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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倬云:歷史上的知識分子及未來世界的知識分子

發(fā)布時間:2020-06-17 來源: 散文精選 點擊:

  

  包(宗和)副校長、葉(德蘭)教授、臺大歷史系的同仁及各位同學,包副校長介紹我時,我不免感慨。回頭一想,我從臺大歷史系畢業(yè)五十三年,從碩士到現(xiàn)在也有五十年。1970年代,我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離開臺灣到美國,因為當時有一股力量要把我們換掉,想想迄今已有三十多年了。如今,我每走過臺大校園,常常感覺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以我今天七十七歲這個歲數,確實是要重新回想一下這輩子所做的事。

  我一輩子做的事,就是讀書與教書,想在知識這個非常寬大的海洋里,開拓自己的境界,整理已知的知識。數十年來,我始終在知識這個領域里掙扎,假如說「知識分子」是個志業(yè)的話,我可說終身投入了這個志業(yè)。我藉今天這個機會,向各位同學及母校的師長們,反省我自己的想法。講題看來很啰嗦,前半是談以中國為主的歷史,后半則是談未來的展望及其相關的難題。

  

  古代的知識分子:從「巫」到「士」

  

  什么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指的就是中國的「讀書人」,這種人不在具體的工具層面想問題,而是在原則與理論層面上想問題。

  在新石器時代,就有這種人出現(xiàn)了,他們的原型(archetype)是巫和覡!肝住故悄形,「覡」是女巫,簡單說,都是通靈者。這些人除了打獵、捕漁、采集果實、種植莊稼外,也許由于有特別的稟賦與志愿,使他們會在觀察之中鉤玄提要,想到吃飽外的事情,甚至自己也認為是通靈者。在人類文明初起階段,世界各地區(qū)幾乎都可以發(fā)現(xiàn)這種人的存在。

  巫和覡這些人慢慢轉移分化,成為第一階段的知識分子。像中國的「祝、宗、卜、史」,即是掌管祭祀、占卜、記錄之人。祝、宗、卜、史,從巫、覡這個專業(yè)階層分化而來,他們可能是世俗性的,也可能是屬靈的。商代卜辭中的國王顧問──「貞人」,就有著卜和史的性質,他一方面替國王解釋占卜得來的答案,另一方面會對自然現(xiàn)象提出理論。商代的貞人們,既解釋人事,也解釋自然。他們用占卜的結果,集合許多應驗或不應驗的經驗,因而提升了智慧!兑捉洝防锏呢赞o,部份可能是源自卜辭,兼有歷史現(xiàn)象,如:「帝乙歸妹」,是說帝乙把他的妹妹嫁掉了;
「小狐汔濟,濡其尾」,是說小狐貍過河,尾巴濕了。這是歷史事實,也是自然現(xiàn)象。

  我在《西周史》一書中,討論過周代「史」這個職務的各種各樣分工,包括:記錄員、歷史的編撰者、規(guī)勸政府……顯示周代單單從管文字記錄的「史」,已分化成更多的細項。這些從事「史」職務的人,從歷史往事與人事現(xiàn)象中,歸納出許多原則。這些原則,不是為了專業(yè)實際的工具性,而是為了提升智能的水平。他們從歷史中找到一些道理,找出哪些政治現(xiàn)象會引發(fā)哪些后果。「史」這些人在《左傳》中有史墨、史朝……等,他們已經遠遠超過專業(yè)的技術性工作,從知識中勾勒出許多智慧。這些提升知識到智能的人物,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批知識分子。

  我并不是說,古代史官都是這樣,能夠做到這部份的也不過就是少數幾個人。換言之,史官也罷,占卜之人也罷,都會從實際現(xiàn)象中鉤玄提要,把問題提升到一般的通則,做為大家思考的提示。聰明的人,常是在災害沒有出現(xiàn)以前就提出警告;
笨的人,當災害來臨時還不相信提出警告者所說的話。學歷史其實很悲苦,永遠在說些人家不愛聽的話,幾千年下來一直到今天亦復如此。

  以上是中國的情形,世界上其他地區(qū)有沒有類似的情況呢?事實上,重要的文明系統(tǒng)中都有類似情況。猶太教中有幾類人有專業(yè)的意義,如《圣經》中稱之為「法利賽人」、「利未人」者,前者是律法師,后者是禮節(jié)師。這兩個字的中文翻譯,不應加「人」,加了「人」變成族群了。另外還有些人被稱為「先知」。伊斯蘭教的系統(tǒng)中的烏拉瑪(Ulama),可稱為「教士」、「教師」,權力很大,可管理人生、指導政治、訂出禮俗與法律。還有,印度教中的婆羅門,以及基督教、天主教系統(tǒng)中的天主教神父、基督教牧師、東正教僧侶等亦然。表面上,這些人的性質,都跟剛剛談到的知識分子類似,但他們和政權的關系、和社會其他人的關系,在其各自的文明系統(tǒng)中其實都不太一樣。也就是說,各個不同文明系統(tǒng)中的這些知識分子,有著類似的身分與角色,但他們在社會與政治相對關系的實際光譜上,卻有著不同的位置,不能一概而論。今天的演講,因限定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不細談其他的文明。

  接下來的春秋時代,禮壞樂崩,封建制度倒下,很多知識分子從「王官」被釋放出來。當時,亡了一國,就有一批公務人員被釋放出來;
一個貴族的領地被占領時,這個貴族的家屬被滅掉,但貴族手下一大批祝、宗、卜、史會被釋放出來?鬃邮瞧渲兄,他本身雖沒做過祝、宗、卜、史這類職務,但他從許多掌握知識的人學到許多學問,成為當代著名的大學問家。孔子的弟子、同事,有很多是直接、間接從專業(yè)工作中被釋放出來的人。這些人已不具備公務人員身份,不再由官方供養(yǎng),為了重新獲得長久扮演的角色,他們游離待雇,進而向世人提示所知所聞,警世告人。從春秋開始一直到秦漢,這些游離的知識分子,我們稱他們?yōu)椤甘俊埂?/p>

