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特殊長處是比如說對那種直覺的或實踐的或常識性知識的概念分析和理性重構，對于這類知識，我們通常并沒有什么明確的知識。一旦我們企圖用哲學理論代替經驗分析，這種優(yōu)點就會變成弱點。反過來，經驗研究方法常常因模糊的概念框架和缺乏正確的理論問題和方法論而受損 。——哈貝馬斯

　　一

　　浩繁的史籍中，上至天子，下到凡人，尋仙煉丹以求不朽之事多有記載。古人們也不乏嫦娥為了靈藥而奔月的浪漫想象。及至今日，我們面臨最嚴重的挑戰(zhàn)早已不再是個體生命延續(xù)的神話，而是我們這個星球的存續(xù)以及全人類未來的福祉�？沙掷m(xù)發(fā)展由此成為當前最時髦的詞語之一。

　　諸多非營利組織（non-profit organization, NPO）當然也無法回避這一考問。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都從不同立場對非營利的某些理念予以贊美，也都從另外一些角度對之進行批判。毀譽似乎都沒有影響到非營利部門快速崛起的進程。

　　隨著對這一領域里的新鮮事越來越多，有人提出非營利組織的自律性不強、悖離公益宗旨、家長作風、財務不透明、官僚化運作等原因導致非營利組織項目失敗，有人認為是法律地位不清晰乃至和政府對抗等是其自身無法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原因。上述原因中，若只強調其中一個原因無異于僅僅看到大象的一個部分，但若把這些原因林林總總生硬砌加起來，仿佛仍只是一頭四不象，總感覺無法把非營利組織可持續(xù)發(fā)展這件事情說清楚。盡管這些原因可以分為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的平衡問題或者組織內部治理危機和組織外部壓力問題 ，但這就像雞與蛋孰先孰后的怪圈，如何才能梳理出一個條理化的頭緒？

　　二

　　為此，彼得•弗魯姆金（Peter Frumkin）通過《論非營利：概念和政策入門》（On Being Nonprofit: A Conceptual and Policy Primer）一書給予了回應。

　　1997年，作者于芝加哥大學獲得社會學博士學位。2002年，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此書時，他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該院豪賽非營利組織中心（Hauser Center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成員之一。2005年，弗魯姆金成為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LBJ公共事務學院（LBJ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教授，擔任該院RGK慈善與社區(qū)服務中心（RGK Center for Philanthropy and Community Service）主任。他擅長非營利宏觀戰(zhàn)略管理及理論研究，發(fā)表了大量頗有分量的學術論文。

　　在本書中，弗魯姆金開門見山提出非營利發(fā)展中日益凸現(xiàn)的四個問題：政治化、賣方主義、商業(yè)化以及特殊主義。這四個問題都對非營利和志愿部門的可持續(xù)發(fā)展提出了挑戰(zhàn)。問題歸類出來了，但如何用理論框架針對這些問題做出解釋？

　　作者分設了供給方視角、需求方視角以及工具性維度、表達性維度兩組概念，兩兩相交成四個象限，即NPO行動的四個功能：服務供給、社會企業(yè)家責任、公民與政治參與、價值觀與信仰。他認為，當NPO過于強調某一功能時就將分別面臨上述四個問題之一的指責，這些危險都將導致NPO的發(fā)展難以為繼。因此，把握好四個功能之間的平衡對每個致力于長期發(fā)展的NPO至關重要。本書即以這四個功能象限為基本骨架，對每個功能的論述構成獨立的一章，再加上第一章“非營利和志愿部門的理念”以及第六章“平衡非營利和志愿行動的功能”的結論就構成了整書的結構安排。

　　由于強調的側重點不同，NPO名稱各異，至今學界定義仍眾說紛紜。筆者以為，學界對NPO概念紛爭的主要根源在于，很多人太關注于把該類組織與某一部門或該類組織的某一特征與另外一些特征區(qū)別開來，而未能置于更廣泛的比較之中來確定概念的內涵和外延。

