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合理論演變及我國現(xiàn)實情況論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經濟學院

　2011 級

　工商管理一班

　 摘要:調整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尋求二者之間的均衡點,已成為當代中西方國家社會發(fā)展的關鍵所在。通過對政府與市場關系演進過程的剖析來分析政府與市場各自的特性,并在分析了我國政府與市場關系現(xiàn)狀的基礎上對其走向進行展望。

　關鍵詞: :政府與市場;新“公共管理”理論;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 在現(xiàn)代市場經濟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備受關注。各國實踐表明,調整市

　場與政府的關系,尋求二者之間的均衡點,已成為當代中西方國家社會發(fā)展的關鍵所在。通過探討市場經濟進程中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歷史演進,剖析政府與市場各自的特性以及兩者關系演進的基本規(guī)律,這對我國培育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明確政府功能定位,建設民主、有效、服務的政府,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與現(xiàn)實意義。

　一、

　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演進過程

　在市場經濟作為社會基礎性體制確立以后,西方學者在政府與市場領域的爭論始終沒有停止過。按照理論取向的不同,可以把他們的觀點大致劃分為三類:一是主張盡可能少的政府干預;二是主張全面廣泛的政府干預;三是主張有選擇的政府干預。從經濟學說史與政府實踐的歷史來看,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認識大致經歷了自由市場——市場失靈——政府干預——政府失靈——互補整合的演變過程�？梢詫⑦@一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1. 自由主義時期 自由主義時期在政府與市場關系問題的主要觀點就是強調自由經濟,發(fā)揮市場經濟自身的功能,要求政府盡可能少地干預經濟、干預社會。翻開西方經濟思想發(fā)展史,可見人們對市場機制的崇拜可以追溯到近代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提出的“看不見的手”的理論。他認為,人們聽命于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其結果是無意中使社會資源得到了有效的利用,人類需要得到了最大的滿足。亞當.斯密的“管的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成為政府發(fā)展的基本觀念。政府在經濟事務和社會事務中的干涉極為有限,僅限于制定維護市場秩序的法規(guī),提供最低限度的政府扶助,履行防御外敵和保衛(wèi)公共安全等職責直到 20 世紀初, 西方的自由主義經濟思潮一直處于主流地位, 政府一直充當著“守夜人” 的角色。然而 20 世紀 30 年代,西方經濟大蕭條打破了市場力量的神話,市場的種種缺陷都暴露出來,市場失靈使人們開始意識到政府干預的必要性。

　2. 國家主義時期 “市場失靈”之后,人們希望政府能夠彌補市場缺陷,在這一背景下，政府開始對社會經濟進行干預,在政府與市場兩者之間政府取代市場占據主導地位。西方國家政府在經濟領域對市場的廣泛干預以及為緩解市場矛盾而逐漸推行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政策,使政府職能急劇擴張,政府公共部門的數(shù)量和公共支出迅

　速膨脹。然而,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并不像設計者們當初預想的那樣完善,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對滯脹束手無策,人們開始正視政府干預失敗的惡果。

　3. 新自由主義時期 面對國家主義的“政府缺陷”或“政府失靈”,人們開始重新懷念自由主義,從而開始了自由主義更高層次的回歸,即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理論主張自由競爭、反對政府全面干預。新自由主義學派強調市場的自然秩序,反對政府對經濟運行的干預,認為只有市場才能有效配置資源。在實踐中,新自由主義逐漸成為指引國家發(fā)展的主導理論,英、美等國政府也回到保守主義政策上來,進行了較大調整。其總體趨勢是尋求市場與政府的平衡, 在強化市場機制的同時也肯定政府介入的必要性。

　二、

　我國政府與市場關系的現(xiàn)狀

　新中國建立之后, 我國實行了計劃經濟體制和與此相適應的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們任何需求的滿足基本上都有賴于政府的計劃和管理, 政府的職能范圍涵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任何計劃外的經濟活動都被認為是不道德或非法的,如果說存在著所謂的市場,那么這個市場也只能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畸形市場。政府對經濟實行超常規(guī)嚴密控制,完全否認和排斥市場的機制和作用。由于政府對社會經濟的全面干預,政府的職能也隨之分化和擴張,政府的專業(yè)經濟管理機構就急劇膨脹, 政府實際上就是一個“全能政府”。

