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溪被拆遷戶殺死違規(guī)拆遷者案件，法院以司法判斷的方式開始要求政府和企業(yè)對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地政問題進行善后處理，承擔對暴利與暴力的惡性循環(huán)所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這個判決表明，從根本上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的時機正在成熟。

　　這是一份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判決。對遼寧本溪被拆遷戶在遭遇違規(guī)強制拆遷時持刀刺死拆遷人員的案件，法院認定被告是過度的正當防衛(wèi)，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當庭釋放。該被拆遷戶還獲得了拆遷補償�！罢�當防衛(wèi)”這四個字，劃清了法理與開發(fā)政策之間的界限，也彰顯了司法機關相對于地方政府和企業(yè)的獨立性。透過這個案件的處理，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的地政似乎正在發(fā)生微妙的變化，值得高度關注。

　　眾所周知，過去，在一些區(qū)域，土地開發(fā)過程產生的交易利潤當中大約有將近六成歸地方政府所有，剩下的兩成由土地開發(fā)商獲得，一成歸建筑商，而被征收了土地的農民以及被拆遷了房屋的住戶獲益非常有限。這樣的分利構成，決定了中國不動產市場的極端特殊性。既然地方政府從土地交易所獲得了這么巨大的收益，那么它就有責任也有能力來調節(jié)土地市場的漲跌，解決因土地引發(fā)的各種社會問題，承擔制度轉型的成本。被征地農民和被拆遷戶的權利訴求必然要在某個時點、以某種適當?shù)姆绞教岢鰜聿⒓右越鉀Q，這是遲早的事情。

　　遼寧本溪中級法院的判決適得其時，似乎構成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以司法判斷的方式開始要求政府和企業(yè)對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地政問題進行善后處理，承擔對暴利與暴力的惡性循環(huán)所應該承擔的社會責任。這個判決也表明，從根本上徹底解決土地問題的時機正在成熟。

　　從法律角度來看，解決土地問題的關鍵包括四點。第一，把個人訴權作為土地權益保障的基礎，使得土地權利之爭能夠通過司法救濟的方式來解決。第二，把公共利益與具有一般社會性的商業(yè)利益加以區(qū)分，采取不同的判斷標準和處理的方式。第三，在圍繞土地權益的多方博弈中加強農民的談判地位，改變力量對比過于懸殊的現(xiàn)狀。比如，通過農會組織、通過法律的制度設計來加強農民的談判力。第四，透過合同的法鎖以及“關系束”的重組來確定具體的權利內容。就像經(jīng)濟學界曾經(jīng)在上世紀80年代面臨如何逐步使國有企業(yè)的產權關系明晰化的難題那樣，法學界現(xiàn)在正面臨如何在中國現(xiàn)有的條件下使土地的產權關系明晰化的難題。在這里，需要操作的智慧、也需要法學理論創(chuàng)新。

　　對于上述司法救濟過程而言，最大的障礙是什么？不得不指出，那就是上層的分利同盟。也就是說，少數(shù)人壟斷了經(jīng)濟利益，而這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對深層改革持一種抵抗的態(tài)度。也就是說，上層的既得利益集團是通過司法救濟改革地政的最大阻力。這個阻力不克服，就有可能應驗一句民謠，這就是中國的經(jīng)濟奇跡很可能“成也土地、敗也土地”。

　　在中國兩級土地市場的制度框架里，存在著不少特色和問題。眾所周知，中國沒有私人所有的土地——城市部分是國有的，農村部分是集體所有的。在所謂土地市場上流動的，只是國有土地使用權。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只有在經(jīng)過征用程序國有化之后，才能以使用權交易的方式進入流通。所以，土地買賣之前必須首先設定可交易的土地使用權，由政府的土地管理部門審查決定。實際上，在整個土地交易過程中，政府始終發(fā)揮著主導作用。在土地交易中政府權力過大究竟意味著什么？答曰：在扭曲的價格機制中尋租。

　　那么，在目前中國的城市，又為什么會出現(xiàn)那么多的拆遷糾紛呢？主要是因為在計算補償額度時，土地的使用權本身不包括在補償?shù)姆秶�之內。按照有關規(guī)定，拆遷之際政府要無償回收土地使用權，不對市民的土地使用權上的利益損失進行補償。顯而易見，這樣的規(guī)定使得城市拆遷的補償金額大幅度減少，而拆遷戶在土地使用權上的利益損失很大。眾所周知，很多市民的私房本來是在私有土地上建筑的，在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和“文化大革命”中，房地都一律充公了；
后來落實政策把房屋歸還了所有者，但土地變成了國有的。

　　請設身處地想像一下：現(xiàn)在搞城市開發(fā)，原住戶不得不拆遷，土地使用權也要轉移給企業(yè)主，相應的損失卻不能從商業(yè)利潤中得到補償，連基本的征地補償也只限于房屋損失，他們能不產生怨氣嗎？這樣的處理符合公正原則嗎？所以，土地使用權利益損失要不要補償、怎么補償，仍然是法律上繞不過去的重要問題。

　　應該從法律的角度來重新審視征用和補償問題。首先要考慮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區(qū)分公共利益與商業(yè)利益。很多住戶拒絕搬遷的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征用并非為了公共利益，而是出于商業(yè)開發(fā)的需要。因此，公共利益和商業(yè)利益之間的關系，成為前一段時期有關爭論的一個焦點。但迄今為止的各種意見，忽視了兩者之間還有個中間項。公共利益的界定是比較復雜的，但一般而言是國家為了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而征用土地。在城市規(guī)劃和開發(fā)的過程中，盡管為了不動產開發(fā)商的事業(yè)需要進行的征用會帶來巨額商業(yè)利益，還是有相當一部分開發(fā)后效果可以惠及當?shù)厣鐣�，所以也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在法國，這樣的城市開發(fā)被稱為“一般性利益”，構成公共利益與商業(yè)利益之間的一個中間項。

　　設置一般性利益的中間項有好處，就是一方面可以避免因為純粹商業(yè)利益引起的爭執(zhí)，另一方面使一般性利益和公共利益嚴格區(qū)別開來，避免假公濟私引起的爭執(zhí)。一般性利益不能完全等同于公共利益，所以征地的標準應該更嚴格，審批的程序也應更公開，補償?shù)臉藴蕬�該更充分，必須把開發(fā)后的商業(yè)利益的一部分還原到公共社會。一般性利益也不等同于單純的商業(yè)利益，所以拆遷戶不能糾纏不休、阻礙征用與開發(fā)。但是，中國的法律規(guī)定沒有進行這樣的區(qū)別和概念計算。

　　總之，中國的土地使用權結構是必須改革的。改革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把土地所有權的主體以及處分的手續(xù)弄清楚。也就是產權關系要明晰。從這個角度來看《物權法》的不足之處，最重要的是農村集體所有的土地的處分性決定的主體仍然是不明確的。從理論上說，集體所有的土地，是把所有農民個人把私有土地放在一起而形成的財產權構成物。但是，該集體的所有農民，或者其中每一個人，或者集體的代表，實際上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對土地進行處分，至少沒有最終決定權，即使他們作出處分土地的決定，也要經(jīng)過政府有關部門的同意才能產生法律效力。這樣的狀況是極其特異的。無論如何，在這樣的狀況下，怎樣防止政府對私人所有以及集體所有的財產權的侵害，就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立法問題。

　�。�季衛(wèi)東／文，載《財經(jīng)》總第24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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