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涸澤而漁”了，他們有“涸漁”的傳統(tǒng)

　　2001年年底，我在江西某個“龍興”之地聽著一個公安局長神侃。他說，某日，一個黨和國家主要領導攜夫人來了，夫人嘗了當?shù)靥禺a(chǎn)荷包紅鯉魚，說“好吃”。“好吃”兩字打足了當?shù)毓賳T的精神，就指揮養(yǎng)魚專業(yè)戶將河塘水全部放干，親自挑出最大最鮮活的荷包紅鯉魚“上貢”。我問：“專業(yè)戶損失怎么算？”回答：“部分由當?shù)刎斦�補。”“那專業(yè)戶還是要承擔部分損失的？”我笨笨地再問�；卮穑骸肮�哈哈！”

　　我知道，“哈哈哈”包含了千百重意思。

　　將河塘水放干撈幾條魚，真的算不了什么。擁有“舉國”的權力，就能享受“舉國上下”享受不到的“涸澤而漁”的魚滋味。同樣，擁有“舉縣”的權力，就能享受“舉縣上下”享受不到的指揮“涸澤而漁”的權利�！芭e國”、“舉縣”的權力哪兒來呀？憲法告訴我們，人民給的，包括那些不聽古訓“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的人民。

　　興許，“涸澤而漁”的人民“涸漁”得歡天喜地，“涸漁”得很幸福，我們也無話可說。當今中國擁有“舉縣”權力指揮 “涸漁”的，也沒有幾人知道自己在幫倒忙——“貪主暴君，涸漁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大陸官吏好幾代不讀古文了。

　　大概，這也是“涸澤而漁”有了好幾代傳統(tǒng)的原因之一。

　　1974年醴陵燒制“主席瓷”，成立了專門的研制班子帶保密班子，精心燒制的二萬件成品瓷，最高領袖使用的不過是其中40件上乘佳品，為了杜絕“越制使用”主席瓷的大逆不道，除了留給若干參制人作紀念用的幾十件外，悉數(shù)毀壞，連特建起來的瓷窯也被拆毀，這40件“主席瓷”是何等代價？當時就夠買幾萬件睡衣了吧？現(xiàn)在夠買幾千萬件睡衣了吧？燒制兩萬件，只挑40件用，這與“涸澤而漁”沒有什么兩樣吧？

　　1966年，為了保證 “紅寶書”的印刷能力和紙張供應，文化部和國家科委通知各科技出版社，初版科技新書“可出可不出的”“堅決不出”；
再版圖書“一律不印”；
刊物能并則并，不能并的，要么減少篇幅延長刊期，要么干脆停辦；
為了“突出政治”，印制、發(fā)行、傳播“紅寶書”不能算經(jīng)濟賬，凡托運或郵寄“紅寶書”，郵局一律免收運費、裝卸費、郵遞費；
財政部對印刷、出版、發(fā)行“紅寶書”全程免征稅，中國人民銀行對凡此類用途的資金免計利息。1966年至1970年，中國印刷業(yè)成了為最高領袖一人服務的行業(yè)，各種版本的毛澤東著作出版了42.06億冊，毛澤東畫像和攝影像出版了41．55億張，單張毛澤東語錄20．72億張。

　　這是不是另一種形式的“涸澤而漁”呢？

　　最高領袖知情嗎？看了他老人家在1967年就是否需要修改《毛選》所做的指示，說明他是知情的。

　　他老人家好像沒有認為這有什么不應該，就像他穿打了幾十個補丁的睡衣，他也沒有認為這有什么不應該。一句話，習慣了！都是習慣。

　　千年習慣——權力是私有財產(chǎn)

　　在有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里，“舉國”的權力、“舉縣”的權力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百六十多年前的1843年，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這樣評論還處在中世紀狀態(tài)的德意志各邦國：“王權就是私有財產(chǎn)的權力”，“宮廷官職和審判權等等是各個特殊等級的私有財產(chǎn)。各個省是各別的諸侯等等的私有財產(chǎn)，掌管國家大事的權利等是統(tǒng)治者的私有財產(chǎn)�！倍�所有的特權，“都以私有財產(chǎn)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

　　馬克思的教導，讀來倍感親切！原來中世紀的歐洲也是這樣，馬克思時代的德意志各邦國也是這樣——官職是私有財產(chǎn)，自己掌管的“地界”是私有財產(chǎn)。

　　既然是私有財產(chǎn)，那就怪不得啰——

　　別國的石油價有升有降我們總是看漲，公路上收費口再多你就掏錢吧沒有商量，“固話”和“移動”是電信部門金子壘就的兩座珠穆朗瑪，“住房改革”讓少數(shù)人的“福利”從“計劃”暢享到“市場”。

　　中國人是自己看明白而不是讀馬克思讀明白的（因為灌輸馬克思主義的人沒有進行過這樣的灌輸）：規(guī)則都是有權力的人定的，權力，就是事實上的私有財產(chǎn)。只要在“位”上，就能多出這樣一塊自己都無法估價的私有財產(chǎn)。最高領袖那會兒，什么都是國家財產(chǎn)，但誰都明白“國家財產(chǎn)”是供最高領袖任意調(diào)配使用的，也只有最高領袖一人有這個特權——這與私有財產(chǎn)有什么兩樣？到了“我在位我說了算，你在位你說了算”的年景，國家財產(chǎn)又供能“說了算”的人任意調(diào)配使用——同樣，這與私有財產(chǎn)沒有什么兩樣。

　　真的清醒到這個份上，老愛就“特權”說事的中國人該緘口了——人家動用權力，那是人家在動用私有財產(chǎn)，你管不著呀！當初動用國家財產(chǎn)密制“主席瓷”、 印制“紅寶書”時，你指出過這是最高領袖在行使特權？如果還有記性，該記得的是當初承制“主席瓷”、承印“紅寶書”的單位個人幸福得就差喊“皇恩浩蕩”了！這是最高領袖的最大信任，頭可斷血可流都不能辜負、不敢辜負的最大信任！

　　知道嗎？當你參與了密制“主席瓷”、印制“紅寶書”的任務后，你也享有了一份特權，特權的名稱：“革命任務需要”。此后，你在比別人更辛苦的同時，也有可能比別人吃得好些，使用什么比別人方便些，得好處的機會比別人多些，別人還會高抬你，你的光榮感自豪感與日俱增，那都是你在最高領袖的權力庇蔭下享受的“特別權利”，你占了最高領袖權力的光。