  

  知識分子的四種類型

  

  北宋的張載,與王安石同時代。他曾說過四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惯@四句,可以說是對中國知識分子的期許,同時也是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四個方向或維度。

  我在這里稍做扭曲,將張載所說的這四個方向,轉化成知識分子的四種類型。中國的知識分子,大致離不開這四種類型,而且這四種類型之間可以互通:有的人兼顧兩個類型,甚至更多;
有的人只在一種類型中做得很好,卻顧不到其他方面;
絕大多數的人屬于某種類型,但未必符合他對自己的期許,更不要說是別人對他的期許。

  第一類是「為天地立心」,也就是解釋自然現(xiàn)象和宇宙意義,包括生命的意義、古往今來的意義等。張載說:天地本來無「心」,要人給它立個「心」。廣大空間為「宇」,無時無往為「宙」,要人去解釋宇宙,這屬于理念的維度。所以,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是理念上的哲學家。

  「為生民立命」者,屬于實踐的維度。我把它扭曲解釋成為一般人尋求他們生命的存在。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是把理念付諸實踐的執(zhí)行者,也許是官員,也許是社會領袖。

  「為往圣繼絕學」,也屬于實踐的維度。他們想辦法擴大并傳承所學,總盼望后來的人能學得比自己更好。每一個教書的人,都希望自己學生學得比自己更好,就屬于這一類型。

  「為萬世開太平」,屬于理念的維度。我扭曲解釋說,這類型知識分子能提出一個理想境界──理想的社會、理想的生活或理想的人生態(tài)度,盼大家往那個方向走,并且用這些理想來針砭、批判、矯正眼前所見不合理的地方。假如沒有長遠的理想目標,我們永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得很好,也許就糊胡涂涂過了下去。當有一個理想境界懸在那里時,我們才知道距離理想境界還有多遠。這個類型的知識分子,可以是革命者,想把現(xiàn)有的秩序推翻,朝理想方向走去;
也可以是改革者,認為現(xiàn)在不符合理想,定個方向一步步改好它。這些人無論做得好壞,其主要動力是把人類推向更好的境界去,而「更好」兩個字,可以是吃得更飽或活得更快樂,當然有各種不同的定義。

  秦漢以后,政府的文官系統(tǒng)基本上是以讀書人為最主要來源。偶爾有些征服王朝,會以馬上英雄作為干部,但最常見的仍是以讀書人擔任文官。這些文官可列入為「為生民立命」的類型中。至于董仲舒,可列為「為天地立心」型,其天人感應系統(tǒng)是把當時所知的各種知識,歸納成博大復雜、幾乎無所不包的解釋哲學。這一系統(tǒng)的解釋哲學,可批判之處很多,但董仲舒的努力在當時是史無前例的。之前,也有過《呂氏春秋》、《淮南子》做過類似的解釋工作,但規(guī)模之龐大,涵蓋面之廣泛,都沒有超過董仲舒。當時《禮記》的〈禮運大同〉,提出一個理想的世界:「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一境界,到今天還是做不到,幾千來年,許多人打著「天下為公」的旗號,做著「天下為私」的事情!炊Y運大同〉這一章,就是我剛剛在第四個類型中談到的理想境界。除了〈禮運大同〉,也有如「桃花源」等其他的理想世界。不論從大的社會或小小區(qū),我們都曾經有個理想的境界懸在那里。

  努力尋求、實現(xiàn)上面所提的四個維度,是知識分子自我期許的常態(tài)。有人努力于哲學的思考;
有人在文官系統(tǒng)工作,作為「良吏」;
有人在教學方面努力,作為「良師」;
也有人想建設大同世界、桃花源。幾千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基本上是在這幾個維度里努力著。

  

  知識分子努力的目標

  

  凡是時勢比較好的時候,例如開國之初,有些知識分子會努力于全盤性討論,會投入解釋新秩序,如董仲舒一類人物,即有著理想志業(yè)的第一個類型的知識分子。另一方面,凡是碰到困難或挑戰(zhàn)時,抗議的第四個類型的知識分子出現(xiàn)最多,如東漢黨錮。東漢的讀書人把儒家懸為理想,針砭政治的敗壞、權力結構的腐敗、皇權無限的膨脹、宦官挾皇權的作威作福,于是他們形成抗議運動,成千成萬的學者投入其中,卻都被禁錮――即歷史上的「黨錮之禍」。明朝的東林黨也一樣,一般讀書人陶醉在科舉制度下,只想過自己的生活,卻有另一批人懸著儒家的理想針砭當世,起來抗議政治敗壞,百死不辭。

  當其他文化系統(tǒng)進入中國時,中國也會提出一些新想法作響應。漢末到南朝,佛教進入中國,挑戰(zhàn)了中國的文化系統(tǒng),讀書人發(fā)現(xiàn):中國習慣的王朝制度有說不通的地方;
董仲舒那套,也有許多問題,不能自圓其說。于是,大家不斷進行討論:靈魂是滅還是不滅?精神是存在還是不存在?一個出家人既然已經出家了,是不是要向俗世君王敬禮?俗世君王可不可以統(tǒng)治不屬于統(tǒng)治范圍的出家人?這種情形,就是當一個已經固定了的大系統(tǒng),碰到外面的挑戰(zhàn)時,許多讀書人會投入其中,參加辯論,去做這一非做不可的事情。

