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蒼黃，復旦百年。復旦學子總是忘不了那樣的歌：卿云爛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無論走到哪里，復旦學子都會感到它如煙非煙，似霧非霧，若隱若現(xiàn)，在耳畔飄動，在心中鳴響。
　　這是一首《卿云歌》。相傳舜把王位讓給禹時，他即率百工相和而歌，象征著吉祥、謙讓、平和，并且祈福如日月光華，周而復始，生生不息。
　　旦復旦兮，太陽從大地噴薄而出，霞光萬道，蓬勃向上，是何等美妙的大自然景觀。復旦先人，尋章摘句，給學校取名“復旦”，文脈是何等的深厚，胸懷又是何等的壯闊。
　　百年歲月,文脈旺盛,綿延不斷,不改姓,不更名,不變色,在今日中國之高等學府中,唯有復旦。
　　歸真返璞，復旦校慶又回到歷史的真實：九月二十四日。這樣的歷史回歸，有著耐人尋味的意思。一百年前的九月，清朝政府下詔，廢除科舉，興辦學堂。這就意味著一個有一千三百年歷史的科舉制度，在一紙詔書下退出歷史舞臺。從此中國知識分子通向仕途的天梯倒塌。歷史給復旦以禮遇，它應運而生，唱出了“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新的卿云歌，開啟了中國知識分子擺脫廟堂羈絆、鑄造獨立人格、走向獨立自主之路。
　　復旦人對待人文傳統(tǒng)的理念：可以花錢置地蓋房，但買不來人文傳統(tǒng)
　　
　　復旦百年校慶，討論最多的是關于“復旦精神”或“復旦傳統(tǒng)”的問題了。我們在復旦采訪，聽到的也是這樣的話題。有些老師跟我們說過這樣的話：有錢可以買地，可以造房，但是一個大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是買不來的。
　　的確是這樣。走進復旦校園，看到的是蓋的大樓越來越多，也越來越高。別處的高架橋都是騰空而起，是名副其實的“高架”，而復旦門前的“高架”卻潛入地下，校門前平坦安靜，校園內外也煥然一新了……
　　這一切固然使復旦人引以為愉快,但他們執(zhí)著尋找追求的還是復旦之精神。
　　復旦精神――獨立，寬容，開明，自主，自治。
　　復旦精神――有容乃大，兼收并蓄，多元，自在。
　　復旦精神――自信，務實，創(chuàng)造，爭取一流，追求卓越。
　　復旦精神――隨時歡迎新事物、掌握新事物的新姿態(tài)，時代精神。
　　還可以說出很多，在這里我們就不一一記錄了。
　　背江面海，又依托江南的靈秀之地，造就了復旦的多姿多態(tài)。多難用一句話來概括出復旦精神啊。
　　復旦的初創(chuàng)可謂是淋歐風美雨，但民族文化仍然是它的精神支柱，又以人文科學為立校之本，形成了復旦的人文精神。復旦百年，復旦人所尋找的正是這種人文精神。
　　
　　“四世同堂”與“物理系模式”
　　
　　在數(shù)學界，恐怕沒有人不知道復旦大學數(shù)學系的“四世同堂”。這是一種現(xiàn)象。如今，人們把這個現(xiàn)象概括為“蘇步青效應”。蘇步青在生前有沒有承認“效應”的說法，我們沒去考證，但他說過這樣的話：“發(fā)現(xiàn)一個人才，又把他培養(yǎng)成杰出人才，其成就不小于重大的發(fā)現(xiàn)�！�
　　在不同的場合，蘇步青講述巴羅發(fā)現(xiàn)和培養(yǎng)牛頓的佳話。巴羅是劍橋大學當時唯一的數(shù)學講座首任教授。在任六年后，他發(fā)現(xiàn)牛頓的才能超過自己，主動讓位給二十多歲的牛頓繼任�！疤K步青效應”也有著這樣的精神。蘇步青還在浙江大學任教時就“發(fā)現(xiàn)”了谷超豪。谷超豪又“發(fā)現(xiàn)”了李大潛，李大潛又發(fā)現(xiàn)俞文 、陳恕行，“文革”后又培養(yǎng)出了洪家興。這樣就出現(xiàn)了蘇步青、谷超豪、胡和生、李大潛、洪家興四代五院士的奇葩。這個奇葩是生存在“近親繁殖”的土壤中的。