　　如今干部與職工退休待遇的兩元化、高干與平民醫(yī)療保險待遇的兩元化、壟斷行業(yè)住房公積金與普通人住房公積金的兩元化、領導吃“特供”百姓吃“特毒”的“兩元化”。。。。。。都是因為“兩頭”的“權力份量”懸殊，“兩頭”的利益就天差地別。享受 “特別權利”的，都有著“權力”的源頭：有的是有著職務的權力，有的是有著“傳代”的權力，有的是有著進行過感情投資或金錢投資后“交換”到的一些特別權力。所有的這些權力，持有的人都視為私有財產(chǎn)。他們享受這份私有財產(chǎn)，就像用勞動所得去買燒餅油條一樣自然隨意。

　　“卑賤者最聰明”。所以，普通中國人只對“權利不平等”耿耿于懷，對“權力不平等”，不會去追究的。再說，追究也沒有用。

　　中國人其實并非真心想“反特權”。中國人對待特權象對待情人：很愛她，向往得到她。當無望得到時，恨極她。一旦得到了，情人成了“家主婆”，就不停息地折騰她生兒育女。

　　空心湯團:中國式“民主”

　　上世紀七十年代，空前關心國家大事的中國人接受了一個新政治概念：資產(chǎn)階級法權（今譯資產(chǎn)階級權利），八級工資制，就是“資產(chǎn)階級法權”。通俗說法，也算特權。

　　自從馬克思在《法蘭西內(nèi)戰(zhàn)》中提出“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職人員，都只應該領取相當于工人工資的薪金”，凡按無產(chǎn)階級專政理論立國的國家，好像都沒有實踐過。只有文革“反資產(chǎn)階級法權”，上海的滿師學徒工不再評級，統(tǒng)一工資為36元，但終究實行不下去。當然，也可能1976年那些人沒有被政變掉，36元會堅持到現(xiàn)在，并會推廣到全國。但這得有前提。前提首先是國家不能開通互聯(lián)網(wǎng)，其次人民不能與海外發(fā)生“關系”，手機電腦要么禁用，要么只限于少數(shù)有覺悟的、夠得著坐飛機坐軟臥這樣級別的人使用。

　　30歲左右的年輕人可能看不懂了，現(xiàn)在出差坐飛機坐軟臥也需要相應級別的呀！年輕人，我說的不是出差！早二十多年前和更早前，平民因為私事出門是沒有資格坐飛機坐軟臥的！八十年代中葉，我親戚要從上�；貫豸斈君R托臺商去買火車票，那時中國剛開放，臺商不知大陸國情，心想要坐四天三夜的火車，總歸買軟臥票咯。不想火車站里硬不讓我親戚上車，因為她拿不出乘坐軟臥的“級別證明”！好說歹說，看在我親戚是個50多歲女性的份上，最后是讓她到普通車廂去席地而坐！臺商聞知后震怒！說走遍世界沒有聽說過這種事情，義憤填膺說要去“告”。我們攔住他：別那么認真好不好？沒看見我們自己都不生氣嗎？再說，你去告誰呀？結(jié)果，是我們這些法盲七嘴八舌給周游世界的臺商上了一堂生動的中國大陸法制教育課。以后，這位臺商就被中國國情漸漸“和諧”、直到被徹底“和諧”掉！

　　這是個奇怪的國度。一方面，要批判特權，把八級工資制度當特權批；
另一方面，又極度強調(diào)干部和群眾的差別、黨員和群眾的差別、不同干部級別間的差別、城里人和鄉(xiāng)下人的差別、“積極分子”和“落后分子”、的差別，“依靠對象”和“幫教對象”的差別……毫無顧忌地在自己國家的人民里面劃分等級，并根據(jù)這種等級，規(guī)定其不同的政治地位、政治特權、政治和經(jīng)濟待遇。這個不遺余力制造等級差別的國家，怎么想到要批特權呢？

　　從最高領袖提倡的“民主主義”中，也許能找到些答案。

　　最高領袖一再以褒揚井岡山的“民主主義”精神來彰顯其“反特權”的理念，那井岡山的“民主主義”又是什么？最高領袖領袖說，是“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自由，廢除繁鎖的禮節(jié)，經(jīng)濟公開。士兵管理伙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jié)余一點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約得六七十文。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

　　井岡山的確比當時軍閥部隊先進，軍閥部隊是存在官員打士兵、官兵待遇不平等的現(xiàn)象。但是，若要把井岡山的做法說成“民主主義”，那就不沾邊了。

　　現(xiàn)在人們都知道，“民主”這個詞是舶來品，可追溯到兩千七百年前的古代希臘。在古希臘文中，“民主”（Demokratia）由“人民（Demos）”和“權利（Kratia）”兩詞合成，“民主”的本意就是指人民的權利、人民的統(tǒng)治。所以，“民主”如果沒有“權利”作支撐，就不能反映“民主”的本意。井岡山的士兵有哪些權利呢？是最高領袖舉例的那些？那些都不是士兵的權利，卻恰恰都是官長的權利：打不打士兵主動權在官長，有沒有說話自由、待遇是否平等、禮節(jié)是否廢除都要看官長給不給這些權利。這不是士兵的“民主”，這是官長的“民主”！只有當井岡山的士兵能有權罷免打士兵的官長、能有權罷免不給士兵說話權利和平等權利的官長，那才可以說井岡山實行了民主主義！

　　至于士兵每人每日得的“伙食尾子”，這與“民主”有什么相干？“伙食尾子”本來就屬于自己的油鹽柴菜一份子，不過改變了屬于自己的方式——從被自己吃掉，改變成可供自己零用的零花錢。屬于自己的東西，本來使用權就歸自己，不至于改變了使用方式就增減了權利。你每月給你媽九十元錢讓她天天為你買早點，有一天她說這個月只用了八十元，余下十元你拿回去吧，你是不是需要這樣感激媽：“媽,您真民主！”

　　在“民主”的發(fā)源地古希臘雅典，“民主”從來就意味著“權利”。參加公民大會是公民的權利，選舉執(zhí)政官是公民的權利，被選上執(zhí)政官是最上層公民的權利，四五百人的議事會成員（即公民代表）、陪審法庭的陪審員都由部落或村社選出，村長社長都是民選，連將軍也是民選，所有的選舉都代表了部落民或村民（總之都是“公民”）的權利。但是要具備雅典的“公民”資格條件很苛刻，雅典居住民中有公民權的只占十分之一，財產(chǎn)多寡是“公民”資格的主要考量，更是被選為執(zhí)政官和議事會任職者的主要考量，不過“工商業(yè)者”這個有財產(chǎn)的階層反倒沒有資格成為公民——雅典時代特別是梭倫時期的“財產(chǎn)”主要還是指土地，婦女也被“公民”所排斥。這些無疑反映了雅典民主的“缺乏普世性”。然而，雅典在其“公民”范圍內(nèi)，其民主權利的實現(xiàn)不是虛晃的，而是不折不扣的，是落到實處的。雅典的直接民主是直接體現(xiàn)了公民意志和公民權利的（至于對這些權利民意的利弊分析不在此文討論范圍）。

