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反封建”，而北方土改的主要革命對象也相應地鎖定為鄉(xiāng)村中的“封建”代表——地主階級。然而，1946年中共決心“放手發(fā)動群眾”開展土地斗爭后，很快發(fā)現(xiàn)自己陷入一種尷尬境地：在“民主”的革命旗幟下，群眾運動的烈火也燒向了自己的鄉(xiāng)村政權基礎。共產(chǎn)黨控制下的鄉(xiāng)村地區(qū)，一些基層干部平素作風不好，乃至為非作歹，早已被群眾視為“新封建”。而在執(zhí)行土改的過程中，也有不少區(qū)鄉(xiāng)干部濫用職權，占好地、好房窯，“竊奪果實，與民爭利”，從而引起群眾強烈不滿。因此，土改中不少地方出現(xiàn)了“先斗干部后斗地主”的呼聲，乃至發(fā)生打干部的情況。

　　陜北米脂縣楊家溝村的土改清算就是一個例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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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綏德、米脂一帶是陜北的米糧地，而米脂城東四十里的楊家溝則是名聞陜北的“地主窩”。清代乾嘉年間，遷居到楊家溝的馬氏逐漸崛起而成為地方富戶大族。這個龐大的繼嗣群體聚居在楊家溝，維持了“八代的榮華富貴”[②]。其中，老三門里的一支戶氣最旺。自其先祖嘉樂建堂號“光裕堂”，子孫后代各家均自建堂號，以堂代名。因此，“馬光裕堂”后人也被村人稱作堂號（財主）家[③]。到1940年代初，楊家溝的241戶人家中就有堂號地主50余戶，占總戶數(shù)的20%以上。當時全村1300多坰土地（坰為當?shù)赜嬃繂挝唬?坰約合3畝），地主占有1170余坰，占全村土地總面積的94%。不僅如此，楊家溝地主在周圍幾個縣的數(shù)十個村子里還有典地與買地約兩萬余坰，每年的地租收入達六千石之多。[④]1942年9月至12月，張聞天率領的延安農(nóng)村工作調(diào)查團曾選定楊家溝的大地主馬維新（光裕堂五門，堂名衍福堂）進行地主經(jīng)濟典型調(diào)查。[⑤]

　　土改時期，楊家溝屬于陜甘寧邊區(qū)的綏德分區(qū)（習慣上稱作“警區(qū)”）。1930年代中期，楊家溝附近開始“鬧紅”。楊家溝地主籍助同治年間為防“回亂”而修筑的扶風寨抵抗，并從綏德請來國民黨一個連駐扎守衛(wèi)，才躲過了“土地革命”。1936年春，國民黨占領綏德地區(qū)，何紹南出任專員�？箲�(zhàn)爆發(fā)后，國民黨將米脂劃入八路軍綏（德）米（脂）佳（縣）吳（堡）警備區(qū)，三五九旅的一個營隨后進駐米脂。同年12月，米脂劃歸陜甘寧邊區(qū)。1940年代初，何紹南被擠走，共產(chǎn)黨控制了綏德分區(qū)，開始公開活動。楊家溝成了“紅地”。1944年1月1日，米脂縣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馬繼棠（楊家溝馬氏后人，但不是光裕堂子孫）出任縣長。米脂縣下轄9區(qū)59鄉(xiāng)487村，楊家溝在行政上劃歸何岔區(qū)六鄉(xiāng)。[⑥]

　　《五四指示》以前，楊家溝已經(jīng)開展過“雙減”（減租減息）保佃的運動�！段逅闹甘尽芬院�，楊家溝又被作為邊區(qū)的土改試點，在1946至1948年間，先后進行了幾輪土改[⑦]。

　　從減租到征購

　　1940年代開始，在公糧負擔與減租減息的雙重壓力下，楊家溝地主經(jīng)濟急劇衰落。以馬維新（時為米脂縣頭號公糧大戶）的收支情況為例：1940年的時候，收入為98.63石米，支出則為253.35石米。其中，近半數(shù)的支出用于交公糧（121石米），足見負擔之重。當年，馬維新入不敷出，不得不出賣糧食127.89石。[⑧] 曾給地主家馱過租子的劉樹旺回憶：“馬維新不曉是一百多石租子了嘛�。�可是）公糧大了，（租子）馱的啊，討的租子啊往米脂送了。送得給倉庫，要下公糧往倉庫上交了嘛�！盵⑨] 同時，中共推行的減租政策也對地主的經(jīng)濟情況打擊很大[⑩]。1945年秋，綏德分區(qū)專員楊和亭曾親往楊家溝推行“減租”保佃，死租按二五減（即原定一石租子改交兩斗半），活租則三七分成（即一石收成由農(nóng)民得七斗）。[⑪]一方面是大幅的減租，另一方面則是沉重的負擔，地主們開始迫于壓力而出賣、出典土地，日子江河日下。[⑫]

　　饒是如此，到1946年時，楊家溝仍有大、小地主63戶，此外在鄰村寺溝還居住著馬氏地主14戶，共計擁有土地8240坰[⑬]。

　　《五四指示》下達后，陜甘寧邊區(qū)試行公債征購土地的辦法，即由政府頒布法令以公債征購地主超過定額的土地，然后承購給農(nóng)民。為此，邊區(qū)政府還組織了三個征購土地工作團，分別到慶陽王家塬（隴東分區(qū)）、綏德賀家石、米脂楊家溝（綏德分區(qū)）等地進行試點。[⑭]

　　為了防止地主隨意出賣土地和轉移土地，米脂縣委指示各鄉(xiāng)農(nóng)會組成土地評審委員會，負責征購與承購的評審工作�？h委還明確提出凡未經(jīng)農(nóng)會評委會審批的土地買賣原則上作廢，規(guī)定今后一律由農(nóng)會審查批準后方可買賣。根據(jù)縣委指示，何岔區(qū)對農(nóng)會組織進行了整頓，由區(qū)委指定各鄉(xiāng)農(nóng)會主任、干事，并“由黨內(nèi)布置保證當選”。

　　土地公債的消息在楊家溝引起軒然大波。當時，“連黨員都不敢相信，通過黨內(nèi)反復解釋才逐漸接受”。也有干部認為“土地問題提得太猛”、“地價太低”等。馬維新聽到消息后情緒很激動，對區(qū)委來人說：“我就是舍不得。毛澤東的邊區(qū)一村一鎮(zhèn)、一寸土地也不肯讓人。為什么？舍不得。我也是一樣的舍不得。毛澤東的邊區(qū)是頭顱換來的，我的土地是一點血一點汗◇來的�！� [⑮]

　　1946年11月29日至12月23日，米脂縣委書記趙錦峰率領的征購工作團（內(nèi)有延安工作團12人，分區(qū)4人，本縣縣區(qū)鄉(xiāng)三級干部39人）在楊家溝開展了試辦。到1947年初，楊家溝土地征購工作基本結束。結果，六鄉(xiāng)77戶地主（其中12戶因家庭破落而免征，另有3戶合為一家，故實際被征地主為63戶）共留地1313坰，共征購地6950.1坰，其中本區(qū)鄉(xiāng)共征購4299.6坰。[⑯] 1947年1月7日，《解放日報》報道了楊家溝鄉(xiāng)征購地主土地的情況[⑰]。該報道中特別提到，楊家溝地主馬閣臣（光裕堂長門長孫，堂名德仁堂）當時擔任了征購委員，積極參加工作。他還說：土地分給農(nóng)民種能夠增加糧食，“對保衛(wèi)邊區(qū)有極大作用”。顯然，當時楊家溝試辦土地征購所體現(xiàn)的是一種“和平土改”的方向。不過，這個方向很快就被扭轉了。

