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乃二○○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于貴陽貴州財經(jīng)學院講話之大略。是日也，朝雨送寒，午后講座，老師同學云集者二千。隨后揮毫數(shù)紙，晚宴貴州茅臺，夜敘法國紅酒，老生常言該地貧瘠，蓋前日事耳。）

　　各位同學：

　　我老是想得簡單，這次講話，每點要說的都簡單，但因為有多點，加起來就變得復雜了。所以同學們要聽得留心，否則加不起來。

　　一個國家的經(jīng)濟發(fā)展得快，歷久不衰，其貨幣幣值強勁，在國際上有上升壓力，是大吉大利的形勢，與貨幣呈弱勢是兩回事。好比一個男人找不到女人，相當頭痛，但如果有多個美女追求，則過癮之極，處理何難之有哉？目今人民幣在大好形勢下遇到不容易解決的困境，恐怕源于處理失誤，為何如此，怎樣解救，說來話長，讓我說說吧。

　　二○○二年我在南開大學說人民幣是天下第一強幣（當時黑市還低于官價），二○○三年三月說兩年內先進之邦會強迫人民幣升值（當時黑市與官價打平）。不出所料，只四個月后這「強迫」就出現(xiàn)了。我當時是反對人民幣升值的。這反對今天依舊——為何反對我會解釋。感謝貨幣大師蒙代爾。他也屢次公開反對人民幣升值，后來知道他的理由與我的差不多，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矣。

　　首先要說的困境，是人民幣兌美元上升了百分之六至十之間后，中國對外貿易的順差急升。說過好幾次，貨幣匯率上升會導致順差上升的機會很大。經(jīng)濟本科一年級的彈性系數(shù)分析，說物價上升，需求量下降，但總消費可能增加。到了三年級的對外貿易課程，這彈性系數(shù)增加了好幾個，方程式長而復雜，都支持著貨幣匯率上升不一定可以減少貿易順差，但沒有誰可以事前推斷彈性系數(shù)是哪個數(shù)字。當然，如果人民幣升得夠高，到某個價位中國的貿易順差一定會下降，但到那一點，或到順差不存在的那一點，中國的經(jīng)濟很可能會走上日本的路。我大概是一九八六年發(fā)表《日本大勢已去》的。

　　是的，當年發(fā)展得頭頭是道的日本，經(jīng)濟不景已有二十個年頭了。二○○一年在三藩市與佛利民暢談日本的困境，他說日本看來有轉機，六年過去，這轉機還看不到。這可能是因為日圓幣值在國際上大幅上升了，受益的多是有錢人，話得事。三十年前紅極一時的日本，在經(jīng)濟政策上犯了兩項大錯。其一是禁止農產品進口，使地價急升，飛到天上去。其二是讓日圓匯率升值，從三百六十兌一美元升至八十兌一（今天約一百二十兌一）。史坦福一位名教授作過深入研究，兩年前發(fā)表所得，直指日圓升值對日本經(jīng)濟的禍害。像蒙代爾一樣，這位教授支持中國，反對人民幣升值。

　　不容易明白為什么經(jīng)濟學諾貝爾獎十之八九落在美國學者手上，但那里的議員老是認為人民幣值上升會改善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更不容易明白為什么外國堅持要求中國貨價上升。說會增加本土的就業(yè)機會是淺見。最近見報，中國貨的價格在美國是明顯地上升了，需求彈性系數(shù)低于一，中國貨的總消費于是上升了。

　　這里有一個關鍵問題。人民幣兌美元上升，中國的貿易順差大幅上升，我敢十對一打賭，外國施壓要人民幣再上升必將加劇。另一方面，雖然中國貿易順差上升的本身不一定會導致人民幣值上升，但市場一般是這樣看。如此一來，政治施壓，市場又施壓，人民幣要不升很頭痛。

　　不止此也。最頭痛的關鍵，是如果人民幣受到壓力而再上升，中國的貿易順差會繼續(xù)上升的機會很大。這是因為中國貨在外地暢銷已有十多年，那里的消費者養(yǎng)成了慣性，這是會促成彈性系數(shù)下降的。我們無從知道人民幣要升到哪個價位這慣性才會改為有利中國貿易順差下降的彈性系數(shù)。這樣，人民幣值再上升，中國順差又再上升，外國加重施壓，一重一重地推上去，中國會被迫走上日本的不幸的路。前車可不鑒乎？