　　科學研究是反近親繁殖的。但是“蘇步青效應”為什么能取得復旦數(shù)學系的繁榮？有人回答說：這歸功于蘇步青主持的Seminar。
　　Seminar是討論會，是蘇步青從浙江大學移植到復旦大學這塊土壤中的。開始的時候，只在他的數(shù)學領地進行討論，有的是小班級的課堂討論，有的是年級討論。討論會上，大家都要思考，都要發(fā)言，都要提問題，撞擊出思想的火花。這是活躍學術研究氣氛、提高教學水準、培養(yǎng)師資力量的一個好的方法。通過討論會，蘇步青能發(fā)現(xiàn)學生和青年教師學習研究的情況，幫助他們找準研究方向，圍繞研究的主干線進行學習、研究和思考。數(shù)學系群星璀燦，不僅有谷超豪、胡和生、李大潛，還有夏道行、譚永基、忻元龍、洪家興、朱傳琪等。
　　參加數(shù)學系討論會的并不只限于數(shù)學系學生，物理系有關專業(yè)同學也參加。學術討論會這種形式不但出現(xiàn)在數(shù)學系,就是在復旦大學全校的各個系科，都已成為一個傳統(tǒng)，每年校慶時舉辦全校學術報告會，檢閱教學及科研成果。
　　復旦大學培養(yǎng)人才和研究體系是多元式的，“蘇步青效應”只是其中的一種，各個系都有自己的特色。在謝希德的影響下，物理系走的是另一條路子，可以說是“物理系模式”吧。
　　在物理系，我們訪問了王迅。我們把王迅的“院士”及其他頭銜都作了省略，只稱他“老師”，這是他最歡喜的。這也許是物理系的傳統(tǒng)，謝希德生前，最歡喜別人稱她“謝先生”，在中國物理學界，只要提到“謝先生”，大家都知道是謝希德。
　　王迅告訴我們：在復旦物理系，每個教授和副教授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和課題，他們之間組成了一個互相獨立又密切合作的群體，教師之間在學術上沒有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大家都是平等的。這種“物理系模式”的形成是許多資深教師和青年骨干多年來改變理念的努力結果。
　　現(xiàn)在在科研上，很強調培養(yǎng)“領軍人物”。搞“學術梯隊”和大兵團作戰(zhàn)的模式，這對許多大科學和大工程來說是絕對必要和有效的，但不能絕對化用于所有的科學研究。特別是，搞基礎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科學家個人的智慧甚至靈感。所以物理系不搞“寶塔式”的梯隊結構，不能讓一個教授帶領幾個副教授，下面再有幾個講師和助教，形成一個個“山頭”，最后束縛了那些副教授和講師們自由發(fā)展的空間，也容易造成“山頭”之間爭資源、搶學生、互不相讓的矛盾。物理系70多個教師中有3個長江學者、7個“杰出青年基金”獲得者，他們之間很融洽。整個系的教師中間形成了一種非常團結和諧的氛圍，這是物理系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科學研究無禁區(qū)，
　　學術創(chuàng)新是靈魂
　　
　　科學研究中的人文精神，越來越為科學家所重視。其實，科學中的人文精神是一直存在的。許多有成就的科學家都有這樣的體驗，只不過以往沒去發(fā)掘，沒去思索，沒人提倡罷了。
　　談家楨在燕京大學攻讀碩士學位時就推崇摩爾根的學說,特別執(zhí)著于瓢蟲的研究。同學們向他打趣,說:“你是想做中國的摩爾根吧�！惫�然，他的學術論文《異色瓢蟲鞘翅色斑的遺傳》經導師李汝祺推薦,寄往大洋彼岸摩爾根實驗室,這篇用英文寫的論文,受到摩爾根的賞識。1934年他來到美國,成為摩爾根的“入室弟子”。