　　2月8日，陜甘寧邊區(qū)政府發(fā)布命令對新頒布的《征購地主土地條例（草案）》進行修正。[⑱] 同日，中共中央向各解放區(qū)通報了陜甘寧邊區(qū)試辦土地公債的經(jīng)驗，肯定了公債征購是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的“最好辦法之一”。不過，通報中也指出“發(fā)動群眾清算是解決土地問題的主要辦法”，而以公債征購相配合，則“更能發(fā)動群眾”。通報中認為：“用公債征購土地分給農(nóng)民的辦法，很可在各解放區(qū)采用，只要與訴苦、清算配合起來，不把它看作一種單純的買賣關系，是只有好處而無害處的�！盵⑲] 從通報中可以看出，“發(fā)動群眾”是中共在“中國革命的新高潮”前夕的重要戰(zhàn)略考慮[⑳]。

　　楊家溝的問題恰恰出在這里。

　　“敢不敢消滅地主階級”？

　　據(jù)楊家溝的堂號地主馬師麒（光裕堂二門，堂名衍慶堂）回憶，試辦土地征購到1947年春就“推翻了”，又“來了土地清算”[21]。楊家溝的征購試點為什么被“推翻”呢？康生在綏德分區(qū)所作關于土改問題的報告中提供了清晰的答案。

　　西北局決定采用公債辦法解決土地問題后，康生即赴隴東的王家塬進行試點。前述試點經(jīng)驗通報，主要就是基于王家塬的試點經(jīng)驗。1947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決定派康生率中央土改考察團到晉西北幫助解決土地問題。隨后，康生立即趕赴晉綏邊區(qū)。

　　2月8日，康生在去山西路上經(jīng)過綏德時做了一個土改問題報告[22]。他在報告中傳達了毛澤東的兩條指示：“要使一切無地少地的農(nóng)民都要得到土地”；
“要使農(nóng)民認識這是自己斗爭的果實”�？瞪�在講話中著重強調(diào)了后一點，即農(nóng)民的“政治翻身”問題。他指出：“要農(nóng)民在政治上、思想上徹底解放、翻身，這個翻身和農(nóng)民得到土地同等重要�！�

　　康生介紹了王家塬的征購經(jīng)驗：“我們下去時，立誓要發(fā)動群眾，用群眾路線達到這一目的。用了這個辦法（指征購），發(fā)動群眾很好，邊區(qū)條例成了動員群眾的命令，成為合法了，群眾有了公開撐腰的人�！钡�是，康生認為，土地征購辦法的危險也在于“搞不好的話就妨礙發(fā)動群眾”，“變成買賣關系，變成恩賜”。他指出：“如果找一個地主買地回來，又把地分給農(nóng)民，就變成土地販子，而農(nóng)民覺悟未提高，這就是失敗�！彼�認為警區(qū)征購工作的主要缺點在于“農(nóng)民與地主直接斗爭不夠”，并點名批評了楊家溝的工作：“楊家溝的材料反映，地主與農(nóng)民都向干部訴苦。為什么我們的干部不躲開一點，直接讓農(nóng)民向地主訴苦呢？”[23]

　　康生引述劉少奇的話說：“敢不敢放手發(fā)動群眾，就是敢不敢革命，敢不敢消滅地主階級的問題�！彼�指出：“如何使群眾和地主直接斗爭，刺破面皮，提高農(nóng)民的政治覺悟，這是動員群眾標準，因為這樣才算群眾運動�！盵24]他還要求警區(qū)必須以此為標準來檢查干部“敢不敢革命，敢不敢消滅地主階級”，并推薦了王家塬召開鄉(xiāng)民大會向地主展開訴苦斗爭的經(jīng)驗�？瞪�明確提出：“消滅地主最重要的形式是鄉(xiāng)民大會，訴苦清算。鄉(xiāng)民大會好處：（一）農(nóng)民會感到自己的力量，（二）地主也感到農(nóng)民有力量，（三）能提高農(nóng)民階級覺悟，（四）容易分配和消滅村與村之間的隔閡。最重要的收獲就是大會上既得到了土地，又得到了政治覺悟�！�

　　兩天后，陜甘寧邊區(qū)《土地工作通訊》上登載了王家塬鄉(xiāng)土地征購經(jīng)驗介紹。該介紹贊揚王家塬經(jīng)驗為“邊區(qū)數(shù)月來實行征購土地工作的優(yōu)良典型”。介紹中說：“事實和群眾教育了我們：征購與訴苦清算相結合，不但不會妨礙群眾的發(fā)動，相反證明：如果征購離開訴苦清算，即難有群眾運動�！币虼�，“征購的實質(zhì)應是自下而上的群眾斗爭”。[25]

　　康生講話重重敲打了警區(qū)。2月13日，綏德地委匆忙發(fā)出指示，要求各地發(fā)動群眾進行訴苦清算，通過鄉(xiāng)民大會同地主展開面對面的斗爭[26]。2月至3月間，陜甘寧邊區(qū)也再次派出土改工作團，分別由李卓然（時任西北局宣傳部部長）、周興（時任邊區(qū)政府保安處處長，亦即西北局社會部部長）率領，到米脂的官莊（十里鋪五鄉(xiāng)）和楊家溝（何岔六鄉(xiāng)）進行試點，開展清算斗爭[27]。不久，官莊工作團即取得了清算斗爭的成功經(jīng)驗，而楊家溝工作團卻碰到了難題[28]。

　　“先斗干部后斗地主”

　　楊家溝的地主眾多，“斗爭對象”充裕，本應是展開清算的理想場所。而且，土改時的楊家溝地主也相當乖順，配合工作[29]。然而，恰恰就在這個“地主窩”里，楊家溝村民們卻鬧起了“先斗干部后斗地主”。

　　工作團負責人周興抵村后即著手了解情況。經(jīng)過調(diào)查之后，發(fā)現(xiàn)不少問題。例如，采用公債辦法，得地多的主要是原租戶，而雇農(nóng)、工人（楊家溝的匠人很多）得地很少[30]�！肮娃r(nóng)與工人因過去承購土地較少，每人最多只不過一坰，因而今天大為不滿。且所分地較遠較壞，亦有意見�！盵31]

　　另外，周興還了解到：有些干部在“在去年土地改革中得好地，多分地，平時態(tài)度不好，脫離群眾”，因而引起群眾不滿。楊家溝的一些工人甚至“堅持不解決個別壞干部問題，即不積極對地主進行斗爭”[32]。工作團此行的中心任務是發(fā)動群眾訴苦清算，與地主撕破臉，展開直接斗爭。于是，周興召集工人會進行安撫，允諾一定解決工人提出的合理要求，同時說明“目前主要地還是團結一致向地主作斗爭”。然而，開完工人會后，部分工人仍表示不滿，仍堅持非先解決個別壞干部即不可能對地主作斗爭。逢此困局，工作團一時也束手無策。

　　周興率領的延安工作團作風謹慎，在楊家溝村民中傳為美談。但是，工作團并未在壞干部問題上提出有效解決方案。3月初，延安城形勢危急，這位“周處長”遂匆匆離去。

　　后來，米脂縣委向西北局匯報楊家溝清算斗爭的情況時說：楊家溝的“下層工作基礎不好”，干部脫離群眾�！敖翊和恋馗母镩_始后，群眾就提出‘先斗干部后斗地主’的問題。后經(jīng)再三解釋和教育，才轉為先斗地主，地主斗倒后再解決干部問題。但這僅僅是皮毛地解決了一下，并未徹底解決問題�！盵33]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本村的干部問題尚未解決，清算斗爭又引出一場更大的風波。

