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中國的改革開放未有窮期
發(fā)布時間:2020-06-13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中國經濟導報記者 童海華
今年67歲的徐景安,曾在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中央政策研究室、國家計委、國家體改委工作。1985年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1987年調深圳任體改委主任。深圳證券交易所第一任副理事長。日前，本報記者約請徐景安談他經歷過的改革決策歷程。
在改革開放30年之際，談起上世紀那些歷史，徐景安依然顯得十分激動，對一些重大決策依然記憶猶新，思路十分清晰。
一篇文章讓徐景安步入了改革戰(zhàn)線
徐景安是1979年初調到國家計委研究室的�！爱敃r，研究人員總共才4個人，兩個人研究生產力，兩個人研究生產關系，我和魏禮群是研究生產關系的。生產關系研究什么呢？就是研究怎么擴大企業(yè)自主權。”
徐景安說，打倒四人幫以后，搞撥亂反正。理論界的一些同志認為，社會主義還存在商品交換，還是商品經濟。胡喬木寫了一篇文章，叫《按客觀經濟規(guī)律辦事，實現(xiàn)四個現(xiàn)代化》，提出要尊重價值規(guī)律，批評按長官意志，搞瞎指揮。因此，像國家計委這樣的部門，都認為要擴大企業(yè)自主權。
徐景安說，在國家計委工作，比較了解情況�！拔野l(fā)現(xiàn)中央管的計劃品種太多了，企業(yè)的產供銷、人財物全由國家管。企業(yè)生產什么、生產多少，都由國家決定。連企業(yè)蓋個廁所都要國家批準。”
針對這種情況，徐景安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從我國社會條件出發(fā)，實行計劃調節(jié)和市場調節(jié)相結合》，文章認為：“社會主義社會雖然建立了生產資料公有制，但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間以及同一個所有制中各個經濟單位之間仍然存在著經濟利益上的差異和矛盾，建立在這種不同的經濟利益上之的社會主義經濟仍然是商品經濟”，因此，既要遵守有計劃按比例的經濟規(guī)律，也要尊重價值規(guī)律。為此，“生產計劃，實行國家計劃與企業(yè)自決計劃”，“物資供銷，采取商品計劃貿易和商品自由貿易”，“產品價格，實行固定價格、浮動價格、自由價格”。
1979年4月在無錫召開了近400名經濟理論工作者參加的價值規(guī)律討論會，徐景安參加了會議，發(fā)表了這篇文章，既有一點理論，還有一些設想，影響很好。就是這篇文章，使他步入了改革戰(zhàn)線。
我國第一份改革總體規(guī)劃是怎樣形成的？
徐景安告訴記者，1979年7月，國務院財經委成立體制改革研究小組，由張勁夫領導，一開始實際參與這項工作的是國家計委綜合司處長柳隨年和徐景安。
“我們兩個人就開始召開各種座談會，聽取各方面的意見。我印象最深的兩個代表人物：一個是蔣一葦，倡導企業(yè)本位論，主張以企業(yè)為本位，來構建整個體制框架；
一個是楊培新，主張改革三大步，擴大企業(yè)自主權是一步，第二步是組織專業(yè)公司，第三步要發(fā)揮銀行的作用�！�
徐景安說，當時，對企業(yè)本位論這個說法很難接受。盡管我們都認為要擴大企業(yè)自主權，但國家承擔宏觀管理職能，不可能完全按照企業(yè)的要求、企業(yè)的利益來調節(jié)。國家經委的觀點就是主張企業(yè)本位的。
徐景安記得，當時，理論工作者還有劉國光，主張“計劃調節(jié)為主，引入市場機制”�？偟睦碚撢呄蚴牵噶钚杂媱澆豢赡苋∠�，要以計劃調節(jié)為主，但一定要引入市場機制和價值規(guī)律。這是一個核心觀點。
第二個核心觀點是對企業(yè)的認識。企業(yè)是全民所有，就是計劃調撥，為什么要引入市場機制，承認價值規(guī)律呢？為了改變企業(yè)吃大鍋飯，干好干壞一個樣，恢復了獎金制度，還要進一步實行企業(yè)利潤留成制度，企業(yè)有利潤了，就留出一塊利潤，建立發(fā)展基金、福利基金，獎勵基金。這樣企業(yè)就有了自身利益。在理論上概括為“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所以國家在管理企業(yè)的時候就要引入市場機制。
