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先生是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同時也是享有盛名的學者，胡繩在我國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長期擔負重要的領導工作，他的一些學術觀點曾經(jīng)對我國的社會科學領域產(chǎn)生過廣泛影響。胡繩在近代史研究領域的看法一般都為學界所熟知，但是他在晚年思想變化及對一些重大理論問題的反思，尚不被人們所熟悉，本文試就這個問題略論一二。

　　 一

　　胡繩是較早參加共產(chǎn)黨領導的上海左翼文化運動的紅色知識分子，他以史學家而聞名，一生涉獵的學術范圍在近代史研究、中共黨史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等領域。他長期被認為是黨內(nèi)的“秀才”。

　　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歷史上，所謂黨內(nèi)“秀才”一般有兩個來源。第一個來源：原先在莫斯科學習，三十年代初回國進入中央蘇區(qū)或其它革命根據(jù)地從事馬克思主義宣傳鼓動、教育的同志；
第二個來源：在三十年代初中期的上海和北京等城市，開展、堅持左翼文化運動，在抗戰(zhàn)爆發(fā)后，或進入革命根據(jù)地，或留在國統(tǒng)區(qū)，在黨領導下從事革命文化宣傳活動的知識分子。

　　中國共產(chǎn)黨從成立的那天起，就高度重視黨的意識形態(tài)的建構(gòu)，革命意識形態(tài)對黨之重要，不僅在于它為黨的所有活動提供了思想基礎，而且它對現(xiàn)實的革命運動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在黨的早期歷史上，黨的理論工作者往往就是黨的領導人，例如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等，他們受到全黨的尊敬，在革命者的行列中，閃爍出耀眼的光芒，這在革命的初創(chuàng)階段尤其如此。然而，中國革命的道路艱難曲折，并非照搬馬列書本就能一通百通，隨著中共對中國革命，對中國國情了解的加深，中共的理論自覺有了巨大的進步，在黨的歷史上曾經(jīng)一度出現(xiàn)過的那種因熟讀馬列書本，全盤照搬蘇聯(lián)經(jīng)驗，由紅色理論家而兼黨的領導人而包辦領導革命的局面被轉(zhuǎn)換，而代之以一批既精通馬列原理，又深具革命實踐經(jīng)驗的同志執(zhí)掌革命的領導權，黨的意識形態(tài)系統(tǒng)隨之也進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其中重要的一環(huán)，就是原先在意識形態(tài)領導崗位上的“紅色理論家”逐漸演變?yōu)樵诟锩�領袖領導下的理論工作者，從此他們也有了一個頗具中國文化色彩的稱謂：
“秀才”或“筆桿子”。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和組織路線確立后的四十年代初期，原先“紅色理論家”中的一部分人因在蘇聯(lián)學習期間受蘇聯(lián)“教條主義”思想的浸潤較深，特別是在指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出過嚴重的偏差，曾給革命事業(yè)帶來嚴重的損失，這批人就很自然的淡出黨中央的思想意識形態(tài)領導崗位而轉(zhuǎn)任其它工作，如：張聞天、何凱豐，吳亮平等。而另一些曾在蘇聯(lián)學習工作過的同志，由于和教條主義做過斗爭，則被委任宣傳部門的領導工作，如二十年代后期曾經(jīng)在蘇聯(lián)工作過的陸定一，從1945年中共七大一直到文革爆發(fā)前夕的1966年初，長期擔任中宣部部長一職，前后長達二十年之久。在更多的情況下，那些沒去過蘇聯(lián)學習，三十年代戰(zhàn)斗在上海亭子間的紅色“秀才”，則受到黨的更多的重視，被委之于重任，如胡喬木、周揚等，胡繩就是其中的一位。

　　1937年初，胡繩同志在19歲時就在上海嶄露頭腳，寫出《新哲學的人生觀》，被黨內(nèi)同志譽為“神童”。1947年，胡繩29歲又寫出《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這本書深化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對中國近代史的基本敘述，在構(gòu)建中國近代史的“革命敘事”解釋體系上發(fā)揮了了重要作用。盡管胡繩同志沒有在革命根據(jù)地工作的經(jīng)歷，但他一直受到黨中央的重用，建國后胡繩曾任中宣部副秘書長、《學習》雜志主編、《紅旗》雜志副主編，以后又直接為毛澤東主席和中共中央其他負責同志服務，擔任了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等職務。參與起早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并參加毛選的編選工作，直到文革前夕的1966年2月，胡繩作為“秀才”，和其它幾個“筆桿子”一起，陪同彭真一道去武漢向毛澤東主席匯報《二月提綱》。

