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5月17日，是中國共產(chǎn)黨早期領導人羅亦農(nóng)同志的百年誕辰。為紀念這位偉大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緬懷他的革命業(yè)跡，我們特刊發(fā)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金再及同志20年前采訪整理的一組當事人回憶羅亦農(nóng)的文章，以饗讀者。
　　
　　李維漢談羅亦農(nóng)犧牲前后(1980年5月14日)
　　
　　我是在1927年6月下旬到漢口的。5月黨的“五大”決定調我到中央當組織部長，于是我就去了漢口。在我沒有到漢口之前，是陳喬年在那兒負責，“五大”后，他擔任組織部副部長。我到漢口時，漢口形勢很緊張，也很混亂，許多干部撤下來要處理，我和喬年忙著處理那些事情。
　　我到漢口時，羅亦農(nóng)也在武漢�！鞍似摺睍�議他參加了，當時他的態(tài)度是積極的�！鞍似摺睍�議前中央決定在湘、鄂、贛、粵四省舉行秋收暴動。“八七”會議后，周恩來到前線去了，我和瞿秋白到羅亦農(nóng)家去商量湖北秋收起義問題，羅亦農(nóng)那時已經(jīng)在湖北漢口到岳陽、蒲圻這一帶布置了秋收起義，他說那個地方比較困難。我就是那時在羅亦農(nóng)家里認識的李文宜。后來湖北秋收暴動，打第一槍的是黃安，即現(xiàn)在的紅安縣。
　　羅亦農(nóng)是在十一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前幾天到的上海。恩來也是那時回到上海的，但恩來同志早一點。擴大會議前，秋白、我、老蘇(兆征)、任弼時、還有張國燾都在那兒。蘇兆征不久就去世了。小平“八七”會議前就在中央秘書處負責。羅亦農(nóng)原是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長江局結束后，中央調他到中央來當組織局主任。擴大會議前中央沒有組織局，設立組織局是抄的蘇聯(lián)的制度。組織局之下包括了中共中央各部(組織部、宣傳部等)和秘書處，它把中央各部合起來，統(tǒng)一工作，以減輕政治局的日常行政工作，相當于現(xiàn)在的書記處。組織局就只有一個主任，相當于現(xiàn)在的書記，就是羅亦農(nóng)。恩來和我是不是副主任，我記不得了，不一定是副主任�！鞍似摺睍�議后，我記憶中好像羅亦農(nóng)是中央組織部長，他未到任，由我代理，但究竟是不是我的組織部長，十一月擴大會議后我還是不是仍然是組織部長，已記不清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八七”會議后，羅亦農(nóng)沒有到上海前，組織工作是我在做。“八一”南昌起義失敗后，許多干部跑到上海，都是我在處理的。
　　關于湖北問題(整理者注：1927年10月，爆發(fā)了李宗仁、唐生智之戰(zhàn)，中共湖北省委提出在唐部戰(zhàn)斗失利退出安徽時，準備發(fā)動武漢暴動，被羅亦農(nóng)制止。11月，共青團長江局和湖北省委代表向黨、團中央控告羅亦農(nóng)“犯了極嚴重之機會主義錯誤”，要求予以懲辦。)中央決議認為羅亦農(nóng)沒有錯，我看這是事實。中央當時并沒有認為他犯了什么錯誤，否則怎么會讓他當組織局負責人?連周恩來同志都不是組織局負責人嘛。十一月擴大會議有個政治紀律決議案，處分了好多人，連毛澤東都處分了，但沒有處分羅亦農(nóng)，可見中央不認為羅亦農(nóng)有錯誤，這是肯定的。
