話”，一個重要主題是“防止政變”，后來被認定是他“大講政變”，“制造中央內(nèi)部有人要搞政變、搞顛覆的謊言”，“在黨內(nèi)造成了極度恐怖的氣氛” 。（２８）其實，“防止政變”是毛澤東籌劃已久的一個重要“戰(zhàn)略部署”。最早擔心有人搞政變的是毛澤東。早在“文化大革命”前的1962年國慶節(jié)，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進行慶祝游行現(xiàn)場實況轉(zhuǎn)播的播音員時，突然說：“我們說話別人聽不見，他們說話全世界都能聽見，廣播就是重要。哪個國家搞政變，都要先拿廣播電臺，伊拉克一個坦克團和一個廣播電臺就把卡塞姆推翻了。要重視廣播電臺的安全保衛(wèi)工作。中近東許多國家發(fā)生政變，搞政變的人開始就要奪廣播電臺……”并當即吩咐周恩來要管廣播電臺，不要出問題，要從部隊調(diào)一個強的干部去領導廣播事業(yè)局。10月13日，中央即根據(jù)毛、周的意見調(diào)丁萊夫（某軍政委）到中央廣播事業(yè)局任一把手。（２９） 可見，“政變經(jīng)”是由毛澤東率先念起來的。1966年5月15日（即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遵照毛澤東保衛(wèi)首都的指示精神，周恩來就加強首都警衛(wèi)工作與葉劍英聯(lián)名報告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組成以葉劍英為組長，楊成武、謝富治為副組長，劉志堅、李雪峰、汪東興、周榮鑫、鄭維山、傅崇碧、萬里、蘇謙益參加的首都工作組，負責保衛(wèi)首都安全，直接對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３０） 5月18日（即林彪發(fā)表“五一八講話”當天），周恩來就加強首都警衛(wèi)工作進行部隊調(diào)動事，與楊成武和北京軍區(qū)協(xié)商，并書面報告毛澤東：擬調(diào)六十三軍駐石家莊的一八九師和六十五軍駐張家口的一九三師來京擔任衛(wèi)戍任務，衛(wèi)戍司令由傅崇碧擔任。部隊到后，將對在京要害部門和廣播宣傳機關的保衛(wèi)任務重新調(diào)整。毛澤東閱后批：照辦。（３１） 這些都是當時防止政變的重大措施。而林彪的“五一八講話”，正是根據(jù)毛澤東“防止政變”的部署精神講的。據(jù)參加了那次會議的戚本禹回憶：“這次會議，名義上是劉少奇主持，實際上，起核心作用的是周恩來，周比劉更能領會毛的意圖。”林彪的“五一八講話”，“是周恩來要他講的，林彪說：‘常委的其他同志要我先講’，指的就是周�！保ǎ常玻� 另據(jù)王力回憶：對林彪這個講話，當時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都說要印發(fā) 。（３３）中共中央于9月22日批轉(zhuǎn)這一講話時，批語中稱其“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件”，“根據(jù)毛澤東同志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和階級斗爭的理論，根據(jù)黨內(nèi)兩條路線斗爭的嚴重事實，根據(jù)國際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特別是蘇聯(lián)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篡黨、篡政、篡軍的教訓，對如何鞏固無產(chǎn)階級專政，防止反革命政變、反革命顛覆的問題作了系統(tǒng)的精辟的闡述�！薄皩γ珴蓶|思想做了全面的、正確的、科學的評價”，“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范，是指導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文件�！笨梢姡罢兘�(jīng)”并非林彪一人在念，而是由毛澤東帶頭、整個中央領導集體一齊念起來的。
——后來批判林彪時，把毛澤東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拋出來，說“這封信‘是針對林彪《‘五一八’講話》寫的’。林彪《‘五一八’講話》剛一出籠時……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望遠鏡和顯微鏡，已經(jīng)看出林彪的《‘五一八’講話》不講馬克思主義，不講黨的領導，專講個人，講宮廷政變，不講階級斗爭，不講人民群眾，鼓吹唯心史觀，抹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斗爭的反動本質(zhì)�！蔽母锸穼＜医鸫好髡J為，這樣的批判是荒謬的，“不錯，信中談到了林彪《‘五一八’講話》。如何說的呢？第一，‘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fā)。我準備同意發(fā)下去’。這里毛澤東是講敵友關系，非常明確地把林彪稱為‘我的朋友’。毛澤東向來是敵友分明的，這封信中尤其如此�！薄傲直胧亲约悍矫娴念^號朋友”；
“第二，‘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是信中最集中地講對林彪《‘五一八’講話》看法的一段話，其中確實表達了不滿意和不安的心情，但用詞的分量是很輕的�！@樣講法過去沒有過’，大概是革命導師沒有講過或馬克思列寧主義經(jīng)典著作中沒有講過的意思吧。沒有講過，當然可以包含背離了、違背了的意思，但也可以是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了的意思。”金春明認為“從信的內(nèi)容中無論如何得不出江青等人宣揚的那種論斷”，“從總體上看，（毛澤東）對林彪是信賴和依靠的，是作為幫助自己打鬼的朋友，即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依靠力量。所以，毛澤東給江青寫信的目的，也絕不可能是為了揭露林彪�！保ǎ常矗�
“打倒賀龍”。據(jù)“林辦”秘書張云生回憶：“1966年9月6日，林彪受毛主席委托，就賀龍問題在軍委會議上正式‘打招呼’……林彪說，軍內(nèi)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以來，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以及某些大軍區(qū)都有人伸手，想在那里制造混亂，企圖在亂中奪權�！直胝f他們的總后臺是賀龍，因此主席說要在軍內(nèi)高級干部中‘打招呼’，對賀龍的野心有所警惕。到會的幾位老帥（軍委常委委員）紛紛表態(tài)，都擁護毛主席的決策和林彪的講話�！保ǎ常担� 這是林彪假傳圣旨嗎？在座的元帥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和葉劍英都是可以通天的，何以沒有誰提出異議并挺身而出為賀龍辯護呢？何以周恩來最后也保護不了賀龍呢？1967年1月11日，林彪主持毛澤東提議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周恩來在會上談到外面有很多有關賀龍的大字報時說：主席說了，政治局不要公開點賀龍的名，我們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的同志不要在公開的場合點他的名，只是要他去登門聽取大家的批評……（３６） 這不正說明“打倒賀龍”的整個部署是在毛澤東的掌握之中嗎？另據(jù)楊成武回憶：“1959年廬山會議，發(fā)生了彭德懷的問題，會后設立了彭德懷、黃克誠專案組，當時由周恩來總理和賀龍副總理負總責，具體的專案組長是賀龍兼任的�！母铩校R龍被列為專案后，組長仍由周總理接任�！� （３７）除了毛澤東，還有誰能讓周恩來擔任這個組長？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接見阿爾巴尼亞來賓卡博和巴盧庫的講話中就明確說了：“我們的軍隊也不是沒有問題的。像賀龍是政治局委員，羅瑞卿是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9月13日（正是賀龍在囚禁地盼著周恩來兌現(xiàn)秋天去接他回京的諾言時），中央正式批準對賀龍立案審查，審查報告經(jīng)過周恩來之手，他在上面親自動手作了修改，寫下了大段的批語。（３８）