　　只有兩個可以改「善」中國貿易順差（指減少）的途徑，肯定有效的。其一是中國大幅施行出口關稅。這對中國的工業(yè)發(fā)展極為不利，但總要比外國大幅提升中國貨進口稅為佳，因為前者稅收由中國獲取。其二，最佳的選擇，是廢除外國貨進口中國的關稅，或起碼大幅減少。廢除所有進口關稅是妙著，最好的，貿易順差一定下降，而炎黃子孫可以大享鬼子佬的名牌真貨之樂矣。不妨考慮與外國洽商，大家一起取消所有關稅，但中國單方面取消所有進口稅也是正著，何況這后者瀟灑好看，干脆利落，有大國之風。這也是對世界公布：地球一體化，我們不跟你們婆婆媽媽，身先士卒地表演一手，成為天下第一個自由貿易大國。

　　縱觀天下大勢，我認為中國取消所有進口稅不僅要做，而且迫在眉睫，要盡快做。這是一項肯定可以大幅減低中國貿易順差的法門，而又因為有那么多的外資要到神州大地下注，我們無需擔心取消進口稅會對中國目前的外匯進帳有不良影響。說過了，中國的外匯儲備那么多，要燒也要燒好幾天。

　　取消進口稅對中國的工業(yè)會有負面影響嗎？也不用擔心。一個原因是中國貨的競爭者絕大部分不是先進之邦的優(yōu)質名牌，另一個原因是讓優(yōu)質名牌免了關稅殺進中國，這些產品會迫使中國提升產品質量，很快的。今天，我絕不擔心中國的工業(yè)家會那樣不爭氣，見到外來的名牌就心驚膽戰(zhàn)，鳴金收兵，躲起來了。

　　六年前，在某次講話中，我說如果舉世取消關稅，全球一體化競爭產出，我會將身家押在炎黃子孫那邊去。這類推斷我從來不錯。

　　說過多次，反對人民幣升值是為了中國的農民。也說過多次，中國農民的生活搞不起，經(jīng)濟增長怎樣了不起也沒有用。說要改善農民的生活說了幾千年，得個「講」字，但今天是看到曙光了。

　　近來反對人民幣升值有點火氣，情難自禁也�？刹皇且驗檗r民的生活沒有改進，或改進得太慢。正相反，大約二○○○年起，中國農民的生活改進得快，上升速度超過我的期望。形勢好，是關鍵時刻，潑冷水愚不可及。左盤算右盤算，我認為這幾年農民生活改進的速度，如果再持續(xù)十年——從歷史看是很短的時日——中國的農民會達到小康。還要鼓勵城市的工商業(yè)發(fā)展。農民生活的改進，是要靠工商業(yè)的繼續(xù)勵進帶動的。不容易看到農民的生活與城市的人均收入打平，因為后者有大富人家。但農民的人均收入，要達到城市的中等人家水平不苛求。那是小康，大約還需要十年吧。這是以目前農村的發(fā)展速度算，也把二○○三年起農產品價格上升的速度算進去。

　　說實話，要一下子大幅提升農民的生活，易過借火。那是拜當年的日本為師，禁止農產品進口。但這樣做，中國整體的經(jīng)濟發(fā)展會變得潰不成軍，無從再進矣。我反對禁止農產品進口，或抽進口稅；
我也反對最低工資，反對補貼農業(yè)，反對福利經(jīng)濟——因為這些會扼殺農民自力更生的機會。我贊成大事推廣農村子弟的知識教育，認為最好鼓勵私營的慈善機構辦學，贊成在農村推廣適用于中國的農業(yè)科技，也贊成大學取錄學生時，農村子弟的高考成績不妨讓個折頭。

　　我也認為兩年前取消農業(yè)稅是對的。這「取消」協(xié)助了在農民大量轉到工商業(yè)去的情況下，農產品的總量還繼續(xù)上升：棄置了的農地再被耕耘，雇用全職農工開始盛行，而農作的機械與建設投資，雖然還簡陋，是明顯地急速上升了。

