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聯合國的中位預測，中國在2000-2015年期間，在勞動年齡人口增量逐年減少及至停止增長的同時，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將從6.8%提高到9.6%，“十二五”結束時老年人口超過1.3億。中國經濟發(fā)展與人口變化關系的一個特點是“未富先老”。過去講“未富先老”只是從一般性現象的角度觀察，其實背后隱含了諸多含義，特別是對經濟增長的含義。因此，我們從這個角度來看“十二五”面臨的最重要挑戰(zhàn)，有助于找出經濟增長的新源泉，保持可持續(xù)性。
　　
　　“未富先老”與“中等收入陷阱”
　　
　　一般來說，現在我們看到的富裕國家，恰恰都是人口老齡化程度高的國家，因此，我們本來也不必擔心變老。然而，中國的不尋常之處是“未富先老”。近年來，我國經濟總量加快趕超，人均GDP也在趕超。例如，2000年中國人均GD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現在大概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7.7%，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位。但與此同時，人口老齡化也在趕超，2000年65歲及以上老年人比重是6.8%，與世界平均水平一樣，但是，2010年我國老齡化比例是8.3%，而世界平均水平是7.5%，也就是說，我們顯著趕超了。
　　有什么辦法讓老齡化停下來或者退回去？我個人認為沒有這種可能性。因為這是經濟發(fā)展階段造成的人口轉變階段，引起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而不是某一項政策單獨造成的。發(fā)達國家的早期和許多其他發(fā)展中國家，都經歷了這樣的過程。所以，政策完善和調整雖然無疑是必要的，但是，卻無助于阻止人口老齡化的長期趨勢。我們可以去做各種各樣的事，但更重要的是加快經濟發(fā)展。設想10年、20年后，如果我們的參照對象不再是發(fā)展中國家，而是高收入水平的國家，在發(fā)達國家行列中我們并不是很老，甚至還相對年輕一些。因此，關鍵是如何關閉“未富先老”的缺口。2010年我國人均GDP超過了4000美元，按照過去30年的速度預測，“十二五”結束時，將超過6000美元，到2020年可以達到高收入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即接近12000美元。
　　還有一個概念，現在講中等收入陷阱，到目前為止，講得比較多的是現象，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包括什么東西，如經濟停滯、收入分配惡化等。但是，如果回到經濟學文獻，看最早人們討論中等收入陷阱機理的時候，我們會發(fā)現，中等收入陷阱和“未富先老”背后有許多相似的東西。說我們面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現實危險，是因為在文獻里，經濟學家發(fā)現在全球化過程中，從全球化中獲得比較大收益的是兩頭，一頭是富裕的國家，另一頭是比較窮的國家。按照國家排列，各國在全球化中獲益的程度，可以用一個U形曲線表示，尤其是把這個全球化時期世界經濟格局與全球化之前的倒U形曲線相比，就更加突出了。
　　 用經濟理論解釋這個現象其實很簡單，就是說那些相對窮的國家，在豐富且廉價的勞動力上有比較優(yōu)勢，可以生產出最便宜的東西拿到國際市場去得到全球化的紅利；而富裕的國家，具有較高的管理水平和科技創(chuàng)新能力，在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yè)中有比較優(yōu)勢，可以在全球化中得到兌現。恰恰是處在中間的這些國家，雖然根據傳統的比較優(yōu)勢理論，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比較優(yōu)勢，但是它們與處在兩頭的國家相比，的確沒有特別顯著的比較優(yōu)勢，因此這類國家在全球化中獲益就少，經濟增長表現不佳，及至困于中等收入陷阱。
　　
　　人口機會窗口的關閉
　　
　　我們來觀察“未富先老”意味著什么�！跋壤稀奔慈丝谀挲g結構的迅速變化，意味著我們的要素稟賦發(fā)生了變化，勞動力變得昂貴了，資本似乎便宜了，但并未成為豐富的要素，意味著我們在喪失原來在勞動密集型產業(yè)中的比較優(yōu)勢�！拔锤弧眲t意味著，我們并不會在非常短的時間內，一下子在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yè)中得到足夠顯著的比較優(yōu)勢。因此，這個階段就比較優(yōu)勢來說，我們處于相對尷尬的境地，也可以不準確地說，我們面臨著“比較優(yōu)勢真空”。雖然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比較優(yōu)勢真空，只是說這個時候我們的比較優(yōu)勢十分地不顯著，過去的經濟發(fā)展方式不能支撐持續(xù)增長。不過是否就此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取決于我們進行怎樣的政策選擇。