　　胡繩很坦誠地說過，他幾十年來，寫的東西雖說有一些或多或少的學術性，但總的說來，無一不和當時的政治有關。都是由有現(xiàn)實政治的刺激而引發(fā)的對某些歷史理論問題的思考，寫出的東西首先也是服務于革命，服務于黨的工作目標。換言之，胡繩同志是一位新型知識分子，也就是如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所言的那類“有機化”或“組織化”的知識分子，這是一些以革命為唯一志業(yè)的知識分子。葛蘭西說，共產(chǎn)黨人為了和資產(chǎn)階級爭奪文化上的領導權，即無產(chǎn)階級的“文化霸權”，有賴于“有機化知識分子”的積極的，廣泛的思想，文化和學術活動，他們建立和闡述革命的解釋系統(tǒng)，論證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來吸引廣大群眾。

“有機化知識分子”與一般以傳承知識為志業(yè)的知識分子，在思想，態(tài)度，氣質(zhì)上都是大不相同的，他們是人民“精神和道德上的永恒的說服者”。毛澤東也說過， 1927年后有“兩種革命深入”---“農(nóng)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1），后者的標志就是中共領導的左翼文化運動的興起和蓬勃發(fā)展，在這個過程中，一批“有機化知識分子”掙脫舊學院體制的束縛而脫穎而出，活躍在中國的思想界，文化界和學術界，引領著時代的潮流。1934年春，胡繩考入北大哲學系，僅僅讀了一年，就覺得在校讀書沒意義，又回到了上海。胡喬木的情況也是類似，他因參加左翼活動，在清華大學和浙江大學的讀書時間都很短暫。這就是，“有機化知識分子”首先是戰(zhàn)士，然后是學者。

　　二

　　胡繩和原中宣部的許多領導人一樣，在文革初期受到?jīng)_擊，但是他獲“解放”較早，在1973年就已復出工作，重新?lián)�任了原學部（哲學與社會科學部）領導工作。從1973年到80年代初，胡繩的思想正處在一個轉(zhuǎn)變過程中，一方面他對文革前的極左思想有所不滿；
另一方面，過去的習慣思維仍然發(fā)揮著重大的作用。而在這個時期內(nèi)，后一種傾向似乎在胡繩的思想上占據(jù)了上風。這具體表現(xiàn)為：胡繩一度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反應遲緩，表現(xiàn)出對“兩個凡是”的某種迷信。

　　胡繩是一位真誠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面對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社會的巨大進步，他重新思索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也對自己的一生開始了反省。80年代后，他擔任了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和中國社科院院長，比較深入地接觸了改革開放的實際。據(jù)了解他的吳江先生稱，胡繩幾十年內(nèi)，“謹言慎行”，“處處自我設防，在重大關鍵時刻或重大問題上易受制于人，不輕越雷池一步，這可能限制了他作為思想家的才能的發(fā)揮”（2），但到了晚年，胡繩的思想?yún)s出現(xiàn)了驚人的轉(zhuǎn)變。

　　1、胡繩1999年提出了毛澤東民粹主義思想傾向?qū)χ袊�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消極作用問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價》，1999年5月）。所謂“民粹主義”，就是崇尚農(nóng)民精神和道德上的純潔性，從道德的角度批判資本主義，企圖在經(jīng)濟落后和不發(fā)達生產(chǎn)的基礎上，一躍跳過工業(yè)化和社會大生產(chǎn)的階段，直接依靠農(nóng)民快速進入社會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具體表現(xiàn)為，輕視商品生產(chǎn)和反對市場，崇尚農(nóng)民平均主義。胡繩指出：毛澤東原先是反對民粹主義的，在四十年代后期曾有過相關的重要論述，但在建國后，毛澤東又陷入自己曾反對過的民粹主義，導致五十年代后期的“窮過渡”、“共產(chǎn)風”和持續(xù)不絕的“割資本主義尾巴”等，給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yè)帶來巨大損失。