　　羅亦農(nóng)被捕的情況我是清楚的。1928年上半年他在上海，我也在上海。有人說我那時是秘書長，但究竟是秘書長還是組織部長我自己也搞不清了。我那時住在靜安寺附近，他也住在靜安寺附近。當時有兩個外省代表來中央接頭。就在他被捕的頭一天晚上，我到他住的地方去，李文宜也在那里。我說明天有兩個地方的代表要接頭，一是山東代表，在新閘路機關接頭；還有一個不記得是什么省的代表，在哈同花園南邊南成都路的機關接頭。這兩個地方你看那兒方便，你就去那兒。新閘路機關在一條大弄堂里，是新式洋房，看機關的是何家興、賀稚華夫婦，帶著一個小孩住在那里，外地同志到那兒去可以接頭，也可以看文件。他說我到新閘路去，我和何家興夫婦都熟。我說好吧，那我就到南成都路去。第二天晚上，我又到他那里匯報南成都路接頭的情況，但他沒有回來。
　　那時我們的特科和巡捕房有關系，通過內(nèi)線一了解，他被捕了。他的被捕主要是賀稚華出賣的。賀稚華夫婦原來在瞿秋白那兒住機關，瞿秋白住在樓上，他們住在樓下，偽裝成二房東，晚上兩人總是吵得很厲害，這樣就把他們調到新閘路看機關了。新閘路機關弄堂外面就有巡捕，后來查清楚，賀稚華早就和巡捕房聯(lián)系，預先作了布置，當時聽說賀稚華出賣羅亦農(nóng)的代價是3000元美金，和送他們出國。羅亦農(nóng)去后，賀稚華就以打開水為名，叫她丈夫何家興報告了巡捕，巡捕就打電話給巡捕房，說羅亦農(nóng)來了。何家興回來后就躲了起來，賀稚華在樓上。后來來了兩個懂德文的巡捕，賀稚華在德國住過，懂德文，就用德文和他們打招呼說話。巡捕當場捕走了羅亦農(nóng)和山東省委書記吳××。賀稚華、何家興沒有被捕走，抽屜中黨的文件也沒有被抄走。后來特科的同志到他們那兒去，賀稚華說，來的巡捕懂德文，我騙他們說，我們是搞翻譯的，那些材料是我們的譯稿，用來賣錢的，德國人不懂中文，我就這樣把他們敷衍過去了，所以沒有被捕。其實，當時我們已經(jīng)通過內(nèi)線知道是她告的密，但裝作不知道。
　　以后，我和小平共同作出決定，要把他們干掉。在秘書處樓上我和特科的同志接了頭，作了布置。為了使賀稚華、何家興相信我們對他們沒有懷疑，我派人告訴他們，新閘路不能住了，要他們先搬個地方，搬到南京路去暫住。南京路上有許多大鋪子，有的底下兩個大鋪面中間還有個小號子，樓梯上去，上面是相通的，有幾個后門。我們就給他們找了這么個地方，一個小樓梯上去，上面是個客棧。我約他們在那兒見面。去之前特科作了布置，在樓上派了人，街上也派了人，萬一有事，可以掩護我從后面跑掉。我到那兒，他們已經(jīng)住下了，住的地方很闊氣，有個大客廳。見面后我說了些應付的話，說你們受驚了，還是要躲一下，另外找個房子住，要他們在搬家后把地址告訴某某同志，還給了他們一些錢。因為是我親自去的，他們就相信組織上沒有懷疑他們，所以搬家后就把地址通知了某某同志，而這個人就是特科的人。
　　羅亦農(nóng)被捕后，我們曾布置在上海到南京的火車上搶救，但這個計劃未能實現(xiàn)，不久羅亦農(nóng)就犧牲了。
　　羅亦農(nóng)犧牲后，特科派人去懲治叛徒。當場把何家興打死，賀稚華受了傷。國民黨特務把她轉移到醫(yī)院中去治療。我們布置人準備在醫(yī)院把她打死，但特務在醫(yī)院中防范得很嚴，沒有辦法下手。
　　“文化大革命”初，“造反派”懷疑羅亦農(nóng)的犧牲是我設的圈套，是我的一個陰謀，要我交代，我把過程都講了，以后沒有再追問過。但他們進行了調查，后來告訴我賀稚華還活著。
　　
　　孫詩圃談羅亦農(nóng)和上海工人運動(1980年3月9日訪問記錄)
　　