　　知道了民主就是權利，就能明白井岡山的所謂“民主”不過是指有權力的官長自覺約束了權力的行使：約束到不打士兵，約束到讓士兵能在會上說話，約束到我坐下你不一定要站著，約束到我騎馬你也可以有馬騎，約束到不去盤剝士兵，并能讓士兵得到“看上去增加”了的零花錢，再約束到廢除繁鎖的禮節(jié)——山野草創(chuàng)階段，如果還想照搬有淵源可溯的軍閥們的禮節(jié)，本身就滑稽可笑。

　　一句話，井岡山的“民主”體現(xiàn)的是官長對自己權力的約束，而不是士兵權利的增長。

　　既然我們需要“民主”這個理念，就應該從“民主”的本意上來理解民主，不能隨心所欲來打扮“民主”或詆毀“民主”。

　　應該說，最高領袖傳授給我們的“民主”概念是不清晰的，在同一篇文章(指《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既將“民主”看成制度，又將民主看成方法：“人民……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民主的方法是什么方法？最高領袖告訴我們：“我們在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說服的方法，而不是強迫的方法�！边@里，民主成了“說服的方法”，是“強迫”的對立面。最高領袖對“民主”理解的模棱兩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說明他其實并沒有將民主當回事，更不會把民主當成“屬于人民本來權利”的這樣一回事。

　　至于“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的 “民主”，那是最高領袖在自己的權力范圍內(nèi)——呵！那是碩大無垠的權力范圍——按照自己對“民主”的理解給“子民”以“民主”，而不是讓人民充分享有憲法規(guī)定的所有權利。譬如選舉權和言論集會結(jié)社等項的自由權，就是最高領袖“給”人民的權利，原話是這樣的：“對于人民內(nèi)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jié)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

　　問題在于，最高領袖似是而非的“民主”理念從井岡山以來就這樣地幾十年一貫制，一貫到了“社會主義”！我們這個差點叫“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就按著領袖對民主的理解在“民主”。而我們甚至無需知道最高領袖怎樣理解民主，只需要知道，他老人家認為的“民主”不是人民爭取來的，而是他“給予”子民的，他要給予子民諸如民主之類的東西，他必須要有權，不管叫特權也好，叫什么也好，他有了給你們什么的權力，子民才有什么樣的權利——他怎么能沒有特權呢？他有了特權，就帶領人民反官僚特權——他反的是他的管家們的特權，他不容許國中有國，不容許管家們鬧獨立王國，他反的是這樣的特權呀！

　　即使是大清朝在1908年制定的《欽定憲法大綱》，除了將維系皇權的條文寫入了憲法，“臣民權利義務”也作為“附件”“附”在憲法大綱后的�！俺济裼诜�律范圍以內(nèi)所有言論、著作、出版及集會、結(jié)社等事，均準其自由”、“臣民非按照法律所定，不加以逮捕、監(jiān)禁、處罰”、“臣民之財產(chǎn)及居住，無故不加侵擾”。

　　大清朝的“準其自由”，與最高領袖的“給”人民權利“給”人民自由，有區(qū)別嗎？

　　 “我們所以設置立法者的目的，不是為著給予我們權利，而是為著保護我們的權利�！眱砂俣嗄昵�，法國大革命時期的著名政治活動家西耶斯就是這樣代表第三等級向波旁王朝宣戰(zhàn)的，無疑，西耶斯認識到“我們”是有權利的，“立法者”應該保護“我們”權利。可惜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人，并沒有這份覺悟，他們真誠地認為，他們的所有權利，都是偉人給的，沒有偉人，他們就不可能有權利；
連人民代表的席位，也是偉人給的，人民代表是抱著“舊社會把我們當棵草，毛主席把我們當成寶”的感恩心情，“毛主席舉手我投票”的。

　　沒有什么可責怪的，沒有什么可遺憾的，因為我們是個有著兩千年皇帝統(tǒng)治傳統(tǒng)的國家。

　　只是最高領袖真的忘掉他在1945年說的話了：“只有讓人民來監(jiān)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钡�人民如沒有權利，憑什么來監(jiān)督政府？連憲法規(guī)定的權利都沒有保障的人民，還能負起責任來不讓“人亡政息”？沒有民主即權利的人民，什么也不是�。�

　　很現(xiàn)實的例子是，1954年《憲法》規(guī)定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1957年的國務院一份“通知”，就取消了這份自由。這份【政習字】第64號通知要求各地對進城農(nóng)民“立即遣返”、“隨到隨遣返”、“穩(wěn)定災民情緒，不使外逃”、“防止農(nóng)民大量盲目流入城市”、“將農(nóng)民穩(wěn)定在農(nóng)村”，為了達到這些目的，還命令“各城市一律不許隨意招工用人”。請看，憲法規(guī)定的“居住和遷徙的自由”連影子都沒有了呀！除了明朝朱元璋，歷代專制王朝都沒有這樣地限制農(nóng)民住行；
而導致2003年孫志剛死亡事件的源頭則可從這里追溯，從半個世紀前追溯起。。。。。

　　公民們需要知道的是：1975年的《憲法》取消了1954年《憲法》中“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自由”權利條文，為什么取消，人民代表大會對此沒有作過任何解釋。如果說這部“動亂憲法”不作數(shù)，那最作數(shù)的1982年《憲法》也沒有恢復1954年《憲法》規(guī)定的公民權利——“居住和遷徙的自由”， 同樣，人民代表大會也沒有對此作任何解釋。居住自由和遷徙自由本屬于公民最基本的權利，怎么說取消就取消了呢？按照憲法規(guī)定，公民是有權知道原委的，但按照實情推導，人民是不必要知道這些的。

　　1958年最高領袖在一次會說：“法律這個東西沒有也不行，但我們有我們這一套。民法、刑法那么多條誰記得了。憲法是我參加制定的，我也記不得。我們基本上不靠那些來維持秩序�！�

　　 “我們這一套”是什么？

　　還是請出馬克思來回答吧——我們是馬克思主義占意識形態(tài)指導地位的國家：

　　“國王就是整個制度”,”在那里，國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總之，一切制度都由他一個人決定�！�

　　“不管這種一意孤行怎樣反復無常。。。。。。，但它還是適合于用來管理那些除了自己國王的專橫外從不知道其他任何法律的人民�！�

　　“于是人們對于人的權利和義務的一切愿望和思想又重新遭到了先前那種嫌棄，就是說，人們又回到了舊的僵化了的奴仆國家。。。。。。無論是奴隸或主人都不可能說出他們所想說的話；
前者不可能說他想成為一個人，后者不可能說在他的領地上不需要人�！�

　　這就是馬克思筆下的馬克思時代的普魯士王國，馬克思的母國。與千年中國真有諸多相象！

　　“我們這一套”是如此強大！而“基本上不靠法律”能把秩序維持下來，就是“我們這一套”強大的理由。事實上，也的確是靠了“我們這一套”把秩序維持下來了！因為最高領袖就是整個制度，因為絕大多數(shù)人民是除了“偉大領袖教導我們”以外不知道有任何其他法律的，更因為“我們這一套”適合了“我們要維持”的經(jīng)濟秩序、社會秩序——那種領袖一句話就可以推翻人大通過的國民經(jīng)濟計劃的“經(jīng)濟秩序”、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社會秩序”。

　　“我們這一套”的核心，就是不要民主。

　　所以，中國式民主只能是空心湯團。沒有了“人民權利”這個“心”。

　　現(xiàn)在我們認識到，民主既然是權利，那民主就不可能是手段，而只能是目的。當然，這是指真正意義上的民主而言。

　　不與特權斗爭的“階級斗爭”不是馬克思的理論

　　現(xiàn)代發(fā)達國家已消滅了等級特權

　　1844年～1846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這樣告訴我們：“現(xiàn)代發(fā)達的國家的基礎并不像批判所想象的那樣是由特權來統(tǒng)治的社會，而是廢除了特權和消滅了特權的社會，。。。。�！�，“這里，代替了特權的是法。”（《馬恩全集》第2卷，1957年版，148頁～149頁）

　　1847年，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寫道：“。。。。。第三等級即資產(chǎn)階級解放的條件就是消滅一切等級。。。。。。”，1885年，恩格斯在此加注：“資產(chǎn)階級革命消滅了等級及其特權。資產(chǎn)階級社會只有階級，因此，誰把無產(chǎn)階級稱為‘第四等級’，他就完全違背了歷史。”《馬恩全集》第4卷，1957年版，197頁）。

　　很多人看不明白：馬克思恩格斯怎么會認為資產(chǎn)階級社會是沒有等級沒有特權的社會呢？那還鬧什么無產(chǎn)階級革命呀？產(chǎn)生這樣的錯覺，不是人民出了問題，而是“灌輸”馬克思主義的人出了問題。

　　馬克思恩格斯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提到的消滅了特權、消滅了等級的現(xiàn)代發(fā)達國家，既是指經(jīng)歷了光榮革命的英國和經(jīng)歷了獨立戰(zhàn)爭的美國，更指經(jīng)歷了1789～1794年大革命的法國。法國大革命從根本上推翻了一千多年的封建制度，斗爭之激烈殘酷和反復，英國革命和美國獨立戰(zhàn)爭都不能比擬。

　　法國大革命不僅誕生了人權宣言，還誕生并實施了法國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憲法——1791年憲法。憲法莊嚴宣布：“今后不得再有貴族、爵位、世襲榮銜、等級差別、封建制度、世襲裁判權，也不得有從上述諸制度中所產(chǎn)生的任何頭銜、稱號和特權，不得有騎士團，不得有任何根據(jù)貴族憑證或出身門第的團體或勛章，除在職務時有官吏的上級之外，別無任何其他上級。任何官職今后都不得買賣或世襲。任何一部分國民或任何個人都不得再有任何特權。”“在法國，沒有比法律的權力更高的權力；
國王只能根據(jù)法律來治理國家，并且只有根據(jù)法律才得要求服從�！薄皣�王在其登位時或在其已達成年時，應在立法議會向國民宣誓：要忠于國家和忠于法律，……”

　　對于1843年前后北美很多州取消了對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財產(chǎn)資格規(guī)定，馬克思亦給予高度評價，他認為漢密爾頓對這個事實的解釋“完全正確”，即“平民戰(zhàn)勝了私有者和金錢”，這樣，“私有財產(chǎn)在政治上已被廢除”（馬克思語）。于是，法律意義上人人平等的“公民社會”就出現(xiàn)了。

　　馬克思恩格斯所指的沒有等級沒有特權的社會，就是這樣。

　　當然，馬克思同時認為，“政治解放本身還不是人類解放”，資產(chǎn)階級革命消滅了“政治等級”，但“社會等級”還是存在，在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間就存在著實際上的不平等。這種不平等，要通過無產(chǎn)階級革命來解決。但這時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已經(jīng)沒有了消滅等級特權的任務——已經(jīng)沒有了的東西，怎么去消滅？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最高領袖提出反腐敗也好，反特權也好，都是一個權力無邊者——位于最高等級上的最高特權持有者在要求屬下的官僚階層既要做圣人又要做斗士。要求做圣人，是要求他們清心寡欲；
要求做斗士，那是階級斗爭需要所決定。但是，最高領袖沒有考慮到這樣一點，馬克思指的階級斗爭，是將資產(chǎn)階級與封建領主、與貴族的斗爭都包括在內(nèi)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原理，資產(chǎn)階級革命的勝利就是對于封建專制國家的勝利，是戰(zhàn)勝了等級特權制度的勝利，在英國法國美國這些現(xiàn)代國家，封建等級特權已經(jīng)不存在了，都被資產(chǎn)階級斗完了！而在一個資產(chǎn)階級革命還未開始或者資產(chǎn)階級革命不徹底的社會里，怎樣既要與封建主義斗與等級特權斗，又要與資本主義斗，全世界都沒有這個實踐。雖然1847年《共產(chǎn)黨宣言》的最后部分是這樣聲明“共產(chǎn)黨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國，因為德國正處在資產(chǎn)階級革命的前夜” ，但八十六年后，德國革命竟然革出了個希特勒政權！這個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戰(zhàn)敗才被迫結(jié)束了帝制的國家，這個結(jié)束帝制比我們還晚七年的國家，這個“舊的僵化了的奴仆國家”，這個“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的國家，無疑既沒有時間更沒有愿望去進行反等級反特權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這樣，革命革出了希特勒也就是歷史的必然！同樣，1911年趕走了溥儀的中國，也沒有來得及并也沒有愿望去進行反等級反特權的革命，然而革命是一直在“革”，無論這個革命叫做資產(chǎn)階級革命還是無產(chǎn)階級革命，反正，這個革命就是不愿意反等級反特權！其結(jié)果——我們這代人看到的結(jié)果，是革命革出了個史無前例的個人權力頂峰，革命革出了個對公布官員財產(chǎn)公然說“不”的官僚集團。

