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家客廳——從錢鍾書到張
　　愛玲》（花城出版社2015 年版）是宋淇之子宋以朗圍繞其父及其文人好友間生平交往的趣聞軼事，將信件作為史料，整理寫成的一部傳記體回憶錄。身為中國早期現(xiàn)代戲劇理論家、藏書家宋春舫之子，作者宋以朗的父親宋淇（筆名林以亮等）是個名副其實的文學“多面手”。宋淇筆耕不輟，涉獵甚廣，一生致力于各種文藝事業(yè)，為人低調慷慨，他一生結交摯友無數，其中包括最耀眼的文壇巨擘，如錢鍾書楊絳夫婦、傅雷一家、詩人吳興華，以及不得不提的上�！疤觳拧迸�作家張愛玲。
　　·壹·
　　《宋家客廳——從錢鍾書到張愛玲》一書呈現(xiàn)了特定時代背景下文人自身的選擇，以及他們各自難以預測的命運走向，文字風格平淡而近自然，盡可能客觀、公正地還原了上世紀30 年代至80 年代中國文壇一幅幅文人交往的生動畫卷，時而博人一笑，時而引人唏噓。與其說《宋家客廳》是一本嚴格意義上的傳記，倒不如說它是一部頗具個人隨筆性質的回憶錄，頗有幾分19 世紀享譽英國文壇的大散文家查爾斯·蘭姆之“個人化散文”的韻味。然而，這部傳記體回憶錄卻又不只是停留在個人隨筆的層次上，此書探討了諸多文學史上的謎團、公案，根據作者自身已掌握的資料，進行邏輯嚴謹的考據與大膽的猜測，因此深具學術價值。作者公開了許多錢、傅、吳、張與宋淇夫婦的信件，因此正如陳子善先生在序言里所寫的：
　　以朗兄撰寫《宋家客廳》，既充滿感情，又不失客觀公允。因而，不僅僅是張愛玲研究、錢鍾書研究、傅雷研究、吳興華研究，宋春舫、宋淇父子更不必說，乃至40 年代上海文學史以及整個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研究，這都會從這部引人入勝的《宋家客廳》中獲益，而且我敢斷言，不是一般的獲益，而是深深的獲益。
　　子善先生所言，精辟地概括了《宋家客廳》的價值。
　　宋淇之子宋以朗留學歐美，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又有較為年輕的心態(tài)，因此筆觸不至于過于凝重稚拙，而是多了分恰到好處的含蓄與客觀。宋以朗作為一個統(tǒng)計學博士，文學雖非其所長之終身志業(yè)，敘述人稱雖為第一人稱，卻秉持“不隨意評價，只公開資料，供讀者判斷的”的堅定立場。作者在該書中多次提到，宋淇與宋鄺文美夫婦作為張愛玲下半生最要好的朋友，被張指定為其文學遺產的唯一繼承人，而宋淇之子宋以朗在其父母逝世之后，則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張愛玲遺作的繼承人和出版人。2009 年，宋以朗出版了張愛玲的遺作《小團圓》，立刻迎來軒然大波，網上的口誅筆伐、抗議出版接踵而至。這部被張愛玲生前囑咐需“被銷毀”的自傳體小說卻終于還是面世了。面對讀者的負面回應，宋以朗的態(tài)度始終很明確，在該書的結尾他寫道：
　　張愛玲在世時，出版商、朋友、經理人時常干預她的意愿，甚至替她做“不出版”的決定，以致有些作品到今天仍不見天日。我現(xiàn)在的責任就是把選擇權歸還讀者，而不是給張愛玲的未刊文字做最后審判。
　　宋以朗的態(tài)度是無可挑剔的，出版作品并不意味著強迫讀者閱讀，但作為唯一擁有張愛玲遺作的繼承人，如果不考慮讀者的意見而私自銷毀作品，無疑是更加不負責任的。作者的邏輯清晰、立場公正，不帶個人偏見地澄清了許多誤解，試圖向讀者還原一個“真實的張愛玲”。
　　·貳·