　　2、胡繩提出1979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時期遵義會議”的論斷。他認為，建國50年歷史可劃分為兩個階段，前三十年和后二十年。前三十年雖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但思想上的左的傳統(tǒng)是一脈相承的。后二十年，鄧小平重新開啟了社會主義的新生機。三中全會避免了亡黨亡國，使中國走上繁榮強盛的正確道路。

　　3、堅信社會主義在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的基礎上會再煥發(fā)出生機。胡繩說，如果再用三個世紀，即三百年時間，大體完成從社會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程，“在人類歷史年表上不算太慢”。

　　4、胡繩不同意過去黨風好的傳統(tǒng)說法。他認為，從黨的整個歷史看，從來沒有絕對純潔的時期。五十至六十年代，整人之風極烈，黨內(nèi)出現(xiàn)了一些善于整人的“健將”，正是這種風氣為文革造成了一定的基礎。（3）

　　胡繩同志這些新認識主要集中在有關毛澤東的民粹主義和三中全會的評價上。前一個認識，實際上在八十年代一些學者就初步提出過，但引起了很大的爭議�，F(xiàn)在胡繩在改革開放更深入的新的時代條件下，站在縱覽社會主義百年發(fā)展歷史的更高的角度，重新論述這個問題，使得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

　　筆者認為，在理論問題上一向嚴謹?shù)暮�繩之所以在他的晚年提出這個重要看法，絕非心血來潮，他不僅對他所要論述的問題作了長期深入的研究，更重要的是，胡繩時刻關心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他是一位把自己的研究和國家的發(fā)展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的“經(jīng)世致用”型的學者，他以他自己的方式，用一個重要理論家的言說，來表達對鄧小平的理論的支持。

　　胡繩對九十年代初一度興起的非議，批評改革開放的言論是不滿意的。他在1989年9月一篇未發(fā)表的文章里提出，社會主義模式若不改造，社會主義制度是堅持不了的。胡繩提出，不能回到文革前的道路，實踐證明，此路不通。鄧小平同志在1992年有一段講話，對胡繩的影響很大。鄧小平的這段話一直到前幾年才公開。

　　 1992年6月，鄧小平在上海接見海外人士時說：

　　“我叫一些人把帽子工廠快些關閉，帽子拿給我來戴。如果說把經(jīng)濟建設列為黨的基本路線和中心工作，就是走資派，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資派，而且是走定了的。如果學習和借鑒工業(yè)國家的先進管理、先進經(jīng)驗、先進技術，擴大和搞活市場經(jīng)濟是搞資本主義，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資派。其實，我這馬克思主義信仰者，是學資本主義來搞好自己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不是抽象的。落后、貧窮的社會制度是不能長期生存下的，是要垮臺的，必定要垮臺的。我要請教那些馬列主義理論權威、經(jīng)濟學權威、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思想捍衛(wèi)者，你們到底讀了多少馬列的書，研究了多少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什么不走出圈子看一看整個國家、整個世界發(fā)生了什么變化？為什么不回顧一下建國以來我們黨犯了那些極嚴重的錯誤？”（4）

　　胡繩以自己的研究來支持鄧小平，擁護和推動改革開放，他對三中全會的高度評價也是有感而發(fā)的，他所針對的也是那股貶低、否定改革開放成就的議論。胡繩盛贊三中全會的劃時代的意義，三中全會使中國的發(fā)展“柳暗花明”，重開新局，雖然不少人都有類似的感覺，但從未用過“社會主義時期遵義會議”這個表述。胡繩的目的，也是為改革開放二十年來的成就辯護。

　　 三

　　 胡繩的這些新看法公開以后，在學界和社會上都引起了強烈反響。多數(shù)人表示支持，但是胡繩也受到強烈的質(zhì)疑和反對，他被指責“歪曲了毛澤東思想”，其文章是“對毛主席批判”，認為胡繩是在“鼓吹資本主義回頭路”，是在鼓吹“庸俗生產(chǎn)力論”，和散布“社會主義悲觀絕望論”，以及“貶低了建國前三十年的成就”等等。

　　胡繩因身體極度虛弱，到了癌癥后期，沒有直接回答批評意見。他知道自己被批判，也知道文章發(fā)表后一些人要“聲討”（5）。他自稱，發(fā)表那篇談毛澤東民粹主義的文章，為了預先對付攻擊，處處設防，使得文章有點象裹腳布那么長（文章長達2萬字）。