“批判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1966年10月，毛澤東發(fā)動了批判“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這是導致大動亂的一個重要步驟。有的專著提到此事時，稱“10月1日，林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七周年慶祝大會上首先拋出這個新罪名。” （３９）然而，這個“新罪名”雖然表面上是林彪宣布的，實際上卻是毛澤東借林彪之口“拋出”的。據(jù)王力回憶，毛澤東在9月份就已經(jīng)形成這一概念了。同時，“毛主席決定，要在林彪的國慶講話和《紅旗》社論中提出這個問題。講話由陳伯達、王任重、張春橋起草。社論由陳伯達、王力、關鋒起草�！卑凑彰珴蓶|關于要在林彪講話中提出批判劉少奇“錯誤路線”的精神，原來定稿時用了“資產(chǎn)階級反革命路線”的提法。在上天安門講話之前，陶鑄、王任重、王力向毛提出，“反革命”太重了。于是將“反革命”改為“反對革命”，成為“資產(chǎn)階級反對革命路線”。10月1日晚上，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張春橋向毛提出，“資產(chǎn)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提法不通。毛說改為“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４０） 如此而已。應對“拋出這個新罪名”承擔罪責的，依然是毛澤東。
“全國全面階級斗爭”。在毛澤東號召開展“全國全面階級斗爭”這個十分重大的問題上，毛澤東居然未讓“副統(tǒng)帥”林彪?yún)⑴c決策。《王力反思錄》中說：“（1966年）12月26日毛主席過生日，晚上臨時通知，毛主席和江青請陳伯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的游泳池吃飯。沒有林彪、總理、陶鑄、康生、李富春。……吃飯前毛主席說了很多話，吃飯后又說了幾句。他從來不過生日，這次過個生日，實際上這是個比較重要的會�！痹谶@次“比較重要的會”上，毛澤東大段地、比較系統(tǒng)地講了他關于開展“全國全面階級斗爭”、“大民主”、“斗批改”的想法 。（４１）毛澤東的這次講話和隨后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導致“文化大革命”進入打倒一切、全面內(nèi)戰(zhàn)的“新階段”。
“打倒陶鑄”。1967年1月4日，江青、陳伯達、康生等接見武漢“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時，公開宣布陶鑄是“中國最大的�；逝伞�，從此，八屆十一中全會后被提拔到位于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之后的“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第四號領導人陶鑄被打倒。據(jù)“林辦”秘書張云生回憶，“陶鑄在東北解放戰(zhàn)爭時期曾是林彪的老部下，被點名‘打倒’后給林彪寫了一封信，說他來京后辜負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信任，工作沒有做好，本想過年后離京去各地搞點‘調(diào)查研究’，但萬萬沒想到頃刻之間變成了‘罪人’。林彪見到此信后默默不語，葉群怕被釣魚臺發(fā)覺會招來大禍，趕緊叫內(nèi)勤偷偷將此信燒掉。” （４２）林彪的“默默無語”，正表明了他對此事的無可奈何，因為這是毛澤東一手制造的。王力在回憶錄中說得很清楚：“……毛主席同陶鑄的分歧是（1966年）九月就已開始了。九月毛主席就對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陶鑄同志不滿了�！Y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是指劉鄧，而‘批判不徹底’，主要是指總理同陶鑄，在毛主席看來總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陶鑄。‘徹底批判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的口號主要是對陶鑄。” （４３）此外，陶鑄想恢復中央書記處班子，主持起草工業(yè)十二條和關于“抓革命促生產(chǎn)”的社論等，都引起了毛澤東的不滿。11月14日以后，毛澤東開始收到一些告陶鑄的信，“毛主席定了（十二月）六日會上要批評陶鑄，要陶鑄檢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隨后毛澤東又定了開“生活會”批評陶鑄，“這生活會是政治局擴大會，是十二月下旬開的……這個會上的發(fā)言是一邊倒，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也一致批評陶鑄……”（４４） 1967年1月4日，在江青主持的會上主要由陳伯達講話公開提出了打倒陶鑄。雖然后來毛澤東表示過不同意這次公開宣布并指責了陳伯達和江青，但他并未重申對陶鑄要“保”，而是在1月8日的會上就陶鑄問題作了總結性的表態(tài)：“陶鑄問題很嚴重。陶鑄是鄧小平介紹到中央來的。這個人極不老實，鄧小平說還可以。陶鑄在十一中全會以前堅決執(zhí)行了劉鄧路線，十一中全會后也執(zhí)行了劉鄧路線。在紅衛(wèi)兵接見時，在報紙上和電視里照片有劉鄧鏡頭，是陶鑄安排的。陶鑄領導下的幾個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們也管不了，紅衛(wèi)兵一來就管住了�！薄疤砧T的問題我們沒有解決了，紅衛(wèi)兵起來就解決了�！� 王力出席了這次會，對毛澤東指責陶鑄“極不老實”一語，他回憶說：“我記得是說很不老實，有的歷史學家把很字去掉，只說不老實�！碧砧T夫人曾志不相信毛澤東會說陶鑄不老實，認為可能是說的“不老成”，還寫信去問毛澤東，但毛澤東卻不明確表態(tài)。王力說：“我記得毛主席還說過一句話：‘希望你們能開會把陶鑄揪出來才好呢！’”（４６） 幾個月后的9月8日，《人民日報》發(fā)表了姚文元的《評陶鑄的兩本書》，這篇被陶鑄認為是“置我于死地”的文章，也是毛澤東從8月中旬到9月上旬多次審閱修改并在批示中稱之為“很好”、“極好”的，連文章標題也是毛澤東改擬的 。（４７）