　　不要相信農民的生活愈來愈苦，或貧富兩極繼續(xù)分化。就是北京也難以估計流動人口，以戶籍人口算農民的人均收入不對，而外國機構的什么分化指數(shù)統(tǒng)計，根本不知道中國發(fā)生著些什么事。在收入的差距上，城市與農村之間可能還在加闊，但相對的百分比升幅，這幾年農民比市民升得快是沒有疑問的。這發(fā)展繼續(xù)，農民的收入早晚會追上城市的居民。

　　北京目前的統(tǒng)計，是全國農民人口下降至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六。是以戶籍人口算吧。我調查了幾個農村（包括河南、江蘇、浙江、廣東、貴州），圖案竟然一樣：可工作的農村勞力，十個走了七個。近城市的走得較少，因為容易半農半工。大略地算一下，從總人口看，今天農村的實際人口只有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而從勞動人口看，操作農業(yè)的大約是百分之二十（一位作過比較深入調查的專家朋友，說只剩百分之十五左右）。六年前在廣州講話，我說中國操農作的要下降至總勞動人口百分之二十左右才算及格。這言論給人痛罵，說永遠不可能。曾幾何時，今天應該是達到了，比我六年前想象的快。今天看，農作勞動人口再下降五個百分點就差不多了。

　　無可置疑，近兩年建筑工人的收入上升得很可觀，反映著從農轉工的速度緩慢了下來。雇用的農工興起，而他們的全職收入，目前是略高于工廠的低薪工人。這里要指出一個考慮重點。以低工資從工商業(yè)學起，只要勤奮，知識與日俱增，假以時日，其收入的上限有機會高到天上去。換言之，工商業(yè)的知識有很大的爭取空間，機會有很大的變化，因而收入增長的彈性高。農業(yè)可沒有這樣的際遇。中國的農作知識了不起，但主要是數(shù)千年的智慧積累，農村的孩子從小耳聞目染，長大后一般都學滿了師。不是說先進的農業(yè)科技對中國毫無用處，但地少人多，好些外來的科技沒有多大用場。技術上，這些年中國的農業(yè)有長進，而以膠布建造溫室這幾年盛行了。那天我見到農民投資五千，用膠布建一間房子，可養(yǎng)雞千只，有無限感慨。是新法飼養(yǎng)，而令我心跳加速的是一戶農家拿得出三個五千元。

　　無論怎樣說，一個地少人多的國家，加上農業(yè)的本質，農民收入的上升彈性遠不及工商業(yè)。所以我認為一個年輕力壯的農工收入，只略高于工業(yè)的低薪是不夠的。這幾年農產品的價格比工業(yè)產品的價格上升得快，是好現(xiàn)象。假設工業(yè)產品之價不變，農產品之價再升一倍至一倍半，加上設備投資與新技術，農民一般可達小康。這樣盤算，我的估計是再要大約十年。

　　漫長的黑洞，中國的農民終于走到盡頭，見到光亮了。為什么不讓他們走出洞口呢？發(fā)神經(jīng)！說過無數(shù)次，農轉工，中國的農民起步時是轉到我稱為接單工廠去。這些工廠的產品沒有自己的商標，也沒有任何專利，只是有單接單，有版照造，他們的競爭對手不是什么先進之邦，而是越南、印度等工資比中國還要低的地方。人民幣升值，大家用美元結算，訂單會容易地跑到這些后起的地區(qū)去。今天的中國可沒有日本當年那樣著數(shù)，可以讓日圓上升一兩倍還有競爭力。一九九一年，在瑞典，我跟佛利民說得清楚：世界大變，不久的將來地球會增加十至二十億的廉價勞力在國際上競爭。沒有看錯，這競爭出現(xiàn)了，是地球之幸。我為印度、越南等的興起感到高興，而對中國來說，落后之邦有點錢是大吉大利，因為與之貿易可以多賺一點。但讓人民幣升值是讓賽，是輕敵，是未富先驕。

　　是的，就是農轉工到了一個飽和點，北京還不能讓人民幣升值。原因是要提升農民的收入，我們要讓工商業(yè)的收入上升。這上升會自然地迫使工業(yè)改進產品的質量與引進科技，而這幾年中國的研究投資的上升率是世界之冠。人民幣不升，中國的接單工業(yè)總會有抬頭的一天。是的，中國早晚要放棄低下的接單工業(yè)，讓改革較慢起步的接單去吧。絕對不是看人家不起，而是中國的勞苦大眾吃了那么多年苦，今天的形勢是他們的血汗換回來的。