　　1926年“五卅”運動周年紀念會，虞洽卿的總商會另搞一套，要出賣我們，亦農(nóng)同志就和趙世炎同志、何松林(汪壽華)等研究，決定把中、小資產(chǎn)階級組織起來，搞各馬路商界聯(lián)合會，以對抗大資產(chǎn)階級的總商會。當時，估衣業(yè)的老板鄔志豪比較傾向于我們，就把他推出來做各馬路商界聯(lián)合會的會長。這個工作是組織上指定我們商務印書館發(fā)行所章郁庵同志(中共黨員，后改名章秋陽，抗日戰(zhàn)爭時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于屯溪。他的二哥是章乃器)負責的。
　　打進保衛(wèi)團去，這也是亦農(nóng)和世炎的主意。第一次江浙戰(zhàn)爭時，北兵敗后到處搶劫，租界上有萬國商團，中國地界的資產(chǎn)階級就組織了保衛(wèi)團。保衛(wèi)團的團總是南市水電公司董事長王炳彥(這個名字我記不清，音同字可能不同)，是個大老板。我們商務印書館的老板也是個大老板，那時大米四五元錢一擔，而商務印書館的公積金有五六千萬，他就自己拿錢，組織了補充團。補充團的成員一律黃呢制服，皮革皮帶，表面上受王炳彥的指揮。補充團的團總是國家主義派的頭頭何公敢�！拔遑Α边\動周年紀念前后，組織上動員我們打進去，那時有些黨員不愿意，說我們怎么能穿黃狗皮，做資本家的狗腿子呢?為了打通思想，召開了會議，亦農(nóng)同志、世炎同志都作了動員。那時周恩來同志還沒有到上海。在保衛(wèi)團之前，商務印書館還有個武術班，組織上也動員我們進去學武術，發(fā)行所的朱連福等參加了武術團，三兩個人近不了身，拿起一條長凳就可以奪槍。從武術團開始發(fā)展為保衛(wèi)團。
　　“五卅”運動一周年紀念游行示威是亦農(nóng)同志、世炎同志、龍大道同志、汪壽華同志領導的。游行的秘密指揮所在天津路小旅館里，跑過一條馬路，在南京東路福建路口有個同羽春茶館，樓上就是公開的指揮所——上�？偣�會指揮部。那次領導人都是親臨前線到場指揮。亦農(nóng)同志是江浙區(qū)委書記，共產(chǎn)黨的牌子不能公開打出去，對外也是用的總工會的招牌�！拔遑Α敝苣昙o念大游行可以說搞得轟轟烈烈。我們商務印書館的隊伍就在先訖公司(日升樓)馬路轉灣的地方。商務印書館有個女工叫陸定華，躺在有軌電車的軌道上，電車開過一看有人，把“辮子”一拉就停下了。公共汽車也停下了，有不停的，我們就把玻璃給打爛了。后來世炎同志在《響導》周報上寫了篇總結，題目是《五卅周年紀念是上海工人力量的總檢閱》。“五卅”周年紀念之后，靠失業(yè)救濟費維持不下去了，罷工罷不下去了。江浙區(qū)委決定，把反帝斗爭轉為經(jīng)濟斗爭，從商務印書館和郵政局先動手。結果郵政局先罷工了，我們商務印書館乘秋季學校開學、教科書生意最好的時間罷工。先在陽歷8月罷工，后來已在春季開學前的陽歷12月第二次罷工。我們一罷工，教科書的生意都給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做去了。教科書的賺頭很大，一本賣價1 元，成本費只要8分，可賺9角2分。資本家就急了。這時總工會組織碼頭工會支援我們，幫我們維持秩序。全國學聯(lián)和上海學聯(lián)派出代表余澤鴻同志持公函來商務印書館，也給商務館和運動機制施加壓力，說你們商務印書館是文化機關，如果不接受工人的條件，改善工人的生活，我們就通令全國大中小學校不買你們的教科書。這個商務印書館的老板害怕教科書生意被同行業(yè)搶去，罷工很快取得了勝利。罷工勝利后，4000多工人每人增加了5元工資，可以買一擔米，這是了不起的事。罷工勝利后，組織上調我們商務印書館的人支援其他行業(yè)，分頭去搞棉布、米業(yè)、估衣業(yè)、南貨業(yè)、藥業(yè)、百貨業(yè)等組織店員工會。