　　“群眾大斗清算委員會”

　　古歷二月十五日（1947年3月7日），楊家溝召開了斗爭地主大會。其時，馬維新剛剛去世不久，躲過了此劫[34]。大會斗爭了村中的另一大地主馬醒民（光裕堂二門，堂名裕仁堂）以及其他在村的堂號地主[35]。除了本鄉(xiāng)群眾外，附近區(qū)鄉(xiāng)與楊家溝地主有清算關系的農(nóng)民也來參加。斗爭結束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光裕堂馬氏祠堂前還立起了人民翻身紀念碑。

　　此次會后，工作團立即組織各區(qū)鄉(xiāng)代表選舉代表，并在全體代表會上選舉組成了一個七人清算委員會，艾◇榜（時任何岔區(qū)區(qū)委書記）、馬◇波（前部隊醫(yī)生）分任正、副主任[36]。委員會以下，又分為八個小組，負責審查清算材料、登記地主財物。不料，清算過程中卻出現(xiàn)了清算委員會的干部貪污、盜竊、轉移“果實”的問題，進而引發(fā)了一場巨大的風波。在此次風波中，楊家溝以及附近區(qū)鄉(xiāng)的群眾將斗爭矛頭指向了清算委員會[37]。

　　楊家溝清算來的“果實”分配給了周圍幾個區(qū)，楊家溝村所在的何岔六鄉(xiāng)僅分到全部“果實”的四分之一[38]。這引起村民的極大不滿，從而“與清算委員會在思想上完全形成對立狀態(tài)”。與此同時，清算委員會的干部在登記地主財物的過程中手腳也很不干凈。正、副主任公開拿了鹿茸、大衣、西藥、書等物件，從而也帶動了很多人隨便拿東西。當時由于敵情嚴峻，縣里派來主持工作的馬光華（時任縣府二科科長）曾提出將財物封存后疏散轉移到附近的桃鎮(zhèn)七區(qū)。結果，在路上就有幾箱子東西背到了副主任馬◇波家里。此外，還出現(xiàn)了清算代表們集體分東西、私里偷東西等現(xiàn)象。清算委員們的這些貪污舉動引起六鄉(xiāng)群眾的強烈不滿，于是自發(fā)組織起來放哨擋人。不久，其它區(qū)鄉(xiāng)的群眾得知干部拿東西的消息后也激憤起來，參加了斗爭，終于“造成群眾性的斗爭”。[39]

　　當時，六鄉(xiāng)挑選了十五名精壯小伙子組成了一個“警干隊”，專門負責維持清算秩序、監(jiān)視清算委員行動，盤查形跡可疑人等。在確定分果實的前一天，有兩個清算委員合污了衣料、皮鞋等物，找人私帶回家，結果被“警干隊”破獲。楊樹旺（楊家溝人，時任隊長）回憶了當時的場景[40]：

　　我正到那寨子上，那會（在）井子腦畔坐著。那驢日的有個人背著個布順子，從那石坡上下來。那周◇喜（清算委員）又給那人指一下路，意思就說警干隊隊長在那了，不要走那兒上來，到來耀溝那圪槽里下來。那我就思謀著這個人路數(shù)不對，我打發(fā)兩個人——“你們到前橋上那兒等著，檢查一下。不拿甚呢，就不用悄悄嗟。（如果）是拿些什么東西，你們就引上引回來�！薄�—那（人）就背著兩個一順子，圪堆涅瓦（方言，形容東西多）。這我把他引回來，給鄉(xiāng)上交給。鄉(xiāng)上說：“誒，這是你們的責任，這我們不能管，這要你們經(jīng)管了�！蔽艺f那咱引回來了嘛，咱經(jīng)管。

　　于是，楊樹旺便把人臨時關到了依仁堂（堂號地主）家的廂窯里經(jīng)管。警干隊此舉，堵了清算委員們私下轉運斗爭果實的路子。

　　這可是那些清算委員那可也就看見了，識路了。那些可是偷下東西，盡鋪蓋里頭壓著了，這就那些背畔上、石頭底里、土疙瘩地里都疏散了。哎呀，我說，這驢日的經(jīng)手這么個情況！這疏散那陣，有兩個（清算委員）就那窯里煙筒里頭往里填，洋煙、麝香，就那值錢東西。鋪蓋怕搜了，那就都轉弄的外頭。這不是那兩個，我說再把那兩個引下來。一氣弄了三個，收留了三個清算委員。

　　案子破獲后，群眾對清算委員會更加憤恨。當晚，這幾名清算委員被軟禁起來。此外，還對其他清委實行戒嚴。馬科長聞訊后，認為這樣不便辦公，讓群眾撤哨，也不許群眾搜查清委。他對群眾說：檢查人是要負責任的，查出則罷，查不出就鬧成“兩頭屁眼”。此話引起群眾的極為不滿。

　　次日，召開各區(qū)參加的分果實大會。這次大會，實際成了斗爭清算委員會的大會。

　　會上群情激憤，首先將周◇喜（一名被抓獲的清算委員）亂打了一頓。群眾憤怒地說：“我們給你家里代耕，你給咱們翻身來啦，結果都給你們貪污啦！”當時，場面相當混亂�！安灰�這樣鬧，”在場的馬科長出面干涉，“即就清算委員們貪污，你們可選代表來商量解決。這樣鬧是得不到什么結果的！”話音未落，他也被何岔三鄉(xiāng)的村民捆了起來，后才又解開。以后，群眾又要把清委逐個捆起拷問。馬◇波被捆后立即承認拿了東西，隨后區(qū)書艾◇榜也當場坦白。[41]

　　楊樹旺對當時的混亂局面記憶猶新：

　　哎呀那人多了！你說七個區(qū)幾十個村子人都這兒抬東西來了，這一滿亂尷（方言，混亂）了！縣上那陣那馬繼棠（是）這莊的，那陣那調(diào)綏德縣長，專門就為這清算，人那上來主持。我們那十五個人（里頭）也有那個年輕人，把雷◇田（被捉清算委員）就那大門吊起，吊得那直嚎（笑）。這我跟縣長拉了一下，問究竟咋個（辦），這事情今兒要亂尷了。那說：“那反正咱就打騰些，稍微給那兩下，不敢打死！打死這就有人命！再一般的呀，沒什么，你咱注意些�！蹦菂^(qū)長來了說，“哦，馬縣長！”那說，“咋了？”“哦，亂尷了，我沒辦法了。一滿這個楊家溝這人也多嘛，我一滿掌握不了了！”馬縣長說，“找警干隊”。那說，“警干隊也顧斂不了，那人太多了！”一滿連天寨子上那就盡人，呼岔岔嗟亂七八糟。區(qū)上的一個也是這莊的干部，下來說，“你們這是咋了？今兒亂的！”看見人家侯家溝那后生正背根繩，把那脖子一套，嚇的那把那個繩一下撂下，再沒敢下來（笑）。那陣那是區(qū)上也害怕著了，沒辦法。[42]