　　弗魯姆金以較為肯定的口吻指出，NPO至少具有非強制性、不分配約束機制以及沒有明確的所有權和問責關系這三個特征，而非強制性是NPO最核心的特征。非強制性使非營利組織和科層制、強制性的政府部門區(qū)別開來，而更接近于市場進出規(guī)則自由的風格，但不分配約束機制又把非營利朝著和市場相反的方向推去。至于第三個特征則把非營利部門同時與政府、市場區(qū)分開來。緊接著，作者又指出這三個特征近年來備受爭議。例如越來越多的高中學校把為當?shù)亟M織提供義工服務作為畢業(yè)生的一項要求；
大量非營利組織通過發(fā)行債券籌集資金；
受托人和理事的權力大增以至于問責關系越來越清晰等等。故而，弗魯姆金坦率地認為：“試圖總結出構成非營利和志愿部門的各種組織的根本特性是一個艱巨的任務，充滿障礙、危險和矛盾”。在對“非營利組織”、“獨立部門”、“免稅組織”、“第三部門”、“無產權組織”等諸多名稱進行了要言不煩的梳理和解釋之后，作者選擇了“非營利和志愿部門”這個詞匯。弗魯姆金有意用兩個最重要的特征指稱NPO，其目的在于盡量縮小分歧，不在名實之辯上糾纏過多。

　　非營利組織秉持的基本理念之一就是鼓勵所有主體的參與互動、讓不同的聲音表達出來。這對于非營利組織及其服務需求方來說，是一個賦權——充權的過程。今天，在小到社區(qū)、大到國家決策層面甚至全球社會運動中，或多或少、或淺或深都有非營利組織參與其中，正如弗魯姆金所描繪的連續(xù)統(tǒng)那樣（見圖2）。非營利組織的規(guī)模、資金動員能力、組織的宗旨不同，參與的層次也有所不同。

　　在社區(qū)建立社會資本鼓勵公民參與 支持政治參與 為事業(yè)而倡導 為立法游說 資金運動

　　一談到圖1中第一個象限——社會服務供給，大家就會想起韋斯布羅德（Burton Weisbrod）的政府市場失靈和漢斯曼（Henry Hansmann）的合同失靈。確實，這兩個影響很大的理論似乎為非營利組織提供服務的存在提供了最正當?shù)睦碛桑�也成為國內許多研究者和NPO員工信奉的圭臬。然而，僅僅熟悉并援引這兩個理論是不夠的，因為“‘失靈’模式把非營利和志愿行動描述為其他部門失靈時消費者求助的立場，而不是作為變遷和創(chuàng)新的、活躍的發(fā)動機。因此，非營利和志愿部門的產品就不是依據(jù)其質量和創(chuàng)造性而是根據(jù)政府和市場無法滿足市民和消費者需求獲得正當性。這樣，在對理論脈絡梳理當中，弗魯姆金就把探討的NPO服務重心從單向、被動補充失靈轉向雙向的、但更強調NPO主動創(chuàng)新的角度上來。這就順理成章地過渡到對薩拉蒙（L.M. Salamon）的理論討論�？磥恚�若引用某國際權威言論佐證己之發(fā)現(xiàn)尚好，倘若使己之經驗屈從于所謂權威之言則殆矣。

　　隨著新公共管理的思潮興起，公私合作伙伴關系逐漸受到重視。對此，薩拉蒙的第三方政府理論、志愿失靈理論予以了合理解釋。但在非營利組織越來越多地獲得政府采購的項目的同時，另一些問題接踵而至，即：非營利組織自主性和獨立性的喪失；
賣方主義以及組織目標的變形；
項目設計中的過度專業(yè)化和官僚化。弗魯姆金認為，如果失去了價值和表達維度，非營利組織在競爭政府合同中就很容易受到傷害和攻擊，從而偏離自己的慈善宗旨。實際上，這種看法仍然處在薩拉蒙第三方政府理論和志愿失靈的解釋半徑之內。