有些黨員覺得罷工勝利了，想著關起門來改善生活，對出動支援其他行業(yè)的工人運動不積極，亦農(nóng)、世炎、壽華同志先召集黨員、積極分子會，然后又召集工會干部會作報告，進行教育，說明如果沒有黨組織的領導，沒有其他行業(yè)的支持，商務印書館的斗爭也是不能勝利的，天下工人是一家，現(xiàn)在我們的罷工取得了勝利，不能就此不管別人；同時也說明只是經(jīng)濟上的勝利是不鞏固的，還必須進一步的和帝國主義、北洋軍閥、資本家進行政治斗爭，才能取得徹底解放等等。這件事我印象很深。經(jīng)過教育大家心悅誠服地出動，商務印刷所的同志到閘北香煙廠、絲廠，商務發(fā)行所的同志到各商店開展工作。
　　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裝起義時，國民革命軍十八軍軍長夏超在浙江宣布獨立。亦農(nóng)同志指定章郁庵同志做十八軍的黨代表，章和夏超是同鄉(xiāng)，又是親戚，叫他到杭州、嘉興去和夏超聯(lián)絡。夏超的軍隊是警察，不能打仗。他有4個保安團，孫傳芳只用了1個團就把他打垮了。這樣，第一次暴動就沒有搞起來。當時，國民黨的鈕永建告訴我們，以高昌廟放炮為號，發(fā)動起義，結果炮放了一下，聽到的地方就進攻，陶靜軒等就犧牲了。我們閘北沒有動。第二次武裝起義周恩來在上海，恩來到上海時帶來了兩個人，一個姓何，北方口音，不到30歲，是黃埔軍校的，有軍事經(jīng)驗；另外一個名姓都記不起了。第二次暴動恩來沒有插手，當然這不等于亦農(nóng)、世炎不向他請示，但恩來公開指揮武裝起義是第三次。
　　第三次武裝起義時，成立了指揮起義的七人委員會，有周恩來、羅亦農(nóng)、王若飛、趙世炎、汪壽華、徐梅坤等同志。第三次暴動前，決定調一批干部去搞農(nóng)民運動�？偣�會有個干部叫萬一，是宜興人，就派他回宜興領導農(nóng)民暴動，后來犧牲了�，F(xiàn)在宜興還有萬一的烈士墓。無錫、江陰等地也都派了人去�！八摹ひ欢�”政變后，陳云同志領導搞農(nóng)運，組織奉賢、南匯、川沙、崇明、青浦、松江等七縣農(nóng)民暴動，陳云同志擔任淞浦特委。當時毛澤東已經(jīng)寫了《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提出了農(nóng)民問題的重要性，而恩來、亦農(nóng)同志等一些領導同志在上海時也注意到了農(nóng)民運動的重要性。解放后，陳云同志同我說過：暴動這個干勁是要肯定的，但我們的糾察隊是工人，工人都有家屬，他一走，家里的生活就發(fā)生問題，所以他不可能跟著你撤退，同時在新軍閥包圍之下，上海是沒有出路的……，因此，從總結經(jīng)驗看，干勁是應該肯定的，但從長遠看，是肯定要失敗的(大意)。
　　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后，建立了共產(chǎn)黨的政權——上海特別市政府，當時我已在做秘密交通工作，沒有參加，紗廠是朱英如大姐去的，我們商務印書館改造所是徐行之、章郁庵參加。亦農(nóng)同志以中國共產(chǎn)黨江蘇省委書記的身份公開站出來講話。過去汪壽華等都是用的上海總工會的招牌，現(xiàn)在公開了共產(chǎn)黨的招牌，那些資產(chǎn)階級王曉籟等當然大吃一驚。