  又如,唐朝初年,貞觀、武則天時代到開元,政治清明,對外接觸也非常多,老百姓過得不錯,正如杜甫的詠嘆,說人民富足,遠游不必帶糧食,也沒有安全問題。但是「漁陽顰鼓動地來」,霓裳羽衣就必須停下了,從此唐朝一落千丈。等到唐朝稍微安定下來,韓愈就開始討論人生還有沒有更重要的事?政治之外究竟有沒有更高的境界?這一波討論,一直延長到南宋。唐宋的學者,建構了一個偉大的思想體系,即后來中國的理學。南宋朱熹和明代王陽明,又把韓愈的系統(tǒng)加以精密重組,其中王陽明將中國思想體系重組成為一個精密的唯心論。由董仲舒到王陽明,可看出許多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理念的維度中不斷努力。

  在文官系統(tǒng)中做事,有沒有好的人?歷史上確實是有不少人寧可丟官,也要為老百姓做事。有很多讀書人為官,成了「勞臣」,一輩子辛辛苦苦,只為完成任務。遠的不說,就以我家遷到無錫去的祖先為例:他做了一輩子苦官,哪里有水災、旱災,就被派到哪里去。他以七十二歲高齡,在三伏天的淮河流域,踩在水里督導修堤,回到岸上還要放糧賑救災民。他從二十五歲到七十二歲,辛辛苦苦一直工作到死前一個月。他官不算大,但一輩子做了他該做的事,到死不過得到「國之勞臣」四個字。此外,歷史上冒死諫諍的諫官也很多。勞臣、苦官、諫官,都是文官系統(tǒng)中「為生民立命」的人。至于教書的,那就更多了,很多三家村學究教出了無數的好學者,許多平凡的私塾老師教出第一等視野的人物。曾國藩的老師,沒什么名氣,就屬這一類人物。

  因此,我說前述的這四個方向或維度,是中國讀書人努力的目標。

  

  為時代提出新解釋

  

  在王陽明提出新的思想方向后,有人提出翻覆前面大系統(tǒng)的思想方向。如李贄,提出高度的個人主義,基本上與儒家的群體結構主義相當悖反。又如王艮,提出理想小區(qū),是小區(qū)共產社會,也與古來中國人想到的大同世界并不完全吻合。再如黃宗羲,他在《明夷待訪錄》提出來的想法,根本就是廢掉皇帝制度,皇帝不必管事情,同時也設想了一個以讀書人為主體的民間議會(學校),由議會決定政務,所有的諸侯與地方官員要聽議會的話。這里提出的這三個人,都是在明朝末年的。

  

  知識分子面對挑戰(zhàn)的態(tài)度

  

  到了清代后期,中國面臨更為龐大的西方挑戰(zhàn)。之前,中國曾經碰過許多挑戰(zhàn),有來自北方的武力挑戰(zhàn),有來自西方、南方和中亞的啟示性宗教或印度宗教的思想挑戰(zhàn)。此外,也不斷有不同的經濟體系引進來的物品與物產,造成經濟上的挑戰(zhàn),像明朝晚年對外的貿易,就使明朝的經濟型態(tài)有巨大改變。但這些挑戰(zhàn),都不如中國在十九世紀以后所面臨的大挑戰(zhàn)。這個大挑戰(zhàn),一直到今天我們還沒有完全度過。

  面對這個大挑戰(zhàn),我們可以看一下知識分子的幾個態(tài)度:第一,(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康有為的托古改制,并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對現(xiàn)實激烈的響應。他的《大同書》世界,其實有相當的革命性。第二,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要調和里外。第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其政治理論綜合了中西特色。我自己從未上過《三民主義》課,當我進大學時,政府曾經下令大學不必讀《三民主義》。長久以來,我們把《三民主義》當成官學太久,有點看不太起它,F(xiàn)在回頭想想,其實《三民主義》有些頗不錯的觀念,基本上比康有為與張之洞的觀念要好,尤其是有考試、監(jiān)察兩權的「五權制衡」。中國的文官制度,以管理系統(tǒng)論,相當了不起。中國的管理系統(tǒng),有兩件事是西方的文官系統(tǒng)、公司結構到今天都還沒做到,那就是:一、晉用人的客觀性;
二、運行時間中不斷考核。我在讀歷史之余,有時替管理學院講講課,并將講演的紀錄出了幾本管理學的小書,書中我特別提到中國的文官制度有相當特別之處,孫中山就能覺察這一點。

  

  全盤西化的勝利

  

  上面談到的知識分子,或為時代提出新的解釋,或是提出未來的理想世界,但等到五四以后,反而是以全盤西化這批知識分子得到勝利。五四人物和共產黨當政以前的左派馬列人物,基本上都是要把西方的一套系統(tǒng)全盤端進來。實際上,這兩批人物都是「Intelligentsia」,不是「Intellectuals」。所謂「Intellectuals」是指那些在本社會、本系統(tǒng)之內,或做解釋工作,或懸掛理想,或做良師、良吏的知識分子;
而Intelligentsia只是知識分子中的某一些人,他們意圖將另一個文化整盤端進來,從那個花盆移植到這個花盆,從那一土壤移植到這一土壤。Intelligentsia原本指當年東歐學習法國的先鋒人馬,例如:波蘭曾有一批人要全盤學習法國;
彼得大帝以后,有一大批Intelligentsia出現(xiàn),一如俄國小說《羅亭》(Rudin)中所描述。這些Intelligentsia,用心真誠,希望轉眼就改革功成,但他們通常面臨的情況是外來事務與本地土壤不適合,端進來的東西要不是削足適履,就是必須改變土壤,而不會去改植物。改植物,是橘移淮為枳;
改土壤,就是徹底把土壤改過來,毛澤東就如此做過,結果失敗了。

