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時間沒看電視了，包括報紙，自從有了這互聯(lián)網(wǎng)之后。不過，電視有時還是一種必要的擺設，比如一個居家的客廳，作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家具，一個填補遼闊空間與令人尷尬談話間隙（那也是一種遼闊無際的空洞�。┡c人情空白的神奇機器。從咱們這些“無名”之徒角度說，電視，也許該是一個現(xiàn)代人類無法離開的古老玩具，一坨像填補身體空洞一樣填補心靈空洞的硅膠，一罐子在城市堅硬水泥與狹窄空間還能安慰的心靈雞湯……哦夥，就此打住。反正很長時間沒看了，也就不必計較這些事情，計較的該是那些生命中一半時間耗費在魔盒中的人，盡管他們早已喪失了計較的意愿。

　　其實我想說的，只是一件小事而已。在去年春節(jié)前的某一日，到某一位不太熟悉的同事家小坐，談一些不太自然的話題。這樣的主客對坐，那本來就遼闊的客廳自然會顯得更加遼闊無邊，以至于荒涼。時間在尷尬中總是特別漫長，似乎有意作弄。而空間也總是合謀者，將時間一再拉長、壓扁，平鋪在茶幾之上，在主客之間。于是四目不敢相對，呼吸不敢相接，話題，在這城市的舒適起臥間，在這萬家燈火的城市間，也就神奇的曲里拐角，山道彎彎了。

　　好在還有電視，架在主客之間。好在還有另一個聲音，哦，不不，另外許多聲音，夾在我們的對談中，于是這場主客對談就獲得了“形式”上的完結(jié)，至于那內(nèi)容呢？還能記得的，現(xiàn)在想來，似乎就只有那另一個聲音，和那另外許許多多聲音說的事了。

　　說的是《廬山之戀》，電影史上的“共和國第一吻”，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一個里程碑。那段時間，主流媒體正在“熱播”三十年的話題，鋪天蓋地的。

　　坐在客廳那魔盒中參與我們談話的，是《廬山之戀》的男女主角�；貞浀氖桥膽虻漠敃r情景。贏得滿堂彩的，是那場接吻的激情戲。回憶者挺投入的，觀眾們更投入。回憶者說到拍那場亭中接吻戲，從導演到小工都感覺氣氛嚴重，女主角在亭中等待，滿臉冷汗，而亭外的男主角，緊張得甚至連腳都軟了……導演只得“下軍令”，下政治任務，才將這場現(xiàn)在看來只好算幼兒園里的激情戲拍完，然后是送審、公演，然后是轟動，一炮走紅。而小亭中的接吻鏡頭，于是成了共和國電影史上的經(jīng)典之作。

　　據(jù)說，轟動的就是那個“接吻戲”。觀眾們在銀幕上，驟然目睹一對男女擁抱親吻，立時“耳熱面赤”，轉(zhuǎn)過頭去，不敢直面這樣的“火爆鏡頭”。而電影界的評論卻為這鏡頭注入了更多的“思想”：人性的回復、思想的解放、人的解放、純情的弘揚，美與生命的頌揚等等……當然，在共和國電影史上，這是“破題兒第一遭”，作為“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成就之一，寧不當乎？！

　　于是我們相對大笑，且為“三十年”編導們的智慧驚嘆了一分鐘。然后我們趁這樣的開懷互相告別，在最佳狀態(tài)中結(jié)束了談話。然后我步入北京冷冽的寒風，開始我每日的散步者的遐思。

