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盧梭，人們往往不是熱烈贊頌就是嚴厲批判，而值得深思的是這種贊頌或批判都各有道理，而且二者也都承認他是世界近代以來對人類歷史影響最大的思想家之一。這種贊揚與批評，當然源于盧梭本人理論的矛盾。

　　還記得“文革”后我考入大學之時，盧梭的作品也正“開禁”，“文革”前出版的《社會契約論》《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一時“洛陽紙貴”，在校圖書館要預約才能借到。盧梭認為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國家只是自由人民自愿協(xié)議的產物，國家主權在民，如果自由被剝奪，人民有權用強力奪回自由，如果不珍視這種自由權利就是放棄自己作人的權利……這些觀點，引起經過“文革”高度專制、此時正“思想解放”的青年人心靈的強烈震撼和共鳴，急切地從中汲取思想和精神的資源與營養(yǎng)。

　　那時我們只知道盧梭思想對反對專制、法國革命起了重大影響作用，而對其思想的負面作用，我們幾乎毫無覺查。但隨著學識的增多，對這種負面作用才逐漸有所認識。不久，我對羅素也深感興趣、極為敬佩，乍一讀到羅素對盧梭理論的嚴厲批判，思想為之一震，甚至感到難以接受。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對盧梭思想與各種不同形式極權主義關系作了深入分析，甚至作出“希特勒是盧梭的一個結果”這樣嚴厲的論斷。這種指謫可能過于苛刻，但是，羅素的分析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起碼認識到盧梭思想體系的復雜性，意識到盧梭的思想資源、因素中缺乏某種抵擋極權主義的內容，對盧梭思想中的一些負面作用開始有所警覺。

　　在盧梭的政治理論體系中，“民眾/人民”是起支柱性作用的概念。從契約論出發(fā)，他認為任何人對自己的同類都沒有任何自然的權威，而且強力也不能產生任何權利，所以只有契約約定才是人間一切合法權威的基礎。并且，盡管這些契約條款可能從未被正式簽訂或宣告過，但卻是普適的，并被人或是默認或是公開承認。人們正是為了自由更有保證，才冒可能以自由為代價的風險來“簽約”，“要尋求一種結合的形式，使它能夠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防御和保護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富；
而同時又使每一個與全體相聯(lián)合的個人只不過是服從自己本人，并且仍然象以往一樣的自由�！边@樣契約便從個人間的行為變成社會性契約。由于這種社會契約被設定為是個人自由的更高保障，因此單個個人必須拋棄從前的自然權利而獲得、接受并無條件服從新的契約規(guī)定權利，以保證契約的權威性。在這個結構中，國家與社會是沒有區(qū)別的，個別意志和普遍意志是一致的。同時，每個個人為了整體利益必須完全放棄個人的一切權利，甚至不能脫離契約。因為保留有個人權利就會導致不平等的產生，就會各種紛爭不斷，終將危及整體利益。所以個人的意愿反映的往往是個人的利益，而“公意”則反映、強調共同利益，為“普遍正義”的表現(xiàn)。一個社會當然只能有“一個意志”，也沒有各種錯綜復雜、互相矛盾的利益，所以“國家全體成員的永恒意志就是公意；
正因為如此，他們才是公民并且是自由的�！币虼耸�分重要的一條是對任何拒不服從公意的人，全體就要迫使他服從公意，而這據(jù)說是要迫使他自由。也就是說，公民權利“一次性”上交給主權者之后，如果再提出異議，就必然受到鎮(zhèn)壓。

　　由于國家是人民契約的產物，所以最高權力便屬于人民，人民本身即是主權者。“主權者”雖然是種由個別成員組成的集合性概念，但卻不對每個個體作任何保證，因為從理論上說它本身就是個人集合而成的共同利益的體現(xiàn)，所以根本就沒有向個體作保證的必要。因此，個人只有服從主權者。同理，由于這種主權是一個整體，所以它必然是不可分割的。因此，盧梭強烈反對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說。當然，盧梭對行政權與主權還是作了某種區(qū)分，但他的區(qū)分并不是彼此平等意義上的權力分割與制衡，而是服從與被服從的關系。行政權，即政府或君主，只是主權者的公仆，主權者依然是至高無上、不受監(jiān)督和制約的。

