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語境下早期馬克思主義教育學的范式建構研究
發(fā)布時間:2019-08-09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摘 要:楊賢江的《新教育大綱》揭示了馬克思主義“人的全面發(fā)展”的本質內涵,是對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李大釗等教育思想的超越,彌補了“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等人未曾有《教育學》專著之不足,也為建國后《教育學》的編著奠定了可資借鑒的結構體例和思想觀點的基本范式。
關鍵詞:楊賢江;《新教育大綱》;“人的全面發(fā)展”,本土化;范式建構
中圖分類號:A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04(2015)03-0036-04
我國卓越的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家,杰出的青年學生運動領導人楊賢江(1895-1931)在其短暫的一生中,寫出了360多萬字的教育論著。1930年2月由上海南強書局出版發(fā)行的《新教育大綱》,在當時的思想界和教育界都產(chǎn)生了較大的反響!缎陆逃缶V》之“新”,在于楊賢江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教育學說,結合蘇聯(lián)教育改革的經(jīng)驗以及國際教育運動的發(fā)展趨勢進行立論,對20世紀20年代中國社會多重教育思潮的交鋒與條分縷析,闡明了不同社會背景的教育本質,指出了中國教育的未來走向。雖未形成完整的教育學體系,但又遠非一般“大綱”所能比擬,正如潘懋元所言,《新教育大綱》是楊賢江繼《教育史ABC》之后“第一部系統(tǒng)地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教育現(xiàn)象、探索教育規(guī)律、闡明教育理論的著作”。有學者進一步認為,楊賢江的《新教育大綱》的教育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人的全面發(fā)展”本土化的范例,亦為本土化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學》構建了基本范式。
一、《新教育大綱》是對近代中國教育思潮糾偏的結晶
楊賢江撰寫《新教育大綱》的年代,正是形形色色的改良主義教育思潮日漸高漲的時期。當時的中國社會,關于教育本質論的典型觀點有“教育神圣說”“教育清高說”“教育中正說…‘教育獨立說”等。楊賢江以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家的洞察力和批判精神,對此進行了糾偏和揭示。
持“教育神圣說”者的主要論據(jù)為:教育是“覺世戶民”“精神修養(yǎng)”“清苦廉潔”“高貴超俗”的事業(yè)。楊賢江指出,教育是否為“覺世戶民”的事業(yè),不是單憑人的主觀愿望,而是根據(jù)史實,便知“大謬不然”!霸诜饨〞r代,支配階級對庶民是不施教育的,而且當時的所謂教育,也只限于‘道德’教育!币虼,封建時代的教育雖有化育民眾的作用,但更多的是“愚民”政策。雖然基于機器大工業(yè)生產(chǎn)的需要,資本主義社會對國民實施普遍的義務教育,但“國民義務教育的本身,其結局只替資本主義制度的主人公(資產(chǎn)階級)服務而已”,決非為了國民自身的幸福,教育只是支配階級加強統(tǒng)治的重要工具之一。認教育為神圣者,頌揚教育神圣者,不僅表明其無知與迷信,也證明其“學者良知”深受支配階級的利用與麻醉。故而,不打破教育神圣這個迷信,教育將終于同宗教一樣,永為支配階級愚民的工具,永不能成為人生需要的教育。
清高之論,一方面說教育職業(yè)清苦,另一方面說教育事業(yè)高貴。楊賢江駁斥道,教育事業(yè)之“苦”,表面上看的確是事實,許多教師為了維持生計,兢兢業(yè)業(yè),嘔心瀝血,勞心勞力。雖是高尚的職業(yè),但“清高”非本質所現(xiàn)。然而當時的教育界卻呈現(xiàn)出為政客、學閥所把持的局面:一方面,在學校教書育人,另一方面在教育部、政界任一官半職,混跡于各種名流商界,游刃有余,名利雙收。因此,“教育清高”的論調,一是隔絕了政治;二是隔絕了勞動;三是不得志的政客暫時安身的機會,其結果是,“愈受清高的教育,當愈是‘潔身自好’,愈可使統(tǒng)治階級高枕無憂!泵孕拧敖逃姓f”者認為:教育者應站在“公平”的立場,采取不偏不依的中和態(tài)度,不執(zhí)著于某一主義或流派;對政治問題以為是不容有所主張的;同樣對于各家學說的研究也要無“我見”,而最稱特色的是把理論與實踐分家。另外,教育機會均等也是重要的立論依據(jù)。楊賢江以大量事實揭露了此種主張“巾正其名,偏私其實”的實質。學制上的“雙軌”制,使得“富家子與窮家子從受教育的第一天起,便需分道揚鑣”;教育取向上以“三民主義”為皈依,教育經(jīng)費由當權者規(guī)定,教科書、課程設置、教師人選經(jīng)過他們審定,幾無“中正”可言。這種迷信,只能使人“不作主張”“沒有是非”罷了,實質卜-維護了“支配階級的中正教育”。
“教育獨立說”具體體現(xiàn)為:教育行政獨立、教育經(jīng)費獨立、教育遠離宗教、遠離政治而獨立。楊賢江從歷史、現(xiàn)狀、中外及階級社會里教育的變質等層面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得出“白有歷史以來,凡確立支配階級政權的地方,競可以說沒有一項事情不受政權的支配,教育一向是愚民的工具,支配階級為鞏固政權起見斷不容人民明白真理”的結論。辛亥革命后袁世凱恢復尊孔讀經(jīng)之舉,更足“教育不能超越政治勢力的實例”。所以,“在教育本質上及行政系統(tǒng)上,其所以不能獨立之理由,只因教育不過是維持政權的工具。”
在糾偏教育本質論之后,楊賢江對“教育萬能論”“教育救同淪”“先教育后革命論”展開了批判。
“教育萬能淪”者以為新教育是“科學的教育”“民眾的教育”,足過去那種愚昧落后的貴族教育所無法比擬的,F(xiàn)代社會中的科技發(fā)明,如飛機、汽車、火車、潛艇、電扇、電爐、電報、電話等顯然是教育作用的產(chǎn)物,教育幾乎無所不能。楊賢江從教育與政治的關系做了辨析:現(xiàn)代社會的少數(shù)人不僅擁有社會的大量物質財寓,而且手握政治權力,自然就壟斷了教育權,進而形成現(xiàn)代新教育的癥結,教育制度附庸于政治制度。所謂“科學的教育”根本不能對無產(chǎn)者發(fā)生影響,所謂“全民的教育”根本就無此等優(yōu)勢。
“教育救國論”者倡導以道德教育、愛國教育、職業(yè)教育來“救國”“建國”。楊賢江反駁道:道德、愛國,必須有一定的物質基礎,“殊不知到民窮財盡,快要餓死的時代,還有什么道德好講”,空談愛國又有何意義,“靠職業(yè)教育能救國,簡直是笑話!”由于軍閥混戰(zhàn)與帝國主義的侵略,造成國計民生艱窮。楊賢江并不否認教育在愛國、救國、建國中的主要功能,但要有良好的方法和途徑,因此,他提醒人們,救國的途徑,決不在于單單勤修學業(yè)地解決中同的實際。顯然,楊賢江反對的是空談誤國、不問國情的教育救國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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