　　持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力卻要反特權，邏輯上是說不通的，要實踐是荒謬的。

　　最需要反的特權：“榮譽特權”

　　無論如何，馬克思恩格斯已經(jīng)告訴我們，資本主義比封建社會先進，先進在消滅了等級特權。而西歐資產(chǎn)階級建立起了國家政權，就意味著西歐封建國家的等級特權制度已經(jīng)被消滅，消滅等級特權，正是資產(chǎn)階級自身解放的條件。

　　那么，哪些是被資產(chǎn)階級消滅了的封建時代的等級特權呢？知道這些，對我們是有好處的。

　　王室賜給貴族的商品專賣權是特權，特權階層能免繳土地稅和印花稅是特權，要四代都屬于貴族才可以受任軍官的規(guī)定是特權，還有“榮譽特權”更是新興資產(chǎn)階級要極力推到的特權。1788年，法國第三等級議員西耶斯著了《論特權》一文，流傳甚廣，影響極大�！敖o予某些人以榮譽特權，最過硬的理由無非是這些人曾經(jīng)大大效勞于祖國，也就是效勞于國民”，那么“對有功于軀體的肢體給予獎勵；
但千萬不要荒謬愚蠢到用抬高肢體去壓低軀體”，因為“公民群眾永遠是人們?yōu)橹�效力的主體” �！安粦�該以損害一個人來酬報另一個人。讓我們切勿把特權與酬報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東西混為一談�！� 特權者“他自以為和他同類的人形成了一個獨立的等級，形成一個民族中的選民”，而“老百姓，在他的言語及心靈中瞬即成為不值一文的人們，一個生來專為伺候人的階級，而他則相反，生來就是為了治人，。。。。。是的，特權者確確實實竟然自視為另一類人�！�

　　法國第三等級議員西耶斯的“論特權”也是整個法國第三等級的“論特權”，西方資產(chǎn)階級反等級特權的革命是徹底的。那是因為“在榮譽特權的偽善名義下，幾乎沒有任何一種金錢上的好處是榮譽特權不打算侵占的”（ 西耶斯《第三等級是什么？》），這樣，資產(chǎn)階級再能拼搏再能奮斗，也難以在實現(xiàn)利益上如愿以償。因此，等級特權尤其是“榮譽特權”是資產(chǎn)階級登上歷史舞臺時亟待掃除的障礙。

　　其實，中國1949年后鬧的特權，很大部分就是西耶斯所說“榮譽特權”。

西耶斯的忠告：切勿把特權和酬報混為一談、不應該以損害一個人來酬報另一個人！這也非常適合中國的國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就因為資產(chǎn)階級革命的主要任務“消滅等級消滅特權”在中國根本沒有進行過。所以，我們不斷上演著極其荒唐的一幕———用皇權思想批判資產(chǎn)階級思想，用皇權主義反對資本主義，用落后批先進，用反動壓革命。由于這種批判根本違背馬克思主義原理，所以就找不出像樣的理論武器。除了嗓門高，除了像唱“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那樣無理取鬧。

　　在資本主義社會，君主立憲制度下的國王都被明確告知權力是有限的，而中國的國情是，誰在位，誰就擁有這“位”上的無限權力。即使不在位，曾握過無限權力的那手還熱度灼人！

　　就這個差別，決定了中國如果搞計劃經(jīng)濟，政治舞臺上必然出現(xiàn)“確確實實竟然自視為另一類人”、自視“生來就是為了治人”的政治特權階層；
中國如果搞利益經(jīng)濟——市場經(jīng)濟，市場上的利益空間就必然被特權階層獨占。那些房改政策、醫(yī)改政策、公務員車貼、國企改為私企……改著改著，屁股上的皇權時代紋章就露了出來；
改著改著，就把國有資產(chǎn)——幾代中國人勒緊褲帶積聚起來的屬于全體人民的財產(chǎn)改進了利益集團貪婪的無底洞里！老百姓罵歸罵——也就是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罵罵——人家的實惠照得，“人民”對此基本是無能為力的——如果沒有互聯(lián)網(wǎng)，那就是完全無能為力！中國沒有建立讓人民監(jiān)督權力階層的機制，也不可能去玩真的制定這一套機制！想想前國家稅務工作者李文娟吧！想想她在中央電視臺向全國人民、更向特權階層作的保證：“我再也不舉報了！”李文娟的苦難、李文娟的牢獄之災包括如今李文娟的銷聲匿跡都在告訴我們：“保衛(wèi)國家財產(chǎn)”不是無條件的，是有選擇的。如果國家財產(chǎn)落在“流竄分子”手中，落在普通人手中，那是提倡大家去保衛(wèi)的。保衛(wèi)回來了，是英雄，在保衛(wèi)的過程中“光榮”了，是烈士；
英雄烈士，都是全國人民學習的榜樣。如果國家財產(chǎn)落在 “領導”手中，那從落進的那一刻起，就是領導的私有財產(chǎn)，私有財產(chǎn)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要是不自量力一定要從領導手中去奪領導的私有財產(chǎn)，那么，就做好堂吉柯德與風車大戰(zhàn)一場的準備吧！李文娟對此顯然準備不足，所以她才會后悔。她現(xiàn)在是清醒了，“再也不舉報了”；
全國人民也清醒了，所以，他們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舉報了，舉國舉報！對！“舉國舉報”——總沒有力量將“舉國”的舉報人都投進監(jiān)獄吧？畢竟你們拿進的去，是“舉國”的人創(chuàng)造出來的，為什么不能舉報？

　　不過，也不要過于樂觀。象讓領導公布財產(chǎn)之類事，會遭遇千難萬難。“權力就是私產(chǎn)”的觀念，領導腦中已經(jīng)根深蒂固了二十多年，就中國歷史上而言，根深蒂固了兩千多年。英國法國為了推翻這個“根深蒂固”，歷時幾百年，淌了不少血。。。。。。我們就能那么容易了？君不見，陳良宇案件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了？

