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也好，一個國家也好，最緊要的是自救，每個人爭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換句話說，每個人救出自己，也是救出國家。

　　作者：熊培云，資深媒體人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可以說不》的流行表明了民族主義情緒可以賣錢。13年后，一本《中國不高興》出版，據(jù)說這是上一堆情緒的“升級版”。

　　該書高呼中國要“持劍經(jīng)商”，與西方“有條件的決裂”，面對外部的“欺壓凌辱”，中國要有改造世界體系、領(lǐng)導世界的雄心，要明確“懲罰外交”概念。而一大批國內(nèi)精英：龍永圖、厲以寧、林毅夫、樊綱、錢鐘書、王蒙、王朔、王小波夫婦……從經(jīng)濟界到文化界，從官員到知識分子，都成為“中國不高興”的對象。

　　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北京特派員韓詠紅就此撰文，“以情緒化的對抗姿態(tài)作為賣點，這在書名中尤其一覽無遺。所謂‘不高興’就是情緒用語，而非理性措辭。實際上，這些年來每當中國社會高調(diào)張揚民族主義時，晃出來的往往不是民族主義精神，而是民族主義情緒�！�

　　哲學家薩特說過：“人是一堆無用的激情”。不過，如果這堆激情被策劃、被煽動，恐怕就很有用了。這本書里的許多極端觀點被媒體討論來討論去，最后的結(jié)果是：中國不高興，但是寫這書的人與出版商卻很高興。

　　在很多場合，中國人的利益被人莫名其妙地代表著

　　有趣的是書的封面竟然寫著“為國直言，替天行道”。想想宋江當年“替天行道為招安”，想想洪秀全從金田村殺到九江然后東進南京稱帝，再為爭帝位幾位天王互相殺，我本以為那種以“替天行道”為名、以“替天行房”為實的年代已經(jīng)翻過去了，誰知這幾個字如今還是被人拿來當作封面女郎招攬顧客。

　　在很多場合，中國人的利益被人莫名其妙地代表著———比如前不久落馬的周久耕便說官方不讓房子降價是代表老百姓的利益。而現(xiàn)在，中國人的情緒也要被人代表了。眾所周知，中國本無情緒，有情緒的只是中國人，而且人們情緒各不相同。所以，“中國不高興”遠不如“我不高興”來得真切與誠懇。

　　既然如此，你幾個人高興不高興，那是你們自己的自由，何苦要拉上整個中國？陸游當年寫《書憤》，“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guān)�！逼渌�表達的都是內(nèi)心的真實感受，對北伐的渴望，而現(xiàn)在的“中國不高興”，卻是幾個日日夜夜享受著人類文明共同成果的人不眠不休策劃出來的。

　　是做時代進步的生意，還是做時代退步的生意？是促進人類和解、共享文明成果，還是煽動極端民族情緒，發(fā)“未來的國難財”？相信許多讀者心中都有定論。無利不起早，就生意論，在推銷思想上商人有時候的確會比哲學家更有熱情。

　　如羅伯特•達恩頓在《啟蒙運動的生意———<百科全書>出版史(1775-1800)》一書中介紹，在18世紀，一個天才的狄德羅身后，往往有十個更天才的書商在忙碌。像《百科全書》這樣一部象征著整個啟蒙運動的時代之書，最初就是在一個書商提議下上馬的。

　　“啟蒙運動的生意”的主角，不是狄德羅，而是那位叫龐庫克的書商，一位巴爾扎克式的資產(chǎn)階級英雄。這位18世紀的法國紅頂商人，一邊和哲學家們稱兄道弟，一邊想方設(shè)法在政界尋找保護傘。

　　從龐庫克到狄德羅，這些人之所以能為時人與今人津津樂道，顯然在于他們做了一樁促進時代進步的生意，而不是策劃一堆無用甚至有害的激情，從中牟取蠅頭小利。

　　中國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個“英雄集團”

　　粗看“不高興”，也的確是一堆情緒，更談不上什么思想原創(chuàng)。“不高興學者”說，“我們中國需要一群英雄，一個真正的英雄集團。多少人我不知道，總之人數(shù)不能太少，我不相信一兩人就能解決問題。我們需要這樣一個英雄集團帶領(lǐng)我們這個民族，完成在這個世界上管理、利用好更多的資源，并且除暴安良的任務(wù)。我們要有制度建設(shè)，也要有文化建設(shè)。文化建設(shè)，就是我說的尚武精神。”這些“繞口令思想”基本上語無倫次了。

　　顯然，中國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個“英雄集團”，不是找?guī)讉�李連杰來做CEO，而是在一個更開放的環(huán)境下每個人都能表達自己的見解，能夠人盡其才，能夠在他們擁抱世界時不被“英雄集團”的推崇者們動輒列上“漢奸排行榜”。更何況，如果只靠著“英雄集團”來為中華文明延續(xù)香火，萬一遇到小說里那種“有精英，無精子”的尷尬，中國將如何是好？

　　至于尚武的精神，早在上世紀初胡適等先賢就已經(jīng)討論得很透徹，一方面，中國要以一種開放的精神學習借鑒西方的文化、科技與制度，另一方面，他們也意識到長期以來中國“學得了西方的文明，卻學不了西方的野蠻”，而這里的“西方的野蠻”，即尚武精神。所以胡適他們希望中國能夠建立起一種“有兵的文化”。

　　然而，面對時代的困頓時，胡適那一代知識分子更多是反省自身，而不是拿“帝國主義”當作本國政治或者文化一無所成、一塌糊涂的替罪羊與遮羞布，更不會言必稱“決裂”，在嘴巴上做“救世主”，解放全人類，除暴安良。在他們看來，一個人也好，一個國家也好，最緊要的是自救，每個人爭自己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換句話說，每個人救出自己，也是救出國家。

　　好在，《中國不高興》的五個人雖然毫不猶豫地代表中國人“不高興”了一回，但實際上他們還不能代表中國知識分子，更不能代表中國的全部。

　　原載《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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