“奪權”。奪權也是毛澤東獨自發(fā)出的號召。1967年1月15日，在北京及外地造反派組織于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抓革命，促生產(chǎn)，徹底粉碎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誓師大會”（即歡呼中央給上海造反派賀電的大會）上，陳伯達和周恩來先后講話，講話中都強調(diào)了反對“接管風”。此時所說的“接管”，實際上就是奪權的另一種說法（后來才統(tǒng)稱為奪權）。陳伯達明確指責說，接管風是走資派的“新花樣”，讓造反派接管，他們跑到臺后，讓我們社會秩序、經(jīng)濟秩序搞得不好，他們看笑話。他提出，除個別地點、機關外，應該大量采取派群眾代表監(jiān)督的方式。周恩來在講話中也強調(diào)了不要形成接管風 。（４８）據(jù)王力回憶：在那次大會上“陳伯達說上海自下而上的奪權，這是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形式，群眾組織只能監(jiān)督，不能奪權。……當天下午剛散會，毛主席馬上知道了，馬上開了個會批評陳伯達……毛主席說，就是要奪權，就是要向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手里奪權。毛主席然后講了一大篇的話，后來寫成《紅旗》雜志評論員文章，題為《無產(chǎn)階級革命派聯(lián)合起來》。這就是號召奪權口號的背景，這是毛主席的系統(tǒng)的思想，是第一篇公開號召奪權的文章�！� （４９）“毛主席的想法，是全面奪權，評論員文章根據(jù)毛主席的思想明確提出奪黨權、政權、財權，而且分別講為什么要奪這些權。”（５０） 可是后來卻把林彪在此之后（1月23日）的一個講話作為他“策劃奪權”的罪證：“無論上層、中層、下層都要奪。有的早奪，有的遲奪”，“或者上面奪，或者下面奪，或者上下結合奪”。其實，在此之前，“奪權”已經(jīng)作為毛澤東的“戰(zhàn)略部署”開始貫徹，據(jù)王力回憶：“毛主席號召奪權，我沒有反對，其他也沒有一個人反對，中央領導核心會議上沒有一個人反對”。（５１）周恩來在1月21日（比前引林彪講話還早兩天）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中就傳達了：“關于奪權，報紙上說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堅持資產(chǎn)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的權，不是這樣的能不能奪？現(xiàn)在看來不能仔細分。應奪來再說，不能形而上學，否則受到限制。奪來后，是什么性質(zhì)的當權派，在運動后期再判斷。”王力還說明：“這也有檔案可查�！辈娬{(diào)“周總理傳達的毛主席這段話后果很嚴重”（王力以這句話作為這段文字的小標題）。（５２） 就連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也指出：“對‘奪權’這樣的戰(zhàn)略性決策，這樣大的舉動，并沒有在黨中央進行過充分醞釀、討論并作出正式?jīng)Q定，便迅速在全國推開，這是很不正常的，進一步反映出中央的領導已由個人獨斷取代了集體領導�！保ǎ担常�
“反擊二月逆流”�，F(xiàn)在通常都把1967年1月中旬在京西賓館召開的中央軍委常委碰頭會（即“大鬧京西賓館”）和2月中旬在懷仁堂召開的中央碰頭會（即“大鬧懷仁堂”）統(tǒng)稱為“二月抗爭”（即當年批判的“二月逆流”），在“大鬧京西賓館”中，時任廣州軍區(qū)司令員（后來被稱作林彪的“心腹大將”）的黃永勝，就公開發(fā)言提出：“希望中央文革多聽毛主席的話，特別是江青同志要多聽毛主席的話！”葉劍英把會議情況報告了林彪。林彪也表示對中央文革的不滿，說：叫他們也來打倒我好了。他還把江青叫到毛家灣家中，大發(fā)了一頓脾氣，盛怒之下把跟前的茶幾都掀翻了，還喝令葉群把江青趕走……（５４） 毛澤東在聽取江青等人關于所謂“大鬧懷仁堂”的情況匯報后，大發(fā)雷霆，責令陳毅、譚震林、徐向前三人“請假檢討”，決定對他們?nèi)诉M行批判。這個“反擊二月逆流”的決定又是毛澤東獨自作出的。在所謂“二月逆流”高峰的2月17日，譚震林懷著滿腔忿恨給林彪寫了一封信，痛斥江青“手段毒辣”、“丑化黨”、“真比武則天還兇”。誰都能看得出來，譚震林的這封信清楚地表明了他對林彪的信任。林彪無奈將此信轉(zhuǎn)報毛澤東，說：“譚震林最近之思想竟糊涂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預料之外”。（５５） 林彪用“糊涂”、“墮落”這樣的字眼，顯然是在搪塞。據(jù)“林辦”秘書張云生回憶，譚震林分別寫了給林彪和毛澤東內(nèi)容大致相同的信，“林彪和葉群在看到這封信之后，大受震動。林彪沉默半晌，表情灰暗，但他還是什么都不說。葉群則感到這封信將給自己帶來一場災難：林彪對之表態(tài)不是，不表態(tài)也不是。因此她趕緊把這封信從秘書手里收回去，一再叮囑我們‘對誰也不要講�！薄叭欢鴽]過兩天，林彪又把譚震林的信批給了主席。……主席閱后將原件退回毛家灣，林彪見到后將原件撕得粉碎，扔在紙簍里。后來葉群又背著林彪將這些碎紙片撿回，并將它貼在一張白紙上，藏在自己的文件柜里。這是林彪發(fā)泄對毛澤東不滿的真實一幕……”（５６） 當毛澤東在2月19日凌晨召集嚴厲指責譚震林、陳毅等人的緊急會議時，本來通知了林彪?yún)⒓樱直胍浴吧眢w不好”為由請假，派了葉群作為他的代表……（５７） 后來在“反擊二月逆流”時，江青因“大鬧京西賓館”事非要壓黃永勝作檢討，黃永勝在請示林彪后，始終頂住沒有理睬。江青對此一直耿耿于懷。（５８）可見，“林彪一伙”實際上直接（如黃永勝）或間接（如林彪）地參與了“二月抗爭”�；氖牵熬乓蝗笔录l(fā)生后，毛澤東居然說出“二月逆流是反林彪的”這樣明顯歪曲事實的話來。
“武斗”。1967年夏，全國到處爆發(fā)大規(guī)模武斗，許多地方出現(xiàn)了群眾組織搶奪解放軍槍支用于武斗的情況。毛澤東正在這時“巡視”了南方一些地區(qū)，對搶槍武斗等情況居然持樂觀、欣賞態(tài)度。7月14日，毛澤東在同楊成武、汪東興、鄭維山談話中說：“我看湖南、江西九江、南昌、廬山、贛州經(jīng)過大武斗，形勢大好，陣線也分明了。”（５９） 另據(jù)王力回憶：“主席在7月18日晚上說：‘為什么不能把工人學生武裝起來？我看要把他們武裝起來�！飨�夸獎鋼工總在水院修筑工事好，還說自己要親自去看一看�！保ǎ叮埃� 另據(jù)“林辦”秘書張云生回憶，當他把各地武斗情況向林彪?yún)R報時，“林彪似也牢騷滿腹。他自言自語：‘文化大革命，變成武化大革命嘍！’”（６１） 7月下旬，林彪聽到關于各地發(fā)生搶槍事件的匯報后，口述了給毛澤東的信，大意是：武漢事件后，亟待處理的一些問題正在處理。對于陳再道等人的問題，已按主席指示的方針辦�！斍暗膯栴}仍然是兩派對立，武斗升級；
特別是少數(shù)群眾組織搶奪部隊槍支的事，已在南方五省發(fā)生，情況比較嚴重，因此急需采取一些嚴厲措施，否則……兩天后從上海帶來了毛澤東的親筆批示，說，對于群眾搶槍的事，不必看得過于嚴重。所謂群眾搶槍，有些地方實際上是部隊向他們所支持的一派發(fā)槍。因此，對此事的處理似可不急，待時機成熟后再去從容解決。（６２） 8月4日，在上海的毛澤東以“潤之”的署名單獨寫信給江青，認為全國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軍分區(qū)以上的干部支持右派，因此要武裝左派，決定發(fā)槍，“好像部隊不可靠了，要搞第二武裝”。（６３） 如此涉及軍隊的重大決策，毛澤東不與林彪商量，卻寫信告訴江青。此信“提出‘應大量武裝左派’和實行‘群眾專政’兩個問題，稱‘如此左派聲威大振，右派氣焰就壓下去了’。”（６４） 就在同一天，張春橋、王洪文指揮上�！肮た偹尽毕蛏虾２裼蜋C廠群眾組織“聯(lián)司”發(fā)起武力進攻，對“聯(lián)司”一派實行了血腥鎮(zhèn)壓。而這一公開的大規(guī)模武斗就在毛澤東的眼皮下進行。沒有毛澤東的首肯或默許，張春橋之流能這么膽大妄為嗎？這可真是“左派聲威大振……”�。�8月25日由毛澤東批發(fā)的《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關于開展擁軍愛民運動的號召》中，就按照毛澤東這一思想公開提出：“關于武裝革命群眾，必須在條件成熟的地方，由當?shù)厝嗣窠夥跑娕迩闆r，通過協(xié)商，報告中央批準，然后有計劃、有步驟地實施�！保ǎ叮担� 毛澤東有關發(fā)槍武裝造反派（即所謂“左派”）的想法，造成了給武斗火上加油的嚴重后果。“全國被群眾組織搶去的部隊槍支和民兵槍支共有多少？后來總參有關部門上報了一個大概統(tǒng)計數(shù)字：500多萬！這就是說，被搶去的槍支恰巧與當時全軍兵力的總數(shù)相等！”（６６） 然而，毛澤東對這一期間（1967年7、8、9月）全國各地爆發(fā)大規(guī)模武斗的“全面內(nèi)戰(zhàn)”情況居然給予高度評價：“七、八、九三個月，形勢發(fā)展很快，全國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 （６７）
