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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德寧,姜廣平:《北京文學》:民間立場,高貴品格

發(fā)布時間:2020-06-12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關于章德寧

  章德寧,女,1952年生于北京。1969年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1973年就讀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yè)。1976年畢業(yè)后至《北京文學》(時稱《北京文藝》)雜志社工作至今。歷任小說組編輯,小說組副組長、組長;
編輯部副主任,副主編,社長兼執(zhí)行副主編,F任《北京文學》月刊社社長。2003年,創(chuàng)辦了《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并主持編輯工作至今。

  曾發(fā)表《荒魂》等中短篇小說、散文。與人合作主編和編輯過《中國“左”禍》、《記憶》叢書,《那個年代中的我們》,實力派作家中短篇小說叢書,2002—2006年度《文學中國》等。

  

  導語

  作為一個地方文學刊物,《北京文學》時時都沒有忘記要突破這樣的目標與定位。地利之便、人氣文脈、政治意識,早已使《北京文學》由一個地方刊物躋身國內文學期刊的甲級方陣。建國之初、文革十年、改革開放、文化多元,每一個時代,《北京文學》都以其強烈的特色與非凡的見識而享譽文壇!洱堩殰稀、《海瑞罷官》以及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諸多發(fā)生在《北京文學》的文化論爭,也已經成為中國當代文化現象而載入史冊。

  2001年走過半個世紀風雨歷程的《北京文學》全面改版,在編輯理念上大膽創(chuàng)新;
2003年創(chuàng)辦《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最初的出發(fā)點是應對市場,快速提升《北京文學》的整體影響力。然而,在文壇引發(fā)的反響卻出人意料。

  人們發(fā)現,《北京文學》半個多世紀所取得的成績,已經絕不僅僅只限于文學刊物或文學本身……

  

  關鍵詞:《北京文學》 作家作品 文學現狀

  

  姜廣平:我們還是先進行一些規(guī)定性的動作:請您先介紹一下《北京文學》半個多世紀的風雨歷程吧!我搜集過這方面的材料,但是,我們還是想聽聽你代表這本雜志的敘述。

  章德寧:《北京文學》的前身是《說說唱唱》和《北京文藝》!墩f說唱唱》創(chuàng)刊于1950年1月,主編趙樹理!侗本┪乃嚒穭(chuàng)刊于1950年9月10日,北京市文聯主辦,第一任主編為老舍,汪曾祺是那時的編輯部主任,又稱總集稿人。創(chuàng)刊時的《北京文藝》是綜合性的文藝月刊。創(chuàng)刊號上刊登了彭真、郭沫若、周揚、梅蘭芳的題辭。當時《北京文藝》的辦刊宗旨是:一、努力于反映首都的生產建設;
二、歌頌北京由消費城市轉變?yōu)樯a城市過程中史無前例的現實;
三、鼓勵、幫助青年學生學習、創(chuàng)作,在將來的文藝高潮里也盡一些力量;
四、北京是京戲的發(fā)源地,也是曲藝人才薈萃的所在。刊物要倡導舊戲曲的改革,不單要介紹新編的與改編的戲曲,也要提供戲曲改革的意見。在《北京文藝》創(chuàng)刊號上,刊登了老舍回國后創(chuàng)作的第一個話劇劇本《龍須溝》。

  1951年11月,根據中國文聯常委會關于調整北京文藝刊物的決定,《北京文藝》?,其編輯人員與《說說唱唱》編輯部合并,成為發(fā)表優(yōu)秀通俗文學作品和指導全國通俗文藝工作的刊物。主編為老舍。

  1954年,北京市第二次文代會做出決議,《說說唱唱》于1955年3月終刊,其內容擴展,恢復《北京文藝》的刊名,于1955年4月重新創(chuàng)刊,主編仍為老舍,并一直擔任到“文革”中不幸罹難。1955年重新創(chuàng)刊時的《北京文藝》,是以反映現實生活的小說、戲劇、詩歌、散文、諷刺小品、雜文、美術等文藝作品為主,而以文藝理論批評、文藝講座、說唱文學、民間故事等為輔的較通俗的文藝刊物。

  1966年“文革”開始后,《北京文藝》一度?。1971年復刊為《北京新文藝》,共試刊5期,成為“文革”中復刊最早的文學刊物。編輯部的老同志至今仍能記起郭沫若主動為《北京新文藝》題寫刊名的往事。1973年,刊名改回《北京文藝》。

  1971年《北京文藝》復刊后一直到1981年的十年間,未任命過主編,而稱“主要負責人”。著名詩人張志民和職業(yè)編輯李清泉等人,曾先后擔任《北京文藝》(《北京文學》)的“主要負責人”。80年代初開始至今,擔任過本刊正、副主編的有著名作家楊沫、王蒙、林斤瀾、李陀、浩然、趙金九和劉恒。

  1980年10月,在著名編輯家李清泉擔任主要負責人時期,《北京文藝》正式更名為《北京文學》。以小說作為刊物主打,并明確提出“真實性、思想性、藝術性”標準。雖然“文革”前十七年《北京文藝》“工農兵文藝”的烙印明顯,但身處首都,憑著得天獨厚的地理和文化資源優(yōu)勢,老舍、汪曾祺、王蒙、張志民、鄧友梅、劉紹棠、從維熙、吳祖光、張恨水、宗璞、林斤瀾、韋君宜、管樺、牧惠、金受申、郭小川、楊沫……一個個耳熟能詳的名字,均是從50年代就經常出現在這本刊物上。僅憑當年如此強大的作家陣容,就不得不對這份有著58年歷史的首都文學刊物刮目相看!