  日本明治以后,也有大批的Intelligentsia帶著像煙囪一樣高高的帽子,學跳舞,沒有女伴時就兩個男人聽著西洋音樂跳舞。日本漢字本來的詞匯,也硬要找個西方詞匯代替它。日本的「飯」,有二種字,一是本來的,一是「rice」。這都是intelligentsia搬運的現(xiàn)象,但整體來說日本是家里的部份不改,外面的才改。例如,日本人在外面是小職員主義,以下午五點鐘為界,必須喝兩杯酒才能跨過這界線,轉成在家里的日本大男人主義。

  

  當今課題之一:如何轉變成新的知識分子

  

  如何從Intelligentsia轉變成新的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這是我們今天面對的嚴重課題。

  從全盤接受西方文化到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的四個維度,基本上都有了相當大的缺失。嚴格說來,我和在座的每一位,或多或少都是Intelligentsia。一百年下來,我們還處于移植階段,沒有真正主動懸出一個理想境界,整理出一套涵蓋中西與人類的大系統(tǒng)。我們在做良吏的時候,沒有想想搬進來的法律與自己的社會之間是否脫鉤。最近大家在報紙上、電視上看到種種官司,就會發(fā)現(xiàn)一般人的常識判斷與法律條文之間,以及當為與不當為之間,常常不符合。

  有幾位我非常欽佩的老師,不欣賞中國戲曲(例如京劇、昆曲),也不愿讀中國小說。比如,胡適之先生熱心改造,卻沒有認真地推敲中國文化資源何在?他似乎并不了解中國小說,也把小說定義得太窄了。雖然我對胡先生以及老師輩們心存感激,但為學術良心,還是必須把問題指出來。

  那我們這一代,對西方文化資源有沒有更深入的理解?似乎也沒有。很多跟我同輩的學者,包括我在內,對西方文化資源都沒有足夠的認識,也沒有認真去思考過。太多西方文化的擁護者與批判者,其實都不十分理解西方文明的來龍去脈;
太多介紹西方學派和理論的人,其實沒有理解這些不同學派間的淵源與分合轉變。以教書而言,我們都在介紹一鱗一爪,并沒有追蹤到基督教、希臘、羅馬,更不用說埃及、兩河與日耳曼傳統(tǒng)。我們也沒仔細推敲「后現(xiàn)代」何以是「后現(xiàn)代」?它有多少來源?有沒有想到「解構」到底解的是什么樣的「構」?「解構」的動機在哪里?如果對中國與西方文化資源這兩個課題上,我們沒有做過真正認真的思考與整理,那表示我們還沒有轉化成為新的知識分子。

  

  當今課題之二:只有專家沒有知識分子

  

  更大的難題是,我們面臨的今日世界,只有專家沒有知識分子。

  以美國的學術界與同時代的歐洲學術界相比,美國學術界缺少知識分子。美國的知識分子在作家、記者與文化人之中,不在堂堂學府之內。學府里只見專業(yè)教師、專業(yè)研究者,他們只問小課題,不問大問題,也很少有人批判、針砭當代,更懸不出一個未來該有的境界。他們只看見保守與自由的對抗,卻不再提問「自由」該如何從新界定?

  一個醫(yī)生在他專業(yè)的領域里,可以不自覺地做個好人與好醫(yī)生,卻沒有自覺地去追問什么是「專業(yè)倫理」?去追問醫(yī)藥資源的分配合理否,是不是偏向有錢人?在美國,目前開始有些人在做這事情,醫(yī)學院里逐漸有「medical ethics」這門課。我的侄女嫁給一個醫(yī)生,他現(xiàn)在不行醫(yī),改讀人類學了。同樣的,在臺灣有沒有人問醫(yī)藥倫理這方面的問題?很少。除醫(yī)藥專業(yè)這一行外,還有其他太多太多的專業(yè),但它們的專業(yè)倫理在哪里?經濟學家的設想,是為了全民的均富,還是只為讓富人更富?法律專家的思考,是為了保護全民的財產,還是只為保護富人的財產?今天一個個科學實驗室,已成為一個個小的創(chuàng)收基地,人們只從創(chuàng)收著想。在臺灣,我們有沒有把「專業(yè)倫理」納入國科會的評審條件內?國科會的問卷會問你「有沒有專利權?」這對學人文的人而言,是啼笑皆非之事,因為問這個問題就是鼓勵創(chuàng)收。

  全球正經歷巨大轉變,知識已成為商品。像藥學就是重要的商品,因為原料太便宜,賣的價格卻又太貴。我每天晚上滴一滴的眼藥水,這么小瓶,價格25塊美金,里面百分之九十八是水,百分之二是藥。二十五塊美金的價格如何來的?里面有二十四塊九毛九被實驗室賺走。

  知識已成為商品,也已成為權力的來源,掌握知識的人操縱市場。新的婆羅門(Brahmana)階級正在出現(xiàn)。印度文明中,婆羅門以他們的知識占有一切特權,他們是貴種,其他人則是賤種。婆羅門最后是和拿刀拿劍的剎帝力(國王)合作,即知識與權利的結合。在今天,我們的「國王」是那些財富多的人,人人都向財富低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有專家,沒有知識分子。

  

  對年輕朋友的期許

  

  未來的世界,工具性的理性或許可以發(fā)展到極致,但其目的與意義卻沒有人問。未來的世界,顛覆文化的人很多,卻沒有文化的承載者。知識分子還有沒有張載所期許的四個志業(yè)?