　　后來，米脂縣委宣傳部長石如珊趕到，答應群眾的兩項條件——保管清算委員會的材料以及清算的財物，才得以暫時休會。三天以后，縣委在楊家溝召集群眾大會，宣布對清算委員的處理意見。結果，何岔區(qū)書、清委主任艾◇榜被開除黨籍、撤職查辦，副主任馬◇波被當場逮捕。其他清算委員則向群眾承認錯誤，然后介紹回本縣、本區(qū)、本鄉(xiāng)去處理。另外，馬光華也由于工作失責而遭到縣委處分。[43]

　　事件過后，米脂縣委向西北局做了檢討，承擔領導責任�？h委指出：“清算委員會的產(chǎn)生不是真正經(jīng)過群眾很好醞釀而選出，只是在斗爭地主的大會上少數(shù)群眾選了一下，固有一部分人不能真正代表群眾利益�！薄皩η逦瘯�缺少思想領導，未能經(jīng)常在思想上開導，使其懂得自己是群眾代表，應徹頭徹尾為群眾辦事�！薄敖�(jīng)常征求群眾意見，一切在群眾中公開。一則可約束干部，二則可打破群眾猜疑。堅決反對清算委員會一手去干，不讓群眾了解的辦法�！盵44]

　　一場發(fā)動群眾清算地主的斗爭，竟出人意料地演變?yōu)椤叭罕姶蠖非逅阄瘑T會”！楊家溝的清算風波，例示了北方土改中干部問題的嚴重性[45]。

　　土改與干部問題

　　周興在工作信件中措辭謹慎，“壞干部”前面始終加上“個別”二字來限定。其實，這些“個別壞干部”并不是僅僅出現(xiàn)在楊家溝的個別現(xiàn)象。

　　當年，在匯總分區(qū)各縣土改情況的基礎上，綏德地委曾專門提出在土地分配中發(fā)生的“干部耍私情”以及在清算果實分配中“機關、部隊、干部竊奪果實，與民爭利”的問題。例如，葭縣響石區(qū)一鄉(xiāng)干部曹某壓分了八坰好地，被揭破后還分辯，“毛主席說過，土地改革就是叫干部和共產(chǎn)黨員分好地”。又如，鎮(zhèn)川縣委在延安被胡宗南部隊占領后通知各地可以在清算地主的過程中搞筆基金，解決經(jīng)費困難，結果致使“機關、部隊、干部有所藉口，亂清算地主、亂刨窖窖、亂拿東西，造成了嚴重的混亂狀態(tài)”。該縣保安分處刨地主朱某的窖時關起大門，“刨出的東西，好的撿完以后，剩下壞的開開大門拿來分配群眾”。鎮(zhèn)川的亂拿東西，“上自縣委市委市府的干部，下至鄉(xiāng)村的很多干部都拿了”。在軍情緊張的情況下，綏德、米脂等地也都發(fā)生了“竊奪果實，與民爭利”的問題。當時，米脂銀城市內(nèi)就流傳著一個說法：“地主打垮啦，干部大發(fā)啦，上級眼瞎啦！”還有人忿忿地議論：現(xiàn)在是打胡宗南，以后“再來打干部”。[46]

　　此外，壞干部問題也并不是在土改中才出現(xiàn)的問題，而是邊區(qū)由來已久的問題。1945年7月間，謝覺哉（時任陜甘寧邊區(qū)參議會副議長）曾找過米脂士紳賀連城（時任邊區(qū)政府委員）等人了解警區(qū)干部情況。他了解到：“區(qū)鄉(xiāng)干部耍私情，駭唬人，貪污。人民最不滿的：警輯人員、司法人員、區(qū)鄉(xiāng)干部�！盵47] 為此，謝覺哉力倡建立“人民管理政權”的民主制度。他在陜甘寧邊區(qū)專員聯(lián)席會上關于工作作風問題的講話中指出：“許多不為人民歡迎的作風如強迫命令、攤派、貪污、欺負人、耍私情，……，如果鄉(xiāng)村里人民做了主，直接民權真正建立了，且運用熟練了，當早已被糾正�！盵48]

　　在土改過程中，原有利益格局的劇烈變化使得干群矛盾空前激化。同時，革命話語也極大地鼓動了農(nóng)民群眾的當家作主的政治要求。群眾一旦發(fā)動起來，斗爭的矛頭往往指向基層的黨員和干部，甚至提出“先斗干部后斗地主”的要求。

　　1947年2月4日，劉少奇在延安所作形勢報告中再三強調(diào)依靠群眾的根本觀點。他指出：“共產(chǎn)黨不怕什么，不怕馬歇爾、蔣介石、地主，只怕脫離群眾�！盵49] 那么，面對群眾“先斗干部”的要求，一貫視“密切聯(lián)系群眾”為革命法寶的中共將何去何從？

　　“黨要在運動中來改造”

　　土改中的分配不公以及干部“竊奪果實”的問題，一直是中共高層土改指揮機關密切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

　　1946年12月1日，劉少奇就曾在致康生的信中專門提到：“禁止干部多得土地及機關占有土地，現(xiàn)在即應提出，并在執(zhí)行中切實注意，以免在事情發(fā)生后難于糾正�！盵50] 次年1月10日，劉少奇致電各解放區(qū)負責人征詢對公債征購辦法的意見時亦指出土地分配中出現(xiàn)的毛�。骸班l(xiāng)村干部、積極分子、原佃戶和大佃戶分占了更多土地，軍隊、政府及其他機關團體，占有很多土地及公田（除自己開荒者外原則上這些土地和公田應一律讓農(nóng)民分配），而許多赤貧及雇農(nóng)則沒有分到或很少分到土地�！彼�進一步認為：“在分配土地問題上，黨內(nèi)和黨外都有一部分人企圖竊取土地改革的果實，分占更多的土地，這就是一種富農(nóng)路線的分配方法，而與貧農(nóng)平均分配原則相對抗�！盵51]不難看出，與分配問題糾纏在一起的是干部問題。而且，劉少奇的電報已經(jīng)將之上綱到路線斗爭的高度來認識。

　　這里必須同時提出，除了“竊奪果實”以外，（壞）干部問題還有另一個重要的方面。土改不僅是既有利益格局的劇烈調(diào)整，同時也是政治態(tài)度的劇烈轉變。在土改前，陜甘寧邊區(qū)奉行“三三制”。十年的和平時期，各級干部平素與地主過往甚密，以致出現(xiàn)“談笑皆地主，往來無貧雇”的局面[52]。隨著中共在地主問題上的政策激變，干部們是否能緊跟革命形勢成為相當嚴峻的問題[53]。例如，楊家溝試行公債時，就有干部擔心這樣搞會“逼地主出邊區(qū)”，并主張讓馬維新雇些農(nóng)民轉變?yōu)楦晦r(nóng)式經(jīng)營[54]。實際上，土改中的不少“壞干部”，問題出在思想認識與政治立場上，“屁股坐在了地主懷里”[55]。

　　不過，無論從哪個方面來講，中共及其基層政權在土改中都面臨著自身改造的緊迫要求。

　　針對楊家溝部分群眾“堅持非先解決個別壞干部即不可能對地主斗爭”這一問題，周興率領的延安工作團只是表示“正（在）調(diào)查研究中”，而未能提出任何建設性的意見。這也表明，當時中共尚未就如何解決（壞）干部問題形成成熟的具體方案。不過，康生于2月8日在綏德所作報告中則已透露了高層內(nèi)部關于在土改中“解決黨、政權、農(nóng)會三大問題”的戰(zhàn)略考慮[56]。他提到：