  《北京文學》(《北京文藝》)歷史上不能不提的是1961年1月刊登的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個劇后來竟成為引爆長達10年之久的“文革”的導火索。

  新時期以來,《北京文學》對文壇的巨大貢獻是刊發(fā)了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記事》、方之的《內奸》、鄧友梅的《那五》、林斤瀾的《頭像》、王蒙的《風箏飄帶》、陳建功的《丹鳳眼》、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劉震云的《單位》、余華的《現實一種》、劉恒的《伏羲伏羲》《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劉慶邦的《鞋》、李佩甫的《無邊無際的早晨》、畢淑敏的《預約死亡》……很多當今的實力派、名家都是從《北京文學》走向文壇的。在1978年開始的國家級全國優(yōu)秀小說獎、報告文學獎及魯迅文學獎的評獎活動中,《北京文學》獲獎作品達到二十多篇,在全國文學期刊中名列前茅。

  進入90年代以后,文學期刊面臨著市場經濟的嚴峻挑戰(zhàn),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艱窘和困難!侗本┪膶W》積極應對,除了一如既往地力爭以好作品取勝,還主動拓展文學的邊界,增添刊物的文化內涵。以1999年的主要欄目為例:今日寫作/世紀觀察/世紀留言/聲音/思想/百家諍言/記憶/人物/舊聞新讀/當代中國文學最新作品排行榜/參考,可見出,思想、文化,已成為當年《北京文學》的重鎮(zhèn)。1997年11月《北京文學》上的那組關于中國語文教育的隨筆,就是在“世紀觀察”欄目里刊發(fā)的。之后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從而掀起了一場建國以來規(guī)模最大、影響最深、歷時最久的有關中國語文教育的社會大討論。作為這場討論的直接結果是,國家教育部修訂了中小學教育大綱,一場世紀末的語文教育改革由此而開始啟動。

  1993年末,《北京文學》為解決辦刊經費的不足,聯合數十家熱愛文學的企業(yè)家,成立了《北京文學》董事會(后改為理事會)。我沒有仔細調查過,這在全國文學期刊中可能是最早的!侗本┪膶W》理事會延續(xù)了多屆,支撐著《北京文學》度過了經濟上最困窘的十來年。一直到新世紀初,北京市政府逐漸給予了較充足的辦刊經費,才結束了刊物向企業(yè)討要贊助的艱難日子。

  2003年1月始,《北京文學》由月刊改為半月刊。上半月為原創(chuàng)版《北京文學》(精彩閱讀),直面現實,貼近讀者,推崇名家新作,新人佳作,形成了以小說為重點,以報告文學為看點的刊物特色。主要欄目有“現實中國”、“好看小說”、“作家人氣榜”、“新人自薦”、“文化觀察”、“真情寫作”、“作家熱線”、“紙上交流”,成為轉載率最高的原創(chuàng)文學期刊。在龍源國際期刊網2006年12月2日公布的年度網絡傳播中,《北京文學》(精彩閱讀)在總共1600余種雜志中,國內閱讀排行榜列第9位,海外閱讀排行名列第1位,這是繼2005年之后我刊再次進入國內和海外的閱讀排行榜前100名,這從一定程度上顯示了我刊越來越高的閱讀人氣和廣泛的社會影響力。

  2003年新創(chuàng)辦的選刊版《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以其有特色的裝幀,注重藝術性的選稿標準,不忽視細節(jié)的整體性精致,甫一上市,即被視為“文壇的一匹黑馬”,現已躋身四大選刊之一,被公認為“有藝術追求、有精神品格”的文學選刊。

  在檢索《北京文學》(《北京文藝》)歷史時,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這本刊物的頁碼,是變化不定的。1950年創(chuàng)刊時,為32開本,雙月刊,每期42頁至60頁不等。到1955年重新創(chuàng)刊時,改為16開本,每期40頁。之后的1957年,上半年為每期52頁(1957年7期,大半本為“反擊右派”的批判文章),下半年減為48頁;
1958年更減為每期40頁;
1959年,上半年為半月刊,每期只32頁,下半年又改回月刊,每期56頁;
1960~1964年穩(wěn)定為每期56頁(1961年有好幾期,紙質粗黑,粗陋如馬糞紙);
1965年增為64頁;
1966年的《北京文藝》已不知其面目,因為不僅我們雜志社未存樣刊,連北京市文聯資料室都難覓蹤影,據說當年第五期就?恕

  目前,《北京文學》兩刊都是152頁,定價均為7元。而整個的五六十年代直至1978年,每期只售兩角錢左右。如1958年,一角五分;
1978年二角五分;
1979年,三角;
十年后的1989年,才漲到每期九角;
1990年,一元五角;
1994年,兩元;
1995年,三元;
1997年,五元……

  《北京文學》(《北京文藝》)歷年來的欄目設置,也經歷了諸多變化,比較有代表性的如:

  1955年6月號欄目:小說•散文/詩歌/說唱/評論雜文;

  1955年7月號:沒有明確的欄目劃分,只在題目后標注體裁,其中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各類文章有11篇;

  1957年5月號欄目:詩歌/小說•散文/評論;

  1957年7月號:不設欄目,只在作品后面標明,小說僅三篇,而“反右派斗爭”的文章則有13篇;

  1965年8月號欄目:民兵短歌/工農兵新作/工農晚會;

  1980年10月號,是小說專號。作家、作品陣容強大,汪曾祺的《受戒》,便是發(fā)在這一期上。同期作者還有張潔、李國文、從維熙、母國政、陳祖芬、孔捷生、錦云、鄭萬隆等人。正是從這一期開始,由《北京文藝》更名后的《北京文學》,以全新姿態(tài)登上文壇,開始了與新時期文學共輝煌的嶄新一頁!