  過了七十歲以后,凡是公開演講,我都當作最后一次。今天的談話,我心情非常沉重。在美國、大陸、臺灣看到的種種,使我痛感事情的嚴重性。當然我不希望這是我最后一次演講,盼望明年有機會能再次和大家同堂。如果明年不幸無法見到各位,希望年輕的朋友們愿意做傻瓜,承擔痛苦,抗拒財富與權力誘惑。這就是我在母校努力的心愿,謝謝大家!

  

  提問與回答

  

  包副校長:現(xiàn)在開放提問,機會非常難得。大家有什么問題,現(xiàn)在可以提出來,提問的時候,簡單說一下你的學系。

  問:許教授,很抱歉,來遲了點。我是公衛(wèi)學院金傳春教授。知識分子有不同的年齡層或不同經歷,張載所講的知識分子四個維度,為天地立心蠻難的,為生民立命也蠻難的,為往圣繼絕學五十歲以后才可能做得到,為萬世開太平更難,也不是一個人的力量可以達得到的。古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理想太高,而太高的理想反而缺少實務上可以達到的做法。請問,現(xiàn)在的知識分子應該怎么做,才可以切實地達到這四個維度?

  許:謝謝你, 金教授。離上會談話, 已經久違了。

  我想妳確實晚了點進來,沒有聽到我的開場白,尤其我特別說明我是刻意扭曲張載的那四句話,把這四個維度說成四個類型。我說過,很少有人能做滿四個類型,一個人做好一個類型就已經很好了。一個人要做到怎樣的地步才算好?這要依他的機緣、才力等種種條件而定,雖不能至,心向往之。至少我們可以找一個類型來做,能夠做多少事情算多少,如此而已。

  知識分子的這四個類型或維度,分別是哲學家、實踐的服務者、知識的傳授者、理想境界的建構者。歷史上,幾乎不見全包四類的人物,我們凡夫俗子怎么可能全挑?孔夫子也未必全包四項,他在良師這個類型做得很好,但做官大概不會很好。

  我并不是要拿張載的話批判每一個人,說每個人都要做得到這四個類型,而是說每一個人從四種類型里選一項,然后盡力以赴。我自己選的是做老師這一行,能不能為往圣繼絕學,我不知道,但我盡心盡力做個文化的承載者。我的老師給我多少,我把它發(fā)揮得再多一點,傳給下一代的學生,能夠做多少就做多少。我從三十二歲開始教書,到今天教了四十多年,我沒辦法說自己是很好的老師,但我盡力在做。至于針貶社會,是我另外期許自己要做的事。我一輩子的另一個副業(yè)就是替報紙寫文章。2005年的圣誕節(jié),我決定停寫了,接下來的世界是年青人的,我離它太遠了。離太遠時,說的話可能會遠離現(xiàn)實、不切實際。一個七十多歲的老頭如我,一大半身體已離開這社會了,因此從2005年起,我就停止寫專論。在四個類型的工作里,我挑選了兩個去做,如果今天我給自己打分數,恐怕連五十分都達不到,但限于我個人的才力,也只能如此。

  教書這一行,當年我非常盼望在臺大一輩子教下去。但1970年代,環(huán)境不容許我教下去,只好走開。走開之后,我不是不想再回來教,總有種種因素牽絆著,只好在外面東漂西蕩。我的意思是,一個人喜歡做的事情和真能做到的事情并不一致,有種種局限。我完全同意你的話,人生高標境界,其實難達到,但我們應心向往之,雖不能至,還是應懸在那里,心向往之。自己做不到,可以告訴機緣更好、才力更高的下一代去努力。告訴他們:「你能做得更好,你該接下棒子!刮覄倓傊v了差不多一小時的話,只講了不到半打的歷史人物,可見歷史上見于記載的也不過就是幾個人而已。我們怎能盼望學府里面與外面的人都能做到?所以,高的境界要懸在那里,當作遙遠的目標。做事情,則要踏踏實實,一步一步做,量力而行,盡力而為。量力是衡斷自己的力量,盡力是努力去做。還有沒有問題?

  包副校長:金教授是公衛(wèi)學院的老師,她對于人文方面非常關心。高研院就是希望多做些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對話。金教授本身也有相當的人文關懷。好,我們繼續(xù),請?zhí)釂枴?/p>

  問:我是費曼科普讀書會的約瑟。很不好意思被許教授說中,我讀許教授的書也是從管理學那邊開始看的。上個月,我向一個俄羅斯教授發(fā)問時,引用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1909~2005)的話,彼得.杜拉克說:「改變世界的不是科學,而是科技」,結果這位俄羅斯教授引用孔夫子「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回答,我嚇了一跳。很多人都認為古希臘羅馬、柏拉圖的政治學之類的知識是世界公產,所以當我在英國發(fā)現(xiàn)西方文官制度是中國式的時候,反而會嚇一跳。像這些移植的東西,因為年代久遠,感覺就好像原生的一樣。請問,這些制度的移植,有沒有什么方法可以提供給我們參考?謝謝。

  許:制度移植沒有完全不變的,因為制度本身在原有的土壤上也會改變。你剛剛講的中國文官制度本身,就有過很多的轉折和不斷的修改。中國文官制度是經由阿拉伯世界,先到地中海的幾個城市后,再移植到英國。換言之,英國雇用文員的考試和審核制度,是從阿拉伯世界傳過去的,而第一個接受者是英國東印度公司。