第三個核心觀點是，認識到社會需要不斷變化、生產結構不斷調整，靠單一的國家計劃，無法保障經濟按比例發(fā)展和企業(yè)產供銷的平衡。
“我們寫出初稿后，由張勁夫主持又開了一系列座談會。1979年12月3日形成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設想的初步意見》。”
徐景安說：
這個設想的革命性意義在于，結束了過去體制歷次變動在中央與地方關系上兜圈子、在行政管理辦法上動腦筋的做法，而提出了五大改革原則：一是把單一的計劃調節(jié)，改為計劃調節(jié)和市場調節(jié)相結合，以計劃調節(jié)為主，注意發(fā)揮市場調節(jié)的作用；
二是把單純的行政管理經濟的辦法，改為經濟辦法與行政辦法相結合，以經濟辦法為主，保持必要的行政手段；
三是把企業(yè)從行政機構的附屬物，改為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在國家統(tǒng)一領導下擴大企經營管理自主極；
四是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從有利于發(fā)展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出發(fā)，劃分中央部門與地方的權限，在中央統(tǒng)一領導下，充分發(fā)揮地方的積極性；
五是正確處理政治思想教育與物質利益的關系，在重視物質利益的同時，要加強政治思想工作，提倡照顧全局利益，發(fā)揚共產主義風格。
整個起草過程中，張勁夫沒有傳達上面什么指示，其中柳隨年起了很大的作用，徐景安主要做文字工作。“勁夫同志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和其他國家領導人不一樣，他講著、講著就會激動起來，離開座會，攤開雙手，兜一個圈子，表達自己的思想……他熱情奔放，非常有感情色彩，也很平易近人。他當過科學院院長、財政部長、安徽省省委書記，后來當國家經委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我對他非常崇敬。”
徐景安記得是1980年初在中南海，由李先念主持召開國務院財經會議，討論這個稿子。這是徐景安第一次參加中央的決策會議。從晚上7點開始，開了一個半小時，大家都不談正題，在那兒東拉西扯�！拔液苤�，到8點45分，李先念說話了。他說：‘這個稿子我看了兩遍，都沒有看懂�！倚南�，這下完了！他都沒看懂，怎么通得過��！緊接著，李先念指著柳隨年我們這一些人，說：‘他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我相信他們是對黨負責的。所以，我建議，這個文件還是先發(fā)下去試行�！瓦@樣，通過了！中央的最高決策就這么定下來了。”
徐景安說，現(xiàn)在想想，當時會上，沒有任何人提反對意見，也沒有任何人表示贊同，是可以理解的。來參加會的人，對怎么改革，改什么呀，沒有思考過，要他們怎么說�。颗鲆粋�總體規(guī)劃來，要他們表態(tài)，真是難為他們了。但是這個稿子，能得到小平、陳云的認可，像國家計委、財政部這樣的權力部門也沒有反對，應該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了。
調整經濟結構是如何決策的？
徐景安回憶說，1980年，趙紫陽剛當總理，就面臨經濟調整。
打倒四人幫后，經濟上要來個快速發(fā)展。搞了一個“洋躍進”，引進寶鋼等22個大項目，發(fā)生財政巨額赤字。所以，趙紫陽當總理，面臨的第一個問題，不是改革，而是調整。
“我寫了《要放慢還權還利的步子》，意思是考慮到整個國民經濟比例失調、財政赤字，對農村政策的調整和企業(yè)改革的步子不能邁得太大。要根據(jù)國民經濟調整的要求，對改革重作安排。”
