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5月31日下午，創(chuàng)建中國新文化（北京）論壇第十三次研討會召開第三次會議，24位學者、教育與媒體工作者與會。北京理工大學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教授楊東平主講，提供的論文是《中國教育的文化更新和體制改革》。會議由創(chuàng)建中國新文化論壇主席徐景安主持。

　　徐景安：

　　今天下午來了許多民辦學校校長，分為兩個專題，一是討論教育改革路徑選擇和怎么起步。二是討論民辦學校問題。

　　前30年的改革某種意義上是自上而下推動的，是鄧小平推動的、黨中央推動的。然后，受到了社會各界的支持，當然也有很多困難和阻力。改革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時也造就了一個強大的政府，這是我們意想不到的。我國政府掌握的財力占GDP的比重高于美國，但是舍不得投教育，這就需要轉變政府職能。教育改革的重點是政府放權，還權于學校、還權于社會。這都意味著什么？后30年改革，尤其是教育改革，都是要政府做不愿做的，不做愿意做的，他們怎么有改革的動力？所以，中國的教育改革及其他領域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民間來推動。似乎我們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是我們要發(fā)出一種聲音，通過媒體發(fā)出聲音。我們不要忽視自己的力量，也不要輕視自己的作用。

　　下面請東平教授談一談下一步改革的思路。

　　楊東平：

　　學校的行政化和官場化絕對是不好的，這個可以確認。

　　當前的大學，運行三種不同機制。一個是學術的、教育的，另外是官場的，還有商場的。學校到底是一個什么機構？上海的一個老教育家說得好，他說學校要像學校，而不是像賓館；
校長們要像校長，而不是像老板�！赌戏街苣�》做過一個調查，你認為現(xiàn)在的大學校長更像什么？認為像學者的少，認為像官員的比較多，這就是教育的異化。

教育的行政化是一個突出的弊病，我們的現(xiàn)實是“教育局辦學”，而非“教育家辦學”，有人說是教育部辦大學，教育局辦中小學。校長只管開會，學習文件精神、貫徹領導意圖。這與真正的教育就非常遠了。這涉及一個重要的改革，就是教育行政改革。教育行政改革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就是構建一種新型的教育治理結構，以及新型的政校關系。學校不是政府的行政下屬，是面向社會自主辦學的獨立的法人機構。這個概念在我們的《教育法》里面都有，只不過還沒有成為現(xiàn)實。

　　構建新型的政校關系，首先是政府依法執(zhí)教、依法辦學。政府對學校的管理主要是政策、方針的制定，保障供給、提供轉移支付、進行檢查評價、貫徹教育方針、教育法等等，而不是對學校直接的、微觀的管理。真正的教育，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是在自主辦學的實踐中發(fā)揮主觀能動性，辦好學校，創(chuàng)造經驗。溫總理也很強調“教育家辦學”，為什么我們這么多年出不了真正的教育家，主要就是因為學校沒有辦學自主權。

　　教育部的行政職能如何轉變、如何確定，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早在五十年代，周總理就批評過教育部成了高教部，教育部和高教部分分合合好幾次。八十年代，成立了國家教育委員會，但是這個問題還是沒有真正解決。1985年，在整黨時胡耀邦總書記對教育部有一個很強烈的批評，他批示說：教育部要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部，而不是你那幾所直屬院校的教育部。這個問題在今天不僅依然存在，而且更為嚴重。九十年代末，國務院機構改革以前，教育部直屬院校36所。機構改革之后，大多數(shù)的部委院校下放給地方了，還有一部分高校轉移給教育部，教育部的直屬院校達到了71所，比原來增加了1倍。教育部的工作重心主要是高等教育，尤其是部屬高校。中小學教育、職業(yè)教育，在教育部是比較邊緣的，至于像社區(qū)教育、家庭教育、終身教育，幾乎不在教育部的視野里。

　　教育部的職能轉換有很多方面，除了下放學校、恢復學校的自主性；
還要構建服務型政府，真正把行政職能從管制轉為服務，這兩個概念是完全不一樣的。關鍵之一是減少行政審批。現(xiàn)在我們大事小事“跑部（步）前進”，而且現(xiàn)在國家比較有錢了，教育職能部門直接掌握的錢財很多。如教育部各司局都有大量的專項經費，比如高等教育質量工程等等，經費巨大。對學校繁瑣的微觀干預就越來越多，“跑部前進”的現(xiàn)象越來越嚴重。很多外地的大學都在北京設立了駐京辦事處。