  東印度公司是私家公司,因此它的職員沒有中國士大夫對社會那么大的影響力。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士大夫精神,一些人在外面批判政府不肯參加文官制度,一些人做官,但在里面做矯正者、抗議者,進退自有原則,該離開時離開,該抗議時抗議。這種士大夫精神,不但東印度公司沒有,英國政府的文官制度也沒有。英國的文官是專業(yè)者(professional),新加坡的文官也是,效率高、清廉度第一,但沒有士大夫精神。就某方面來說,中國的知識分子和皇帝共天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有相當大的一批官員,實際上是向皇權投降。但另一方面,也另有一大批知識分子,選擇抗爭。因此,中國的知識分子有清流濁流之爭,在朝在野之爭,和皇權的關系是亦分亦合,亦敵亦友,既合作又抗爭,雙方的緊張(tension)一直在那里。中國的文官制度,也曾移植到日本去。日本把整個唐朝的東西都搬過去了,一切唯妙唯肖,很多名稱一樣,但日本沒有科舉,也沒有中國的諫官制度,因此日本的文官也是從屬于政權,并不是獨立的專業(yè)人員。

  許多移植過的制度和原來的制度不會一樣。剛剛講的文官制度,中國文官有管皇帝的人──諫官,但美國或英國的文官系統(tǒng)都沒有常設的監(jiān)察權。例如,美國尼克松時出了事情,找不到人來管他,國會只好臨時通過個法律,臨時任命特定檢察官來管總統(tǒng)。股份公司是我們從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移植過來制度,看看今天各大小公司的信封或名片,都寫著股份有限公司,但實質一問,絕大多數都是家庭企業(yè),既非股份,也非有限。它們雖登記為股份有限公司,但權力結構、股權掌握,完全不是那回事。另如股票市場,在西方是一回事,在臺灣是另一回事,我們的股票市場像賭場,與其原義不同。股票市場規(guī)定不許內線買賣,違規(guī)者要下牢判十年徒刑,走漏消息也要坐牢,但在臺灣就可以做,如第一家庭。股市是資本主義市場合理性的一部份,但它本身在美國也正在敗壞之中,如恩隆(Enron)公司出問題被判刑。

  

  問:二十一世紀是信息時代。我最近碰到一位諾貝爾得獎者,問他:在信息的時代,勝者全拿(winner takes all),但這會面臨結構性的問題,那就是M型的社會現(xiàn)象,也就是中產階級不見了。我們會不會回到類似西方的中世紀?只有貴族與奴隸,武士是貴族的打手。您覺得應該怎樣面對M型社會這個問題?

  許:這的確是極大的危機。信息社會有信息公開的好處,但信息公開后被什么人掌握以及他們怎么用信息,則是另一回事。由于信息流動沒有限制,人也在跟著流動,使人跟人之間的關系也改變了,每個人都是孤立的。當我們變成孤立的群眾,自然對抗不了掌握信息的團體。再說,我們已身在消費的社會,消費的社會是希望你用得愈多愈好,如計算機的軟件、硬件幾年就需要換一次,一換就整個報廢,不報廢則微軟沒錢賺。Linux一大群人,天天跟微軟奮斗,還是敵不過,就因為微軟的力量大,許多個別的用戶沒法去對抗它。消費社會的后果,是快速消費掉人類能用的所有資源,不管是天然資源,還是人類腦力的資源。

  如今,我們都面臨零碎化,變成散的、一個個無助的個人。這會引發(fā)種種問題,例如:自由的意義要如何界定?我們都很自由,沒人能管你,但卻是漂浮的,也是寂寞的。還有一大堆要界定的東西,譬如認同(identity),一個人有多重多面的認同,哪一個才是真的?戴上一個面具是一個角色,戴上另一個面具是另一角色,面對不同人時有不同的身分與角色。每個人,都孤立又有許多面貌,那我要如何認識這個人,如何跟他交流?

  我們看見的是一個美好的新世界?還是一個險象四伏的新世界?面對這逼人而來的情勢,我們必須想想。如今,每當我一想到這問題時,背上一身冷汗。從一萬多年前,人類開始知道種植、牧羊以來,從沒有過現(xiàn)在這么大的危機。將來,或許會有更大危機的來臨,譬如一個小彗星、小行星撞到地球來。可是目前的危機,有點像是人為的解體、社會的內耗,而我們已經看到它過來的身影,聽到它腳步的聲音。因此,這幾年來,一有機會,我就提出這類的問題,要大家注意。

  前天,我收到一封電子郵件,是朋友看了后很氣憤轉寄來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內容,是美國共和黨期中選舉募款會上一位捐款人的發(fā)言。這個有錢的人罵民主黨說:「民主黨沒有資格講公平,我做的就是最公平的事。我有本事賺你的錢,就是公平;
我有本事把你弄得赤貧,就是公平。這是叢林律,從古到今,老虎吃羊就是這樣。我是老虎,你是羊,誰叫你自愿做羊呢?我選擇做老虎,就是我的公道!惯@個富人的新倫理,竟然在捐款會上由富人自己公然提出來,并見諸于報章。我的朋友看了,氣得發(fā)昏,發(fā)了一百封信,把這篇文章傳給許多人。這件事告訴我們,大家不應只迷迷糊糊在專業(yè)的圈子里過日子,必須要重新問一問許多一向被認為是當然的事情。例如:人本身的定義是什么?人生的價值在哪里?什么樣的群體組合比較合理?合理的「理」字在哪里?公平,是誰的公平?是起跑點的公平,還是終點的公平?這許多問題,是人文學科與社會學科的同仁必須一同去想、去回答。這些問題的重要性,超越同仁們今天發(fā)表兩篇或是三篇文章,也超越SSCI上面得到的數目字。

  

  問:我是黃啟江,在美國教書,來臺大訪問,非常高興有機會聽到許院士的演講。我向許院士請教的是,講題「歷史上的知識分子及未來世界的知識分子」中,兩者的關系是對立還是承繼?另外,中國歷史上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在文官制度里的人,雖有諫官,但也有許多人沒什么靈魂,西周時的孔子與很多知識分子都批評過。西方也一樣,文官制度里的人,通常都不是那些可以稱為合格知識分子的人物。張載那個四個維度,是不是因為進入文官考試制度的人都沒做到,因而他才提出來?