　　第三次武裝起義是恩來、亦農(nóng)、世炎等同志領導的。聽說康生“文化大革命”時在巴黎一個報上登了個大照片，說這次起義是他領導的，為他自己樹碑立傳，抹煞周總理，真是無恥透頂。上海當時是七個區(qū)：浦東、閘北、南市、滬西、滬東、滬淞等。滬中是租界不算暴動重點。重點是閘北，北洋軍閥的力量在閘北，還有白俄的軍隊；其次是南市，有高昌廟兵工廠、道臺衙門、警察廳；第三是浦東，其它區(qū)都是附帶的�？瞪�既不是閘北區(qū)委的，也不是南市區(qū)委的，也不是浦東區(qū)委的，究竟是那個區(qū)委還在查，反正這三個主要區(qū)委中沒有他。當時閘北區(qū)委書記是郭伯和，是恩來、世炎同志親自抓的，亦農(nóng)同志除主管暴動外，還要搞市民會議的工作，用現(xiàn)在的話來講是搞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做王曉籟、虞洽卿等的工作，責任比較大。反正隨便怎么排，從東排到西，從西排到東，沒有他趙容(康生)。他口口聲聲說他是閘北區(qū)委書記，現(xiàn)在陳云同志還健在，我們商務印書館也還有當時的人活著。要說1927年底我和張貞祥兩人被抓進去吃官司是在他和鄭復他同志等領導下對國民黨展開斗爭，這倒是事實。趙容擔任閘北區(qū)委書記是1927年8月間。他當時組織“打狗隊”，我們商務發(fā)行所是張貞祥同志去參加學習的。
　　“四·一二”政變后，在泥城橋旅館開了個80多人的大會，亦農(nóng)同志講了話。亦農(nóng)同志講話是很有鼓動性的，他說：“你們看，國民黨那么狠，但他們沒有把我們殺光嘛!他殺得光我們嗎?共產(chǎn)黨人越殺越多，就像割韭菜一樣，越割越多。你們看，我們今天不是又在這里開七八十人的大會嗎?”他的話煽動性很強，把大家的勁又鼓起來。當時，中央、江浙區(qū)委、上�？偣�會還在界路慶祥時商務印書館寄宿舍里開會，是我和張貞祥等望風，張貞祥現(xiàn)在還活著，可以證明�！八摹ひ欢�”后還在那兒開了好多會，一直到這個地點被英巡捕房搜查后才停止使用。
　　亦農(nóng)同志是因為參加“五大”離開上海的。徐梅刊同志說，是亦農(nóng)同志走了之后延年同志才來的，而不是延年同志來了之后，亦農(nóng)同志才走的。趙世炎始終沒有離開過上�！，F(xiàn)在上海老工人對汪壽華、羅亦農(nóng)、趙世炎、龍大道這些同志是很懷念的。
　　
　　劉披云回憶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時的羅亦農(nóng)
　　
　　我原來的名字叫劉榮簡，1925年3月在上海入團，入團后即參加了“五卅”運動，同年7月轉黨。1925年下半年在南方大學學習。1926年2月轉到上海大學社會系學習，交了學費，但一天課也沒有上，搞學生運動。那時，青年工作是由惲代英、賀昌、劉昌群等領導的。我當時聽過羅亦農(nóng)的報告，但和他沒有直接接觸。以后我當了共青團的法(租界)、南(市)部委書記，當時黨的會議吸收團干部參加，我也開始和羅亦農(nóng)有了一些接觸。1926年上半年，中共江浙區(qū)委舉辦了兩期黨、團部委書記訓練班，我參加了，和我同期學習的還有黨的閘北部委書記張永和(后脫黨)、楊樹浦部委書記蘇愛吾、團的部委書記黃夢谷等。學習時間約兩個月，地點在垣豐里104號江浙區(qū)委交通機關的四樓。羅亦農(nóng)在訓練班講課，他長得很英俊，很有理論修養(yǎng)，大家都很佩服他。此外，講課的還有趙世炎、尹寬、彭述之等。陳獨秀也作過一次報告。尹寬當時是江浙區(qū)委宣傳部長，以后和彭述之搞在一起，成為托陳取消派，這個人講課不高明，文章也寫得不好。趙世炎是訓練班的主要講課人，他講課有理論有實際，作風樸實，平易近人，大家對他特別敬佩。那時候，我們這些黨員是“半拉子”黨員，只懂得反軍閥，不懂得什么是共產(chǎn)主義。在訓練班，學了什么是共產(chǎn)主義、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和黨的戰(zhàn)略策略，開始聽到這些革命道理，感到很新鮮，通過學習，認識有很大的提高。