　　如果沒有經(jīng)過改造的黨，沒有堅強的政權，沒有很好的農(nóng)會，就不會保障土地果實。少奇同志特別講：“黨要在運動中來改造，必須有適合土地革命的黨、政權和軍隊�！蔽覀凕h并不是每個黨員都能負起革命任務的。毛主席說：“有些黨員實際上不贊成土地改革�！秉h的改造有兩件事：一是過去黨的階級教育不夠。黨員對于胡宗南認識很清楚，但對本鄉(xiāng)本縣的地主則是模糊的，當然這些黨員可以改造。另方面應吸收新的血液進來。

　　康生進一步指出：“改造黨先要改造干部�！彼�列舉了干部思想上存在的三大問題：對地主階級妥協(xié)思想；
想多得地；
官僚主義（“怕發(fā)動群眾，怕麻煩，用買賣方法代替群眾”）�？瞪�提出：“不好的干部應教育，教育不好應撤職。如耍私情，就要斗爭甚至開除黨籍。當然主要是教育，上述傾向的主要責任在我們�！弊詈�，康生著重強調(diào)“改造黨、改造干部是運動中的中心問題”。

　　由此可知，盡管其時還沒有形成解決（壞）干部問題的具體方案，中共高層已經(jīng)有了在運動中改造黨、改造干部的基本方針。這一方針的貫徹將對中共治下的北方解放區(qū)造成空前巨大的政治沖擊。

　　“壞干部”問題與“群眾民主”實踐

　　楊家溝土改中的清算風波充滿了戲劇性（有關口述回憶也彌漫著明快的色彩），但它所展示的干部問題卻是非常嚴肅的重大問題。

　　如何來理解這一問題？筆者認為，楊家溝清算風波所揭示出的并不僅僅是在正統(tǒng)土改敘事中或多或少被遮蔽的干群對立（或黨群對立）。也許，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種對立所處的具體話語—歷史情境以及歷史行動者（包括黨、干部、農(nóng)民）與其置身情境之間的互動。(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革命話語中，黨與群眾并非是明晰的二元關系。例如，劉少奇在1945年召開的“七大”上首次系統(tǒng)地闡述了中共的群眾路線與群眾觀點。他指出：“一切為了人民群眾的觀點，一切向人民群眾負責的觀點，相信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觀點，向人民群眾學習的觀點，這一切，就是我們的群眾觀點，就是人民群眾的先進部隊對人民群眾的觀點。我們同志有了這些觀點，有了堅固的明確的這些群眾觀點，才能有明確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才能實行正確的領導�！�…我們黨的及我們黨所領導的各種工作、各種事業(yè)，都是人民群眾的事業(yè)，并都是（無一項不是）經(jīng)過人民群眾去進行的工作，都應該有群眾觀點、走群眾路線去進行。一切工作都要走群眾路線，都要有群眾觀點�！盵57] 這些論斷不僅僅是政治修辭。事實上，中共不久發(fā)動的土改運動就成為群眾路線的實踐考驗。

　　在土改實踐中，黨與群眾的關系也呈現(xiàn)為復雜的圖景。正如楊家溝的例子所示，土改中的干部問題將“群眾觀點”的內(nèi)在張力推向了極限。特別是在面對“先斗干部”的群眾呼聲時，中共是否會為了發(fā)動群眾而拋棄這些干部，成為一個非常棘手的現(xiàn)實問題。實際上，在陜甘寧邊區(qū)以及其它解放區(qū)的土改中，共產(chǎn)黨始終面臨著這一難題。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壞）干部問題是北方土改歷史過程中的一個結構性問題。

　　同時，我們還要看到，“壞干部”問題也是一個話語性問題。換句話說，如何處理干部問題是與如何言說干部問題是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的。筆者認為，以“民主”為軸心的革命言說構成了干部問題的重要話語情境。

　　“民主”是中共在內(nèi)戰(zhàn)與土改期間高舉的革命旗幟。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在內(nèi)部通過《五四指示》的同一天，其宣傳喉舌《解放日報》發(fā)表了紀念五四運動二十七周年的社論文章《紀念“五四”，貫徹為民主自由的斗爭》。社論認為，五四運動“實行了空前的文化革命，開辟了民族自覺的新民主主義紀元”；
解放區(qū)“建立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保證了文化方面的徹底改革”。與國統(tǒng)區(qū)的法西斯主義統(tǒng)治相對照，它說明了“民主，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新生”。也許，這并不僅僅是個巧合。

　　土改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治內(nèi)核，而“民主”則是土改這場鄉(xiāng)村革命的題中之義。北方土改中的“民主”實踐與“群眾”理念緊緊聯(lián)系在一起。所謂“新民主”，實際就是“群眾民主”。換句話說，“民主”在實踐中是通過（與“階級”錯綜復雜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群眾”來落實的。

　　“壞干部”問題把我們引向“群眾民主”的話語—歷史實踐（包括晉綏開創(chuàng)的“通過群眾審查干部”以及稍后在晉察冀出現(xiàn)并隨即被推廣至各解放區(qū)的“公開整黨”實踐等等）。北方土改中的“群眾民主”實踐——其過程當中既洋溢著激情與浪漫，又交織著恐怖與怪誕——催生了開門整黨（與審干）這一具有自我治理性質(zhì)的權力形式，并促成了區(qū)村（鄉(xiāng)）人民代表會議這一基本的民主制度形式。然而，對于這一中國革命現(xiàn)代性的重大題域的深入探討，并不是這篇文章的任務所在。筆者僅在此扼要指出，北方土改是對中共所謂“群眾觀點”的一次嚴峻考驗。而在“群眾民主”實踐中，群眾與黨（“領導”）之間的關系也遠比人們一般想象的要復雜地多。

　　還是讓我們回到楊家溝的清算風波上來。筆者相信，如果脫離開“民主”的話語—歷史情境，“群眾大斗清算委員會”的場面就難以得到深入的理解。巧的是，前文提到的那位何岔區(qū)書被扣押起來后曾發(fā)過議論：“楊家溝太民主了，不然我拿了東西不會再拿出來�！边@句被偶然記錄在歷史檔案中的牢騷話倒從反面為當時的情境提供了一個注腳。

　　當然，在清算風波中，延安來的工作團還只是將“壞干部”作為一個比較孤立的問題來認識與處理的。這一事件發(fā)生在中共中央撤離延安的前夕。其時，“壞干部”問題尚沒有完全話語化，在解決過程中也還沒有明確地與“群眾民主”掛起鉤來。

　　歷史尚在推進過程當中[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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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部十余萬人向延安發(fā)起全線進攻。19日，胡宗南占領延安空城。在戰(zhàn)爭的壓力下，陜甘寧邊區(qū)的土改暫告停止。

　　3月29日，毛澤東在清澗縣棗林子溝召開中共中央會議。會議決定，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留在陜北，主持中央工作（一說組成“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簡稱“前委”）；
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簡稱“工委”），以劉少奇為書記，前往晉西北或其他適當?shù)攸c，進行中央委托的工作。4月9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通知，組織以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央工作委員會。4月11日，中共中央又決定，中央及軍委大部工作機構暫留晉西北，組成中央后方委員會（簡稱“后委”），以葉劍英為書記，統(tǒng)籌后方工作。在此后的一年時間里，中共中央形成了“三委分工”的局面。

　　受中央委托，劉少奇領導下的工委全面負責土改工作。隨著工委東渡黃河，土改的最高指揮所也移出了陜北。不過，本文通過陜北楊家溝個案所展示的“壞干部”問題卻并沒有隨著陜甘寧邊區(qū)土改的中斷而不了了之。相反，它在以后的土改進程中變得愈發(fā)重要，成為“群眾民主”實踐的導火索。

