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初，我被抽調參加省委農村工作部組織的互助合作調查，原因是1月中共中央發(fā)出了“關于整頓和鞏固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的通知”，提出了農業(yè)生產互助合作運動“應基本轉人控制發(fā)展，著重鞏固”的指導思想，也就是說又要防止“冒進了”。
　　這次調查是按照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的統(tǒng)一布置進行的，內容十分細致而且復雜。不僅要對互助合作發(fā)展情況進行調研和分析，還要對社員解放前后和入社前后的收入情況進行逐戶登記和分析。因此共抽調了近百人組成三個調查組，成員除少數(shù)黨政干部外，大部分來自經濟部門。
　　我們這個調查組由我和省銀行的一位科長(縣級)負責，調查地點是遵義縣的高坪區(qū)。由于調查提綱十分龐雜，我們和區(qū)里商量后，決定先在雙獅和官莊兩個農業(yè)生產合作社進行，然后逐步推開。
　　我們的工作分兩頭并行，大部分人搞登記，我和另外一個同志負責抓“活材料”――合作社的建社歷史、領導人的素質和經營管理現(xiàn)狀、各項有關政策的貫徹落實情況，以及農民對合作化的看法等等。這屬于定性的調研，最后將定量(登記)調研和定性調研相結合，加以綜合分析，完成調研工程。定性調研用三種方法進行：一是召開各種座談會，直接聽取對合作化的意見；二是觀察，主要是參加各種會議，如區(qū)委會、鄉(xiāng)黨委會和鄉(xiāng)政府有關生產互助合作的會議以及合作社內部的各種會，從側面觀察和了解有用的材料；三是個別走訪擺談，只有走村串戶，和農民在不經意的談天中，才能獲得許多有用的東西。
　　有一天晚上，我和幾個農民坐在一戶人家的屋檐下“吹�！保�在毫無拘束的隨意擺談中，我發(fā)現(xiàn)他們對換工式的臨時互助組最感興趣，認為那種方式最實在，又適應農民互相換工的傳統(tǒng)習慣；而意見最大的是統(tǒng)購統(tǒng)銷，認為交公糧是天經地義的，幾千年都如此，哪曉得又鉆出一個統(tǒng)購統(tǒng)銷，把農民手中的一點點存糧都擠光了。古話說“養(yǎng)兒防老，積谷防饑”，再來個大災荒，還不餓死人！
　　雖然如此，并不影響我們對合作化現(xiàn)狀的分析和認識，相反，還為我們的調研提供了一個“農民雖然入了社，思想?yún)s跟不上”的例證。當然，我們也絕不是就憑這類“活材料”來為合作化定論的，我們更重視的還是那一家一戶的收支登記。一個星期內我們至少開1～2次碰頭會，一是研究調查情況，碰到了什么難題，如何解決；二是對接已掌握的“死”(登記)“活”兩方面的材料，不斷地作出分析和判斷。大約到了3月下旬，我們從已登記的上百戶農民的收支賬中發(fā)現(xiàn)了一個問題。就整體來說，農民收入增長最快的是土改之后至合作化之前(包括互助組時期)，合作化之后農民的增收反而不如互助組時期了。加上通過座談和個別擺談中了解的情況兩相對照，得出的初步結論是：農業(yè)合作化的步子太快，思想、管理、干部素質都跟不上，必須控制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的發(fā)展，具體來說就是要暫停發(fā)展，整頓和鞏固現(xiàn)有的初級社，加強對現(xiàn)有互助組的鞏固和提高，為下一步的發(fā)展做好準備。當然，這是初步的認識，調查還在進行中。我們所得出的初步結論和中央1月通知的精神是一致的，但絕不是按照中央的精神去套去現(xiàn)實。
　　5月中旬，我們完成了調研任務回到貴陽。每個調查組留下一兩個人，農村工作部再抽幾個人組成了一個整理綜合報告的小組，將幾個組的調查材料統(tǒng)一整理成一份報告送中央農村工作部和省委，并指定要我留下負責。我們十來個人在省委大樓的會議室里，從6月初一直干到8月上旬，才完成了這一浩大的工程。綜合報告的調子是根據(jù)各項登記和調查的材料提出的，依然是步子太快，要控制發(fā)展，已建的社都要認真整頓，但口氣緩和，且都是從正面談的。
　　沒有料到的是，在我們那浩大的調研工程完成之際，風云突變，北京傳來了毛澤東主席批判農業(yè)合作化工作中“右傾”思想的聲音。這聲音如電閃雷鳴，氣勢磅礴。他說，農村合作化高潮就要到來的時候，某些人卻像“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別人走快了。隨之而來的是合作化由原來的“控制發(fā)展，著重鞏固”一變而為“大量發(fā)展，猛烈發(fā)展”。省委為此開了會議，批判了“右傾”思想，并派出大量的工作組奔赴各地貫徹中央精神。
　　大約是10月或11月，我隨團省委書記汪行遠去遵義，得知遵義已經全面合作化而且部分高級合作化了。至于我們那一大本附有若干表格的調查報告，其下落我自然不便打聽，但可以想像它正躺在省委農村工作部檔案室的角落里以避風險，稍有露頭必然成為“小腳女人”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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