　　我在羅亦農(nóng)直接領導下工作，是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時。
　　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裝起義都是中共江浙區(qū)委領導的。前兩次由羅亦農(nóng)、趙世炎主持，第三次周恩來同志從廣州到上海，是周總理親自主持的。1927年1月，我在上海寶山路黨的機關的樓上還聽過恩來同志的一次報告，內(nèi)容是講什么是武裝起義，什么是暴動。解放后我對總理說起這件事，他說有那么回事，問我：“你在座啊?”我說：“我在座，那時我是小孩子”。在這次起義過程中，羅亦農(nóng)負責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準備起義勝利，就組織臨時革命政府。我那時在上海大學學習，是學生總會的人，學生的任務是給工人糾察隊送茶送水，但更重要的是準備在起義后用上海學習總會的名義，號召宣傳召開市民大會，選舉上海市臨時革命政府。這樣，我作為學生代表，就跟著羅亦農(nóng)轉了。
　　羅亦農(nóng)很善于做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他和國民黨上層人物打交道時，堅持無產(chǎn)階級領導權，運用爭取多數(shù)，孤立少數(shù)，從而最后戰(zhàn)勝少數(shù)右派的策略原則，顯示了很高的政治水平和斗爭藝術。
　　1927年二三月間，國民革命軍左路軍白崇禧部隊打到離上海90至100公里的辛莊，按兵不前。孫傳芳部的李寶章、畢庶澄把軍隊集中在北火車站，辦公地點就設在火車上，準備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滾蛋。上海工人決定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奪取上海政權。工人的武裝主要是糾察隊，隊長是后來成為叛徒的顧順章。指揮部設在總工會會址，工人隊伍集中在寶山路一帶，準備向火車站進攻。這時，中共江浙區(qū)委和國民黨上海執(zhí)行部召開了兩次聯(lián)席會議，協(xié)商臨時市政府的具體名單，準備起義勝利后建立市民政府。參加這兩次會議的有羅亦農(nóng)、惲代英、邵力子(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上大校長、《民國日報》總編)、鈕永建(國民黨上海執(zhí)行分部主任)、吳稚暉(國民黨中央監(jiān)察委員)和我。同時，羅亦農(nóng)堅持要國民黨江蘇省黨部也參加上海的市民政府的籌建工作。當時國民黨江蘇省黨部的會址不在南京而在上海。主任委員候紹裘、組織部長劉重民都是共產(chǎn)黨員；宣傳部長張曙時當時是國民黨左派，是堅決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的。候紹裘、張曙時參加會議，使我們方面又多了兩票。
　　會上，國民黨要把臨時政府變成國民黨的政府，羅亦農(nóng)堅決反對，堅持國民政府要以工農(nóng)為主，同時包括其它階層。會上斗爭很激烈，吳稚暉反對這個意見，反對工農(nóng)參加政府。羅亦農(nóng)通過候紹裘做張曙時的工作，張曙時就在會上公開批評吳稚暉說：你的說法違背了總理遺囑，違背了總理的聯(lián)俄容共、扶助工農(nóng)的政策，你不要共產(chǎn)黨和工農(nóng)參加政府，算什么三民主義?兩個人在會上吵得很厲害。張曙時還當面罵了吳稚暉是“老而不死的吳稚暉”。張曙時那時不是共產(chǎn)黨員，提出的理由又是堅持總理遺囑，這比我們出面反對吳稚暉有利得多。當時吳稚暉官比張曙時大，又會寫文章罵人，但張曙時不怕這一套，照樣當面罵了他，所以那時我對張曙時很欣賞。張曙時后來在1935年參加共產(chǎn)黨后被派去四川工作，解放后是西南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我遇到他時還對他說：“你當時表現(xiàn)真不錯，那時我們是共產(chǎn)黨，要照顧國共兩黨關系，不敢罵，你就可以罵�！�
　　市政府委員名單中，原來有我。吳稚暉在會上反對我當政府委員說：“學生的任務是讀書，不應該參加政府�！边�點名罵了我一頓。3月上旬，他寫了份彈劾書，又點名罵我粗暴。對這個問題，羅亦農(nóng)作了讓步，他對我說：“委員你不要當了，讓何洛當吧。”為什么要換何洛?因為我在“五卅”時是活動分子，公開的共產(chǎn)黨員，政治面目比較紅。其實，何洛也是共產(chǎn)黨員，不過他新從北京師范大學轉到上海大學學習，不出名，吳稚暉他們不知道他是黨員。把我換成何洛，其實是一樣的。我當然馬上同意了這個意見。
　　從上面兩件事可以看到羅亦農(nóng)的斗爭藝術，他很善于做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
　　經(jīng)過斗爭，最后通過的19名市政府委員中，共產(chǎn)黨員占了8人(羅亦農(nóng)、汪壽華、林鈞、何洛、丁曉先、候紹裘、李泊之、顧順章)，約占委員總數(shù)的44％。同時團結了中間派，包括代表民族資產(chǎn)階級利益、靠攏我們的王曉籟、王漢良、楊杏佛等。個別地也吸收了大資產(chǎn)階級代表虞洽卿參加，同時也包括了國民黨代表鈕永建等。這個名單得到了多數(shù)人的贊同。
　　名單上報后，很快得到武漢政府電覆，批準成立以羅亦農(nóng)為主任、鈕永建為副主任的市民政府。羅亦農(nóng)是市民政府主任，當時報上可能沒有發(fā)表，但這是真的，我可以證明。
　　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不論其成功或失敗，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歷史上都有著極為重要的地位。在這次起義過程中，羅亦農(nóng)同志作出了突出的貢獻。
　　關于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理論和策略，毛澤東同志作了精辟的論述，但當時還沒有提出。開始運用這一策略、堅持統(tǒng)一戰(zhàn)線中無產(chǎn)階級領導權，堅持團結多數(shù)、孤立少數(shù)、最后戰(zhàn)勝少數(shù)右派原則的是羅亦農(nóng)。我當時不懂得怎樣做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直到參加了延安整風才開始懂得。
　　上海工人起義勝利后所建立的革命政府，實際只存在了二十多天，時間雖短，但意義重大。1945年毛澤東同志提出建立聯(lián)合政府的問題，而上海市民政府實際上就是聯(lián)合政府的雛形。
　　(注：孫詩圃當時參加了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是商務印書館的工人；劉披云1927年是中共上海學聯(lián)黨組書記，建國后是云南省副省長、全國政協(xié)委員)
　　(責任編輯：蕭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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