　　革命形勢的急劇變化深深地影響了劉少奇的政治思考。這位一年前還在大力鼓吹“和平民主新階段”并計劃進城搞“議會斗爭”的政治家，此時已把目光轉向解放區(qū)農(nóng)村的群眾斗爭，積極準備“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

　　離開陜北以后，劉少奇在途經(jīng)晉綏、晉察冀等解放區(qū)的路上，接連發(fā)表重要講話，鼓吹“群眾民主”，號召“在運動中改造黨、改造干部”。

　　不久，一場矛頭指向“壞干部、壞黨員”的運動全面展開，“群眾民主”的烈火在北方大地上燃燒起來。

　　二○○七年五月寫于西棕櫚灘

　　二○○七年十一月改定

　　本文發(fā)表于黃宗智先生主編《中國鄉(xiāng)村研究》第六輯，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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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系筆者正在撰寫中的關于北方土改中“群眾民主”實踐的專著《抬頭》之一節(jié)。關于“群眾民主”的話語—歷史考察是近年來筆者著手開展的“中國革命現(xiàn)代性”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陳慧彬、李康閱讀了本文并提出寶貴的批評與建議，在此謹致謝忱。電子郵箱：lifangchun@hotmail.com。

　　[①] 楊家溝土改的有關情況，筆者在2000年完成的碩士論文《歷史、命運與分化的心靈——陜北驥村（楊家溝）土改的大眾記憶》（全文約15萬字）中曾有過詳細敘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頁49-72）。本文系由該文（以下簡稱“李文”）有關章節(jié)修改而成，并在原有口述史料基礎之上進一步補充了陸續(xù)發(fā)現(xiàn)的一些重要檔案文獻。另外，有興趣的讀者亦可參閱美國歷史學家周錫瑞（Joseph Esherick）先生的一篇相關論文：“Revolution in a Feudal Fortress: Yangjiagou, Mizhi County, Shaanxi, 1937-1948,” Modern China Vol. 4, 1998[——筆者按：該文亦有中譯本：《一個封建堡壘中的革命：陜西米脂縣楊家溝，1937—1948》（章可譯），載復旦大學歷史系編《近代中國的鄉(xiāng)村社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280—313。譯者似乎不熟悉有關史料，翻譯存在一些錯誤，但就整體而言尚屬可讀。為方便讀者，參引時均采中譯本（以下簡稱“周文”）的頁數(shù)]。這篇考察鄉(xiāng)村革命的研究論文嘗試微觀地勾勒出一個相對長線的動態(tài)歷史過程，其中土改前楊家溝有關情況的敘述尤值得參考。本文則著重考察周文中語焉不詳?shù)那逅泔L波。不過，筆者的寫作意圖不在彌補周文在清算這一楊家溝土改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上的敘事欠缺，而是試圖通過對事件的細致勾勒而引出北方土改中一個久被忽視的話語-歷史問題——“壞干部”。這一重要問題的提出，將引導我們重新審視與理解北方土改及其對于中國革命現(xiàn)代性構型的深刻意涵。

　　[②] 參米脂縣何岔區(qū)委：《關于楊家溝的土地問題》（1946年9月8日）[——筆者按：多年前，周錫瑞先生慷慨提供了他搜集到的這一重要檔案，專此鳴謝]。該報告中提到馬嘉樂為馬氏先祖，疑應為馬云風（馬氏四世祖，嘉樂曾祖），方合輩數(shù)（土改時尚健在的光裕堂長門長孫馬閣臣系云風的八世孫，在馬氏祖塋中最后抱血口）。關于口傳記憶中馬氏先祖“三位一體”化的問題，參“李文”上篇第一章《馬嘉樂：庶民地主的興起》，頁5-11。

　　[③] 關于光裕堂馬氏的譜系，詳參《扶風寨馬氏家族志》（1997年編�。�；
亦參延安農(nóng)村工作調(diào)查團：《米脂縣楊家溝調(diào)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2-17。

　　[④] 數(shù)據(jù)采自一份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期形成的史料：《常錦城同志在楊家溝生產(chǎn)大隊訴苦大會上的講話》（1963年11月8日）。據(jù)張聞天調(diào)查，1942年時馬光裕堂地主集團僅買地一項就擁有13,977.5坰�！皩嶋H上要超過這個數(shù)目，因為不少地主在調(diào)查時不肯說出真話�！保ā睹字�縣楊家溝調(diào)查》，頁16-17）周錫瑞估計土地占有總量為14,000多坰，這一數(shù)字系在張聞天提供的買地數(shù)據(jù)基礎上再加馬光裕堂的族田（約200至300坰）而得出來的（參“周文”，頁284）�！督夥湃請蟆�1947年1月7日的有關報道中提供的數(shù)字則為44,854畝（減租運動之前），但未提供具體來源。該數(shù)字約合14,951坰；
如按張聞天采用的換算方法（1坰折合3.5畝），則合12,815坰。這與張聞天提供的買地數(shù)據(jù)出入不是很大，約在1000坰左右。綜合這些數(shù)據(jù)來看，常錦城講話中關于楊家溝地主經(jīng)濟狀況（土地占有包括買地、典地）的估計大致是可信的，且較為全面。另外，據(jù)《關于楊家溝的土地問題》中提供的數(shù)據(jù)，1946年土改前楊家溝本村的土地為1875坰。這個數(shù)字則與常錦城提供的數(shù)字出入較大，筆者猜測可能前者包括了鄰村寺溝（亦稱楊家寺溝，系部分楊家溝地主的居住地）的土地在內(nèi)。

　　[⑤] 馬維新在全盛時期（1933年），有“買地”1103坰，“典地”573坰，共計1676坰，收租674石。1942年延安調(diào)查團到楊家溝時，馬維新尚有地千余坰。調(diào)查團搜集了馬維新家保存百年的各種賬簿，并在此基礎上寫成《米脂縣楊家溝調(diào)查》。據(jù)當時的調(diào)查團成員馬洪回憶，張聞天曾說：馬克思在倫敦圖書館里算資本家的“賬本子”，寫了《資本論》；
我們要弄清中國的經(jīng)濟，也不能不研究馬太爺家的“賬本子”�。▌⒂ⅲ骸段覍�晉陜調(diào)查的回憶》，轉引自《張聞天晉陜調(diào)查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頁414）。

　　[⑥] 參《米脂縣志》（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5-16，438-39。

　　[⑦] 《五四指示》以后，邊區(qū)政府曾鼓勵地主獻地。1946年底，邊區(qū)在楊家溝試辦公債征購土地；
1947年春，又進行了清算試點�！吨袊�土地法大綱》頒布后不久，米脂縣開始掀起全面的土改運動，而楊家溝土改時已大致結束。另外，由于當時毛澤東率領中央前委機關在楊家溝過冬，米脂縣委未敢再在楊家溝大動干戈。1948年初，在“刨糧救窮人”的氛圍下，該村鬧了一次獻金斗爭（村民叫“掏元寶”，即挖地財），吊打了幾名地主，但不久即被上級制止。嚴格意義上講，這次斗地主已不屬于土地改革的范圍。不過，直到毛澤東走后，米脂縣府于當年秋季才頒發(fā)土地證、窯房證，最終將楊家溝的房地產(chǎn)權確定下來。