　在實踐中, 傳統(tǒng)的全能政府所帶來的諸多弊端已越來越阻礙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fā)展。首先,政府因為干預經濟而付出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成本。政府以各種公共政策干預經濟,但由于政府官員自身的經濟人特性以及其他社會要素的影響,使實施公共政策的結果與制訂公共政策的意圖大相徑庭。其次,政府的全面干預會帶來行政效率的低下。最后,全能政府會動搖政府統(tǒng)治的合法性基礎。政府統(tǒng)治基礎的合法性來自于人民的認同和信任。公共政策的低效率以及高昂的成本,必然導致經濟的落后和社會各項事業(yè)發(fā)展的緩慢,必然會使人民的信任感和認同感降低,從而引發(fā)統(tǒng)治的合法性危機。

　從上世紀 80 年代開始,我國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 80 年代以來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體制,到 1993 年開始實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直

　到 2002 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確立,我國經歷了一個深刻的經濟社會轉型時期。與此同時我國也開始了與改革開放前截然不同的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新篇章。市場經濟是一種承認市場主體在經濟領域的自主性、排除政府對市場行為、企業(yè)行為等進行干預的經濟制度。它尤其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的主導作用。它的政治含義就是政治與經濟的分離,其政治前提是政府不直接插手民間的事務。市場經濟并不排斥政府的作用,它恰恰是通過限制政府的作用來創(chuàng)造市場經濟所依托的政治環(huán)境,市場經濟要求政府的最為根本的職能是保障財產和經濟自由,政府任何時候都不能, 也不允許他人侵犯這種權利和自由。因此與計劃經濟下的全能政府不同,市場經濟下的政府是有限政府,即政府不再直接參與經濟活動,不再試圖將國家的經濟活動納入政府計劃的直接控制之下,因為政府確信只要提供良好的外部環(huán)境,如相關的法律、制度、政策等,市場將會是有效而公平的。此外,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fā)展,隨著利益主體的多元化,人民主體意識的覺醒、法律意識的增強,民主政治進一步發(fā)展,市場連帶整個市民社會都處于一個迅速發(fā)展、完善的過程當中。這種現(xiàn)狀也要求政府交還原本屬于社會的權力,退出不應干預的領域,尊重市場、社會自身的力量,逐步培育市場、社會自我管理的能力。市場經濟下的政府應該是實現(xiàn)有限干預的“有限政府”。

　目前,“有限政府”、“ 服務型政府”理念已經得到了普遍的認同,其中政府通過宏觀調控、采取經濟、法律、政策等多種手段為市場服務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特征。然而在現(xiàn)階段由于種種原因,在社會主義國家機構中會長期存在著把自己凌駕于一切社會要素, 包括市場之上的弊端,在人們的觀念中存在著政府是市場發(fā)展的動力的認識誤區(qū);同時由于現(xiàn)實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政治、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基礎之上,市場發(fā)育程度和自我管理水平較低,又進一步強化了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干預。我國現(xiàn)行的政府機構及其管理體制雖然經過若干次改革,但是從總體上說, 仍然是與比較落后的產品經濟社會相適應的,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尚未完全理清。

　三、

　我國政府與市場關系分析與展望

　縱觀我國社會發(fā)展的歷史,可見我國在歷史上一直是自然經濟的小農社會,新中國也植根于半殖民半封建這樣一種社會形態(tài),也就是說中國在歷史上并未曾出現(xiàn)過所謂的市場經濟,當然也不會有西方社會在資本主義早期的市場經濟的蓬勃

　發(fā)展和稍后的市場失靈現(xiàn)象。因此在分析政府與市場關系現(xiàn)狀時,首先要明確, 我國市場經濟內部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沒有獨立的、統(tǒng)一的、完善的市場,資源使用效率還很低下,競爭尚未充分,市場仍沒有充分發(fā)揮出應有的作用,而不存在市場發(fā)育完善后帶來的所謂“市場失靈”的危機。

　那么中國是否也存在著西方社會曾經出現(xiàn)過的政府干預、政府失靈現(xiàn)象呢? 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事實上中國經濟走過的是一條完全不同于西方社會的發(fā)展道路。首先,西方社會在全球性的經濟大蕭條后實行的政府干預是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自由發(fā)展為基礎的,盡管“市場萬能”的神話已經破滅,但西方的市場經濟已經得到了極大的發(fā)展,市場經濟的優(yōu)越性已經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具體表現(xiàn)為生產力大發(fā)展、生產效率提高、社會財富總量增加等。西方的政府干預是對市場缺陷的補充,它所面對的社會是市場經濟充分發(fā)展的社會。其次,西方政府對社會的干預盡管是積極全面的,但相對我國的計劃經濟時期政府的干預而言它的干預還是比較宏觀的,方式也還是比較多樣的,除行政手段外, 還包括法律手段、經濟手段等。而新中國在改革開放前似乎也存在著政府過多干預導致社會經濟幾近崩潰、政府效能低下、社會全面停滯的所謂“政府失靈”狀態(tài),但筆者認為這種狀態(tài)完全不同于西方社會曾經出現(xiàn)的“政府失靈”狀態(tài)。我國在上世紀 80 年代以前出現(xiàn)的政府對社會的全面干預是沿襲蘇聯(lián)模式的結果。計劃經濟時期我國政府對社會、經濟實行的干預完全不同于西方“ 國家主義”階段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它是市場經濟沒有充分發(fā)展基礎之上的完全依靠行政手段的全面干預。