“打倒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在“楊、余、傅”問題上，“林辦”秘書張云生明確寫道：1968年3月24日（即中央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軍隊干部大會宣布對楊、余、傅的處理那天，書中錯排為“2月”和“23日”（６８） ）下午，“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汪東興4人來見林彪，據(jù)說，他們是奉毛澤東的指示，來向林彪通報中央碰頭會的情況，就處理楊成武等人的問題征詢林彪的意見。中央的決定已經(jīng)作出，現(xiàn)在來征求林彪的意見只是一個程序。”（６９） 此外，林彪在大會上講：“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連開會，開了四次會，主席親自主持的。會議決定撤銷楊成武的代總長的職務。要把余立金逮捕起來法辦。撤銷北京的衛(wèi)戍司令傅崇碧的職務。”（７０） 此時毛澤東正在幕后，林彪、周恩來等講完話后，毛澤東才走出來與全體與會者見面。據(jù)參加了那次大會、后曾在林辦幫助工作的官偉勛回憶：事后林豆豆從外地回到北京，去問林彪：“楊成武有什么問題？為什么打倒他？”林彪竟回答：“是啊，楊成武有什么問題？”林豆豆說：“是你發(fā)表的講話，下邊都傳達了，你怎么會不知道楊成武是什么問題？”林彪說：“是啊，我講了些什么來？把葉群叫來，楊成武到底有什么問題，讓她講講！”林豆豆出來就對秘書們講：“你們看，這就是我們的副統(tǒng)帥，他自己講的話，拿掉了楊余傅，他還說他不知道楊成武是什么問題�！保梗罚保� 目前雖不清楚毛澤東為什么要在剛打倒了“王、關、戚”三個文人后接著又下決心打倒“楊、余、傅”三個軍人，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即這筆賬也不能算到林彪一人身上。
“打倒劉少奇”。眾所周知，“打倒劉少奇”的決策是毛澤東獨自一人作出的。當他1966年8月5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時，林彪還躲在大連“養(yǎng)病”沒有到會，對此一無所知。據(jù)楊成武回憶：“黨中央于1967年春成立了對干部的專案審查小組，組長是周恩來，副組長是陳伯達，成員有江青、康生、謝富治、汪東興等人�！毕螺牭摹巴豕饷澜M，實際上是負責審查王光美和劉少奇二人的所謂‘問題’，……中央專案審查小組指定康生、江青等人分管該案�！保ǎ罚玻� 1967年1月13日夜，毛澤東突然派秘書徐業(yè)夫把劉少奇接到人民大會堂去談話。但毛澤東卻并沒有明確表示什么，劉少奇向他提出辭職，愿意承擔這次“路線錯誤”的責任，以盡快結束“文化大革命”，使國家少受損失，毛澤東卻不置可否，而莫測高深地建議劉少奇讀法國海格爾的《機械唯物論》、狄德羅的《機械人》和中國古代的《淮南子》等書。王光美當時對劉少奇的秘書說：“毛主席見到他第一句話就問平平的腿好了沒有，(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可見毛主席對我們這里的事還是很了解的�！保ǎ罚常� 這句“可見毛主席對我們這里的事還是很了解的”真是意味深長。因為此前在中南海劉少奇住地已經(jīng)連續(xù)發(fā)生了造反派以“平平受傷”為名把王光美騙出中南海去接受批斗、中南海造反派高呼著“打倒劉少奇”的口號進入劉少奇住地貼批劉大字報等事情。此后不久，3月16日，毛澤東就批準下發(fā)了《中共中央關于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出獄問題的批示》，其中特別寫明：“薄一波等人自首叛變出獄，是劉少奇策劃和決定，張聞天同意，背著毛主席干的”。出獄后，“由于劉少奇等的包庇重用，把他們安插在黨、政、軍的重要崗位上”。（７４） 接著，3月31日出版的《紅旗》雜志和4月1日《人民日報》等各大報同時發(fā)表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進一步掀起了對劉少奇展開“革命大批判”的浪潮，這篇文章向劉少奇提出咄咄逼人的八個“為什么”（即八條罪狀），并自問自答地公開宣布“答案只有一個：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而此文就是由毛澤東親自于3月下旬修改定稿并稱為“寫得很好” （７５）的。劉少奇讀到這篇在毛澤東看來“寫得很好”的文章時，氣憤地說：“戚本禹的文章是栽贓！”并把刊登文章的《紅旗》雜志摔到地板上 。（７６）緊接著，由中央文革小組起草，在5月8日由《紅旗》雜志和《人民日報》等同時發(fā)表的《〈修養(yǎng)〉的要害是背叛無產(chǎn)階級專政》（公開批判劉少奇的重要著作《論共產(chǎn)黨員的修養(yǎng)》），也是經(jīng)毛澤東多次審閱修改并親筆加寫了一些文字后批準發(fā)表的 。（７７）但毛澤東并不以此為滿足。8月28日，毛澤東在上海審閱修改姚文元及其寫作班子寫的《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時，在批示中要求：“還宜在二三個月內(nèi)寫幾篇批劉文章，你是否有時間擔負起來。明后日擬和你一談�！保ǎ罚福� 真是一心“痛打落水狗”。9月下旬毛澤東回到北京后，親自召集會議，把給劉少奇歷史問題定案一事正式提了出來，要求把它作為召開“九大”的各項準備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來抓，并且一直抓得很緊。因周恩來對抓這一專案不賣勁，一直無法取得重大突破，毛澤東決定由江青接管此案，并由康生在中央常委分管此事，從旁協(xié)助，盡快把劉的歷史問題定下案來…… （７９）而林彪呢？除去在幾次公開會議上按照中央的安排和毛澤東的意圖作過“批劉”的講話外，看不到有什么作為。對于將劉少奇定為所謂“叛徒”、“內(nèi)奸”、“工賊”的中央專案組審查報告，林彪的批示是“完全同意”和“向出色地指導專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 （８０）林彪在這里又一次向歷史表明，此審查報告是江青一手包辦的，與我無關。林彪私下里還對林豆豆說過：“劉少奇、鄧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劉沒有道理。”（８１） 在1967年8月（正值首都紅衛(wèi)兵“揪劉火線”在中南海西門外“安營扎寨”掀起“打倒劉少奇”高潮中），一天秘書張云生給林彪講一份中央文革關于清華大學造反派學生領袖蒯大富的材料時，“林彪隨口說了這么幾句令我當時頗為驚奇的話：‘劉少奇是黨中央的副主席。蒯大富反劉少奇，實際是反黨！’” （８２）