  請原諒我不厭其煩地羅列了這一串枯燥、冰冷的文字,不僅是因為我的偏愛,不僅是因為它們能從一個側面見證《北京文學》的不斷變化和發(fā)展,更因為它們實際上是鮮活、有生命的,從中不難見出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的狀況和變遷。這是一段凝固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是一個時代的文化縮影和晴雨表,滄桑與博蘊俱在其中。

  姜廣平:《北京文學》在發(fā)展歷程中,有著相當多的重要作家為它作出了貢獻,無論是它的編者還是它的作者。這些重要作家也大多是文壇上有著重要影響的人物,譬如像老舍、李陀、張潔、汪曾祺、方之等。特別是方之,他與《北京文學》關系太過重大,處女作與絕筆之作都是發(fā)在《北京文學》上的,可以說,是一本雜志記錄這位重要作家的文學人生。所以,我估計大多人都會認為,《北京文學》似乎從來沒有滿足過自己作為一個地方文學刊物的定位,它時時想突破這樣的目標定位,也確實在實績方面顯示出了這種超越。您覺得這是否因為北京這個地方其實已經不是一個地方而是一種中心的原因?

  章德寧:如前所述,《北京文學》的前身《北京文藝》創(chuàng)刊時,不僅是地方刊物,而且是較通俗的文藝刊物。雖然“十七年”中已大大突破了這種目標定位,但明確刊物要“立足北京,面向全國”,卻是在1978年后的李清泉時期。李清泉更于其后的1980年,成功將《北京文藝》更名為《北京文學》。一字之變,源于對當時文學趨向的正確認識和清醒把握,也源于主要辦刊人的膽識、氣魄和胸懷!侗本┪膶W》作為大國之都,本是思想文化重地中主要的文學媒介,老一代編輯家李清泉更是以獨到的文學眼光、敏銳的思想洞察,奠定了《北京文學》新的輝煌。那個時期的《北京文學》被文學界公認為文學期刊的甲級隊,發(fā)表了許多傳誦一時的經典名篇,如方之的《內奸》、汪曾祺的《受戒》、王蒙的《風箏飄帶》、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等。

  林斤瀾、李陀任正副主編的上世紀80年代中到80年代末,也是《北京文學》發(fā)展歷史上的重要時期,不拘一格,有容乃大,刊物呈現出豐富多元的氣象。莫言、馬原、劉索拉、李銳、蘇童等先鋒作家均有作品在《北京文學》亮相。余華的《現實一種》、劉恒的《伏羲伏羲》、劉震云的《單位》,都是那一時期的重要收獲。近年炒得很熱的曹乃謙的小說《到黑夜我想你沒辦法》,即發(fā)表于1988年的《北京文學》。1988年,《北京文學》還發(fā)表了黃子平、李陀等人關于“偽現代派”及其批評的文章,(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就是著名的關于“偽現代派”的論爭。這次論爭中的觀點,今天看來仍有價值。幾代編輯人,不僅鑄就了《北京文學》的一段段輝煌,也奠定了她的文學地位和文學傳統(tǒng)。新時期以來,文學發(fā)展的每一階段,無論是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還是80年代以后的“尋根文學”、“先鋒實驗”,或是“新寫實”、“新體驗”……每一思潮與流派,《北京文學》都留下了足以傳世的代表性作品,始終活躍在文學的第一現場。

  姜廣平:您如何看當今文學讀者缺失的現象?

  章德寧:既然我們都承認,與80年代相比,文學日益邊緣化,那么,文學讀者缺失就沒有什么好奇怪的。讀者流失的原因既顯而易見又難以簡單概括:傳媒爆炸、影視勃興,讀者有了更多的選擇余地;
商業(yè)時代,生活節(jié)奏加快,讀者閱讀環(huán)境、閱讀心理有了很大變化;
文學現狀與讀者的閱讀期待有距離……這也是全球化語境下的一個世界性問題,并非我們的文學界所要獨自面對。

  我不同意文學讀者流失是因為編輯太“追求‘陽春白雪’而絲毫不考慮印數和讀者認知度”的簡單化判斷。事實是,90年代末以來,我們的文學期刊和辦刊人,在市場化(或曰追求發(fā)行量、努力吸引讀者)的道路上做了種種艱難努力和諸多大膽探索。結果是,成功經驗少,失敗教訓多,文學期刊不僅未重回社會主流,反而有不少期刊文化內涵指數下降,文學品質喪失,落入“兩不沾”的尷尬境地。拋棄“陽春白雪”取一種向下的姿態(tài)?事實證明此決非市場的制勝法寶。90年代末,《山西文學》把讀者定位為農村縣一級的文學愛好者,結果發(fā)行量并未增加。簡單化的貶損“陽春白雪”,與“文革”中自詡“大老粗”同樣可笑。

  好在,許多文學期刊經過了十多年里的多次改版、重新定位等摸索,實踐,對文學期刊的實際位置、發(fā)行量的可能性等,已達成了基本共識。發(fā)行量并不是文學期刊存在的唯一理由,更不是文學存在的理由。發(fā)行量和文學價值從來不能畫等號。有讀者意識是一種進步,但靠什么贏得讀者?肯定和“迎合讀者”不是一回事。

  姜廣平:網絡的興盛,對紙質刊物的沖擊您又如何看?換言之,您如何看待網絡文學與傳統(tǒng)文學的差異?傳統(tǒng)文學如何才能在當代多元語境中的優(yōu)勢或強勢地位?