　　[⑧] 參見馬維新的歷年收支筆記表，載《米脂縣楊家溝調(diào)查》，頁167-169。

　　[⑨] 劉樹旺（1923年生），2000年1月16日訪談。

　　[⑩] 據(jù)說，馬維新曾抱怨道：對現(xiàn)在政府的事情，咱們不能講什么，講也不過是地主的話。現(xiàn)在的事情不好辦了，人家不交租，也沒辦法。政府交租法令固然好，但是辦不通。但要辦通也不難。政府只要規(guī)定“如不能照章交租，地主即可倒動（收回）土地”這一條就行了。其實政府盡可不干涉這類事情，也不必規(guī)定什么法律，一切讓地主自由處理，事情就會辦好的�，F(xiàn)在人心是越來越不如從前了�！肮茸釉酱笤�?jīng)]貨，地主越大越有過�！痹圻�有甚說的呢�。▍ⅰ睹字�縣楊家溝調(diào)查》，頁146）

　　[⑪] 參楊和亭在其回憶文集《紅日照陜北》（陜西省延安精神研究會1996年）中對綏德分區(qū)土改的回憶（“分田分地真忙”一節(jié)）。

　　[⑫] 關于此一階段共產(chǎn)黨的政策及對陜北地主經(jīng)濟的打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請另參“周文”中更為詳盡的有關分析（頁294-302）。

　　[⑬] 米脂縣委：《米脂縣何岔區(qū)六鄉(xiāng)土地公債試行辦法》（1947年，具體日期不詳），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史編寫組等編《解放戰(zhàn)爭時期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史資料選輯》（西安三秦出版社1989年），頁87。1947年初的一份《陜甘寧邊區(qū)土地問題材料》則顯示，楊家溝地主在本鄉(xiāng)僅有地1906坰，其中自地1620坰，占全鄉(xiāng)土地總數(shù)的37%（《解放戰(zhàn)爭時期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史資料選輯》，頁338）。

　　[⑭]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頁598。

　　[⑮] 以上參見何岔區(qū)委：《關于楊家溝的土地問題》。

　　[⑯] 參《米脂縣何岔區(qū)六鄉(xiāng)土地公債試行辦法》。

　　[⑰] 《米脂城東楊家溝鄉(xiāng)征購土地兩萬余》，《解放日報》1947年1月7日第二版。據(jù)該報道，楊家溝共征購地主土地20,881畝。這個數(shù)字約合6,937坰，與工作團數(shù)據(jù)大致相當。

　　[⑱] 陜西檔案館編：《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大事記》（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1年），頁266，271。

　　[⑲]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頁65-66。劉少奇起草的這個通報表明，當時中共仍然期望通過合法的程序來解決土地問題。不過，這個構想很快就由于胡宗南進攻陜甘寧邊區(qū)的軍事行動而告夭折。

　　[⑳] 1947年2月1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討論病通過了毛起草的關于時局與任務的指示�！抖�一指示》中批評了《五四指示》以來土改的“不徹底”問題，并指出其主要原因在于“沒有放手發(fā)動群眾”（參毛澤東：《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頁1213-14）。

　　[21] 馬師麒（1919年生），1997年8月20日訪談。馬師麒由于主動獻地而被列為“開明士紳”，土地清算時還被聘請參加了工作團。

　　[22] 以下敘述依據(jù)康生的《關于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1947年2月8日），載中共北京市委黨校資料室編《康生言論選編》（非正式出版物）。需要指出的是，康生的這個報告在時間上正好在《二一指示》之后。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斷，康生報告集中反映了《二一指示》的新精神。

　　[23] 楊家溝試辦征購時，工作團曾召開地主座談會，征求地主的疑問與意見。座談會上，“男女地主紛紛訴苦，政府要不管饑荒，我們實在沒辦法了等”（參見《米脂縣何岔區(qū)六鄉(xiāng)土地公債試行辦法》）。

　　[24] 康生的“刺破面皮”這一說法，應是來自毛澤東的內(nèi)部指示。毛曾在2月1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就陜甘寧邊區(qū)土地問題講過：“要使農(nóng)民同地主撕破臉，而不是和和氣氣。對地主打了再拉，不打只拉就不好�！保▍⒁娒珴蓶|：《對中國革命新高潮的說明》，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頁221）

　　[25] 參《王家塬鄉(xiāng)征購土地主要經(jīng)驗介紹》（1947年2月10日），載《解放戰(zhàn)爭時期陜甘寧邊區(qū)財政經(jīng)濟史資料選輯》，頁106-07。

　　[26] 綏德地委：《關于春耕前深入發(fā)動群眾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的補充指示》。

　　[27] 陜甘寧邊區(qū)保安處成立于1937年9月，前身為西北政治保衛(wèi)局。周興一直擔任保安處處長，掌握延安的治安力量，故時有“周半城”之稱。另外，保安處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既是西北局的社會部，又是邊區(qū)政府的一個部門（參何立波：《撲朔迷離的延安隱蔽戰(zhàn)線斗爭》，《黨史縱覽》2007年第4期，頁47-49）。因此，周興算是康生（長期擔任中央社會部部長）的直接下屬。

　　[28] 官莊經(jīng)驗系《二一指示》下達后西北局為指導各地清算斗爭而創(chuàng)造的第一個試點經(jīng)驗，具體內(nèi)容參《十里鋪五鄉(xiāng)的清算斗爭是怎樣進行的》（官莊工作團，1947年3月26日）。為了保證農(nóng)民能不失時機進行生產(chǎn)，官莊工作團首先解決土地、窯房問題。土地、窯房承購工作基本結束之后，才進一步開展清算斗爭。過后，將搞出的財物，以鄉(xiāng)為單位，根據(jù)成分、生活狀況、生產(chǎn)有無困難等三種情況把農(nóng)民分為四個等級，統(tǒng)一進行分配。

　　[29] 郭成明（1924年生），1997年8月22日訪談。土改時郭成明曾是村里的民兵、積極分子，土改以后長期擔任村干部。

　　[30] 據(jù)張聞天1942年統(tǒng)計，楊家溝的“工人”達51戶，多為石匠、木匠、泥匠以及雜工（參《米脂縣楊家溝調(diào)查》，頁20-21）。關于土改前楊家溝的社會結構與社會意象，另參“李文”上篇第二章《“小北京城”：不似村莊的村莊》中的有關敘述（頁16-24）。楊家溝土改的重要人物中，一些就是“工人”。例如，劉成榮（鄉(xiāng)農(nóng)會主任）是跟工漢出身，楊樹旺（鄉(xiāng)警干隊隊長）是木匠出身。

　　[31] 周興：《致白治民、李卓然的信》（1947年，具體日期不詳）。當時，楊家溝的工人包工頭、名匠王應名甚至“組織工人和農(nóng)民斗爭，要和農(nóng)民爭取土地”（參《米脂縣何岔區(qū)六鄉(xiāng)土地公債試行辦法》）。顯然，楊家溝人對此次土地承購并非無動于衷，而恰恰是反映相當強烈。