　　在提供服務中，非營利組織還面臨著和企業(yè)競爭的困境。為了競爭到更多的資源，非營利組織越來越從捐贈性收入的依賴轉向經營性收入的依賴。也就是說，如果不變得商業(yè)化，非營利組織很難生存下去。有些非營利組織甚至放棄免稅待遇而自愿成為營利性組織。弗魯姆金通過數(shù)據(jù)指出，美國的非營利醫(yī)院1970年代轉向營利性醫(yī)院的速度較慢，1980年代加速發(fā)展，1990年代中期達到頂峰。放棄免稅地位而選擇商業(yè)化策略可以使非營利醫(yī)院獲取新的資本以擺脫沉重的債務。既然要在爭取政府合同中和其他非營利組織甚至企業(yè)展開競爭，那就不可避免地又帶來績效評估的問題。對于非營利組織來說，績效評估是督促組織整改進步的有效手段還是應對日益激烈的競爭而不得不采取的游戲策略？進一步說，對于非營利的服務是否能夠完全按照設計好的量表進行準確評價？這顯然也是非營利組織提供服務中面臨的又一個問題。

　　弗魯姆金意識到，非營利研究前段時間的成果是在對非營利活動相對狹窄的概念基礎之上，缺乏對此類組織內部價值表達本質張力的認識。這種張力來自兩種不同的價值驅動：捐贈者應該關注真正的公共目標而把他們的私利和價值觀置于一旁，還是非營利組織的可持續(xù)發(fā)展要以捐贈者的價值觀和個人利益為中心。如果后一種觀點占了上風，將會和公共目標甚至政府利益產生沖突。價值觀和信念一方面成為非營利獨特的工具，另一方面其多元化認同也為該部門內、該部門與其他部門產生緊張關系。因此，平衡至關重要。

　　由于對慈善資源的競爭日益激烈，很多非營利組織求諸商業(yè)化的手段拓展組織規(guī)模。這就是目前世人所關注的社會企業(yè)模式。在當前很多人的理解中，社會企業(yè)家能將慈善目標和商業(yè)效率有機結合。其實，我們完全可以將社會企業(yè)家精神的濫觴追溯至一個世紀以前的倫理基金。最早始于美國的倫理基金的發(fā)展“即起源于使金融關系道德化的努力，也起源于國際層面上對社會和環(huán)境的廣泛關注” 。這種調和顯然給傳統(tǒng)意義上的非營利組織帶來了巨大的沖擊：管理模式的轉型、收入構成的變化以及慈善認同的削弱。

　　在結論中，弗魯姆金把這四種功能與前文所說的四種危險化傾向對應起來，再次強調這些功能的平衡對于非營利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重要性。

　　三

　　縱觀全書，我們不得不贊嘆作者精巧的構思、出色的宏觀戰(zhàn)略駕馭能力。工具、表達、供給、需求這幾個看似簡單的、并無多少聯(lián)系的詞匯被他編織成一個異常簡潔、但富有強大解釋力的框架。圍繞這一解釋框架，作者嫻熟運用了大量和非營利相關的概念，如結社、參與、績效、認同、價值等等。這不僅準確反映了作者把本書定位于理論入門書的初衷，也的確給讀者帶來了相應的訊息。解釋框架中的四種功能和四種危險化傾向一一對應的精巧結構顯出作者獨具匠心，整文進行的自洽的說明和論證證明了作者條分縷析的不凡功力和原創(chuàng)能力。其次，作為一項跨學科研究的成果，行文中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管理學等許多代表人物及其觀點被很熟練地穿插互現(xiàn)，前后文邏輯銜接縝密。將跨學科的理論成果非常濃縮地、合理地安排進一本理論入門書中并非易事，這從另外一個側面也說明了作者較為深厚的學術功底。再次，書中展現(xiàn)的許多個案對我國非營利組織的發(fā)展不無啟示。例如，非營利組織向營利性組織的轉變。轉變就是轉變，這無可厚非，但不要打著公益之旗卻做著有損公益的事情就好。還比如，作者認為，過分依賴非營利組織將導致出現(xiàn)更多的社會問題和無效率、無主產權的糾紛、政府向非營利組織購買服務對組織的影響等等。

　　讓我們在進一步從理論上推進我們的評析。

　　功能分析在社會學、人類學理論脈絡中可謂源遠流長。作為社會學背景出身的弗魯姆金，不受功能主義的影響似乎很難。當然，也不排除另外一種影響：如果關注平衡問題或者和諧問題，功能主義比沖突理論有更多可以操作化的概念和理論框架。