“清查五一六”。“首都紅衛(wèi)兵五一六兵團”本來只是一個受極左思潮影響而自發(fā)建立起來以炮打周恩來為主要目標的青年學生組織。1967年9月7日，新華社播發(fā)（《人民日報》次日發(fā)表）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公開提出了批判“反革命組織”“五一六”的問題。毛澤東為此文加寫了一段話：“這個反動組織，不敢公開見人，幾個月來在北京藏在地下，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分現(xiàn)在還不太清楚，他們只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來貼傳單，寫標語。對這類人物，廣大群眾正在調(diào)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贝撕�，“清查五一六”逐漸擴大成為全國范圍的一場大運動，其罪名擴大為“三指向”（即斗爭矛頭指向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指向新生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指向人民解放軍），其打擊面之寬，清查時間之長，成為“文化大革命”中一大冤案�！吨袊伯a(chǎn)黨歷史大辭典·社會主義時期》中的“清查五·一六運動”辭條中說：“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就抓‘五·一六’問題作了‘新的指示’。林彪號召：不吃飯、不睡覺，也要把‘五·一六’徹底搞出來�！� （８３）但據(jù)“林辦”工作人員所了解的情況，1969年10月至1970年4月，林彪一直在蘇州 。（８４）因此林彪這個“召開大會”和“號召”是否準確？除去這一句話外，在整個清查“五一六”運動中，看不到林彪有什么具體作為。倒是毛澤東和其他人有不少具體指示。
“一打三反”。從1970年1月開始，“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在全國展開了聲勢凌厲的“一打三反”（即打擊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反對鋪張浪費，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運動。這一運動實際上以“一打”即“打擊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為中心，而所謂“現(xiàn)行反革命”又主要是指反對或“破壞”“文化大革命”、“惡毒攻擊偉大領袖”的人�！吨袊伯a(chǎn)黨執(zhí)政四十年》一書記載：“據(jù)統(tǒng)計，1970年2月至11月共10個月捕了‘反革命分子’等28.48萬多名，許多案件屬于冤假錯案�！保ǎ福担� 這一年成為“文化大革命”中大恐怖的一年，許多地方都有像遇羅克這樣的思想先驅(qū)者被槍斃，像張志新這樣的優(yōu)秀共產(chǎn)黨人被判處重刑……而這一運動是怎樣開展起來的呢？據(jù)《周恩來年譜》記載：“1月30日 （周恩來）將中共中央《關于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的討論修改稿報送毛澤東、林彪，并提出：‘我們幾經(jīng)討論，認為現(xiàn)在需要發(fā)這樣一個指示，給在備戰(zhàn)動員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以打擊。’毛澤東批：照辦。三十一日，指示發(fā)出�！� （８６）
……
總之，客觀地回顧“文化大革命”的具體過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林彪在總的方面，其實只算得上一個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所謂“親密戰(zhàn)友”、“副統(tǒng)帥”，不過是毛澤東用于一時的擺設而已。
不過，林彪這個觀潮派、逍遙派，又不同于一般干部和民眾中的觀潮派、逍遙派，而有其特殊性。因為林彪的地位特殊，是“無產(chǎn)階級司令部”的第二把手、“副統(tǒng)帥”，許多事情顯得像是他在直接領導、發(fā)號施令。周恩來上報的或毛澤東批示下發(fā)的文件，一般都要到林彪那里走一趟，由他批幾個字或畫一個圈。長期以來，特別是從江青一伙操縱輿論的“批林批孔”運動以來，在許多重大問題上故意把毛澤東和別的領導人的批示和表態(tài)隱去，而對林彪的“畫圈”或批示、講話則取其所需大肆渲染，從而給人造成一種只有林彪在制造動亂的假象�！拔幕蟾锩苯Y束以后，對毛澤東與江青、林彪與葉群這兩對當代中國政壇上特殊的“政治夫妻”，對江青和葉群這兩個特殊身份的人物，又采取了顯著的雙重標準：對江青所干的壞事，盡量說成是與毛澤東無關，盡量為毛澤東洗刷、開脫，盡量渲染毛澤東對江青的一些批評、指責；
而對葉群所干的壞事，則盡量說成是林彪的授意或林彪的責任，盡量籠統(tǒng)歸罪于“林彪集團”……這樣，盡管“文化大革命”已被徹底否定了幾十年，在許多人的心目中，林彪還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一伙借“批林批孔”運動“妖魔化”的那個形象。
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書中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基本事實，他說：“事實上，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決策，林彪都被蒙在鼓里，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對毛的意圖不甚了了，不知文革運動怎么搞法。見各級領導人像走馬燈似的垮臺，而作為‘副統(tǒng)帥’的林彪?yún)s對運動的前景茫然無底，處境著實難堪�！保ǎ福罚� 楊成武后來也這樣回憶：“林雖是副統(tǒng)帥，但常委碰頭會、軍委、國務院；
國防、外交、經(jīng)貿(mào)等等，都是周恩來管，具體事沒給林彪權�！� （８８）“林辦”秘書張云生在談到林彪對開始出現(xiàn)武斗的態(tài)度時說：“也許他并不贊成這樣做，因為他多次在背地流露過對‘武斗’的不滿，但他的‘接班人’角色卻形同虛設，沒起什么作用。”（８９） 從“文化大革命”中震動一時的“打倒王（力）、關（鋒）、戚（本禹）”一案也可以看出林彪“接班人”地位之虛空。1967年8月，毛澤東眼見他的“文化大革命”路線到處碰壁，他的“形勢大好，不是小好”的謊言無法掩蓋全國大動亂的現(xiàn)實，特別是各地支左部隊與“左派群眾組織”關系緊張甚至沖突不斷，便獨自作出了打倒中央文革小組要員王力、關鋒（不久又加上了戚本禹）的決定，以拋出替罪羊來轉(zhuǎn)嫁罪責。他叫楊成武從上�；乇本┫蛑芏鱽韨鬟_他的決定。楊成武回北京向周恩來匯報后，周恩來又叫他去向林彪?yún)R報毛澤東的這一決定。楊成武說：“在上海，主席特意交代，讓我只單獨向您一人匯報。并讓我轉(zhuǎn)告您，這件事讓您一個人單獨處理�！敝芏鱽碚f：“這樣大的問題，事先不讓林副主席知道不好�；厝χ飨v時，說是我讓您向林副主席通報的�！睏畛晌渌祜w赴北戴河向林彪通報，林彪聽后“只是微微地點了個頭”，楊成武問有什么指示，林彪答：“沒有了�！保ǎ梗埃� 毛澤東不但不與林彪商量、討論，甚至根本不向林彪通報。連周恩來都認為“這樣大的問題，事先不讓林副主席知道不好�！�
對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觀潮派、逍遙派表現(xiàn)，曾擔任審查林彪專案組重要成員的紀登奎也有生動的回憶。紀坡民在《上臺下臺，任職辭職——聽父親紀登奎談往事》中是這樣說的：“中央無論討論什么問題，都聽不到這位副統(tǒng)帥的意見。毛主席的意見很多，各方面的問題都能聽到他的指示�？墒沁@位副統(tǒng)帥，中央討論工業(yè)，沒有他的意見，討論農(nóng)業(yè)，沒有他的意見，討論財貿(mào)，還是沒有他的意見，討論政治問題，比如整黨，也沒有他的意見……我想，也許林副統(tǒng)帥在考慮什么重大的軍事戰(zhàn)略問題吧。可是，后來我到軍隊工作以后，發(fā)現(xiàn)還是這樣：中央和軍委無論討論戰(zhàn)備、訓練、科研、軍工，還是討論軍隊的政治工作，都沒有這位副統(tǒng)帥的指示，聽不到他的任何意見。”紀登奎當面向林彪?yún)R報軍隊工作，提出軍隊副職太多、形成冗員的問題，林彪聽說后只說了一句話：“就是啊，那怎么辦呢？” （９１）紀登奎的回憶，活脫勾畫出了一幅逍遙派的畫像。
其實，毛澤東早就看穿了林彪想在“文化大革命”中當觀潮派、逍遙派的意圖，曾當面斥責他“想當明世宗”，并說：“你不想介入運動是假的！” （９２）明世宗即明代嘉靖皇帝，他迷信道教，求長生，二十多年不見朝臣，不問政事。說林彪“想當明世宗”，不正是說他想當觀潮派、逍遙派嗎？綜觀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整體表現(xiàn)，他并非只是“想當”，而確實是在很大程度上當了觀潮派、逍遙派。
當然，作為“文化大革命”中的“副統(tǒng)帥”，林彪也不可能完全站在岸上觀潮不下水，完全逍遙事外一點不介入，不可能什么壞事都沒干過，不可能什么人都沒整過。在當時的體制和政治環(huán)境里，政治運動的領導者有誰能完全置身事外？有誰的手能保持干凈？目前史學界已廣泛認同這個觀點：政治運動中的不少受害者，往往同時又是加害者。正如夏衍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根據(jù)清代一首《剃頭歌》改寫的《整人歌》所說：“聞道人須整，而今盡整人。有人皆須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绷直胱匀灰搽y逃這個歷史局限。我們說他是“特殊的觀潮派、逍遙派”，就是從他對“文化大革命”所抱的總的態(tài)度和所起到的總的作用來看的。我們希望澄清史實，分清歷史責任，是誰的責任，有多大責任，不要按一時的政治需要去加以剪裁、取舍，既不要“為尊者諱”，也不要搞“妖魔化”。
林彪成為觀潮派、逍遙派的原因
林彪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抱觀潮派、逍遙派的態(tài)度而并非像他口頭上、表面上對毛澤東表示的“緊跟”？這有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筆者認為有這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是林彪的病。林彪并非運動來了才無病裝病或小病大養(yǎng)，他是真有病，早在“文化大革命”前，早在建國初期就已經(jīng)病倒了，1953年就病得很重。后來始終未能痊愈。“林辦”秘書張云生詢問了對林彪病情最了解的兩個人：林彪的生活秘書李文普和保健醫(yī)生蔣大夫。兩個人的說法分別是：“林彪精神系統(tǒng)有毛病”，“林彪的精神系統(tǒng)確實有病”。（９３） 作為病人，林彪最關心的是怎樣治好自己的病，對“接班人”、“副統(tǒng)帥”并無什么興趣，更不要說什么“篡黨奪權”了。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一書中寫道：林彪身體不好，“毛澤東大肆接見紅衛(wèi)兵的舉動，實在讓他吃不消，但不陪又不行，有時到了難以支持的程度，有一次甚至從金水橋下走不回來。在這種情況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林彪實在不大想干這種名為‘接班人’，實際上只是個跑龍?zhí)椎慕巧�，曾幾次向身邊的工作人員流露過這種想法�！� （９４）而且，憑林彪的聰明和敏感，他不會不明白，毛澤東選他這樣的病人來做“接班人”，決不會像宣傳上說的那樣是因為他“高舉”、“緊跟”，而只不過是便于一時的利用。林彪知道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是一個傀儡，他不想多管事，也不能多管事。遺憾的是，評論界很少注意林彪的病，林彪過去大力宣揚“突出政治”，他自己也就深受“突出政治”之害，他的病，總是被人看作政治問題，實為一大悲劇。
林彪成為觀潮派、逍遙派的另一個原因，或許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對“接班人”地位的恐懼�！敖影嗳恕辈皇撬氘�?shù)模皇撬麪巵淼�，是毛澤東強加給他的。但是，親歷了中共黨內(nèi)的歷次政治斗爭，林彪不會沒有“高處不勝寒”、“伴君如伴虎”的感覺。張云生回憶了一個很重要的細節(jié)，1966年9月（即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剛剛結束，林彪剛被封為“接班人”不久），張云生在人民大會堂親眼見到毛澤東把兩本線裝書《郭嘉傳》、《范曄傳》推薦給林彪看，林彪看后還口述了感謝主席和簡談讀后感的信。張云生后來查閱史籍，才明白郭嘉與范曄都是古代重臣，權位與林彪相似，一個英年早逝，一個因參與謀反被判殺頭罪。“一正一反，一成一敗，毛澤東以古喻今，用意不言自明�！保ǎ梗担� 對毛澤東這樣的“借古諷今”，林彪能不“深刻領會”嗎？1967年元旦前夕，陶鑄的地位已經(jīng)岌岌可危，林彪特地接見了一次陶鑄，向陶鑄作出了言簡意賅的忠告：“要被動被動再被動。”（９６） 其實，這個忠告正是林彪自己奉行的明哲保身原則。
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一書中也寫道：林彪“索性順水推舟，繼續(xù)稱病不出，當甩手的二掌柜，對運動中的大小事情能推就推，能躲就躲，從不主動表態(tài)，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大事不麻煩，小事不干擾’，葉群則把它總結為‘三不主義’，即‘不負責，不建言，不得罪’。這樣既可免遭毛澤東的猜忌，又可落得超脫，在政治上不負責任。”“深知毛澤東為人猜忌的林彪還多次出面制止下面吹捧他的舉動，反對諸如‘副統(tǒng)帥’、‘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一類提法”，“與此同時，林彪又煞費苦心地營造自己在政治上‘緊跟’毛澤東的形象，以掩飾他在政治上的消極態(tài)度�！� （９７）
作家權延赤寫道：“毛澤東的一位衛(wèi)士長曾對筆者說：老帥里敢頂主席的只有兩個，一個是彭德懷，一個就是林彪�！绷直搿爱斏辖影嗳酥缶驮俨划斆骓斪裁飨�。當接班人之前，他總是正襟危坐于毛澤東面前，力陳己見，有不同看法敢講出來也敢堅持。特別是在戰(zhàn)爭年代，談正事沒見他笑過�？墒敲飨辉趫鰰r，他又全力維護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意見�？梢哉f是‘當面敢頂撞，背后喊萬歲；
私下敢說不，公眾場合又全力維護’。當上接班人后，林彪變了。當面再不頂撞，甚至謙卑地笑……”（９８）
林彪的這個變化，不正是出于對“接班人”地位的恐懼，為了讓毛澤東“放心”嗎？
然而，對于已經(jīng)習慣于大權獨攬、唯我獨尊的毛澤東來說，對任何重臣、權臣、“親密戰(zhàn)友”，他都是不可能真正放心的。彭德懷、劉少奇、林彪的先后命運，甚至周恩來的命運，不都證明了這一點嗎？
注釋：