　　五年前說過，人民幣強勁，主要是因為中國的人民大眾吃得苦。人民幣升值，對富有的炎黃子孫無疑有利。但勞苦大眾呢？難道他們會旅游巴黎喝拉圖紅酒嗎？

　　上文提到人民幣面對兩項困境。其一是兌美元上升，外貿以美元結算，彈性系數(shù)不協(xié)助，中國的外貿順差不跌反升。這會帶來外間再強迫人民幣升值，有可能一重一重地逼上去，使中國走上日本當年的不幸的路。其二，中國的勞苦大眾的工資，高于跟他們競爭的印度及越南等地，人民幣再上升，這幾年發(fā)展得很有看頭的農民生活，會遇到嚴重的打擊。

　　這里轉談第三項困境。那是這幾個月中國的通脹是明顯地上升了，到了近于不可以接受的水平。這里我們要冷靜下來，思量一下。首先，近來的通脹加劇主要是農產品的價格上升得快。這是好現(xiàn)象。農轉工的人數(shù)那么多，農產品的價格上升是自然的現(xiàn)象，而如果農產品的價格不升，農民的生活不容易有抬頭的一天。然而，普通常識說，農轉工的人數(shù)多，非農業(yè)的物價理應下降才對。但沒有，只是上升得少。原則上，中國的物價指數(shù)，農產品占三分之一，其價上升一個百分點，其它物價下降半個百分點可以抵銷，使通脹率為零。但沒有。在目前中國的發(fā)展中，通脹年率低于五可以接受，目前是在六至七之間，不好，也不大壞。

　　大壞而又頭痛的，是人民幣兌美元上升了百分之十，按照經(jīng)濟常規(guī)，幣值上升是會帶來通縮的，但沒有。以香港為例，近兩年港人到大陸消費，物價是上升了百分之二十強。不是說國內的人也遇到同樣的通脹，分析復雜，但可以肯定地說，因為人民幣值在國際上升了，國內的通脹率其實不止目前公布的六至七之間。

　　這就帶來一個有趣的經(jīng)濟學問題。幣值上升，應該有通縮——讀者不妨想象人民幣值大幅上升，通縮必至——但為什么上升了百分之十還會有通脹加劇的現(xiàn)象呢？

　　我的解釋有兩方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其一，貿易順差急升，外資繼續(xù)涌進，外匯儲備激增，這些進帳或遲或早是要用人民幣兌換代替的。這會導致人民幣的國內流通量增加。不是說外匯進帳要下降至零才沒有通脹，但因為這進帳的激增使人民幣量上升，央行加息約束的主要是國內市民的消費與投資，不是明智之舉。其二，央行以壓制人民幣需求的方法來紓緩其上升壓力，例如禁止在國內自由地以外幣兌換人民幣，有適得其反的效果。壓制需求會促使市場預期人民幣會繼續(xù)上升，爭持人民幣會使幣量被迫提升。

　　這就帶來我曾經(jīng)說過的一個重點：要紓緩人民幣上升的壓力，約束需求（目前做的）是劣著——正著是增加人民幣的供應。后者，為避免國內的通脹加劇，央行要把人民幣大量地放出國外——這是要解除目前的外匯管制了。

　　解除匯管，把人民幣大量放出去，要人民幣變得毫無上升壓力很容易，而放出去夠多人民幣值是會下降的。要注意：把人民幣放出去與此前決定（而最近剎掣）的天津「直通車」到香港買股票很不相同。「直通車」是內資外流，但人民幣外放有引進外匯的效果，國家是有錢賺的。這里要說清楚：從經(jīng)濟學的角度看，我不反對內資外流，但指明是購買股票卻是劣著。股票之價，原則上，是反映著上市公司的回報率，市場應早有定論。無端端因為「直通車」而使港股上升了百分之四十，反映著股民一般無知，早晚會損手爛腳！買股票不是移民潮買樓，不是自由行購物，而是市場投資，要看上市公司的投資回報。

　　炎黃子孫有錢出外投資，那很好，但要讓他們自由選擇投資的項目與回報的預期。說實話，當今之世，不容易找到一個地方投資比神州大地更可取，但如果炎黃子孫要分散一點，那到外間下點注，過癮一下，也無不可，但不要強迫他們通過港股市場。