  章德寧:網絡的興盛是極大的進步。網絡沖決了無數藩籬,縮小了世界的距離,其開放程度與速度是之前不可想象的。但它也是雙刃劍,社會的浮躁,文學文化的娛樂化、淺表化、快餐化現象,與網絡不無關系。但網絡閱讀更多是一種速讀,而經典是需要品味、咀嚼的。我相信,傳統(tǒng)文學與網絡將長期共存,關鍵是要做好我們自己的“活兒”,拿出值得慢慢品讀,甚至值得一代代流傳下去的作品,這才是文學期刊作為紙媒的獨特優(yōu)勢和價值所在。

  姜廣平:《北京文學》很多重大的改革是與你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有位評論家說:“在文學回歸現實的特殊時期,章德寧做了許多期刊沒有勇氣想、沒有決心做、沒有膽識碰的事情,這就是章德寧的貢獻、價值和意義!

  章德寧:過獎了。實不敢當!侗本┪膶W》勇于直面現實的傳統(tǒng)是幾代編輯人共同鑄造的。70年代中期我刊的主要負責人、著名詩人張志民在給業(yè)余作者題辭時,寫過一句話“忠實于自己的眼睛”,曾給我極大震撼。70年代末,著名編輯家李清泉以尚未正式平反的“右派”之身,拍板簽發(fā)了《內奸》、《受戒》等“敏感”之作,被視為文學編輯的楷模。80年代中后期,時任主編的著名作家林斤瀾,面對有可能“犯忌”的小說,舉重若輕地說:“一切我來負責。大不了不當主編還當作家!边@一切,至今言猶在耳。我是文學界的后來者,也應該是《北京文學》優(yōu)良傳統(tǒng)的薪火相傳者。我自知責任重大。我時時告誡自己,不僅對今天負責,更要對未來負責。忠實于自己的眼睛,忠實于自己的良知,的確是我的主動選擇。我心目中的《北京文學》,應該是一本有為的刊物,應該無愧于首都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領文學風氣之先,立文學潮頭之上,載文學精神使命,容文學萬千氣象。

  姜廣平:在刊物歷次的重大改革或改良中,您覺得哪一次的改變有著建設性的影響?最近《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的推出,您覺得與福建的《中篇小說選刊》的區(qū)別何在?現在從運行數年的情況看,它的優(yōu)勢何在?

  章德寧:2003年創(chuàng)辦《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最初的出發(fā)點是應對市場,快速提升《北京文學》的整體影響力。如果要談它與其他選刊的不同,我覺得根本的不同,在于它是一本用原創(chuàng)精神辦的選刊。這體現在它與眾不同的裝幀、版式,更體現在它的選稿和欄目設置。作為一本以選發(fā)優(yōu)秀中篇小說為主的選刊,把當下最優(yōu)秀的中篇小說選出并刊登,是最重要也最基本的任務。我們不滿足于此。我們在全國首創(chuàng)了名家手書點評、推介經典名著的“文本典藏”欄目,進行著重溫經典的努力。在簡單的復制生活之作成為文壇主流時,我們不避風險新辟“探索”欄目,為真正的藝術探索留出一席之地!疤貏e推薦”是一個為中篇小說以外的好作品留出的空間。在這個欄目中,我們刊發(fā)過很多有重要思想文化內涵的隨筆、紀實、歷史小說及翻譯作品。我們的選稿視野,不局限于國內的文學期刊,我們也關注各類文學年選、作品集和暢銷書。為了給讀者提供真正的精品,我和我的同事們,不管名家、新人,發(fā)在原刊物頭條、末尾,都一視同仁地披沙揀金。我們最看重的是作品中蘊含的獨特價值。我們始終在鍥而不舍地追求價值,試圖發(fā)現價值。一個個有價值的點,才會形成我們這本選刊的獨特價值。幾年下來,在普通讀者和業(yè)內人士中,我們《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口碑不錯。有人評價我們“是一本從內到外用心辦的雜志”。在文學價值體系日益混亂的過程中,我們希望盡一己之薄力,張揚文學理想,占領文學高地,恪守文學良知,盡可能將文學的高貴品格、民間立場和極強可讀性融為一體。

  姜廣平:現在看來,上個世紀,整個80年代,《北京文學》主要還是以厚重的作品贏得讀者、立足文壇的。

  章德寧:這與北京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有關,也與北京人對“國家大事”的熱衷有關吧。有人戲謔北京人“吃著熬白菜,卻討論著政治局管的事”!但,這確實是北京和北京人的氛圍!侗本┪膶W》一向比較青睞有較深刻內涵的厚重之作,而對另外一些輕靈的、優(yōu)雅的、注重形式感的寫作同樣看重。不管哪種寫法,關鍵得是藝術品。

  姜廣平:除了剛才我搜集到的一個評論家的評價,其他名家們是如何評價《北京文學》的?客觀上說,很多名家們各個階段的代表作品也都可能是在《北京文學》上發(fā)表的。

  章德寧:在幾十年的文學之路上,《北京文學》與幾代作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很多作家的處女作、成名作是在《北京文學》上刊發(fā)的。有些作家因為在《北京文學》上刊登了作品而改變了命運。幾乎所有當代重要的中國作家,都有作品通過《北京文學》面世。幾十年來,風風雨雨,他們與《北京文學》風雨同舟,一路同行——

  曾是浙江海鹽縣鎮(zhèn)衛(wèi)生院牙醫(yī)的余華,如何走上文學道路的故事,媒體、網絡多有轉載:那是1983年11月的某個下午,一個來自北京的電話,終于開啟了改變余華命運的大門。不久,因為余華的這次進京改稿,因為小說《星星》在《北京文學》的發(fā)表,余華辦好了所有借調手續(xù),終于告別了使他苦惱不堪的牙醫(yī)生活,進入了給他以無限自由和夢想的文化館。這是《星星》帶給他的機遇,也是《北京文學》帶給他的機遇。從此,他正兒八經地開始了職業(yè)寫作的生涯。在后來的無數次回憶中,余華總是帶著感恩的語調,不斷地重復他與《北京文學》的最初交往:

  我懷念去世十多年的周雁如,她的音容笑貌仍然歷歷在目。我感謝陳世崇、傅用林、王潔、傅鋒,他們先后調離了《北京文學》,他們22年前就培養(yǎng)幫助我了。還有林斤瀾和李陀,后來也是各奔東西。只有章德寧堅守在《北京文學》,章德寧是我和《北京文學》友情的見證人。

  張辛欣:在《北京文學》上發(fā)表了我的“處女作”《在靜靜的病房里》(1978年11期)之后,走上了不平靜的創(chuàng)作道路。第二篇小說還是發(fā)表在《北京文學》,發(fā)之前,看法不同,發(fā)之后,一片叫好,并且做了我以后一段創(chuàng)作的反證。

  王安憶:1980年6月,在《北京文學》上發(fā)表了《雨,沙沙沙》,可說是“成名作”了,便有了讀者的來信,和編輯的約稿,并有了做一名作家的妄想。于是,就一迭聲地寫下去,居然有幾篇獲了獎……

  2005年,為祝賀《北京文學》創(chuàng)刊55周年,很多作家寫來了熱情洋溢的賀辭,現摘幾則如下:

  王蒙:以北京之大氣,塑文學之風姿。

  鐵凝:精彩、活力、好看、耐看。

  馮驥才:刊物中年,目朗思鮮,聲遠天下,功在文壇。

  陳忠實為“感動于新時期最早約稿的《北京文學》五十五周年紀念”寫下了“溫馨記憶,鑄成永久”。

  張抗抗:文學海洋中的航空母艦。

  馬原:你是我遙遠的山崗,生長著野花的猩紅和雄壯,你是我假日的綠草地,不只有浪漫和無邊的幻想。

  劉慶邦:《北京文學》讓我找到了北!

  周國平:守護文學的圣杯。

  周梅森:當代文學的重要窗口,佳作迭出的作家之家。

  王必勝:社會良心,人文情懷。

  胡平:精湛、獨到、鮮活、新穎。

  趙大年:文心厚土,滿目新鮮。

  曹征路:讀者的朋友,作家的朋友,人民的朋友。

  徐小斌:一代作家的精神家園。

  李小雨:在前門樓子下編刊物,眺望世界,也被世界眺望。

  周大新:將無名者推上文壇,為小人物送去慰藉。

  陶正:我說了,也這樣做了:凡是自認為不錯的短篇,一律先送給《北京文學》,以后仍然。

  萬方:小時候就認識了你,《北京文學》,如今你依然是我的朋友,常見常新,令人珍惜。

  劉震云:五十五年來,一直對中國人想象力有幫助的雜志。

  阿來:在文學刊物大面積萎頓的今天,《北京文學》卻能逆市而上,折騰出眼下這樣一個熱鬧局面,可喜可賀!

  ……

  ……

  姜廣平:您覺得《北京文學》對中國文學的真正貢獻是在什么地方?一種文學價值觀的建立?一大批作家的推出?或者是引領了中國當代文壇?

  章德寧:被《北京文學》首先發(fā)現的,或被扶植過的,而今仍活躍在文壇的一大批作家,是《北京文學》對中國文學的貢獻;
那些當年因種種理由不被看好,而經《北京文學》發(fā)表后,至今仍有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的作品,同樣是《北京文學》對中國文學的貢獻。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辦刊物,就是出人才,出作品。把握時代最前沿的文學觀念和美學思想,說真話,辦實事,勇于開拓,敏銳創(chuàng)新,這是新時期初老一輩編輯家為《北京文學》打下的辦刊基調,也是后來我們時刻謹記的刊訓。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我們始終沒有放棄這樣的努力——讓《北京文學》永遠活躍在文學的第一現場,在重大的文學流變中不缺席、不失語,成為行進中的中國文學的參與者和推動者。

  姜廣平:您在《北京文學》一呆就是三十多年,你見證了一個刊物的發(fā)展史。對于這樣的經歷,您有著什么樣的感悟?

  章德寧:32年了,感悟當然很多,且是多方面的。此時想起來老主編林斤瀾為我刊55年紀念文集寫的《序》中的一段話,現抄錄如下:

  上世紀初,有一個大作家曾說:“小說上官場吃不開,不能換個科長當當。小說上市場也沒出息,不能夠萬兒八千的花花。小說頂多做做敲門塊,敲開了官場市場的門就放下。”

  慢著,這位大作家在上世紀初,怎么說的是我們今天的情況?

  不忙。今天的我們,不是在說小說沒人看了。看完沒看完就塞字紙簍了。小說隨便寫了。寫什么算什么了。反正官場市場都不把小說當回事了。這一門古老藝術現當今連個地盤也沒有了。

  上世紀初,大作家說得像今天的這個那個,并不稀奇。真正的稀奇在說到最后,得出結論……

  不要著急。他說的結論需要慢嚼細咽。

  ……結論是人們不把小說當回事以后,以后放下,以后走開。小說路上稀稀落落只剩下幾個人影子,這幾個愛藝術。愛,放不下,走不開,于是小說有救了。

  歷來,救星出現在干枯的地方,在冷落的地址,在遺棄的地盤。歷來,到哪里找救星去,就在本身,本身的生命力。

  為這本身,人們流傳出來兩句名言:“離功利遠了,離藝術近了!边@兩句話里邊沒有多少理念,只不過道破事實。還有快人快語的快感,要緊的是表現了一種不易表現的精神狀態(tài):把自己的前途都賣出去了,還犟著說:我愿意,我愛。

  這段話,恰好道出了我的感悟和心態(tài)。

  姜廣平:我跟很多編輯家們都談到過,現在,文壇一些奇怪的現象應該正視。一是當代中國作家似乎都不再是為一種精神去寫作了。二是敢于批判現實的問題上,很多作家繞開了,當然,這也與當前一些東西使得文學不得不遮蔽掉一些東西有關。(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現在,寫作更多地成為作家謀取功利的手段。對這些問題,您如何看待呢?而在這方面,《北京文學》是否有引領作家的責任呢?