　　盧梭理論的另一個論點是對民主程序的否定，他認為“正如主權是不能轉讓的，同理主權也是不能代表的；
主權本質上是由公意所構成的，而意志又是決不可以代表的：它只能是同一個意志，或者是另一個意志；
決不能有什么中間的東西�！庇捎趫孕爬�益應當一致，他不贊同政黨政治，并對代議政治作了強烈的批判，而主張公民集會那種直接民主。他認為只有締結社會契約才需要意見一致，其余所有場合只要有簡單多數(shù)即可。對民主程序的否定必然會有兩個負面結果。首先，這種全體公民集會式的民主只有在很小的范圍內才可能實行，理想的模式是古希臘的城邦制，超出“城邦”的范圍則能以實行。所以，盧梭認為只有在小國才能實行民主，大國因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而無法“民主”。其次，但可能更重要的是這種“直接民主”在實際中因為沒有機制的依托和制度的保證是不可能的；
若真的實行，則必然導致“多數(shù)”對“少數(shù)”（甚至可能是百分之五十一對百分之四十九）的專制。

　　說到底，他的“人民/主權者”理論畢竟只是種理論抽象，在日常生活實際中，卻并非如此“理想”，有時甚至與設想完全相反。歷史證明，許多專制、獨裁恰恰是以“人民”的名義進行的。由于盧梭不承認不同利益存的確當性，所以他未給個人留有一個最基本、最起碼，不容侵犯的私人權利領域；
相反，卻賦予“主權者”以絕對權力，“最高無上的權威是不能加以限制的，正如同它是不能轉讓的一樣；
限制它也就是摧毀它�！北M管這個“主權者”是“人民”。首先，即便從其正面意義上來說，這至少為多數(shù)對少數(shù)的迫害提供了理論依據(jù)，而少數(shù)人的觀點不僅得不到尊重，甚至得不到基本保護。而從其消極意義上來說，更嚴重的后果是，一旦有人僭取“人民”的名義獲得了“主權者”的絕對權力，便成為合法的大獨裁者，如當年的希特勒便是以“德國人民”的名義殘酷鎮(zhèn)壓一切反對者的。的確，“主權者”畢竟是種非常抽象的概念，在實際生活中是十分難以辨別的，似乎只要大權在握，都可以以這種“主權者”自命，對每一個被統(tǒng)治者都擁有絕對權力。這恰成為現(xiàn)代專制體制的理論基礎。因此，真正的民主必須承認個人擁有一個不容外界侵犯（不論以什么名義）的范圍，在這個范圍之內個人可以“為所欲為”，不受任何干涉。這個個人的“空間”是抵抗專制的最后防線，實際也是民主體制最重要的基礎。如果沒有個人基本自由的保障，如果這道防線被摧毀，個人的基本權利將不獲保障，民主終將蕩然無存。

　　當然，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不能不承認盧梭的“主權在民”說有著巨大的進步意義，因為它對長久以來似乎是天經地義的“皇權神授”“朕即國家”等皇權專制理論作了強烈的批評和有力的挑戰(zhàn)，畢竟系統(tǒng)地重新闡發(fā)了人民和權力的關系�；蛟S，這才是他所處的那個歷史時代的主要課題，因此，盧梭的理論才會成為一場翻天覆地大革命的先聲，具有世界的影響與意義。有必要再次強調，近代中國的啟蒙者，也主要是從這一角度來理解盧梭的。1901年至1902年間，梁啟超先后在《清議報》與《新民叢報》上刊出《盧梭學案》，熱情頌贊《民約論》的天賦人權論和主權在民的思想。他還在《論學術勢力之左右世界》一文中指出《民約論》，“自此說一行，歐洲學界，如旱地起一霹靂，如暗界放一光明，風馳云卷，僅十余年，遂有法國大革命之事”。

　　盧梭是18世紀偉大的啟蒙思想家中的一員，但他對“啟蒙”思潮主流所強調的理性卻有強烈批評，實際成為現(xiàn)代浪漫主義的重要“開山”。這種浪漫主義對“冷冰冰”的現(xiàn)代理性確是有益的補充和調節(jié)，但，只應是補充和調節(jié)。如果執(zhí)掌國家大權的政治家也充滿浪漫情懷并執(zhí)意要將其化為國家實踐，如果全社會的情緒都為這種浪漫主義所掌控，可能一時轟轟烈烈，時時充滿動人心魄的戲劇性事件，但最終結果卻很可能是巨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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