　　解放之前，談家楨所取得的研究成就已經奠定了他在國際遺傳學界的地位。但解放之后，由于全盤學蘇聯(lián)，李森科學派霸占了中國講壇。作為摩爾根學派的代表人物談家楨，自然是首當其沖，被剝奪了講授遺傳學的權利，開始翻譯《生物學引論》，講授達爾文進化論。
　　1956年春天，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8月，在青島召開了后來在中國遺傳學史上頗負盛名的遺傳學會議。毛澤東對這次會議特別關注。談家楨特別興奮，他要為摩爾根學派爭生存權，在座談會上發(fā)言。座談會后，談家楨意猶未盡，1957年4月11日，也就是反右派的前夕，他又在《文匯報》發(fā)表題為《我對遺傳學中進行百家爭鳴的看法》的文章，表達了這樣的觀點：純科學性的不同見解，是人民內部非對抗性的矛盾；青島遺傳學會議后，遺傳學的學術研究比以前活躍；不應當采取要么全盤否定要么全盤肯定的方式來解決遺傳科學的問題；科學要發(fā)展，馬克思列寧主義也要發(fā)展�？芍^是獨立思考的勇者之言。
　　青島會議之后,經陸定一引薦,毛澤東方知道中國有一個真正的遺傳學家――摩爾根的弟子談家楨。得到毛澤東的關注,談家楨不但在反右派斗爭中平安無事，還于1958年在復旦大學建立了中國第一個遺傳學專業(yè)。1961年,又在貫徹“雙百方針”的氣氛中,建立了以摩爾根遺傳學原理為指導的遺傳學研究所。
　　談家楨能沖破禁區(qū)，是一種學術勇氣；蘇德隆的實事求是，同樣是一種學術勇氣。
　　蘇德隆曾就讀國立上海醫(yī)學院，因成績優(yōu)異，醫(yī)學院授予他金質獎章一枚。他考取赴美進修衛(wèi)生學和流行病學的獎學金，獲碩士學位；以后又轉赴英國牛津大學，師從發(fā)現(xiàn)青霉素的諾貝爾獎得主弗萊明教授，獲博士學位。他是我國流行病學的奠基人。
　　1956年，毛澤東橫渡長江，寫下了膾炙人口的《水調歌頭?游泳》，一時廣為傳誦。1957年初夏，毛澤東來上海時，也想過把游泳的癮，來一次“百里浦江”橫渡。蘇德隆得知這一情況后，立即向毛澤東進言：“黃浦江水中分離出了傷寒菌，請不要在黃浦江中游泳�！逼鋾r，有關部門正在制定“發(fā)展農業(yè)綱要”，在“綱要”的草案中提出“五年內消滅血吸蟲”。毛澤東征求意見時，問蘇德�。骸拔迥甑臅r間夠不夠，行不行？”蘇德隆說：“不行�！泵珴蓶|又問：“七年時間呢？”蘇德隆說：“不行�！泵珴蓶|再問：“九年的時間呢？”蘇德隆仍然搖頭：“不行�！薄掇r業(yè)綱要》發(fā)表時，消滅血吸蟲的時間已經“放寬”到了十二年，蘇德隆卻不依不饒，繼續(xù)進諫：十二年的時間也不夠。
　　他是有資格說這番話的。1949年，上海解放后，駐滬部隊遭受血吸蟲侵襲，蘇德隆向第三野戰(zhàn)軍第九兵團司令員宋時輪提交了一份報告，提出了自己對防治血吸蟲病的看法和建議。建議得到了采納，兵團成立血吸蟲病防治委員會，委任他為副秘書長。幫助解放軍擺脫血吸蟲病的威脅后，蘇德隆全力投入了更大的防治工程，歷時三十五個春秋。
　　在科研中的人文精神，復旦大學上海醫(yī)學院的聞玉梅也有著這樣的思路，她說，病人把生命交到你的手里，醫(yī)生這個職業(yè)很神圣，責任重大。老師不僅教醫(yī)學、醫(yī)術，更教怎樣做醫(yī)生。時隔半個多世紀，她的老師林飛卿的話還如烙印般深刻鮮明地留在她腦中：“病人是人，不是你學習知識的工具，你看的是病人，不是病�！奔毼⒁娋�神，她的老師教她：“聽診器放到病人胸口之前要先在自己手心焐熱，聽完之后，要負責把病人的衣服扣子扣好；摸肝臟時，不許生硬地按動，要把手放在病人腹上，隨著他的呼吸去自然地感覺�！爆F(xiàn)在，她不僅發(fā)揚了在醫(yī)療中的對病人關懷的人文精神，還以此傳授給她的學生。