  章德寧:作家、批評家、編輯包括讀者,共同構成了文壇。文壇不是真空,不可能脫離社會生活而單獨存在。你說的那些現象,與社會大環(huán)境有關。但據我了解,為精神、為明天而寫作的作家,為純正的藝術而寫作、始終孜孜追求的作家,大有人在。他們是文壇的希望所在。我敬重他們。在《北京文學》上刊發(fā)的作品,對一些文化、文學問題的關注,在相當程度上表明了我們的價值取向和審美判斷。我們愿與作家、批評家、讀者一起,共同營造當代文學的良性生態(tài)。

  姜廣平:當代文學惡謚頗多,這一問,我也問及《人民文學》與《收獲》了。先是德國漢學家顧彬的“垃圾”之論,國內媒體與受眾,片面理解,因而引發(fā)了一陣對當代文學的熱議。其后朱大可認為,作品乏力,作家失語,中國當代文學沉寂到接近谷底,稱“中國文壇是空心化的,它已經榮升為一個龐大的垃圾場”。朱大可對中國文壇的“垃圾場”評價,再次觸動了當代文學敏感的神經。也許,這些都可能有點張大其辭,但是,文學正遭受著很多非文學因素的嚴峻挑戰(zhàn)?峙逻@也是一個不得不面對的話題。

  章德寧:不管是“垃圾”說,還是“空心”論,肯定是比較極端的說法。但大家對當下文學的整體狀況不滿,也是不爭的事實。從我們的文學作品中,所能得到的東西,遠比大家期待的要少。很多作家不大關注最新的前沿思想成果,作品中缺乏思想的力量;
一些作家滿足于講一個好看的故事,放棄了對藝術的執(zhí)著追求。文學批評中普遍存在著的紅包批評、人情批評、炒作批評的現象也引起了讀者普遍不滿。在一個商業(yè)消費時代,文學既不能拯救民族精神,很多文學中人反而見利忘義、淺薄浮躁,全不顧文學的良知和道義責任!袄闭f與“空心”論,應該是對中國文學界失望、痛心的激憤之語。文學始終逃不掉被權力左右的命運,80年代末以來又受到市場的擠壓,這是文學的噩運,也是不得不面對的現實!白骷沂侨祟愳`魂的工程師”、“知識分子應該是社會的良心”、“良知的守衛(wèi)者”。面對這些崇高稱謂,我們的作家感到的恐怕是不能承受之重;赝麄ゴ蟮亩砹_斯文學傳統(tǒng),緬懷白銀時代的作家,對比他們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而他們給人類留下的寶貴精神、文學遺產,我們的文學界應該集體汗顏。

  姜廣平:近些年來,對底層文學很關注,《北京文學》還曾召開過這方面的研討會。但是,關于這方面的情形,一方面覺得是在造勢,二方面覺得這樣對作家引領可能也有點過。畢竟,現在的作家寫作,是不同于上世紀80年代的,F在多數作家的寫作,可能都是一種自覺的寫作或清醒的寫作。作家們知道自己在寫什么,也知道自己怎么寫。哪怕是一個剛剛開始動筆寫作的人,應該是做好了充分的文學準備的。

  章德寧:因為編選刊,我們發(fā)現,近些年,出現了很多關于底層問題的作品。一些批評家將其稱為“底層寫作”!暗讓訉懽鳌鼻腥肓酥袊鐣鮿萑后w的生存狀態(tài),延續(xù)了現實主義文學傳統(tǒng),但在藝術表現、題材把握、敘事倫理等方面也存在諸多問題。有鑒于此,我們《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于2006年春,召開了“底層與文學”研討會。召開這個研討會,一方面是希望與作家、批評家一起,探討底層文學創(chuàng)作的得與失,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由此關注當下的文學現實,是《北京文學》對文壇熱點問題保持敏銳觀察的一貫態(tài)度,也表達了《北京文學》希望為文學的良性發(fā)展提供更好話語平臺的切實努力。我始終認為,保持對文學發(fā)展動向的敏感是必需的,經常有新的想法提出是一個雜志有活力的表現。文學期刊需要有自己的聲音,需要對文學的現狀發(fā)言,只是出發(fā)點不應為自身炒作,更不該嘩眾取寵。是為了造勢還是有意義的嚴肅討論,只要不帶偏見,應該不難判斷。而且對刊物來說,既關注了文學話題,又擴大了雜志影響,有何不可?

  現在的作家較之80年代作家,大都是自覺的寫作或清醒的寫作嗎?我看不見得。我倒認為,現在的一些作家,既沒有解決“寫什么”的問題,更沒有解決“怎么寫”的問題。否則,我們就不會滿眼是平庸之作、庸俗之作、粗陋之作、蒼白之作,也用不著討論什么“垃圾” 說、“空心”論了。

  姜廣平:我曾對鐘紅明談起過,《收獲》發(fā)表了像余華的《兄弟》,很多人認為是《收獲》的敗筆。與此相關,從名家與新人的角度,或者從其他角度,我們其實也發(fā)現了一些非常微妙的現象:很多文學雜志的編輯或編輯家們,因了自己的地位與影響,有時候確實左右著文學的生態(tài)。當然,這不是壞事。像章老師您這樣的德高望重者,令人嘆服。然而,相反的情形可能更多,譬如有些編輯力捧一些并非重量級作家或實力作家的事,時有耳聞。這里可能有著一些令人難以接受的潛規(guī)則吧?文學應該遠離潛規(guī)則。不知您對此有何看法?