　　要紓緩人民幣的上升壓力，大量把人民幣推出國際是最上選的了。這里還有一個很少人注意到的重點。這兩年人民幣上升，主要是兌美元上升，而我說的接單工廠今天叫救命，主要是他們一律以美元結算！是個尷尬的問題，炎黃子孫很有點面目無光：既為泱泱大國，經(jīng)濟搞了起來，震撼世界，但外國人購買中國貨，為什么不能用人民幣結算呢？這是因為中國還有匯管，人民幣不自由外放。

　　北京的朋友要為國家的尊嚴設想一下吧。但在目前的形勢下，解除匯管讓人民幣自由外放，有不小的機會帶來相當頭痛的麻煩：國內的通脹因而急速上升的機會存在。這里我們有兩方面的考慮。一方面，有兩點對通脹是有利的。第一點，如果北京依照我的建議，取消進口稅，貿易順差大跌，有紓緩通脹的效果。第二點，以提升人民幣的對外供應來減少該幣的上升壓力，市場再不爭持。另一方面，人民幣自由外放，對通脹不利也有兩點。第一點，人民幣的強勢下降的本身，會增加通脹的壓力。第二點，如果外放了的人民幣回流，國內的人民幣量增加也會導致通脹。人民幣留在外地則不會，但外放了的總會有某部分回流，尤其是投資中國這些年成為風氣了。我們無從估計外放了的人民幣的回流比率會是多少。

　　兩點會紓緩通脹，兩點會增加通脹壓力，一起合并，國內的物價會向哪個方向走呢？很難說。如果一定要我猜一下，我認為在目前的物價明顯地趨升的形勢下，解除匯管，外放人民幣到?jīng)]有上升壓力的那點，國內通脹加速的機會較高，有可能引起急速通脹。因此，我不能不舊話重提，建議人民幣與一籃子物品掛鉤。這后者我分析過多次，但好些讀者還是不明白。應該是傳統(tǒng)的貨幣觀誤導了他們。我要從另一個角度再說一次。

　　這里要補充一下的，是人民幣大量外放，中國的外匯儲備會相應上升。與貿易順差及外資涌進的儲備上升不同：除非人民幣大量回流，其外放帶來的儲備上升是不會增加通脹的。

　　不久前在報章上讀到周小川先生在十七大的言論，有云：「中國當前貨幣政策仍要堅持多目標，并強調促進經(jīng)濟發(fā)展……。他大稱，中央銀行首先要注重通貨膨脹的防治，保持幣值穩(wěn)定，其次在宏觀調控和制定貨幣政策時要考慮促進就業(yè)……�！�

　　上述的觀點無疑是西方某傳統(tǒng)的貨幣政策觀。可以辦得到嗎？地球歷史沒有成功過。今天歐元幣值穩(wěn)定，主要是因為他們放棄了「多目標」。可不是嗎？歐元成立以還，德國與法國的失業(yè)率毫無改進，其它的歐盟國家有失業(yè)率低很多的。歐盟之邦有不同的經(jīng)濟困境，是佛利民當年認為歐元行不通的原因，而今天歐元成功，是因為主事者只求幣值穩(wěn)定，不管其它。貨幣政策的「多目標」，在實踐上沒有成功過。原則上行得通嗎？理論說很困難，困難重重也：一石多鳥要碰巧。國家大事，豈同兒戲哉？

　　雖然不是我的研究專業(yè)，但自六十年代初期起我跟進貨幣，有名師指導，同學了得，而后來認識佛利民、夏理•莊遜、蒙代爾等貨幣大師，要不跟進也艱難。記憶所及，佛老當年認為沒有一個聯(lián)邦儲備局的主席是及格的。后來到了格林斯潘，佛老認為最好。格老的政績如何呢？處事臨危不亂，國會應對一流。然而，他在任的二十年間，美國的利息率輪上輪落凡八次之多。我早就說過，利息率轆來轆去，轆上轆落，早晚會有投資者或借貸者被轆瓜。言猶在耳，次按風暴就出現(xiàn)了。

　　費沙的利息理論說得清楚：投資的回報率應該與市場的利息率相等。很顯然，投資的回報率不可能像格老任內的利息率那樣轆上轆落。換言之，格老的貨幣政策基本上是違反了經(jīng)濟原則。佛利民當年是反對以利息率調控經(jīng)濟的，但以幣量調控，困難重重，格老轉用利率也就無話可說。可惜佛老去年謝世，否則見到今天的次按風暴，足以仰天大笑矣！中國的央行最近加息五次，也是以利率調控，拜格老為師，放棄了比格老高明的朱镕基傳統(tǒng)。不敢說朱老比格老聰明，而是美國的「無錨」（fiat money）貨幣制度有不容易解決的困難。佩服蒙代爾，他四十年前就這樣說。