　　從客廳進入城市，從城市進入郊外的荒野，剛才的大笑開懷，被冷風一吹，就變成了冰一樣的悲哀，一種“黑色幽默”。

　　“耳熱面赤”，一個描述生理反應的詞匯！

　　是的，“耳熱面赤”。國人是多么純潔，純潔得近乎忘記了人身乃血肉之軀，被七情六欲所統(tǒng)治。純潔得終于意識到了男女之愛原來是這么回事，親吻與擁抱，竟然可以使得這資產(chǎn)階級的的皮囊與無產(chǎn)階級的有著相同的感覺；
純潔得戀愛也得組織批準，并以革命的方式結(jié)婚生子，生育無產(chǎn)階級的接班人，并以革命的方式，禁止資產(chǎn)階級的身體養(yǎng)育資產(chǎn)階級的接班人！在今天的人看來，這三十年前的“純潔”，或許幾于憨且迂吧，他們在陽光下?lián)肀ё约旱膼廴撕颓槿�，親吻自己的戀人與別人的戀人，袒露自己的真的或假的聳立且腫脹的胸脯，欣賞自己或他人嫩白的或古銅色的肌膚，挽著異性的或同性的朋友或性伙伴的臂膀，在共和國的天空下幸福且快樂的游走，發(fā)出一種動物般的自由的呻吟。哦，多么美妙的時代，多么自由的國土。啊，多么神奇的進步，多么偉大的變化，令人熱淚盈眶的巨大成就啊，這三十年�。ú贿^還得要有一滴真的熱淚，從人的胸膛中流出，而不是人造的水晶制品，超市高價出售的那種工藝品）

　　魔盒中的三十年，大約只適合客廳這樣的空間，而城市之外的世界，那北國冷風控制著的冰天雪地（啊，即無冰又無雪的冰天雪地），時間大約是另一種計算法，五十年、七十年、九十年，或者，一萬年、十萬年吧。空間的封閉其實也是時間的封閉，人類的擁擠其實也是心靈的窒息。大約記憶總需要另一種氛圍，越長的追溯需要越宏大的時空架構。在這樣的天荒地老的冬日夜幕中，我才忽的起了悲哀。我面對的是另一種計時法，一種不適合客廳中小魔盒的計時法，五十年的追憶。

　　也是在三十年敘事漫天蔽野的時候，在“非主流”媒體上，在“一個中國”之中的另一種制度下的思想界，一部書引起了巨大關注，《墓碑》！一座墓碑！千萬數(shù)座墓碑，有名的無名的，有形的無形的墓碑堆積成的《墓碑》，以一千一百頁的巨大篇幅，在“一個中國”的另一個世界里流傳。在新華社高級編輯楊繼繩的時間框架里，這是對“五十年”的追溯。五十年前，1958年，共和國史上掀起的一場高燒，將大半個中國的森林化為鋼渣，化為灰燼；
這場高燒的溫度，如果真的以“歷史”為衡溫計的話，那它的計數(shù)，就必須動用人類歷史上的最高峰“共產(chǎn)主義”來計量。事實也確實如此，全中國人民都在“跑步走進”這個人類歷史上的最后紀元，這個人類歷史上的最高階段。也許，那些身體孱弱者、那些思想落伍者、那些以肉做靈魂者、那些拒接承認“最高”者，以及更多的無知氓氓，無法承受這樣的高燒，于是成為共和國的灰燼——3500萬至4000萬的共和國公民們，就在這高燒中化為灰燼，與他們那腐爛在地里作為肥料與泥土的糧食一起（還有那887億斤國庫存量，當然，那是要出口去喂養(yǎng)我們國際友人的豬，以換取他們對我們圣地韶山的朝拜）；
與他們那從土法煉鋼爐中清除出來的堅硬如鋼的鋼渣一起；
與他們那拆下的門板、窗欞、籠箱，打破的鐵鍋、飯鼎，收繳的菜刀、斧頭一起，化為烏有……