  許:我說過,我稍微扭曲了張載的話。張載「為生民立命」的「命」,不是過日子的「命」,而是另外一套,此刻不去討論。知識分子這四個類型,只要有一個人在一個類型中盡到力,這個類型就存在。中國的文官官員,有很多只怕底子不紅,不怕良心不黑,而且這種人絕對超過大半數,但畢竟有些人確實在做事,只要有若干人在,典型就存在。

  中國知識分子這四個類型所涵蓋的面,在世界其他文明系統(tǒng)中確實罕見。猶太從以賽亞(Isaiah)以下的先知,是針貶批判者;
律法師則是服務的人,他們沒有理想國,因理想國是上帝的事情。猶太教的繼承者──基督教,其理想國一直要到湯馬斯‧摩爾(Thomas More, 1478~1535)才寫出來。耶穌基督提出來的理想國,是從猶太教的悖論。但等到基督教成為大的教會后,也沒有人再提理想國了。一直要到啟蒙時代,世俗世界提出新的境界,才有一波又一波的革命。我認為,猶太基督傳統(tǒng)中,因受神學約束,理想國和宏觀宇宙解釋這兩部分確實是比較少。當然,現(xiàn)在有很多大學,在神學大圈圈里做了很大的改變,但上面一神信仰的鐵帽子框在那里,仍脫不出去。東正教的僧侶是俄國的官員,很多東正教官員比貴族、武士們要高明得多,但是,剛剛講的幾個境界,東正教的僧侶幾乎都缺少;亟痰慕淌浚驹诮虄扰姓䴔,甚至主導政權,權力比中國儒家文官的影響還大。今天伊朗的教士會議,可以否決憲法,但這種權力是為了維護其宇宙解釋系統(tǒng),他們不在乎未來理想,也不在乎服務人民。「繼絕學」,他們絕對有,但不容許悖反。

  我借張載的四句話,做為培植全球文化知識分子努力的四個方向。不只是文官,今天社會上的文化界、輿論界人物,甚至文學人、藝術人,都可以參加這個工作。將來知識分子努力工作的方向,至少有四個,甚至更多,參與的人也不止于「讀書人」,范圍寬得多。我們要認真地去找這些工作,自覺地去挑這擔子。

  

  問:我是大學部的學生,對政治不很了解,我的感覺是現(xiàn)在臺灣并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制衡力量。西方社會,例如英國,有很強大的學術力量或反對力量,可是在臺灣這力量很不一樣。我好奇的是,是民族性的原因還是以前的政治影響,讓臺灣的制衡力量不見了?

  許:這是個很現(xiàn)實的問題。我不愿意用「民族性」三個字,因為「民族性」有推諉的功效,把問題推到一個無法解釋的事情上。我覺得臺灣今天的現(xiàn)象,跟美國或全世界很多地方一樣,是民主政治制度的內涵與內容嚴重衰退,我稱之為「庸俗化」。

  民主政治里,除了代表一部分人群及其利益的政黨人物,另外也應有一種思考問題的意見領袖(opinion makers)。政黨人物與意見領袖,都是專業(yè)的政治人物,他們有一定的訓練,有一定的穩(wěn)定性。他們先思考問題,再把問題拋給大眾,以政黨的政見向選民投標,然后由人民選擇。人民做選擇時,是以自己的利益與福祉來做衡量標準。媒體,則是討論問題的論壇。在臺灣,政黨操作情緒,不談政見;
讀者也不用媒體來討論意見,媒體則跟著讀者降低質量,漸漸失去論壇的功能。臺灣有些報紙,一張照相占三分之二頁,就是因為讀者不讀文字。另外,臺灣特殊的地方,是有族群、語言群、本體性等先設的立場。當這些名辭一出現(xiàn),所有其他的考慮都靠邊站,人民做選擇時不考慮政策的好壞,而是考慮到候選人講什么話,代表什么人。這時,人民的選擇是不理性的,是情緒化的。臺灣民主的壞,就壞在大家憑情緒和憑自己預設的立場去投票,政客們更是變本加厲在操弄這種東西。前陣子,看公視臺北市長的辯論會,那根本不是辯論,三個辯論者都該打不及格的分數,找年輕學生講得都比他們高明些。

  美國也有同樣的問題,那就是意見領袖愈來愈少。我在一九五七年剛到美國留學的時候,最常見的就是某地區(qū)某家的老太太,熱心公益,在菜場貼個小公告,說我家?guī)c到幾點喝咖啡。她的朋友去了后,就開始討論問題,討論不得要領時,再找個專家去討論,以形成他們的意見。誰是共和黨,誰是民主黨,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喝咖啡時應去誰家喝。這種情形,在今天的美國城市里已看不見了,如今大家意見分界的非常激烈,見了面都說不要談政治,只談天氣。后來,大家也不能談天氣,因為天氣好共和黨才愿意去投票,天氣不好民主黨還是愿意去投票,既然天氣好壞和共和黨、民主黨的利益有關,所以大家最后連“天氣”也不能談。這都是民主政治制度庸俗化的后果,而政客也有意在操弄庸俗,愈庸俗愈對政客有利。布什是最大的庸俗者,阿扁只是小布什而已,小巫見大巫。有位同學問政治上的問題。如何去改變?一個人改變不了,但是如果我們一群人在投票時討論討論,可以討論那些政治人物預設的立場有多少合理性,討論哪些政治人物真正值得我們選賢與能。

  

  問:我是歷史系大學部的學生,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濃厚興趣,可是令我感到困惑的是,當我放下書本看到實際生活的時候,不論遇到的人或事,似乎都顯現(xiàn)不出文化傳統(tǒng)的脈絡。當傳統(tǒng)的文化遇到現(xiàn)代化的文化沖擊時,是不是都變得如此脆弱,不堪一擊?傳統(tǒng)文化要如何去面對現(xiàn)代化與世界化潮流體系的沖擊?