胡繩臨去世前，對他一生有過回顧，他在“八十自壽銘”中寫到：“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載，七十、八十，粗知天命”，認為自己中年以后，有一段長達三十年的思想苦悶和徬徨，這就是他說的“自我認識困惑，在寫作方向和目標上感到茫然”，又不能不寫一些適應潮流的文章。(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筆者認為，胡繩之所以長期陷入思想困惑，主要不是他的個人原因，而是大的時代環(huán)境對一位“秀才”的多方面的要求和制約方面。作為一個“有機化的知識分子”，在革命風起云涌的年代，特別是在革命尚處在分散狀態(tài)下，他們在建立和闡述革命理論方面，曾幾何時發(fā)揮出何等強烈的主動性，顯現(xiàn)出一個紅色理論家的旺盛的思維活力；
而當革命進入制度化建設階段后，“秀才”雖然還是發(fā)揮著“號角”的作用，但個人的主動性已受制于統(tǒng)一論說，統(tǒng)一步調(diào)的嚴密的指揮，“秀才”個人創(chuàng)造性思維的空間相應狹窄化了，這不是胡繩一個人面臨的新問題，而是一批“有機化知識分子”所面臨的共同問題。

　　胡繩一生有兩個閃光的階段，一個是三十至四十年代，也就是他十幾歲到二十幾歲的時期；
第二個階段是他的晚年，八十至九十年代，也就是六十七八歲至八十歲這個階段。八十年代初中期，他的思想仍然處在轉(zhuǎn)變的過程中，一直到1987年，胡繩的思想才整理清楚(6)。

　　胡繩的代表作，《從鴉片戰(zhàn)爭到五四運動》，是在李先念同志的支持下，從1973到1979年寫的。胡繩在晚年以嚴格自省的態(tài)度，自我評價這本書“沒有什么突破” （7）一開始這本書銷路也不好，1982年初，王震同志讀了這本書后大加稱贊，中央三個部門聯(lián)合開會提倡全黨干部閱讀此書，結(jié)果發(fā)行了三百萬部。

　　1980年代中期，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推進，理論界和社會各界對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處在一個新的認識過程中，胡繩的看法與當時的中央主要領導同志的看法有很大差距。胡繩同志代表社科院向中央書記處匯報工作時提出，社會科學戰(zhàn)線的任務是批判懷疑否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而中央領導同志則認為，應該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沖破傳統(tǒng)過時觀點的束縛。1987年后，胡繩承認自己曾受到過去左的觀念的影響。到了他生命的最后階段，胡繩內(nèi)心中的那種追求和探索真理的那一個方面就占了上風，表現(xiàn)出一個馬克思主義學者求真求實的態(tài)度。他在晚年寫的一首詩中，稱自己 “老遇明時倍旺神”，也就是到了改革開放的時代，他的精神才更加旺盛起來（8）

　　筆者認為，胡繩晚年的研究值得重視，它包含了豐富的思考和對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深切關心。同時，筆者也認為，胡繩的看法是屬于學術自由的范疇，對此有不同的意見，完全可以采取學術爭鳴的方式開展討論。但是用戴“大帽子”的方式進行論辯，是違背“雙百”方針的，那種動則上綱上線的大批判模式，應該盡早摒棄。

　　注釋：

　　1，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662頁。

　　2，吳江：胡繩病中來信和他最后關注的一個問題，《炎黃春秋》，2001年第1期，第15-16頁。

　　3，鄭惠：師門憶語（三），《百年潮》，2001年第3期，第50-51頁。

　　4, 引自于吳江：胡繩病中來信和他最后關注的一個問題，《炎黃春秋》，2001年第1期，第16頁。

　　5, 吳江：胡繩病中來信和他最后關注的一個問題，《炎黃春秋》，2001年第1期，第17頁。

　　6，鄭惠：師門憶語（四）， 《百年潮》，2001年第5期，第43頁。

　　7，鄭惠：師門憶語（三），《百年潮》，2001年第3期，第51 頁。

　　8，吳江：
胡繩病中來信和他最后關注的一個問題，《炎黃春秋》，2001年第1期，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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