　　歷史后退到五十年前，自1957年開始，共和國歷史上，那位將世界視作“小小泥丸”的偉大人物，在反右運動的驚濤駭浪中，開始將視線轉(zhuǎn)向農(nóng)村，一片“社會主義的廣闊天地”。1957年，毛澤東提出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贊成迅即由中央發(fā)一個指示，向全體農(nóng)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guī)模的社會主義教育，批判黨內(nèi)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義思想，批判富裕中農(nóng)的資產(chǎn)階級思想和個人主義思想，打擊地富的反革命行為。其中的主要鋒芒是向著動搖的富裕中農(nóng)，對他們的資產(chǎn)階級思想進行一次說理斗爭。”（毛澤東：《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勢》）在這位領袖的估計中，“在全國總?cè)丝谥�，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贊成或反對社會主義的�！�…六億人口中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萬人。這個數(shù)目不小，不要把它小看了�！笔前�，六千萬人口都是“反對社會主義”，這力量還能小嗎？他們“如果組織起來，手里有了槍，那是個很大的軍隊”。這位數(shù)學成績從來不及格的領袖就是這樣估計自己的人民的。于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在社會主義農(nóng)村鋪天蓋地掀起了高潮，如同1957年在知識分子中掀起的反右運動一樣。1958年，歷史如果還有記憶，將永遠銘記五十年前的這場無聲災難。

　　這場無聲的劫難究竟有多大規(guī)模？三十年的敘事自然不會涉及，而官方史學往往一筆帶過。但五十年的歷史敘事無法回避這樣的民族浩劫。學者丁抒認為，在1957年—1958年間，大約劃了一百一十萬各類右派，六十萬反社會主義分子，十萬“右派言論”引致的各色“分子”，共計“一百八十萬”（《五十年后重評“反右”：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但顯然，這樣的估計沒有涉及到農(nóng)村，比如四川農(nóng)村、中小學中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場“搖籃慘案”（黃一龍語）。

　　這便是《五八劫》一書揭示的歷史，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一場有組織有領導的對未成年人的政治迫害，它直接間接導致若干幼小生命的終結(jié)，更奪走了成千上萬孩子至少二十年寶貴的生命，其性質(zhì)正如對搖籃中的嬰兒實行集體謀殺”；
它“處心積慮，撒餌下套，一個政府對自己治下的小孩子下毒手，把他們扼殺在搖籃里”。

　　自1958年1月26日開始，四川省委直接領導開展了這場對中學生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方式，“引導”孩子們袒露自己的思想，并“對于放出來的反動言論或反社會主義分子，要在學生中當作典型思想認真地加以批判，并列為操行評語內(nèi)容，作為這個學生升學、就業(yè)審查的內(nèi)容”。運動按學生的言論表現(xiàn)劃分“立場反動”、“立場動搖”等成分，明確定性四類為“敵我矛盾”，對他們進行變相勞改與限制使用。當年四川全省高中畢業(yè)生不到一萬人，而被變相勞改與限制使用的就達3200人！三分之一的學生淪為政治賤民，有的還只有13歲�。▍⒁婂X理群《中國特色的“五七體制”》，《隨筆》2008年第6期）

　　還有更多的劫難，被封存在鐵皮柜中，在那“侯門深深深似海”的各部委的機密檔案中，永不能見天日。還有更多的靈魂得不到安慰，被共和國自己的歷史輕輕抹掉，如同宏偉藍圖中的一絲灰跡。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隨著時間的流失而流逝，在人類的記憶中將永遠沒有他們的聲音。盡管，這個國家的歷史是那樣的深厚，那些歷史學家們的金邊眼鏡是那樣的錚亮，攝像機的巨大景深似乎纖毫畢現(xiàn)。每一個紀念日，每一個稍微重大的歷史事件，我們都以全民動員的歡樂追溯緬懷，十年輝煌，二十年成就，三十年的偉大改革。哦，是的，三十年，我們不正是處在三十年的時間里，感受到一個偉大時代的到來嗎？三十年，一個奇跡，一個偉大的時代！一個中國崛起的時代！但——

　　“三十年”是不記得他們的，因為他們是五十年前的歷史。

　　“三十年”的紀念不屬于他們，他們只是共和國的孤魂野鬼。

　　“三十年”的宏大交響樂中不會有他們的聲音，因為他們早已發(fā)不出聲音，在共和國的土地上。

　　在主流媒體中，在合法的思想界與合適的話語中，我們聽見的只有“30年”的敘事，看見的也只有30年的宏大紀念活動，參與的也只是三十年的慶典，每個人都臉色紅潤，心情激動，回顧了再回顧著這三十年的激情與豪邁，哦，那永恒的三十年！漲破歷史口袋的三十年！籠罩一切的三十年！時間開始了，一個新時代的完成……