　　西方的幣量理論（quantity theory of money）起于史密斯之前，其后參與的天才輩出，實證研究的大好文章數(shù)之不盡，可謂精英盡出矣。然而，理論歸理論，實踐歸實踐。實踐上，該理論有一個無可救藥的要點：我們不知道方程式內的貨幣量究竟是些什么！是M1？是M2？是M3？還有其它嗎？

　　我肯定幣量理論有嚴重的失誤，始于一九九五。該年我的一位師兄A. Meltzer訪港，我?guī)�他到雅谷進午餐。在貨幣研究上，這位師兄非同小可。他是K. Brunner的學生，與老師拍檔研究貨幣得享大名。單以調控銀根（base money）來調控幣量的主張，是這位師兄一九六三首先提出的。這個「銀根」法門后來被西方的國家普遍采用，是以利率調控之前的事了�？梢哉f，從貨幣理論實證研究的角度衡量，這位師兄的成就不在佛利民之下。

　　在那次雅谷午餐中，師兄向我提出一個困擾著他的問題：美元的幣量急速上升了好幾年，但美國見不到有通脹復蘇！他說想不通，唯一的解釋是當時美元在國際上強勁。分手后我再想，得到的解釋是：一九九一波斯灣之戰(zhàn)后，蘇聯(lián)解體，國際上要持美元者急升，而外間多持美元是不會導致美國本土的通脹上升的。三年前，佛利民直言他對自己多年來的幣量觀有懷疑，那是大師的風范了！

　　于今回顧，我歷來敬仰而又拜服的佛利民，幣量之說外，其貨幣觀還有兩處失誤。其一是他對美國三十年代經(jīng)濟大蕭條的解釋，是貨幣的頂級研究，詳盡得前無古人，但輕視了當時的美國工會林立，福利大行其道，最低工資半點也不低。這些加起來約束了勞工合約的選擇，而重要的件工合約當時在美國是被判為非法的。我絕不懷疑佛老說的，當年美國的聯(lián)邦儲備局做錯了，失誤頻頻，幣量應加不加，或應加反減，也不懷疑在合約選擇自由不足的情況下，大幅增加貨幣量，搞起一點通脹，對當時的大蕭條有助。然而，朱镕基的中國經(jīng)驗卻令人大開眼界。神州大地一九九三的通脹率越百分之二十，一九九七下降至零，跟著有負三強的通縮，如果算進當時的產品與服務的質量急速提升，通縮率達兩位數(shù)字應無疑問。樓房之價是下降了三分之二的。就是在這樣的極為「不景」的時期，中國的經(jīng)濟增長保八，而失業(yè)率徘徊于百分之四左右。長三角的經(jīng)濟就是在那時颷升，只八年超越了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是重要的經(jīng)驗，明顯地否決了佛老的單以貨幣理論解釋大蕭條的分析。

　　佛老的另一項失誤，是他認為金本位制度放棄了之后，一個大國不容易甚至不可以用實物為貨幣之錨。昔日以金或銀為錨的本位制，導致西方太平盛世很長的時日，今天還有不少經(jīng)濟學者向往�？上Т酥埔�，金或銀本身的價格波動會導致其它物價的波動，而這本位制的瓦解，起于經(jīng)濟增長或行軍打仗，金或銀的供應量不足。

　　沒有誰不同意有實物為本位的貨幣制度最可取，只是找不到可取的實物。是朱镕基在九十年代處理貨幣的方法使我霍然而悟，站了起來：以實物為貨幣之錨，市場要有實物存在，但政府不需要提供實物，而市民是不需要儲存有關的實物的。解釋是后話。