趙紫陽于1980年11月22日批示：“這是徐景安同志就當前經濟改革寫的一篇意見書，現(xiàn)印發(fā)省長、市長、自治區(qū)主席會議一閱。徐景安同志原是國家計委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員，現(xiàn)在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工作。我認為，他提的建議是有道理的。很值得重視�！焙髞碇醒氲姆结樉透某梢哉{整為主，改革要服從調整。
經濟調整，就是壓縮基本建設規(guī)模，求得收支平衡。這樣，鋼材賣不出去了，機器賣不出去了，水泥賣不出去了，生產就萎縮，收入下降；
而人員不得裁減，工資還得照發(fā)，支出不能喊少，就會帶來新的不平衡，導致惡性循環(huán)。
于是，徐景安又寫了一篇《我國經濟擺脫困境的出路何在》，在文章中，徐景安寫道：“從國民經濟全局來看，我們不得不采取壓縮基本建設投資這一措施，這是使國民經濟由被動轉為主動的關鍵一著。”
主動壓縮這部分生產能力騰出能源、原材料，保證消費資料生產的發(fā)展，以增加收入，穩(wěn)定市場，是繼壓縮基建投資以后，使經濟由被動轉為主動的第二關鍵一著。我們的希望在于消費資料生產的發(fā)展，所增加的收入，不僅能彌補壓縮生產資料生產所帶來的收入的減少，而且能彌補各項補貼、經費等支出的增加，實現(xiàn)財政收支平衡。這樣，我們的經濟就能轉危為安，擺脫困境�！�
徐景安還對紫陽說，這樣做，不僅有經濟意義，還有政治意義。長期以來，社會主義國家就是發(fā)展重工業(yè)，商品匱乏，讓老百姓勒緊褲腰帶。如果在您的領導下，發(fā)展消費品生產，不僅繁榮經濟、增加收入，而且商品琳瑯滿目，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
發(fā)展消費品生產，從哪兒抓起呢？從大城市抓起。1981年4月起草了趙紫陽在國務院全體會議上的講話，提出發(fā)展與改革的九條意見。這是趙紫陽上臺后的第一個施政綱領。
改革的市場取向是如何確立的？
從1980年到1984年，徐景安先后參與起草了8個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規(guī)劃、方案、意見、匯報提綱。1982年成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人員就增加了，機械委也合并過來。由趙紫陽親自擔任主任。薄一波、安志文、廖季立、周太和、童大林等擔任副主任，下面設總體規(guī)劃組、生產組、流通組、試點組等，徐景安是總體規(guī)劃組處長，負責文件起草工作。
徐景安說，對于改革的方向、目標，認識上有反復。1979年的《總體設想》只是說：“實行計劃調節(jié)和市場調節(jié)相結合”。1980年《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初步意見》的提法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占優(yōu)勢、多種經濟成并存的商品經濟”。1982年《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規(guī)劃》改為：“生產資料公有制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計劃經濟”。1983年《關于當前經濟體制改革的幾點意見》的提法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jié)為輔”。1985年《關于體制改革總體規(guī)劃研究的匯報提綱》才確定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這些提法變化的背后反映了一個實質問題，由國家為主組織經濟活動的體制要不要改？簡單來說，生產經營活動是由國家管，還是企業(yè)管？
“今天看，這算什么問題。當時卻是一個大問題。國家通過指令計劃、調撥物資、規(guī)定價格來控制企業(yè)，以確保國家的重點項目、骨干企業(yè)的運行。由政府組織企業(yè)的產供銷，就從中央到省、市、縣設立一系列部門，除了計委、經委、財政以外，還有治金、煤炭、機械、電子、紡織、輕工、物資、價格……單機械行業(yè)就有一機部到七機部。上述提法的改變，關系多少部門的生死存亡以及權力的分配��？”徐景安解釋說。