　　記得2006年9月26日有個名貼在各網(wǎng)站轉(zhuǎn)貼：《陳良宇垮臺帖創(chuàng)紀錄有感》，開頭是這樣的：“中央查處陳良宇的消息，新華網(wǎng)9月25日中午12時58分3秒公布，有網(wǎng)友在當日13時15分33秒在新華論壇轉(zhuǎn)帖，到25日晚上24時止，不到11個小時，這個帖子的點擊數(shù)創(chuàng)紀錄地達到了41萬8千多次，跟帖到22時止（論壇到晚上22時停止放帖），達到了4563個。筆者觀察高峰時期，在新華論壇每刷新一次，點擊數(shù)就要增加一二百次，跟帖就要增加四五到十多個，有如人們在大街上舉行盛大游行集會一樣熱鬧。如果說有什么事情能在人民群眾中‘引起了強烈反響’，‘陳良宇垮臺’這才是真正地在人民群眾中引起了巨大反響，一時網(wǎng)評如潮。歷史應該記住這一天：2006年的9月25日，中國的反腐敗斗爭取得了重大成果�！�

　　一年半后的2008年4月11日15點20分27秒，新華網(wǎng)第一時間公布《陳良宇一審兩項罪名獲刑18年》，新華網(wǎng)論壇網(wǎng)友在15點20分37秒發(fā)帖《陳良宇被判有期徒刑18年，沒收個人財產(chǎn)30萬元》，到21點25分，新華網(wǎng)論壇關于此帖的跟帖一共218個。2008年4月11日因關心陳良宇而發(fā)帖的人只是2006年9月25日因關心陳良宇而發(fā)帖的人的4.8％，這不是反映大多數(shù)人都感到陳良宇的結(jié)局是“不出乎意料”了嗎？這不是反映大多數(shù)人對“反腐敗斗爭取得了重大成果”的最終結(jié)果已經(jīng)無可奈何了嗎？

　　認命吧！

　　當我們還無力消滅等級特權的時候，我們只能認命！像李文娟一樣認命！

　　我們不得不承認，西方社會在“消滅了等級特權”這一點上，比我們先進。

“我們的社會主義”有等級，有特權。甚至比皇權社會更甚。

　　馬克思會喜歡中國嗎？

　　我們不是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嗎？馬克思對等級特權可是深惡痛絕的。而這份深惡痛絕正是對他的母邦普魯士德國“極其可惡的專制制度”的感同身受（當然，這個“母邦”普魯士在馬克思出生前三年才剛兼并了馬克思和其祖上的出生地萊茵省，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于普魯士國家是一向抱蔑視態(tài)度的）。他的名言：“君主政體的原則總的說來就是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專制制度的唯一原則就是輕視人類，使其不成其為人”“使世界不成其為人的世界”、“專制制度必然具有獸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等等就是針對普魯士政權而言。而馬克思恩格斯對等級特權憎惡的另一個例子，可從他們對東方民族的態(tài)度中窺見一斑。馬克思就很輕蔑地說馬札爾人（即匈牙利人）是一個愚昧和半野蠻的民族，不能把革命貶低到馬札爾人的社會水平和精神水平，因為馬札爾人還生活在十六世紀的半文明狀態(tài)之下。恩格斯更公然在1851年這樣說：“我要十分明確告訴意大利人、波蘭人和匈牙利人，在所有現(xiàn)代的問題上，是用不著他們插嘴的。”幾個月后，他還對波蘭人說，他們是個不中用的民族。恩格斯認為一切斯拉夫民族——除去波蘭、俄國人和土耳其斯拉夫人——在歷史上都是沒有任何前途的，因為這些民族“都沒有具備為獨立和維持生命力所必需的歷史、地理、政治和工業(yè)的條件”。甚至到了1882年，恩格斯還說如果巴爾干的斯拉夫人要求解放的愿望同西歐無產(chǎn)階級的利益發(fā)生沖突，他是不會為斯拉夫人這些沙皇走卒落淚的，政治中是不能有詩人的同情的。所有這些反感，除了表現(xiàn)了馬克思恩格斯大日耳曼情結(jié)的流露——別忘了馬克思恩格斯也是人，有著普通人情感的人——其實都反映了深受雅典文明浸潤的馬克思恩格斯對專制制度和“半文明狀態(tài)”的天然反感。正如顧準所說：“應該承認，馬克思生長于希臘羅馬文明中，他所認真考察過的，也只有這個文明�！鳖櫆释瑫r認為，馬克思在《法蘭西內(nèi)戰(zhàn)》設計的一套政治制度，分明以希波戰(zhàn)爭后的雅典同盟為原型;而《共產(chǎn)黨宣言》中所樹立的共產(chǎn)主義目標“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是一切人自由發(fā)展的條件”,則“雅典氣味更濃了”。

　　雅典氣味，就是以人為本的“人”味。當然，這個“人”，僅指雅典公民。

　　由此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對中國的了解尚限于這是個有“笞刑”的國家的馬克思，他又會給中國多少中聽的評價？我料無論馬克思還是恩格斯，給中國人的評價不會高于馬札爾人和斯拉夫人。這會讓中國人很失望的。中國人歷來喜歡聽好話，反感不好聽的話，中國人對孟德斯鳩有惡感，就是他不對中國人說好話。其實，孟德斯鳩倒是真正了解中國的人，比光說中國好話的伏爾泰要了解中國得多�！斑@個政府與其說是在管理民政事務，不如說是在操持家政。”“中國是一個以恐怖為原則的專制主義的國家�！笔�八世紀的孟德斯鳩難道說得不對么 ？要知道，1713年，24歲的孟德斯鳩曾在兩個月中三次聆聽比他大十歲的中國福建人黃嘉略談論他的祖國，孟德斯鳩作了幾十頁的記錄。黃嘉略誕生在清朝，但他出生時，離明朝亡也才三十五年。黃嘉略24歲就出國了，從小到出國前，在國內(nèi)接觸的人不少屬于“前朝遺民”。通過黃嘉略，孟德斯鳩聽說的中國就是明朝和清朝前期的中國。那是個什么樣的中國？那是讀書人斯文掃地的中國，是文字獄盛行的中國，是朝堂同時也是打官員屁股場所的中國，是將楦了草的人皮放在朝堂上以威懾官員的中國，是一里之內(nèi)的鄉(xiāng)鄰日常生活都要互相監(jiān)視、人不見了若不報告，就“一體遷發(fā)充軍”的中國——如果黃嘉略晚生100年，如果黃嘉略面對的不是孟德斯鳩而是馬克思恩格斯，保不定馬恩兩老還會說出更難聽的話呢！