　　此外，包括信息公開、包括問責制、包括建立社會參與的機制。我們現(xiàn)在教育決策的科學化程度非常低，以至于很多教育部的決策到了下面，遭到抵制和嘲笑，如冬季長跑，京劇進校園的規(guī)定等。那么大的中國，不是因地制宜、讓學校自主地去實現(xiàn)這些教育目標，而是在北京的辦公室里號令天下，這個做法肯定是行不通的。

　　分門別類的體制改革還有很多方面，包括高等教育的、基礎教育的、農村教育的、包括教育經費問題、教育財政，包括民辦教育、職業(yè)教育，我們研究院開過一系列的討論會，進行過一系列的專題討論，也都形成過專項的建議，送給主管部門。

　　我們今天下午要討論的是怎么實現(xiàn)改革，它的策略和切入點，它的路徑可能是什么樣的。我想，對于這個問題，可能需要改變“總體解決”這樣的思維。我們總是希望能夠來一場自上而下、一攬子解決所有問題的這么一個改革。但是，這種總體解決的決策是否能夠到來，我們決定不了；
另外，從經驗角度講，一個總體性的改革，也需要非常多的自下而上的改革實踐的支撐，否則也很難冒然產生一個一攬子解決方案。自上而下的整體改革固然是我們非常希望的，但是自下而上的繼承和探索是非常有價值的�；蛘哒f這種自下而上的教育變革、創(chuàng)新活動越多，整體性的教育改革的基礎條件就越成熟。

　　 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策略，實際上在教育領域和其他領域是相似的。有這么幾個基本的策略，一個是允許試點。不管多么激烈的改革，只要從試點開始就沒有問題。我們現(xiàn)在強調理性、建設性、操作性，一個理想、目標，怎么把它變成一個現(xiàn)實的行為，只有通過試點。這個試點既包括學校這樣的基層單位，也可以包括一個地區(qū)，譬如說上海、深圳或者某一些省，給它比較大的自主權。這樣的實驗區(qū)，過去教育部也制定過，基本上都是徒有其名，沒有真正放權。中國社會經濟發(fā)展差距很大，在不同的地區(qū)允許做不同的嘗試是非常重要的選擇。

　　第二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經驗，就是“放開兩頭”。最好的和最弱的兩端，都可以放開。最好的那頭，比如像清華、北大，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比較有條件實行自治、自我管理，并通過好的學校的示范來擴大改革。最差的那頭，如高職�？疲�也可放開。如當年在深圳建特區(qū)一樣，搞壞了也不會影響大局。用放開兩頭的方法允許試點，啟動改革，是一個有效的經驗。

　　第三是“增量改革”。從照顧現(xiàn)實國情出發(fā)，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在不損害既有利益格局基礎上，通過增量部分的改革，調整形成新的利益格局。

　　關于改革的路徑，我們有過一些設想。第一，當然最希望的還是剛才講的自上而下的整體性的教育改革，將教育行政改革作為一個重要的路徑，從教育部轉變職能開始，通過機構調整、服務型政府建設，下放直屬高校等，開展實質性的教育改革。

　　第二個可能的路徑，是985高校的改革。從高校改革開始，有很大的示范性。國家對這些高校寄予很高的希望，他們的整體辦學水平和管理水平也比較強。八十年代的教育制度改革也是從落實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的改革開始的。

　　第三個是高考制度改革。它具有承上啟下，連接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的樞紐作用，對改變高等學校辦學和中小學的引導作用很大，關注度特別高，是一個比較可能的選擇。到目前為止，各地的高考制度改革主要是對考試科目的調整，就是3+2、3+x等等。真正意義上的高考改革不僅意味著考試科目、考試內容的改革，尤其包括錄取制度的改革。到底存不存在這么一個大家都比較認同的這么一種模式，這個是需要討論的。我們在6月13日要開一個專場的討論會，公布我們制定的新的高考制度改革的方案。

　　第四是關于職業(yè)教育的改革，對此我們也進行過專門研究。大家意識到職業(yè)教育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比較弱的領域，但是它的社會需求非常大，國家非常重視，投入也很多。如果通過改革，使得職業(yè)教育能夠比較好、比較快的發(fā)展起來，也可能為整個學校教育管理模式的改革開辟一個新的道路，通過職業(yè)教育這個系統(tǒng)的改革來帶動整個教育制度的改革。上述各種選擇可以說只是紙上談兵，現(xiàn)實的教育改革究竟如何啟動？這并不是由我們說了算的，在這里只是跟大家一塊來交流和探討。