  許:你所見的今天,是不是你所讀到的傳統(tǒng)中國?這可是個大問題,因為中國近代的菁英,絕大部分是西化的菁英。中國真正深層的文化傳承,到哪里才看得見?我學考古學,常去考古遺址,曾連著十年跑窮鄉(xiāng)僻壤,前幾年我跑不動了。中國文化的深厚土壤,就在這些窮鄉(xiāng)僻壤里。在窮鄉(xiāng)僻壤,可以看見最丑惡和最教人感動的東西,只是平常大家不去看或看不見。其中,最教我感動的深層文化,是我在山西朔所見,窯洞里一家人的舉止應對,無不得體。

  今天的臺灣,經過好多重的變化之后,離傳統(tǒng)中國有相當大的距離。在這里,中國文化的深層部分從開頭就沒有移植得很透,又在一步步的轉變中不斷被傷害,弄得所剩無幾。今天的大陸,亦復如此,沿海城市已經都西化了。

  臺灣展覽、演出的文化活動很多,但是對觀眾、聽眾做認真闡釋和討論的幾乎沒有。舉個例說,我在美國住的城市里有個歌劇院,歌劇院常?蜐M但年年虧本,因為它花費太大。歌劇演出有季節(jié),演出之后會有無數的大、小討論會,討論演出的經過,也討論某一場音樂、某一場故事。在臺灣,我沒看見這些。只有一次讓我很感動,那是我跟白先勇兩人推廣昆曲時,他生病了,找我做他的幫手,當時新舞臺里面八百人,外面兩百人,令我相當感動。但我相信那是白先勇的號召力,不是昆曲本身。白先勇叫大家看《牡丹亭》、《長生殿》,看的觀眾有沒有討論音樂里面與文學價值之間是怎樣勾連起來?很少很少。

  再以小說論,傳統(tǒng)古典小說《紅樓夢》,今天有幾個人不單單是看了書,而且還會找會一群人抬杠抬到半夜三更?又如,自己看了一本好書,是否可以抓一群朋友討論。我高中時,同班同學為了屠格涅夫小說中「羅亭」這角色,分成好幾群對吵,吵了好幾個月,大家都拿「羅亭」當鏡子來反映自己。今天的高中生看不看這類小說?會不會把它當鏡子照見自己,以顯出自己的蒼白、膚淺?那時我們苦苦爭辯,吵得發(fā)昏,直到幾十年后的今天,我還把小說的這個角色記得清清楚楚。

  總之,臺灣有文化活動,但都太過商業(yè)化、庸俗化,臺灣并不真正具有文化本身孕養(yǎng)、成熟的環(huán)境。多少年來,臺灣富足了,富足之后,應當教之,但我們沒有做到。我們教育制度上有個大缺陷,就是太看重考試,只為考試過關,而沒有培育養(yǎng)成一個人對自己四周事務的關懷、欣賞與批判。這部份,不單單是歷史教育要負責任,所有各行各業(yè)、各層各級都要負責任。我希望大家共同從這方面努力,很多事應先從周邊做起,這是可以做到的。

  

  問:請問許教授,我們有什么優(yōu)勢是承接文化而來?

  許:我們有優(yōu)勢,也有弱勢。從中國歷史上來講,優(yōu)勢就是讀書人本身一直有的自我期許。這一點,今天的美國沒有,歐洲還有。自我期許,是立志、許愿,做得到做不到則是另外一回事。要自己先想想,能不能在一輩子志業(yè)里多花點心思,把我的事業(yè)與這方面的工作融合在一起做。舉例來說,今天我可以挑一個考古學上最近發(fā)生的事情來講,我會講得非常愉快,你們也聽到了考古上一些新的訊息與新的解釋。但我為什么要挑這個講一次苦惱一次的題目?因為我立了心愿,要做這件事,這個心愿跟我一輩子讀書是配合在一起的。希臘神話的薛西弗斯(Sisyphus)推石頭上山,石頭推到山頂上,又滾下來,薛西弗斯再下山去推。這是上帝給薛西弗斯的處罰,他必須一直推,一放棄就永遠失敗,當他推到山頂那個俄頃之間,石頭確實在山頂。這是鍥而不舍的一個巨大的批注。如果世界上無數的薛西弗斯立下這志愿的話,這一代不成,下一代不成,子子孫孫再接下去!慢慢做,一點點做,盡力而為之,如此而已。

  

  包副校長:非常謝謝許院士。許院士今天談的是知識分子,他語重心長,本身也展現(xiàn)出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面貌與內涵。一個知識分子,不僅應擁有學識,更重要的是他的風范。剛才許教授也特別提到,知識分子有時候是很孤獨的,從古到今很多知識分子都不見容于當道,但揚名于萬世。同學們很年輕,未來都可以成為有深度的知識分子,我們也應以此為期許。我記得許師母說,許院士一談到學問,精神就來,不管是責任感也好,還是他心里熱也好,可以跟你談很久,但是若談到學問以外,那許院士可能要打瞌睡了。從這段話可以看出,許院士在學問上的執(zhí)著與追求。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謝謝許院士。

  許:希望將來還有機會跟各位談話,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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