　　中國離“憲法說了算”還很遠

　　我們從“一個人說了算”的時代走過來，現(xiàn)在想“先進一步”的人們希望能“憲法說了算”。

　　但“憲法說了算”是需要前提的，中國基層社會對“憲法”還隔膜生疏得很。

　　中國基層社會對“憲法”為什么還隔膜生疏？ 因為他們對“權利觀念”隔膜生疏。為什么對“權利觀念”隔膜生疏？讓我們先看看十七、十八世紀英國法國普通市民農(nóng)民的“權利觀念”吧。

　　十七世紀的英國市民與王權叫板，發(fā)表了《權利法案》。《權利法案》稱“凡未經(jīng)國會同意，以國王權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實施之僭越權力，為非法權力”，“ 國會內(nèi)之演說自由、辯論或議事之自由，不應在國會以外之任何法院或任何地方，受到彈劾或訊問”，“向國王請愿，乃臣民之權利，一切對此項請愿之判罪或控告，皆為非法”，“為申雪一切訴冤，并為修正、加強與維護法律起見，國會應時常集會”�！�—現(xiàn)代中國的“訪民”群體看了不知是何感想，中國的信訪部門官員看了不知是何感想。也許，官員會說，這是資產(chǎn)階級的權利，廣大人民群眾沒有這份權利的。但是，這份資產(chǎn)階級爭得的權利才是資產(chǎn)階級戰(zhàn)勝封建王朝的實質(zhì)性勝利，如果沒有《權利法案》，工業(yè)革命就不可能產(chǎn)生——沒有權利的資產(chǎn)階級，必然什么也不是，必然一事無成——如果這樣，馬克思憑什么肯定資產(chǎn)階級在歷史上的進步作用？憑什么肯定“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chuàng)造出一個世界”？

　　1789年3月4日，法國維爾布日村村民集體討論通過了給法國國王的《陳情書》：“取消和廢除向來破壞平等的特權，平等甚至應該是支配父子之間關系的原則”，他們還這樣向國王討說法：“居民們指出，他們曾經(jīng)捐過修路稅，但是一條路也沒修好”——現(xiàn)代中國的居民們能這樣向各級領導討說法的嗎？即使討了說法，有誰理你呢？

　　另一個教區(qū)農(nóng)民這樣要求“準許每一個鄉(xiāng)村居民把谷物送到他愿意用的磨坊去，不強迫他把谷物送到指定的磨坊，因為這種封建權利乃是先前封建制度的余孽�！薄皬U除狩獵特權，每個公民都能享受這種權利，不使其他居民收到損害。”特羅瓦城商界商人則陳情“一切對商業(yè)包辦的特權應予廢除”，“非經(jīng)全國同意，不得征收任何租稅”——實事求是說，這樣的農(nóng)民和商人，對中國人來說很陌生。

　　十七世紀，中國的官員又在做些什么？

　　明崇禎十一年（1638年），浙江義烏（現(xiàn)全國最大小商品批發(fā)市場所在地）知縣熊人霖總結(jié)了前任官員用歌詠宣傳開國皇帝朱元璋“圣諭六條”的經(jīng)驗，創(chuàng)作了“熊知縣六歌”，也組織歌詠隊傳唱�！读x烏縣志》記載，當時“一唱三嘆。聞者皆感慨悱惻，動容易志”。第一首《尊長上歌》的頭兩句是：“世沐朝廷養(yǎng)育恩，設官保護汝生存�！逼咂饭俳虒оl(xiāng)民：是朝廷在養(yǎng)育你們，有朝廷的保護，你們才得以生存! 這個熊知縣，以后官拜工部郎中，太長少卿。

　　《大誥》是朱元璋時代每戶必備的“朱元璋語錄”（不備者要被流放到荒涼之地的）， 朱元璋在《大誥》中教導百姓：“（帝王）以其社稷立命之恩大，比猶父母，雖報無極�！�

　　這樣一對比，中西方的權利觀念差距都顯現(xiàn)了。西方的觀念是：納稅，意味著是納稅人養(yǎng)著國家，國家怎樣花錢，納稅人有權過問。國家為納稅人辦事若無果，納稅人有權過問，國家還必須“有問必答”。國家，是受納稅人委托給納稅人辦事的。

　　中國的觀念是：納稅，意味著納稅人是在“盡孝”，因為皇帝養(yǎng)著老百姓，所以需要孝順，需要報“皇帝大父母”之恩，并且這恩大到報也報不了：朝廷養(yǎng)育了你們，派官來保護你們，你們怎么報答？

　　西方人認為，納稅人與國王皇帝的法律地位平等；
中國人認為，所有的人都是皇帝的奴仆，作為被朝廷保護的子民，一輩子都欠著朝廷。

　　于是我們看到，西方人的權利意識、平等意識已經(jīng)融入了他們的日常生活，而中國人對這種意識的反應是感到莫名其妙！沒有這種意識，不是活得蠻好？要權利意識何用？發(fā)生利益紛爭，去找“青天大老爺”作主，“青天大老爺”會給個公道的。要平等意識何用？除了活膩了，精神正常的想都不會去想這個問題。

　　都是一樣的人，差距怎么那么大呢？

　　西方人權利意識強烈，說明他們對“物”的歸屬（也就是物權）意識強烈，對“物”的歸屬意識強烈，也就反映他們對“自身存在”的意識強烈。他們從王權手中將各種權利包括人身權利一點點贖回來，現(xiàn)在他們自己可以作自己的主了！中國人不一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他們生是朝廷的人，死是朝廷的鬼，做人做鬼都是屬于朝廷的，他們就沒有真正意義上屬于自己的東西。他們本分地在一畝三分地上耕耘，除了糊口，沒有更多可支配的，既然沒有更多的屬于自己的“物”，對物的歸屬（物權）意識自然就淡薄。即使小康之家，也不可能有“物的歸屬”意識，你今天守著一份財產(chǎn)，“守著”的就是自己的，明天官家要征用，就不是自己的了。那大商人呢？他們的“物權”觀念該強烈些吧？是的，他們的“物權”觀念分外強烈，因為他們的一大塊“物權”中，真正屬于自己的其實也有限，他們無論是本分賺錢也好，巧取豪奪也好，在表面屬于自己——也就是暫時算“自己的”一大堆物中，他們自己還要分一次，那些可以真正歸于自己的，留下，其余的，就“捐獻”吧！捐獻給皇上也好，捐獻給官家也好，各種利害自己權衡，但有一點是不用費神的，要捐獻的，都不是屬于自己的！