　　這里要向周小川先生澄清一下。多目標的貨幣制度雖然老生常談，但歷史的經(jīng)驗沒有成功過。貨幣的基本用途是作為計算單位（unit of account），亦即是協(xié)助市場交易的單位了。凱恩斯是這樣看的。作為計算單位，貨幣的主要目標是穩(wěn)定物價，而如果只針對這單一目標處理，成功不難。這應該是中央銀行要集中的唯一職責。經(jīng)濟的其它方面應該是央行之外的責任。不要羨慕美國聯(lián)邦儲備的主事者基本上是管到經(jīng)濟的各方面去�？此拼髾嘣谑�，其實手忙腳亂！是那個無錨的fiat money制度使然。貨幣無錨，以幣量調控物價難于登天，顧此失彼，于是不能不管到多方面的目標去。

　　君不見，西方常說的商業(yè)周期（business cycle），開放改革后的中國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不是說經(jīng)濟沒有波動，而是沒有周期性。貨幣制度不同，市場合約選擇的自由度不同，所以有別。個人認為：朱老搞出來的中國貨幣制度是好的。非常好，要不然中國不會有今天。我同意蒙代爾為此而提出的格言：還沒有破壞，不要修理它。

　　有數(shù)之不盡的理由一個國家的貨幣要下一個固定的錨，然后讓所有匯率自由浮動。人民幣目前的主要困境，是一方面要解除外匯管制，讓人民幣外放來紓緩幣值上升的壓力；
另一方面，這匯管的解除有很大的機會帶來不可以接受的高通脹。在這樣的情況下，我?guī)状谓ㄗh的把人民幣與一籃子物品掛鉤，即是說以一籃子的物品價格指數(shù)為人民幣之錨，就更加重要了。

　　解釋過幾次，明白的朋友拍手稱善，但好些讀者不明白，可能他們想得太深了。不是我的發(fā)明。我只是把古老的本位制與朱镕基的貨幣政策結合起來，知道可行。與一籃子物品掛鉤的想法二十多年前向佛利民提出過，但要等到十年前，得到朱老的政策啟示，我才知道提供貨幣的政府機構是不需要有籃子內的物品在手的。當年大家都想錯了。

　　讓我從金本位說起吧。黃金的本身值錢，以金幣作貨幣，金的所值就是幣值。金有重量，攜帶不便，提供貨幣的機構可以發(fā)行鈔票，是紙鈔，面額說明可以換取多少重量的金，發(fā)鈔的機構是有黃金儲備的。這個古老的本位制有兩大缺點。其一是金價的波動會導致其它物價的波動，其二是發(fā)鈔的機構可能遇上黃金儲備不足的困難。后者其實是誤解，是錯覺，起于發(fā)鈔的政府或機構營私舞弊，或言而無信，或上下其手。中國清代的一些錢莊與后來國民黨的關金、銀圓券、金圓券等，說明有金或銀作本位，都是騙人的玩意。我們有理由相信今天中國的央行再不會那樣做，而如果他們那樣做，沒有誰有理由去關心中國的經(jīng)濟改革。

　　今天，我們要把問題倒轉過來看。央行發(fā)鈔，大可說明一百元（或某面值）可以在市場買到某重量的金。短暫的波動當然存在，但可以容許。央行本身不提供金，只是見市場金價上升，央行把部分鈔票收回；
見金價下跌，則多發(fā)鈔票出去，那鈔票面值的金量可以穩(wěn)守。目的只一個：穩(wěn)守金價，其它貨幣政策不管。這樣穩(wěn)守就是以黃金作為貨幣之錨，也是本位制，是另一種，增加了不需要儲備黃金的彈性。容許短暫的金價波動，穩(wěn)守幣值的金價不困難。困難是其它兩方面。一、市場的黃金需求或供應可以大上大落，穩(wěn)守幣值的金量，其它的物價會跟著大幅波動，對經(jīng)濟有不良影響，可以是很壞的。二、市場中的大富君子可以跟政府賭一手，炒金圖利。這是說，以市場的黃金為貨幣之錨，金量的多少不是問題，其它物價的可能大幅變動才是。

　　這就帶來以一籃子物品作為貨幣之錨的建議了。曾經(jīng)建議用三十種物品，認為不夠安全用六十種吧。要選對衣、食、住、行有代表性的，物品的質量要有明確的鑒定準則，要從沒有討價還價的期貨市場及批發(fā)市場選擇。不難選出約六十種，但再多不容易。籃子內的物品各有各的不同價，比重也不同，而這籃子中的相對物價是自由浮動的。固定的是一千元人民幣（或某面值）可以在市場購得那籃子內指定的物品的質與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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