  章德寧:文學期刊編輯作為傳統(tǒng)文學生產的第一道關口,毋庸置疑可以左右文學的生態(tài),因此責任重大?锇l(fā)了不該發(fā)的稿子,或者編輯退了不該退的稿子,不論對刊物還是對編輯,都難以絕對避免。獲了全國獎的小說或引起轟動的作品,曾被多家出版單位數次退稿的事,我們聽過的還少嗎?這中間有能力水平問題,有見仁見智問題,有藝術趣味問題,也有責任心問題,甚至有看稿時的環(huán)境、狀態(tài)問題。消費時代,常常還伴隨發(fā)行量的考慮。文學界從來不是凈土,關系稿、人情稿以至收費稿的存在,甚至不是商業(yè)時代的專利。文學應該遠離潛規(guī)則,但這不是靠呼吁能解決的事。還是那句話,“從我做起”吧。這需要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需要對文學理想、文學品質的自覺堅守,需要對社會良知、文學使命的勇敢擔當,需要對名利場的主動遠離和放棄。我又把這稱為文學界的知識分子精神。擁有這種精神的成熟而強大的群體,是中國文學界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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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章厚德 寧為人梯

  “見名七分相!贝四嗣耖g觀名察人的說法。單憑章德寧這個頗顯中國傳統(tǒng)儒家文化意味的名字,你十有八九判定準是個儒雅的男士;
如果是電話中只聞章德寧其聲不見其人,你很有可能會被那種脆亮、甜美的聲音誤判為一位純粹的少女;
再假如,如果你被邀請參加北京文藝界的什么活動,驀然被一位身材高挑而不失勻稱、儀表典雅而不失時尚的主持人的風采所折服,你一定想象不到,她會是章德寧——中國各省市文學期刊界編輯大軍中的領頭羊,《北京文學》雜志社的資深老社長。

  我和章德寧的結識偶然得更像一次邂逅。文學為緣,這種偶然似乎也是一種必然。2003年中國的“五一”長假被“非典”疫情弄得有些發(fā)蔫兒,天津地區(qū)也開始陸續(xù)死人。5月5日,我正奉命在抗擊“非典”前沿趕寫疫情報告,突然接到一個來自北京的電話,正是這個看似極其普通的電話,卻成為我2003年文學創(chuàng)作中最大的福音和最美好的回憶。電話中的女聲柔和、溫和、謙和而富有質感:“您好!是秦嶺先生嗎?我是《北京文學》雜志社的編輯!

  沒想到中篇拙作《繡花鞋墊》寄出不到10天,就得到了即將被《北京文學》采用的消息。在“非典”的陰霾下,特別是在人人談之色變的“非典”重災區(qū)北京,這種工作效率和高度負責的精神使我一萬個沒想到,據我所知,湮沒在來蘇兒和各種消毒液中的北京城早已萬人空巷,許多單位人去樓空了。記得當時我這個孤陋寡聞的西北莽漢冒昧地問對方姓什么,對方答:“我叫章德寧!蔽覐蛦枺骸澳膫章?哪個德?哪個寧?”對方一一作答,認真而又耐心,當時猜想這個叫章德寧的人肯定是剛剛走出校園的女學生,全然沒有編輯油子慣有的盛氣凌人和漫不經心,于是又斗膽開了個玩笑:“如果不是聽您的聲音,光聽名字,以為是男的呢!彪娫捘穷^就樂了。交談中我才知道,她先是把電話打到天津我的工作單位,未果,又千方百計聯系到我妻子,查到了我的手機號……我反而更相信了最初判斷:剛出道的小女子表現大體如此。翌日我隨天津作協的幾位老兄去看望從俄羅斯歸來的著名詩人伊蕾,偶然提及章德寧,不料滿座皆驚,視我為井底之蛙,于是,章德寧成為眾賓客津津樂道的主要話題。我慚愧之余,冥冥中似有一種走運本有真神助的感悟!独C花鞋墊》確實是幸運的,《北京文學》破例在當年第11期的原創(chuàng)版和選刊版同時隆重推重,并一舉獲得了天津市文化杯一等獎第一名,登上了2003年下半年中國最新作品排行榜,入選了三個選本,專家在《文藝報》《中國文化報》等報刊上進行了評論!独C花鞋墊》成為我鄉(xiāng)村教師系列的一個新的小高潮,為后來創(chuàng)作引起關注的《不娶你娶誰》《燒水做飯的女人》《硌牙的沙子》等系列小說開創(chuàng)了一個良好的開端……至此,我與其說從此記住了一位編輯家的大名,不如說記住了一種來自名刊對普通作者傾情的扶持、無私的博愛和寬容的胸襟。期刊由不重名不重人只重文的人掌舵,在百舸爭流中力拔頭籌就不是神話,勝利的女神必然會在彼岸招手,而對作者和讀者而言,這是最大的福祉。

