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鎖記 [王安憶邂逅“金鎖記”]
發(fā)布時間:2020-02-16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金鎖記》是作家王安憶的第一個劇本,但并不是王安憶第一次同張愛玲扯上關系。2004年,同樣是由她操刀的這個劇本,便被電視劇《圍城》的導演黃蜀芹搬上過上海的戲劇舞臺。時隔7年后,這出戲由導演許鞍華再次制作,從香港北上,一路演到北京。有趣的是,這也是許鞍華第一次導演舞臺劇,而許鞍華同樣也和張愛玲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她導演過電影《半生緣》、《傾城之戀》,并被稱為“最忠于原著的導演”。
自從小說《長恨歌》成為王安憶最廣為人知的作品以后,她就被頻繁地稱為“海派”作家,被稱為“張愛玲后又一人”。而此番話劇《金鎖記》的大規(guī)模上演,似乎更驗證了這兩位不同時代的上海女作家之間難以磨滅的關聯(lián)。
對此,王安憶并不否認,雖然她更喜歡人們知道她和張愛玲的區(qū)別!爸灰憧催^我的作品,就知道我和張愛玲有本質不同!鄙虾?偙蝗藗冋J為是“張愛玲的城市”,王安憶卻說,她更希望上海是知識分子的城市,是魯迅、巴金的城市。比起張愛玲,王安憶更欽佩魯迅。
除了“海派”外,評論界對王安憶還有一個說法:風格多變。她的作品往往透露出不同的時代和地域背景,如《小鮑莊》來自她16歲下鄉(xiāng)插隊時的安徽農(nóng)村,以文革時期為背景如《啟蒙時代》,以上海為背景如《長恨歌》,以明代為背景如《天香》,似乎每一部作品都指向一個不同的方向。但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之中,卻有一點永恒不變――寫實。王安憶是堅定的寫實派,她喜歡寫日常生活。她是推理小說迷,她喜歡偵探小說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其中一條理由便是“阿加莎最生活,謀殺的理由也罷,發(fā)生的場景也罷,都是常理,都是日常生活!睂Υ,王安憶自己有總結:“我尊重日常生活!
對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重點敘述或許部分來自于母親茹志鵑。茹志鵑也是當代文壇一名重要的女作家,代表作《百合花》曾被茅盾極力贊美。而在茹志鵑的筆下,“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十分少有,尖銳的矛盾沖突也不多見,更多的是普通人的性格和生活,普通人和時代的關系。
母親并不希望女兒也成為作家,但王安憶還是堅定地走上了這條道路,并立志要比母親做得更好。在寫小說的道路上,她當然是成功的!缎□U莊》獲得全國優(yōu)秀中篇小說獎,而廣為人知的《長恨歌》更是獲得了包括茅盾文學獎在內(nèi)的諸多獎項。
除了《金鎖記》外,王安憶還曾經(jīng)將哈代的中篇小說《擠奶女的羅曼史》改編為話劇劇本《發(fā)廊童話》,但她的第一身份無疑還是個“小說家”。她不擅長制造戲劇沖突,需要從別人那里得到一個戲劇的“核”,再進行創(chuàng)作。相對劇情,她更重思想。她的小說風格含蓄,需要仔細靜心品讀方能得其中之妙。王安憶認為自己沒有原創(chuàng)劇本的天賦,可是寫小說,她認為自己是有天分的。
京華周刊:為什么選擇張愛玲的《金鎖記》作為第一部改編的劇本?
王安憶:《金鎖記》是我個人最喜歡的張愛玲作品。它的戲劇性最強,故事的沖突也很強。曹七巧是個“強烈”的人物,張愛玲小說中的女性往往都是“物質化”的,是受過城市文明熏陶的,可是曹七巧,她帶有一種“原始性”,她的欲望特別強烈,有物欲,有生存的不安全感。張愛玲的故事往往是透徹的,到好就收了,只有《金鎖記》是到了底的。
京華周刊:張愛玲的作品是出了名的難改編,改編這部作品中有沒有遇到困難?
王安憶:這是我第一次改編劇本,改了三稿,應該說還是很順利了?赡軇e人覺得張愛玲的東西難改是有一些“迷信”在里頭,認為她的東西不敢動。我刪掉了原作里兒子長白那條線,主要是技術上的考慮,因為一出戲的時間和空間有限,這條線對于戲劇來說有點分散,很難處理,會讓整個戲的緊密度下降。而從我個人的價值觀上的判斷來說,我不喜歡這條線,心里不能接受,因為太陰暗了。在小說中,曹七巧拿房事來刺激兒子,暗示媳婦是個性欲很強的人,這些都是用敘述的方式寫出的,如果改編成戲劇的對話形式,會很難聽。
京華周刊:部分由于個人價值觀的原因,您刪了那些戲份,那么,在這出戲里,有沒有您個人想要表達的價值觀?
王安憶:寫劇本,我是新手,所以在寫的過程中我比較關注技術方面的問題。從價值觀上說,我想表達的就是一個女性的抗爭,曹七巧很不幸,她的世界很小,她所有的抗議和掙扎都報復在她的親人和自己身上了。
京華周刊:有了這次的改編,您的名字又和張愛玲掛鉤了。似乎自從《長恨歌》后,您就和張愛玲撇不開關系了?