�。ǎ保「呶闹t《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４月第一版 第９７頁
（２） 劉志堅《〈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產(chǎn)生前后》，載《為中華之崛起－－紀念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八十周年》網(wǎng)站
（３）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第２５９頁
（４） 張云生、張叢堃《“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２００
�。衬辏吩碌谝话妗。担福担鬼�
�。ǎ担⒅緢浴丁床筷犖乃嚬ぷ髯剷o要〉產(chǎn)生前后》
（６）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玻担鬼�
�。ǎ罚⒅緢浴丁床筷犖乃嚬ぷ髯剷o要〉產(chǎn)生前后》
�。ǎ福「呶闹t《晚年周恩來》�。保埃讽�
�。ǎ梗 督▏詠砻珴蓶|文稿》 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１月第一版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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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ǎ保埃锻趿Ψ此间洝贰∠愀郾毙浅霭嫔纭。玻埃埃蹦辏保霸碌谝话妗〉冢叮保讽摗�
�。ǎ保保〗鸫好鳌兑黄嫣氐淖晕医馄剩疵珴蓶|致江青的信〉試析》，載《金春明自選文集》 四川人民出版社�。玻埃埃材辏吩碌谝话�，第１２６－１２７頁
�。ǎ保玻±钗钠铡读直胄l(wèi)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中華兒女》１９９９年２期
（１３）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保常表�
（１４）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玻叮绊�
（１５） 張聶爾《風云“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保梗梗鼓辏对碌谝话娴冢保埃表�
（１６） 《周恩來年譜�。ǎ保梗矗梗保梗罚叮贰≈醒胛墨I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５月第一版 下卷 第５１頁
�。ǎ保罚 督▏詠砻珴蓶|文稿》 第十二冊�。矗矗叮矗矗疙�
�。ǎ保福∪~永烈《江青傳》，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第一版 第４５３頁，
（１９） 《周恩來等九位同志在中國共產(chǎn)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發(fā)言》 四川人民出
版社革命委員會翻印，�。保梗叮鼓辏翟拢啡�
�。ǎ玻埃∷斡酪阒骶帯吨袊幕蟾锩膸臁饭獗P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２００２年出版
（２１） 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 南海出版公司１９９９年１月版第１８２頁（書中此句錯排為“好幾個月重要的負責同志……”）；
林彪此信全文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ǎ玻玻堅粕�、張叢堃《“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 第６４頁
�。ǎ玻常堅粕垍矆摇丁拔母铩逼陂g，我給林彪當秘書》 第１２７－１３１頁
（２４）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
�。ǎ玻担×_點點《紅色家族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 １８９－１９５頁
�。ǎ玻叮》洞T《葉劍英在非常時期》 華文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６月第一版第３２頁
�。ǎ玻罚畛晌洹段抑赖闹醒雽０附M“二辦”》，載《縱橫》２０００年第一期
�。ǎ玻福 吨袊伯a(chǎn)黨歷史大辭典·社會主義時期》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５
月第一版３４１頁
�。ǎ玻梗≈袊鴩H廣播大事記》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１２０頁；
另見邵燕祥《回首往事說梅益》 載《炎黃春秋》２００４年第一期（文中“１９６２年”錯寫為“１９６３年”）；
參見余汝信《林彪“五一八”講話前后的防政變措施》 載網(wǎng)絡雜志《楓華園》總第４３６期，２００４年２月６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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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ǎ常保 吨芏鱽砟曜V�。ǎ保梗矗梗保梗罚叮废戮怼〉冢常保常岔�
�。ǎ常玻∮嗳晷拧杜c戚本禹面對面》，載網(wǎng)絡雜志《楓華園》總第４３２期，２００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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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ǎ常矗 〗鸫好鳌兑黄嫣氐淖晕医馄剩疵珴蓶|致江青的信〉試析》，載《金春明自選文集》
�。ǎ常担堅粕�、張叢堃《“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 第９５－９６頁
（３６） 《周恩來年譜�。ǎ保梗矗梗保梗罚叮废戮怼〉冢保保表�
（３７） 楊成武《我知道的中央專案組“二辦”》
�。ǎ常福「呶闹t《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 第１９１頁
�。ǎ常梗∠�、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 中共黨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７月第一版１１９頁
�。ǎ矗埃 锻趿Ψ此间洝贰。玻福�、６２５－６２６頁
（４１） 《王力反思錄》�。叮梗常罚埃疙�
�。ǎ矗玻堅粕垍矆摇丁拔母铩逼陂g，我給林彪當秘書》 ７９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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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ǎ矗矗 锻趿Ψ此间洝贰。叮担叮叮罚稠�
�。ǎ矗担∷斡酪阒骶帯吨袊幕蟾锩膸臁饭獗P
（４６） 《王力反思錄》�。叮罚疙�
（４７）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第十二冊�。矗埃保矗埃错�
（４８） 清華大學《井岡山》報，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７日第１１期
�。ǎ矗梗 锻趿Ψ此间洝贰。罚梗罚罚梗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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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ǎ担常 睹珴蓶|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逄先知、金沖及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玻埃埃衬辏保苍碌谝话妗。保矗罚表�
�。ǎ担矗「呶闹t《晚年周恩來》 第１９５－１９７頁
（５５）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 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９月第一版 第２３４頁
�。ǎ担叮堅粕�、張叢堃《“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 第１６３頁
�。ǎ担罚堅粕�、張叢堃《“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 第１６６頁
�。ǎ担福「呶闹t《晚年周恩來》 第２６６頁
�。ǎ担梗 睹珴蓶|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保矗梗表�
�。ǎ叮埃 锻趿Ψ此间洝贰。保埃保岔�
�。ǎ叮保堅粕�、張叢堃《“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 第１８３頁
�。ǎ叮玻堅粕垍矆摇丁拔母铩逼陂g，我給林彪當秘書》 第２３０－２３３頁
�。ǎ叮常 锻趿Ψ此间洝贰。福担�、１０１２頁
（６４）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第２３２頁
�。ǎ叮担 吨袊伯a(chǎn)黨歷史大辭典·社會主義時期》 ３２３頁
�。ǎ叮叮堅粕垍矆摇丁拔母铩逼陂g，我給林彪當秘書》 第２３３頁
�。ǎ叮罚 睹珴蓶|傳（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保担埃俄�
（６８） 張云生、張叢堃《“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２７０頁“從２月１９日晚到２２日晚”，“２月”應為“３月”；
２７２頁“２３日下午”，“２３日”應為“２４日”。
�。ǎ叮梗堅粕垍矆摇丁拔母铩逼陂g，我給林彪當秘書》 第２７２頁
（７０）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 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第一版第２９１頁（７１） 官偉勛《我所知道的葉群》 中國文學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５月第一版第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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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ǎ罚玻畛晌洹段抑赖闹醒雽０附M“二辦”》
（７３） 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 中央文獻出版社�。保梗梗茨辏冈碌谝话妫玻福稠摚ǎ罚矗 吨袊伯a(chǎn)黨歷史大辭典·社會主義時期》 ２５８頁（文中引號有誤）；
另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第２１９頁
（７５）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第十二冊�。玻梗岔�
（７６） 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玻梗表�
�。ǎ罚罚 督▏詠砻珴蓶|文稿》 第十二冊�。常玻玻常玻错�
（７８）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第十二冊�。矗埃岔�
（７９）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第２４６－２４７頁
�。ǎ福埃 稓v史的審判》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第二版 ２８５頁
�。ǎ福保」賯住段宜赖娜~群》 ２１５頁
�。ǎ福玻堅粕�、張叢堃《“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玻常鬼�
（８３） 《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大辭典·社會主義時期》�。玻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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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中國共產(chǎn)黨執(zhí)政四十年》 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８月第一版３３０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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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ǎ福罚「呶闹t《晚年周恩來》 第２６２頁
（８８） 權延赤《微行－－楊成武在１９６７》 廣東旅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４月第一版
第１７５頁
�。ǎ福梗堅粕垍矆摇丁拔母铩逼陂g，我給林彪當秘書》 ５０頁
�。ǎ梗埃 稐畛晌鋵④娮允觥贰。常埃�、３０５頁
（９１） 原載網(wǎng)絡雜志《華夏文摘增刊３４７期·文革博物館通訊１８４期》 ２００３
年７月８日出版；
另見《南方周末》２００３年１１月６日
�。ǎ梗玻「呶闹t《晚年周恩來》 第２６０－２６１頁
�。ǎ梗常堅粕垍矆摇丁拔母铩逼陂g，我給林彪當秘書》�。矗保埃矗保表�
（９４）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 第２６２頁
�。ǎ梗担堅粕�、張叢堃《“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矗矗淀�
（９６） 權延赤《陶鑄在“文化大革命”中》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保梗梗蹦辏保痹�
第一版�。玻保矗玻保俄�
�。ǎ梗罚「呶闹t《晚年周恩來》 第２６２－２６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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