　中國政府與市場之間演變的歷史是短暫而獨特的,沒有真正意義的“市場失靈”,也沒有在此基礎上隨后出現(xiàn)“政府失靈”,因此要解決中國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就必須根據國情，借鑒西方行政制度改革的經驗,尋找出我國政府與市場的平衡點。

　1. 以市場為中心,建設服務型政府 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市場是社會的基礎性的內容,而國家則是從社會產生的上層建筑,盡管國家最終將會消亡,政府的行政權力最終將回歸社會,但只要國家政府存在,它就必須履行其作為上層建筑的職能,為社會服務,為市場服務。因此在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時,必須首先明確政府職能應該圍繞著市場優(yōu)化,即應該在經濟領域中尋求市場調節(jié)和政府干預的最佳結合點,其目的在于使

　政府更恰當、更有效地發(fā)揮作用,促進社會經濟的發(fā)展。建設服務型政府一方面可以為社會經濟的發(fā)展提供了更多、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務,另一方面也為政府自身的存在與發(fā)展提供了合法性基礎。

　2. 立足社會及市場需要, 加快行政體制改革 西方國家在經歷了 20 世紀 70 年代以后的政府失靈導致的經濟滯脹以后,普遍調整了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力圖在兩者之間找到最佳平衡點。90 年代以后,為了更好適應社會的需要,提高政府效能,西方國家普遍開始了新一輪的行政制度改革,西方國家行政制度改革的實踐與西方流行的現(xiàn)代行政學理論“新公共管理”不謀而合。所謂“新公共管理”概念具有這樣的基本內涵,它提出政府行政部門應引入私人部門的管理手段,追求公共服務的績效和結果,使政府的決策能夠體現(xiàn)社會的反應,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能夠接近公眾的實際需求,使決策增加適應性,行政增加效益性。西方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理論及其行政實踐為我國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提供了許多可供借鑒的思想。

　(1) 轉變政府職能,增強政府服務的目的性 市場經濟意味著自由、公平和競爭,它需要的是政府的有限干預,這就要求我們改變傳統(tǒng)的政府管理一切的觀念,做到“有所為, 有所不為”, 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根據市場的需要來調整政府的某些職能,使服務型政府的服務目的更明確,從而提高政府效能。

　(2)引入競爭機制,提高政府服務的效率 自由、平等而充分的競爭是市場經濟能夠提高效率的重要原因。而在西方新一輪的行政改革中,競爭機制已經被引入政府運行過程。政府履行制定政策的職能,而政策的執(zhí)行則由公共部門、私營部門和盈利部門共同承擔, 這一機制既體現(xiàn)社會公正、防止政府壟斷,又有效提高了政府的效能。隨著我國社會的發(fā)展,在政府與社會之間出現(xiàn)了許多可以提供公共服務的“第三部門”,它們的出現(xiàn)為政府競爭機制的引入提供了前提,同時也有效地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務的效率,當然也包括面對市場的公共服務。

　( 3) 改變政府干預經濟生活的管理方式 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的理念并不意味著政府對社會管理職能的消失,事實上政府正是通過管理的方式來實現(xiàn)服務的功能。我國政府以往干預經濟的手段比較

　單一,主要依靠行政力量對經濟實行全面直接的調控。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們必須尊重經濟規(guī)律,培育市場,改直接的微觀調控為間接的宏觀調控,給市場以充分的發(fā)展空間,同時我們必須改變單純依靠行政力量干預經濟生活的方式,采取行政、經濟、法律等多種手段對經濟生活進行靈活多變的干預,使市場經濟的穩(wěn)步發(fā)展與政府效能的提高能夠相互促進。

　我國目前仍處于社會轉型期,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都處于巨大而深刻的變革過程中,因此尋找和確立政府與市場的最佳結合點將是一個動態(tài)的艱難的過程,但無疑這一問題的解決將加快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加快我國政治改革的進程,有利于我國社會的全面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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