徐景安回憶說，1987年3月13日，他與李峻聯(lián)名寫信給鄧小平，信中分析了改革面臨的形勢，要解決三大難題：一是企業(yè)改革，處理好國家與企業(yè)的關系；
二是價格改革，處理好國家與老百姓的關系；
三是機構改革，處理好國家與干部的關系。結論是“改革需要強大的輿論開路和強大的政治力量支撐，才能克服困難，勝利向前。”
1987年10月趙紫陽在十三大報告中，提出了“國家調節(jié)市場，市場引導企業(yè)”，中國改革的市場取向得以確立。
住房制度改革的決策過程是怎樣的？
在這篇文章發(fā)表前，徐景安就到河北滄州進行試點，于1987年7月25日制定了《滄州市輕化系統(tǒng)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方案》：通過劃分國有資產的所有權、國有資產的經營權與企業(yè)生產經營權，加強對國有資產的管理，并按照責任與權力、收益與風險相對應的原則，建立國有資產的經營機制，實現(xiàn)國有資產收益的擴大和增值。改組輕化局，實行職能分解。將黨政工團等政治、社會管理職能，下放企業(yè)所在地區(qū)管理；
將規(guī)劃、統(tǒng)計、質量檢驗等行業(yè)管理職能，上收到經委設立輕化科承擔；
建立輕化系統(tǒng)國有資產經營公司，負責管理經營輕化局所屬9個國營企業(yè)的資產。它具有收益分配權、經營控制權和財產處置權，承擔國有資產增值、實現(xiàn)利潤遞增和資金利潤率提高的責任。滄州市成立國有資產管理局負責管理、考核國有資產經營公司。
深圳對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作了探索，較早成立了投資管理公司，兼有資產管理與投資的職能。徐景安來深圳后，于1988年5月起草了《深圳市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建議成立市國有資產管理局，對全市國有資產行使管理權。分解投資管理公司職能，資產管理職能收歸資產管理局，投資職能由投資公司承擔，將現(xiàn)有的集團（總）公司改組為資產經營公司。投資公司與資產經營公司成為國有資產的經營載體，承擔資產增值的責任，擁有處置資產的權力。這個設想顯然削弱了投資管理公司的權限，導致我與投資管理公司關系的緊張。1992年深圳成立國資委。1996年市屬國有企業(yè)分別由建設控股、商貿控股與投資管理公司經營管理。2004年，改由國資委直接管理23家大型國有企業(yè)，成立投資控股公司管理需要改制的國有企業(yè)。
社會保險制度改革方案是如何制定的？
1987年徐景安考察新加坡，用人單位與員工都按一定比例交納，建立公積金，用于養(yǎng)老、住房。這給了徐景安很大啟發(fā)。
1989年由深圳市體改委牽頭，勞動、衛(wèi)生、計劃、財政、市總工會、市人民保險公司參加組成深圳市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工作小組，討論方案。
“我故意不稱領導小組，而稱工作小組是不用向市領導請示，干起來再說。我自封為組長，提出一個思路，參照但不照搬新加坡經驗，按工資一定比例提取，建立個人帳戶與共濟帳戶，當個人帳戶不足支取時，由共濟帳戶補充，以彌補工資少或發(fā)生大病時抗風險能力弱的缺陷。” 徐景安說。
此后，由體改委副主任陳道貽主持，市場處副處長楊建和主筆，市場處陳堅定作測算，經集體討論，歷時3年，于1992年拿出《深圳市社會保險制度綜合改革方案》，深圳市常委會先后討論7次，終獲通過頒布實行。這是我國最早制定的社會保險制度綜合改革方案，由職工與用人單位按職工工資總額的一定比例提取，建立社會保險金，分立個人專戶與共濟基金，用于養(yǎng)老、醫(yī)療及住房。后來，這項改革推向全國。
徐景安回憶說，由于當時認識的局限，制訂該方案時沒有涉及財政對社會保險的支持，更沒有研究政府應該承擔的公共責任。
�。�2008.12.18.中國經濟導報A26版，刊登時有刪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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