　　清朝內(nèi)務府檔案記載，顯赫了康雍乾三朝的著名皇商山西休介范氏，1723年光向內(nèi)務府總管大臣一人就行賄4萬兩白銀，1732年向內(nèi)務府郎中行賄5.6萬兩白銀，這幾萬兩白銀價值幾何？告訴你，1741年也就是乾隆六年，粵海關的全年稅銀也就是29.6萬兩。從雍正年間到嘉慶年間也就百來年，光是兩淮鹽商的“捐獻”銀兩，就從20余萬兩上升到5000余萬兩。拿不出現(xiàn)銀，準予分若干年“捐獻”。這樣的“中國特色”，即使生意做到皇商大，商人也不會有“物的歸屬”權利意識——難道商人與皇帝去計較“物權”不成？

　　于是，西方人幾百年那樣過來的，權利意識強烈成習慣了，中國人幾千年這樣過來的，沒有權利意識也成習慣了，前一種習慣，就是與憲法法律的意識相關聯(lián)的習慣，后一種習慣，是與做聽話臣民的意識相關聯(lián)的習慣。

　　前一種國民處于的經(jīng)濟社會，適應了“憲法說了算”的上層建筑，后一種國民所處的社會，至今還不適應“憲法說了算”的上層建筑，至今無限傾情于“一個人說了算”。

　　然而，時代發(fā)展到二十一世紀，中國的事情越發(fā)復雜化了。

　　歷代的商人，包括皇商，論出身多半很低微，和資產(chǎn)階級國家的市民階層一樣，與“貴族”、“權力階層”挨不上邊。這樣的商人，非要像西方“第三等級”通過贖買等方法爭取到權利，才能挺起腰桿做人；
但中國的商人不懂得贖買，因為中國的皇帝很有錢，不需要像西方國君那樣依仗贖賣來換錢維持王室體面，皇帝沒有這種念頭，商人也就沒有“地位”上的權利。于是幾百年來中國的工商業(yè)者都是“想‘富’容易想‘貴’難”。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權力階層沖破多年的意識形態(tài)桎栲束縛，都“下�！绷耍�這在現(xiàn)代西方社會最忌諱的事情，我們這里堂而皇之光榮發(fā)生、發(fā)生得蓬蓬勃勃。從此，中國的大工商業(yè)者再也不是“想‘富’容易想‘貴’難”的草民，他們本身就是權力階層一份子——或者是權力階層的親屬，或者是權力階層的部屬！

　　于是，“反特權”在中國就越發(fā)艱難了！

　　在西方，資產(chǎn)階級當年反特權是意識到王室侵犯了他們利益。這首先是他們清醒地覺悟到自己有利益，才去維護利益。中國老百姓被特權侵犯利益久矣，但他們就是沒有“利益被侵犯”的覺悟！他們的潛意識里，還是自甘當“臣民”，這天下是權力者的天下，自己有利益可得也是靠有權力者的賜給。本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民間先富起來一部分人是可以與特權階層交手的一支力量，因為在當今中國，弱勢群體與專制權貴的利益連對立都談不上，那是一種并吞與被并吞的關系。與特權階層在利益上“有資格”構(gòu)成對立的，是民間先富一族�，F(xiàn)實中，最能侵犯民間資本利益的，就是一些地方官員和地方官員制訂的政策。但民間先富一族用權錢交易的辦法來化解這種對立，他們動用一切資源打開權力通道，然后尋求權力庇護，這一化解，中國社會瓦解特權階層的一部分有生力量也就化解掉了。民間先富一族為什么不敢高揚《物權法》“國家、集體、私人的物權和其他權利人的物權受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侵犯”的大旗呢？這是他們深諳中國國情！這是他們的聰明！對他們來講，“私有財產(chǎn)神圣不可侵犯”只不過是一句口號，如果他們敢喊那個神圣的口號向父母官示威，其結(jié)果只能是一個——財產(chǎn)在神圣的理由下被奪得干干凈凈——偷稅漏稅加行賄他們誰沒有犯過？他們只能與權勢妥協(xié)，妥協(xié)了，四六分成自己還能得“四”，不妥協(xié)，連“一”也得不著！

　　其實，希望將“私有財產(chǎn)不可侵犯”早日寫入憲法的，并不是真正的民間資本力量。而是那些在市場化進程中長袖善舞的原國有資產(chǎn)管理層人員和走出官場走向市場的原政府官員。對于原國有資產(chǎn)管理層人員來說，由于這些人手中握有利益分配權，他們的收入再多，都屬于工資、獎金、股票紅利等“合法”所得，對于走出官場走向市場的原政府官員來說，他們不用太貪心，光憑手中掌握的優(yōu)質(zhì)社會資源，已經(jīng)成為眾多從商者中獲利最多的一個特殊群體。中科院2003年的一份調(diào)查報告顯示，原政府官員進入從商隊伍后，其開業(yè)資本是平均數(shù)的1.8倍，銷售額是平均數(shù)的1.8倍，純利潤是平均數(shù)的1.9倍，而擁有的資本達到平均資本2倍以上。這原政府官員和原國企領導兩部分人既是舊體制得益者，又是中國式市場經(jīng)濟運作過程中的得益者。舊體制和市場機制的交集是他們財富涌動的源泉。但他們心中清楚他們的所得與其說是靠能力，不如說更多是靠權力�？繖嗔Φ脕淼呢敭a(chǎn)如果能合法化，就是一次成功的政治洗錢，而能否把依靠權力得來的財產(chǎn)真正變得合法，從而達到“不可侵犯”的法律效果，這是他們的最最關心。

　　現(xiàn)在，《物權法》終于公布了，那些在國企改制這十幾年中的得來的財產(chǎn)基本上都以“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chǎn)”被確認了，于是，政治制度的改革就不是更容易，而是更困難。西方社會非常忌諱的金錢操縱政治行為（美國為了避免金錢操縱政治行為，對個人或公司的捐款行為和捐款數(shù)額都有所限制），將會在我們這里“不容侵犯”地存在，這些既有權又有錢的人正在左右中國社會。所以，在這種情況下還想讓人家公布私有財產(chǎn)，無疑與虎謀皮！

　　再過兩年，我們將迎來趕跑溥儀100周年。這一百年，我們有了多少長進？

　　法國大革命英國大革命的血流成河，總算換來了一個消滅了等級特權的社會，比封建主義進步的社會；
我們中華，從1911年趕跑溥儀至今，豈止血流成河，那是血流成川，血流成海，卻換不來一個能正正經(jīng)經(jīng)公布官員財產(chǎn)的社會——這像是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嗎？

　　嗚呼！以此紀念趕跑溥儀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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