　　
　　
　　人文精神需要培植與呵護
　　
　　采訪即將結束，我們訪問了秦紹德。他是復旦大學黨委書記，復旦師生中那根人文精神的余脈能不能得到弘揚，黨委的領導是至關重要的，歷任黨委書記李正文、楊西文、王零、夏征農、盛華、林克、錢冬生、程天權等都高度重視。
　　
　　談到復旦的人文精神傳統(tǒng)，或者說復旦精神，秦紹德認為有以下突出的幾點：
　　
　　一、復旦歷來是海納百川，兼容并包。復旦人很少排外，非常寬容，善于收納。1952年院系調整，來自19個學校的各個系科連同教授、學者并到復旦工作，工作開展得非常好，從未出現(xiàn)“老復旦人”、“新復旦人”的分別。2000年復旦和上醫(yī)合并，充分注意保留上醫(yī)的傳統(tǒng)，不搞“傷筋動骨”的遷校,校志分開編寫,校友會另行組織,充分尊重它的歷史情結。這就好比中文系，當時名家薈萃、各有流派，但相安無事,趙景琛唱他的昆曲,樂嗣炳收集他的小報,朱東潤研究他的古漢語。
　　二、學術獨立，思想自由，保護少數(shù)。對于新流派、新思想、新說法，復旦人是見怪不怪，不急于表態(tài)。所以新學說和新學科在這里能得到發(fā)展和壯大的空間。比如20年代郭任遠在復旦搞的心理生理學派，再如50年代談家楨敢于打破當時生物界獨尊蘇聯(lián)“米丘林”學派的局面，用“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的科學精神，主張摩爾根遺傳學派。當然他當時是受圍攻的，但是復旦保護他，后來毛澤東知道此事，也支持了他。還有蔣孔陽的美學學派，當時學術界對于美學已有定論，但他獨創(chuàng)復旦學派的美學，也存在下來，站住了腳。另外可舉的例子很多，如新聞學的王中、政治學的王滬寧等等。這種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氣氛，是學科建設、學術發(fā)展的土壤。
　　談到現(xiàn)今復旦學生的面貌，秦紹德說，學生喜歡復旦，很大一個原因是復旦里面有各式各樣的講座，比爾?蓋茨、戴爾、索羅斯都來過。但是復旦不捧名人，接待有規(guī)格，但絕不夸張過分，演講完畢，讓學生自由提問，交流、碰撞得非常好�，F(xiàn)在社會上有人說：復旦大學是上海的“阿拉”學校，意思是招收的都是上海人。這與實際情況不符。雖然地處上海，但這里一半以上是全國各地考來的學生，南腔北調都有�，F(xiàn)在在復旦的外國留學生有四千多人，其中一半是來讀漢語的，收在國際交流學院，還有一半是來復旦讀專業(yè)學位的，他們就被“撒”入各個系科，跟班就讀，一視同仁。
　　談到如何繼續(xù)弘揚人文精神，秦紹德說，辦好文科各系對此非常重要。現(xiàn)在復旦文科有全國重點學科12個，甲骨文、銘文方面的一流專家裘錫圭先生也于近日正式落戶復旦，并且?guī)�來了他的一支隊伍。裘先生來的原因一是因為他�?956年復旦的畢業(yè)生，此行葉落歸根；二是以前多次來復旦，感到復旦的學術環(huán)境的確好。復旦作為坐鎮(zhèn)一方的精神圣地，它不但要保留人文精神，還要向社會起輻射作用。
　　秦紹德最后說：人文精神是需要培植、需要呵護的，現(xiàn)在復旦變大了，更要有人文關懷，探討、研究人文精神怎么延伸過來、涵蓋過來的問題。
　　
　　（摘自9月24日《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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