　　[32] 周興：《致白治民、李卓然的信》。

　　[33] 引自米脂縣委的內(nèi)部報告《關于楊家溝清理群眾斗爭果實中干部貪污問題報告》（1947年7月19日）。

　　[34] 據(jù)村人說，馬維新是在80石公糧的重壓下憂病離世。結果，他的兒媳婦挨了吊捆。（劉成高、雷公旺訪談，1997年8月26日）

　　[35] 此次斗爭大會在馬醒民的私宅“新院”舉行。清算過后不久，馬醒民被勒令搬出“新院”。毛澤東轉戰(zhàn)陜北，后來曾在這座“新院”里住了四個月。因此，當?shù)匾舶选靶略骸苯凶觥埃ㄖ飨�）舊居”�，F(xiàn)已改為楊家溝革命紀念館。郭于華教授對近年來“舊居”的情況進行了追蹤，參見郭于華：《關于歷史建構的思考》以及《“鳩占鵲巢”的小插曲》，分載《社會學家茶座》2005年總第十三輯、2007年總第十九輯。這里順便提及一下，與素以“精打細算”著稱的馬維新不同，馬醒民是楊家溝出名的“恩德財主”。因此，村人關于此次斗爭大會的回憶多強調(diào)馬醒民“沒受氣”。對這段故事感興趣的讀者，請參閱“李文”上篇第六章《清算斗爭與傳統(tǒng)秩序的終結》以及筆者近期的一篇文章《饑荒·恩德·革命——黃土溝溝里的歷史與記憶》（《二十一世紀》[香港]，2008年即出）。

　　[36] 筆者對本節(jié)中所涉部分當事人的姓名做了技術處理，隱字以“◇”代替。

　　[37] 由于楊家溝地主的清算關系相當廣泛，因此清算委員多來自外鄉(xiāng)。不過，委員會中也有本村干部，如時任六鄉(xiāng)農(nóng)會主任的劉成榮（1911年生）。

　　[38] 據(jù)《米脂縣何岔區(qū)六鄉(xiāng)土地公債試行辦法》：何岔區(qū)六鄉(xiāng)包括4個自然村（楊家溝、寺溝、鞏家溝、李村圪嶗），分為5個行政。鞏家溝和李村圪嶗是一行政，楊家溝的后溝、寨子上、前溝分別為二、三、四行政，寺溝為五行政。全鄉(xiāng)共有居民456戶（其中楊家溝246戶），2,003人，土地10,096坰（包括地主所有外鄉(xiāng)地）。

　　[39] 以上參見馬光華的內(nèi)部報告《米脂縣楊家溝清算斗爭的前后》（1947年7月25日）。

　　[40] 楊樹旺（1917年生）訪談，2000年1月13日。

　　[41] 以上敘述依據(jù)秦山（時任軍委來米脂工作組組長）、石如珊（時任米脂縣委宣傳部長）的內(nèi)部報告《楊家溝處理斗爭果實的幾個問題》（1947年7月）。

　　[42] 楊樹旺訪談，2000年1月13日。楊的回憶與秦山、石如珊的報告在個別細節(jié)上存在一些出入。

　　[43] 引自《楊家溝處理斗爭果實的幾個問題》以及《關于楊家溝清理群眾斗爭果實中干部貪污問題報告》。順便提及一下，當時的鄉(xiāng)農(nóng)會主任劉成榮在登記地主東西的過程中曾借穿了一件大衣。據(jù)他說，當時是“打條條著了”，而且后來也“給人脫下了”。然而，“人家群眾照定了”，結果背了處分。事后，他被撥到何岔三鄉(xiāng)任指導員（劉成榮訪談，2000年1月12日）。

　　[44] 引自《楊家溝清理群眾斗爭果實中的干部貪污問題報告》。

　　[45] “周文”將這一清算風波詮釋為農(nóng)民反對共產(chǎn)黨的政策（頁305、310），筆者認為此論大可商榷。實際上，土改中“自發(fā)的民眾行動”往往是在共產(chǎn)黨的話語鼓動與政策激勵下出現(xiàn)的；
或者也可反過來理解，群眾往往會挪用革命話語來正當化他們的集體行動�！爸芪摹闭�確地指出中共“發(fā)動群眾”的雙重后果。但是，群眾與黨之間并非簡單的支持或反對的關系，其復雜的互動需要具體而深入地考察。此外，更為重要的是，“周文”對斗清算委員的簡單化認識遮蔽了土改中（壞）干部問題的話語-歷史復雜性，使我們無從看到共產(chǎn)黨在這一問題上的尷尬與抉擇，及其具有的深刻革命現(xiàn)代性內(nèi)涵。

　　[46] 以上參見《綏德分區(qū)土地改革情況》（1947年，具體日期不詳）。

　　[47] 引自謝覺哉：《謝覺哉日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813。同時，他也記道：“區(qū)鄉(xiāng)干部真壞的不多，就是好人也做不了。上級給的任務太多�！边@一評論反映了當時政治氣氛下的看法。

　　[48] 謝覺哉：《關于工作作風問題》，《謝覺哉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610。1945年，陜甘寧邊區(qū)開展了選舉運動。根據(jù)第二屆邊區(qū)參議會工作報告決議，邊區(qū)在運動中嘗試發(fā)動人民群眾自下而上地檢查各級政府工作與干部作風（參謝覺哉：《在陜甘寧邊區(qū)第三次參議會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1946年4月2日]，《謝覺哉文集》，頁625）。當時，陜北的著名說書人韓起祥曾編創(chuàng)了一部新書《張玉蘭參加選舉會》，講述選舉運動中農(nóng)民群眾（包括婦女）公開批評村干部的有關情況（載韓起祥：《劉巧團圓》（收入周而復主編的北方文叢第二輯），香港海洋書屋1947年，頁101-131）。從這部書中，我們可以管窺到中共倡導的人民民主在當時的鄉(xiāng)村社會生活與人們精神世界中所產(chǎn)生的影響。這里順便提及一下，楊家溝的說書人李懷山（1925年前后生）當年曾學過這本書。五十多年后，雖然他還是覺得“新書那驢日的不美”，卻仍舊能隨口大段地說出這部新書的內(nèi)容（1997年8月21日訪談）。

　　[49] 《劉少奇年譜》，頁65。

　　[50] 《劉少奇年譜》，頁57。

　　[51] 《劉少奇年譜》，頁62-63。

　　[52] 參習仲勛在邊區(qū)土地會議上所作總結報告（1947年11月22日）以及白治民在米脂縣土地會議上的傳達報告（1947年12月5日）。

　　[53] 在1947年2月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在指示發(fā)動群眾起來斗地主的同時，也就陜甘寧邊區(qū)的干部問題指出：“現(xiàn)在有一批干部實際上站在地主方面，應該對他們進行教育。要使司令部、專署、地委在思想上都站在農(nóng)民群眾方面。過去沒有對他們進行教育，是我們工作中的缺點，他們怕違反政策�！眳⒁娒珴蓶|：《對中國革命新高潮的說明》，《毛澤東文集》第四卷，頁221-22。

　　[54] 參見《關于楊家溝的土地問題》。高的意見被否決，因為“這樣一來自然本村貧苦農(nóng)民更無立足之地了”。

　　[55] 在1947年12月召開的米脂縣土改會議上，一眾米脂干部由于“地主富農(nóng)思想”嚴重而受到批判。例如，馬繼棠（1944年1月至1946年12月間擔任米脂縣長）由于米脂民豐一樁土地糾紛案件的處理而被指責“坐在地主懷里審官司”；
宣傳部長石如珊則被批評“拜地主干大”（參見《白書記的傳達報告》）。

　　[56] 以下依據(jù)康生：《關于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

　　[57] 劉少奇：《論黨》（1945年5月14日），《劉少奇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上卷，頁354-55。

　　[58][58]“北方土改”是一個既有的歷史說法。在筆者看來，“北方”不僅僅是空間范疇，而且是一個具有時間性的空間范疇。換句話說，“北方土改”是動態(tài)的歷史過程。在這個意義上而言，楊家溝不應被視為“北方”的空間性歷史縮影，而應被理解為“北方”的一個時間性的歷史節(ji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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