王安憶:這些都是外界進行的聯(lián)想,有點身不由己。只要看過我的作品的人自然會明白我和張愛玲有很大的不同,只不過有很多機緣湊巧碰在一起了。比如《長恨歌》,第一個評論的是哈佛大學東亞系主任王德威,他寫了一篇評論,說我是“張愛玲后又一人”,這就是他定的調子。后來人們有很多想象,認為張愛玲的人物后來的生活就是我在寫。其實這么說很“騙人”,我真正寫到40年代的上海的,也就是《長恨歌》這一部?赡苁且驗槲覀兌际菍懮虾5娜粘I,都是寫實派,所以總是被一塊兒提到。我知道外界這么說都是為了我好,是說我的好話。
京華周刊:提到您,另一個撇不開的詞就是“上!绷恕D墓适掳l(fā)生的舞臺很多都發(fā)生在上海,但您并不是上海人,那上海能稱得上一個“精神故鄉(xiāng)”嗎?
王安憶:如果要填表格填籍貫的話,我應該填福建的。我生在南京,后來在上海生活。我也說不好上海話。你知道的,城市人是沒有家鄉(xiāng)的。而就我個人來說,我們家斷裂帶比較大,我的父親是海外回來的。寫小說方面,上海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是故事的舞臺,但談不上精神家園,現(xiàn)在的城市本來就缺少那種“精神”。我是個沒有根的人,根本就說不清楚是哪里人,姑且說上海最切合實際。
京華周刊:您的作品中有很多“追求自己得不到的東西”的女性,像《長恨歌》里的王琦瑤。您自己的性格中有這樣的一面嗎?
王安憶:我欣賞這種女性,這種女性有一種很掙扎、很奮不顧身、很強烈、很抗爭的欲望的感覺,就像飛蛾撲火。我自己沒有這一面,就是因為沒有才會欣賞。凡是當作家的人,對現(xiàn)實都有一種懼怕,只能在想象中建立一個自己的世界,在這之中如魚得水。
京華周刊:在當代文學評論里,您被歸類為“知青文學”、“尋根文學”、“海派文學”這些不同的類別,為什么會出現(xiàn)一個這樣的情況?
王安憶:這些類別都是有時間順序的。從我的身份上來講,我當過知青,下鄉(xiāng)插過隊,我是知青作家,但其實我并沒有寫過什么知青作品!皩じ膶W”是因為我寫了《小鮑莊》,這個歸類還算比較恰當。而“海派”就是因為《長恨歌》,但“海派”其實是個很曖昧的詞匯,各種標簽很多。這個詞最早是魯迅先生說的,有貶義的意思。這是一個評價不高的詞,但是現(xiàn)在似乎也找不到別的字眼去概括上海這些作家。很多人說“海派”,但是你要是問他是什么意思,其實是不清楚的。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到了一個很難為文學歸納潮流的時代了,各個作家的情況都很分散,不像以前,是有一陣一陣的文學潮流、文學運動的。
京華周刊:魯迅先生是您喜歡的作家?
王安憶:是我非常尊重的作家。小說是個很世俗的東西,總的來講就是寫故事。為什么我們喜歡張愛玲,是因為五四以來的小說家對日常生活都是批評的態(tài)度,大眾是被啟蒙的對象,而張愛玲,她對日常生活有興趣,所以她寫的故事好看。小說是市民階層發(fā)展起來的產(chǎn)物,所以一定是大眾讀物。魯迅的風格其實和小說是最為抵觸的。他是一個嚴格的現(xiàn)實主義者,對日常生活帶有批判的態(tài)度,但他的小說依然那么好,他給我們提出了一種可能性,讓我們看到小說中能有怎樣的思想深度。即使是故事,小說也要有理想。沒有魯迅,小說的理想會放低很多。
京華周刊:提到小說的理想,那么在您幾十年的創(chuàng)作生涯中,有沒有一個一貫的“理想”,有沒有發(fā)生變化?
王安憶:我寫作的時間比較長,只能說我現(xiàn)在比以前寫得更加熟練,要求也越來越高,但沒有什么太大的變化。我一直是寫實的,只有自己經(jīng)歷過的生活我才有寫作的欲望。比如《長恨歌》的第一卷,寫40年代上海,常常被看成很好的部分,但是我自己覺得第一卷是比較弱的,因為那是我沒有經(jīng)歷過的生活。至于“理想”,我沒好好問過自己這種問題,確實這么長時間的創(chuàng)作一定有主導的東西在其中,但我自己不是那么“自覺”,只能說是一種精神價值的取向,希望能達到比較優(yōu)美的、比較好的境界吧。
京華周刊:除了是作家外,您現(xiàn)在還是復旦大學教授,在大學課堂上,您如何向學生們講述“文學創(chuàng)作”呢?
王安憶:在寫作課上,主要就是講技術問題。對于作家來說,天分無疑是最重要的,但是天分是教不出來的。所以我們只能就技術層面進行探討。
京華周刊:如果讓您來向讀者們概括一下“王安憶是一個怎樣的人”,您會怎么說?
王安憶:作家是很感性的,我很難概括我自己。如果要概括的話,我只能說,我是一個非常喜歡文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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