　　“三十年”的歷史敘事，于是成為一場新的思想改造，封鎖記憶、毀滅記憶、強化記憶……一種“偽歷史”， 一種哈維爾所稱的“偽歷史”：

　　歷史被偽歷史所取代，被依次發(fā)生的周年紀念、代表大會、慶�；顒�、群眾性體育活動所取代，被某種人為的活動所取代——并不是一些不同的角色互相遭遇、有著一個開放性結(jié)局的戲劇，而是一個真理和權力的核心代理人其單向度的、明白的、可預見的自我喻示（和自我慶祝）。

　　好在這片土地是這樣的寬廣且深厚，在邊緣，那另一種制度下；
在地下，那另一群思想者的視野里；
在虛擬的空間，那技術所創(chuàng)造的新的共和國領土，盡管還有同樣的眼睛在注視者，但畢竟，五十年的記憶還能生存，五十年前的孤魂與冤魂，有了托靈之所，有了他們的神社與廟宇。（如果這個世界的動亂乃厲鬼作祟，那就只有祈禳才能撫慰這些怨靈。對于人類而言，冤魂與幽靈是無法逃脫的，唯一的作為不是忘記與逃避，乃是祭奠與安撫。）

　　在這“偽歷史”之外，在民間、地下與邊緣，在那些自由思想家們的話語中，我們聽到了對三十年的反思，另一種聲音，被壓制的從而顯得暗啞卻清亮的思想。聽到了三十年之外的敘述，一個突破三十年框架的框架，一個能容納三十年框架的框架，一個三十年不能忘卻的記憶背景。同時，這也是一個歷史自己的敘事模式，它不依賴權力的保障與保護，封鎖與宣揚，它憑借著歷史自身的魅力，贏得自己的讀者。

　　也許，在共和國的某一片區(qū)域內(nèi)與某一段時間內(nèi)，三十年敘事有它自身的價值，盡管這價值同樣需要反思。盡管，從純歷史學的視野看，五十年敘事，或者任何一種時間框架，都只是歷史敘事的一個操作性框架而已，一個腳手架，永遠是臨時的，它無法作為歷史本身的構造而建立。盡管，民間的、非主流的聲音也是一種對記憶與時間的爭奪，一種話語權力的爭奪，但只有當時間本身成為歷史敘事的對象，成為敘事者之合法的爭奪時，只有當時間本身成為一個自由場域，而非國有化，在這時間的自由場域中，各種力量、各種聲音可以自由進入、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場域，歷史，才會是真的歷史，人類自身所創(chuàng)造并選擇的歷史，而非囚籠。歷史才可能是生動鮮活且開放的，而非蒼白干硬與貧困。

　　歷史總是被人類寫過了又重寫，時間也是可以隔斷了并割斷，記憶總是可以壓抑且改造，強化或消亡，人類大約就是在這樣的折騰反復中前行。健忘，乃是人類得以前行的必要，但也正因為健忘，我們才有了記憶控制與思想改造，才有了記憶控制與思想改造的成功，才有了記憶控制與思想改造成功的喜悅與喜悅之后的繼續(xù)，才有了繼續(xù)之后的制度化與非制度化的建構，才有了這建構之后的司空見慣潛移默化習非成是，才有了我們的現(xiàn)在與現(xiàn)狀。或者說，才有了我們與我們的時代，一個狄更斯《雙城記》開篇所描述過的時代；
一個《中國人在紐約》片頭中所奉獻的地域；
一個充滿繁榮卻蒼白貧瘠、充滿機運卻總屬于他人的時代；
一個只有嬉戲卻無歡樂，只有歡樂卻無幸福的時代；
一個現(xiàn)實膨脹且擠占了過去與未來、物欲橫流充盈了靈魂與肉體的時代；
一個歷史貧困的時代。

　　面對這樣的時代精神，我們要做的與能做的，只有一條，那就是——

　　活著，并記��！

　　2009年3月4日整理

　　燕山腳 居庸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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