　　作者自身與他筆下的人物之間的關系較為特殊，由于宋以朗與書中提到的文壇巨擘們并無直接的接觸和來往，也非同時代人，使得作者能夠以相對客觀疏離，甚至可以說是以近乎學者的態(tài)度看待他父輩這一代的文人交往、文人逸事。作者撰寫《宋家客廳》這部傳記，主要的資料有三大來源：一是他自己的回憶，包括其父親和親戚告訴他的家庭往事。然而，這些回憶不免有真假摻雜的成分，就如同許多口述史一樣。記憶的縫隙無處不在，個人歷史建構的不可靠性幾乎是無法避免的。好在這些零星回憶并不占據書中大部分內容，而只是一筆帶過。例如談到作者對張愛玲本人的印象，他只用寥寥幾百字作了個極為簡短的敘述。第二個來源是已經刊行的文獻，例如其父寫宋淇的《毛姆與我的父親》，提及他和張愛玲友誼的《私語張愛玲》等。這些文獻雖然提供了許多細節(jié)，卻只能表現(xiàn)筆下所寫人物的一個側面，不能窺得全貌，因此，宋以朗如何管中窺豹、整理資料、去偽存真，頗費一番周折，需要極大的耐心和考據功夫。最后一種來源，也是該書中最具研究價值、尚未受到學者充分重視的，則是宋家未刊行的手稿和書信。由于宋淇與錢鍾書、傅雷、吳興華、張愛玲生前均為摯友，他們留下了上百封私人信件，僅張愛玲就有六百多封，而這些資料均在整理中，作者也會陸續(xù)斟酌刊發(fā)，頗值得期待。
　　傳統(tǒng)的人物傳記，幾乎都套用人物從出生到死亡，一根線從頭串到尾的直線形敘述模式，中間貫以諸多煩瑣細節(jié)，讀來難免沉悶。而宋以朗的這部傳記，分開看都是一篇篇獨立的散文，分開發(fā)表亦無大礙，具有其獨立性與完整性。傳記文學作為一種特殊的文學體裁，應注重刻畫人物性格、關注時代背景下的人物命運，而不是一味地堆砌史料，以“事件”為中心。漢代司馬遷的《史記》是中國“紀傳史”的鼻祖，而太史公的長處亦在于對人物傳神的描摹，第一次以“人”為本位來記載歷史，表現(xiàn)出對“人”在歷史中的地位與作用的高度重視。章培恒、駱玉明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提出了一個觀點，認為《史記》創(chuàng)造了一種“互見法�！彼�謂“互見法”的意思是，“將一個人的事跡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傳為主；或將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個地方的敘述為主�！� 司馬遷運用此法，不僅是為了避免重復。所謂“為了使每部傳記都有審美意味上的統(tǒng)一性，使傳主的形象具有藝術上的完整性，就必須在每一篇傳記中只寫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經歷，而為了使整部《史記》又具有史學意義上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就必須在其他地方補寫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經歷�！边@就是“人物互見法”的意義。
　　在這本史料無比豐富的《宋家客廳》中，宋以朗無疑是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了司馬遷寫《史記》的這種“人物互見法”。 書中涉及的活躍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人物之間呈現(xiàn)出錯綜復雜的關系，他們之間偶有交集，也曾互通有無，談文論道，這些文壇人物之間，存在一個“看”與“互看”的問題，頗值得注意。文人的自我觀照與文人間的相互觀看，都構成了20 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文學史上一幅幅動人的畫卷。該書的每一章節(jié)幾乎都是圍繞一個中心人物加以考察，由他展開敘述，例如開篇第一章寫的是宋以朗的祖父宋春舫，中部分別分了三章分別寫錢鍾書、傅雷和吳興華，最后卷下集中圍繞張愛玲，這樣以人物為中心的散文隨筆文體，配之以報刊連載的形式，是非常引人入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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