  立體地認知一個人,最捷徑、最科學的方法是廣聞口碑。某次聚會,從維熙對我說:“德寧這個人啊,她可是個拼命三郎!边@是老藝術家對一個編輯工作態(tài)度、工作作風和敬業(yè)精神的贊賞。后來方知,《北京文學》建刊以來,編輯走馬燈似的換了一茬又一茬,而章德寧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從北京大學中文系一畢業(yè)踏進編輯部的那天起,就像一名疲而不倦的拼命三郎,摸爬滾打了三十年。她的“玩命”精神在一茬茬作家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為了約稿,她可以三顧茅廬風雨無阻而不悔;為了改稿,她可以廢寢忘食挑燈夜戰(zhàn)五更眠;為了審稿,她孩子分娩的前一天仍不下“火線”……從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韓少功、馬原、洪峰、李杭育、張宇等作家的稿子常常是她案頭、床前、廚房的“重頭活”。她責編的不少作品,比如方之的《內奸》、母國政的《我們家的炊事員》、林斤瀾的《頭像》、陶正的《逍遙之樂》、李杭育的《沙灶遺風》、鄒志安的《支書下臺唱大戲》等都獲得了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由她和林賢治主編的《記憶》等叢書,一度成為文壇的一個亮點。進入九十年代后期,作為《北京文學》社長兼執(zhí)行主編的章德寧,她辦刊的個人意志、天賦和智慧構成了中國文壇的獨特風景。1996年到2000年,她在堅持“文化性、現代性和寬容性”辦刊思想的基礎上,大膽創(chuàng)新,立足民間立場,幾乎每年都要提出新的辦刊方針,許多創(chuàng)意、創(chuàng)先之舉從《北京文學》輻射到整個中國文壇,產生了深遠影響。如果說她1996年在全國發(fā)起的短篇小說公開賽,成為中國世紀末重尋文學精神的一個重要事件,那么1998年關于“好看小說”的提出、討論與實踐,則為全國出版市場和文學期刊衡量小說提供了一個新標準。而1998 提出的“當代中國文學最新作品排行榜”,不僅獨辟蹊徑地提出了一套對小說的評估體系,更重要的是引領并激發(fā)了公眾對文學的注意和熱情。2002年她剛剛主持創(chuàng)辦了《中篇小說月報》這匹期刊界的黑馬,就在全國掀起了關于中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大討論……有位評論家說:“在文學回歸現實的特殊時期,章德寧做了許多期刊沒有勇氣想、沒有決心做、沒有膽識碰的事情,這就是章德寧的貢獻、價值和意義!睆木S熙說:“章德寧是唯一見證并歷經了《北京文學》三十年風雨滄桑的人!边@句話的背后,其實在詮釋著一位有良心和責任感的編輯家與一份精神領地相濡以沫、休戚與共、肝膽相照的關系,是一種生死不渝的相互選擇,這就是章德寧的履行天職的態(tài)度。她的同事王童在我的博客上留言:“章德寧屬獻身給文學出版事業(yè)一生的人!

  京津近在咫尺,拜訪章德寧卻并非易事。終于見到章德寧是在2004年秋天的北京,我們相約在位于長安街的中國大戲院門口見面。那天的章德寧身穿風衣、長發(fā)飄逸,半百女性中并不多見的修長身材在天高云淡的秋風中顯得氣質高雅、風采超然,我一時竟有些心怯,像個害羞的小毛弟。在大戲院旁邊的一家酒店里,我感受到了這位著名編輯家對于陌生作者的支持和熱情,乃至于我都沒爭取到結賬的機會。章德寧說:“對天南地北的作者,不論有無名氣,我們都是一樣的,這就是《北京文學》!贝搜约日蔑@原則,亦頗具人情,令人感慨又感動。那天談的話題很多,章德寧全然不像“名剎”住持,倒像鄰家一位可敬的大嫂,只是在一些學術問題上,她有時會迅疾擺明自己的觀點和立場,目光中也會流露出輕微的機警和敏銳。章德寧還特意提到我投寄《繡花鞋墊》時附的一封短信,她一直認真保存著那封信。這使我既感動又窘迫,信中內容,大體記得,其中就有“不懂就別看”等至今看來偏激得有些邪乎的言辭。臨走,她送我一部青年文學批評家李建軍著的《時代及其文學的敵人》。李建軍是評論界的所謂叛逆,也是為數不多的“說真話的人”。我寧可理解,贈我一本另類的書,其實是一種厚望。

  評論家雷達對章德寧的褒獎充滿人性色彩:“德寧兩口子都很認真,都是好人!薄侗本┤請蟆返囊晃挥浾邉t告訴我:“在我采訪過的文學編輯中,章德寧是一個標志!笨诒链,已無須再旁征博引。章德寧執(zhí)鞭京城名刊,威及全國,確有難得的人文意識和民間情懷,無論春節(jié)元旦,還是中秋端午,我們都互道問候,佳辭以賀。和章德寧第二次見面是在2005年初,當時旅居京城的著名作家溫亞軍,聯絡紅柯、石舒清、雪漠和我等7位西北籍青年作家,擬出版一套“西北7人行”叢書,約請雷達、章德寧等專家商議有關事宜。當天章德寧還把在工人出版社工作的先生岳建一帶來了。席間,章德寧的言談總是對青年作家的成長給予厚望,關愛之情溢于言表。眾腕共飲,連那天的碟碗杯筷,都流溢著文學的光彩。最讓我難以忘懷的是2005年北京市文聯、《北京文學》雜志社在燕京飯店舉辦55周年慶典,適逢中秋,云集了王蒙、陳建功、鄧友梅、鐵凝、史鐵生等來自全國各地中國文壇腕級人物二百余人。那天,我左邊是青年編劇馮莉,右邊是作家高鋼。當章德寧逐一把個人介紹給大家時,現場的氣氛頓時活躍了起來。我注意到,許多作家、編輯、記者不僅和章德寧很熟悉,而且似乎有一種友情上的默契。某老作家坦言:“今天,我是沖德寧來的。”有趣的是,章德寧把馮莉稱作自己的親妹妹,后來得知,頗顯藝術天賦的馮莉16歲闖北京的時候,就得到章德寧在生活、創(chuàng)作等各方面的支持和照顧。談到章德寧對她的幫助,馮莉眼圈發(fā)紅,以帕拭目,淚早已成行。我突然就想起了西北老鄉(xiāng)唐人王昌齡的名句“一片冰心在玉壺”,章德寧為人、待事、品文,可謂冰心一片,玉壺可鑒了。

   ——作者:秦嶺!缎腔稹2007年第5期。有刪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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