　　在哈佛大學對功能學派發(fā)揚光大而煊赫一時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不僅繼承了涂爾干（Emile Durkheim）、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布朗（Radcliffe Brown）的功能主義，還吸收了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獨特的理想型方法。帕森斯強調理論要對大量社會現(xiàn)象細分、范疇化，把少量重要的社會學概念組織成理解社會重要特征的分析框架。這是當代功能主義的精要，即先提出范疇體系，然后再形成有關范疇化現(xiàn)象之間關系的命題 。顯然，弗魯姆金采取了同樣的策略。譬如，供給——需求是借自經濟學最基礎性的分析概念，而工具性、表達性可以說來自馬克斯•韋伯以及帕森斯對行動類型的劃分。帕森斯認為，任何行動者都不外乎三種行動類型：工具性的、表意性的以及道德性的 。至于弗魯姆金為何沒有選擇道德性的行動作為解釋維度之一，筆者揣度有兩種可能：要么弗魯姆金認為道德性維度對所有非營利組織來說是不言自明的，要么作者堅持與價值無涉的觀點或者出于入門書的簡潔而不愿意把論題帶入更為復雜的爭論中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之后，作者似乎無意把功能主義的運用沿著亞歷山大（Jeffrey C. Alexander）、盧曼（Luhmann）的功能主義路徑深入展開，甚至對諸多功能主義大師所關注的不同系統(tǒng)不同層次的功能分化、交換媒介、沖突和整合等問題也不再追問。從這一點上來說，弗魯姆金本書所使用的功能主義框架可以說精巧而非艱深。

　　作為任何一個社會現(xiàn)象的解釋，至少應該追問三個基本問題：是什么，為什么是這樣以及應該怎樣。可以說，圍繞著非營利組織的可持續(xù)發(fā)展，作者在本書中回答了第一、第三兩個問題。之所以第二個問題沒有處理，并非作者疏漏，而是功能主義的局限所導致。我們知道，功能主義常常對功能相同或相似的、但形式多樣的社會現(xiàn)象的解釋束手無策。此外，作者把討論重點放在非營利行動的功能上，供給方—需求方也使這種功能的探討和社會學經典的功能研究有所區(qū)別，但在弗魯姆金的行文中仍不時顯現(xiàn)出目的論和循環(huán)論證的陰影。

　　作者對功能主義一以貫之的運用，使本書脈絡非常清晰。由于沒有結合交換、沖突、結構等理論進行進一步探討，這就給本書探討的主題留下了足夠的空間。

　　此外，本書的討論更關注與組織與外部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對組織內部視角關注不夠。但如果考慮到作者專注于宏觀戰(zhàn)略研究，這種批評就顯得較為苛刻了。

　　盡管如此，該書還是一本很好的非營利理論的入門之作，做到了把社會學的理論深度和管理學的簡潔、實用之間出色的結合。就我國的非營利研究領域來說，許多基礎理論研究還很少涉入，重管理、實用輕理論、概念是較流行的取向。這對于推進我國的非營利組織研究的深化是不利的。市場上需要魚，生產魚自然獲利，但我們同樣也需要有人研究水的成分、養(yǎng)分以喂養(yǎng)出更肥美的鮮魚來。魚水結合，和諧遂致。在這個意義上，筆者希望弗魯姆金的著作能起到它山之石的作用。

　　注釋：

　　*韓俊魁,清華大學21 世紀發(fā)展研究院博士后研究人員。

　　1. J.哈貝馬斯：“關于公共領域問題的答問”，載《社會學研究》1999年第3期 36頁。

　　2.周雪光：《組織社會學十講》，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314—336頁；
韓俊魁：“農村社區(qū)扶貧類NGO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幾個問題”，《中國農業(yè)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3. 喬納森•特納著、邱澤奇等譯：《社會學理論的結構》（上），華夏出版社，2001年，第30、31、18頁。

　　4.喬納森•特納著、邱澤奇等譯：《社會學理論的結構》（上），華夏出版社，2001年，第33頁。

　　5.雅維耶.桑迪索：“仁義市場：倫理基金與小額信貸的前景”，《國際社會科學雜志》，2006年8月，第23卷第3期，第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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