　　謝謝大家！

　　徐景安：

　　我參與了30年的經濟改革，想以此談一下教育改革的啟動問題？當初改革是怎么啟動的？首先是基于對整個國民經濟形勢的判斷。文化大革命以后，國民經濟處于崩潰邊緣，但還是認為鶯歌燕舞，形勢大好，既無內債，又無外債，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敵人一天天爛下去。而鄧小平承認了簡單事實，中國和發(fā)達國家的差距不斷擴大，不是20年、30年，可能50年了。這是需要膽識與勇氣的。

　　對我國的教育形勢怎么判斷？我們也可以說形勢大好，成就巨大、規(guī)模第一。而現(xiàn)實生活中學者、老師、學生、家長，絕大多數(shù)人對教育不滿�，F(xiàn)在到了一個臨界點。大學畢業(yè)生找不到工作，過去是60%以上，現(xiàn)在一流大學80%都找不到工作。這些畢業(yè)生無處可去，可能滯留學校，而新的大學生要進來，危機表面化了，尖銳化了。這是追求數(shù)量、不求質量的教育危機，有可能演化為社會危機。我國教育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我認為需要寫一份對教育狀況的評估報告，什么成績很大、問題不少這樣不痛不癢的報告起不了作用。判斷我國教育的簡單事實是生產的產品不合格、社會不適用，如果是企業(yè)早就破產了，還不反思改革嗎？

　　小平承認了簡單事實以后，作出了簡單判斷。搞社會主義要發(fā)展生產力，經濟是第一位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從農村承包開始，地讓農民去種，企業(yè)讓企業(yè)去辦。這是很簡單的道理。現(xiàn)在，我們的教育也是如此，教育要讓學校辦，而不是政府辦。正如政府不能管企業(yè)經營，政府也不能管學校事務。教育部能辦好這么多大學嗎？教育局能辦好這么多中、小學嗎？過去企業(yè)的人財物、產供銷全由政府管，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由政府定�，F(xiàn)在學校教什么課、用什么教材、誰有資格教、收多少學生、收費多少……無論公立、私立都由政府決定，這與計劃經濟管企業(yè)一模一樣。教育改革就從放權起步！中國改革說到底都是回到常識，讓學校辦教育，學校是辦學主體，這不過是常識。搞教育，居然不承認常識，怎么搞得好？可是，承認常識是需要決策者具有勇氣、良知和責任的。

　　教育怎么改革？我提出24字方針，即明確方向，制訂規(guī)劃，放權開放，建立機制，雙軌探路，重在用人。

　　明確方向。教育從政治性、行政性、工具性轉為人文性、公共性、學術性。教育是為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服務的，應以學生為本、以學生為中心。教育是一項公共服務，是政府應盡的責任，不是政府的特權，不能由政府壟斷。教育是心智、思維、智慧的開啟與訓練，需要自由與創(chuàng)造，不允許壓制與管制。

　　制訂規(guī)劃。根據(jù)改革方向與目標，確定實施的步驟。中央多次作出教育改革的決定，但都沒有相應的實施規(guī)劃，必然流于空談。我至少參于了八項總體改革規(guī)劃和年度改革規(guī)劃的制訂，教育改革如此龐雜，沒有實施規(guī)劃，無法有序地推進。

　　放權開放。教育改革從向學校放權，向社會開放起步。學校是教育的主體，由校長治校、教師治教。辦學主體向社會開放，符合條件都可以辦學。辦學資金向世界開放，允許各類資金投入教育�，F(xiàn)在，辦企業(yè)都放開了，辦教育為什么不能放開？

　　建立機制。放權開放的前提是必須建立約束機制，辦教育畢竟與辦企業(yè)不同。辦教育無法實行質量三包，學長、學生難以約束學校。這就必須由政府與社會承擔監(jiān)管責任，并發(fā)揮專家的作用。教材編寫、教師資格、校長人選、職稱學位都可由各類專家委員會來評審。學校決策由出資方與社會人士組成董事會承擔。教育行政部門進行宏觀管理與微觀監(jiān)督。

　　雙軌探路。教育改革是一個大系統(tǒng)，不可能一攬子全面起動。保留老的一軌，用新的一軌探路，是經濟改革的成功經驗�？梢赃x擇某類教育如民辦教育、職業(yè)教育，選擇某類地區(qū)、某類學校如貧困地區(qū)或富裕地區(qū)以及有條件的學校，進行試點，摸索經驗，逐步推進。

　　重在用人。一個不想改革的人會找千萬條理由拒絕改革，一個想改革的人會千方百計探索改革。教育改革就是要依靠有改革意識的人去推動。選擇有改革意識的老師去當校長，有改革意識的校長當教育局長，有改革意識的局長當教育廳長，有改革意識的廳長當教育部長，教育改革就能打開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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