　　我們進一步來看中國的“未富先老”挑戰(zhàn)。迄今為止，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特點是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大、比重高，保證了勞動力供給的充足性，創(chuàng)造了高儲蓄率的條件，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期間的經濟發(fā)展提供了人口紅利。按照我們的估算，人口撫養(yǎng)比（即少兒和老年依賴型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率）的下降，對1982-2000年期間人均GDP的增長，做出了26.8%的貢獻。但是，這個人口紅利正在減少。
　　我們講的人口紅利期也可以叫做人口機會窗口，通常用人口撫養(yǎng)比結束其下降趨勢的時間來表示，撫養(yǎng)比的計算定義是：把16歲以前和65歲以后的依賴型人口做分子，把16歲到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做分母，計算兩者的比率。我們看一看中國的挑戰(zhàn)何在？日本其實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的時候已經遇到我國今天的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二元經濟最顯著特征即勞動力無限供給開始消失，發(fā)展經濟學家把這個變化叫做“劉易斯轉折點”。韓國則是在1970年前后迎來這樣的轉折點。
　　假設我們今天遇到了這樣的轉折點（我更傾向于認為發(fā)生在2003年），來跟其他亞洲國家就人口機會窗口的關閉做一比較。首先，日本人口紅利消失是1990年之后，到1995年人口撫養(yǎng)比才降到最低點，隨后開始上升。其次，韓國在2015年幾乎和中國一起，人口窗口關閉，或者說人口撫養(yǎng)比降到最低點，然后迅速失去人口紅利。泰國人口紅利的消失時間，也和我國幾乎是重合的。但是我們目前人均收入水平距離日本1990年的水平以及韓國目前的水平，仍然有著巨大的差距，2010年我國人均GDP只是韓國的25%，甚至也低于泰國的水平。最后，再看一看比我們收入水平低的印度、越南，他們還有若干年人口紅利可以收獲。總之，無論是經濟發(fā)展水平在我們前面還是在我們后面的國家，都可能有顯著的比較優(yōu)勢，或者在資本和技術上，或者在勞動力上，但是我們人口機會窗口關閉太早了，新的比較優(yōu)勢窗口尚未開啟。
　　
　　“未富先老”
　　是經濟發(fā)展的階段特征
　　
　　我想具體列舉幾個“先老”的表現，也就是人口轉變早熟的表現。首先，勞動力供給即勞動年齡人口的新增量，在“十二五”時期迅速降到零。我們用的是16-64歲勞動年齡人口這個勞動力供給大概念。實際上，更準確地說，16歲的人還沒有進入勞動力市場，60歲以上的人，按照我們退休規(guī)定其實已經退出勞動力市場。但是，即使用16歲到64歲這個大概念看，在整個“十二五”期間，正好是農村勞動年齡人口轉移數量，不再足以補償城市的需求的變化時期，兩者相抵消，在2015年的時候，全國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量等于零，從那以后變成負增長。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勞動力開始持續(xù)短缺，是“先老”的一個表現。
　　與這個相應，我們可以看到普通勞動者的工資加速上漲，無論是觀察一般的非農行業(yè)，即主要反映正式工人的工資水平，比如建筑業(yè)和制造業(yè)，還是單獨挑出農民工的工資，還是看農業(yè)中的雇工工資，2003年以來上漲都十分迅速。例如，農民工工資年平均增長率超過10%，農業(yè)中雇工工資上漲幅度更高。如果幾個部門顯示出同樣的趨勢的話，我們就不好說是結構性原因或者是暫時現象，結論應該很明確，工資上漲是勞動力短缺造成的，所以應該是一個長期趨勢。
　　同時我們看到，長期以來我們缺的是技術人才和熟練工人，但是今天出現的則是非熟練工人或普通工人的短缺，因此這部分人的工資增長更快，以至出現比較顯著的熟練勞動力和非熟練勞動力工資的趨同。這個趨同導致一個結果，即對教育的負激勵。如果做更細的計量研究的話，我們會發(fā)現農民工這個群體教育回報率在下降。例如，我們以初中為參照組，高中也好，高中以上也好，他們的相對回報率在下降，而小學相對初中的低水平的教育回報率反而相對提高。也就是說，工資趨同對于縮小收入差距來說固然是好事，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它創(chuàng)造一種受教育的負激勵。對普通家庭特別是貧困家庭來說，人們上學不僅要付出直接物質費用，還有推遲就業(yè)造成的機會成本，越來越高的機會成本很可能導致在一定時間發(fā)生不讀書或者輟學的現象。
　　“未富”，即我們還處在較低的經濟發(fā)展階段，也有幾個重要表現。首先我們來看世界銀行對中國潛在增長率所做的一個預測。由于我們的就業(yè)增長越來越慢，因此這部分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是顯著下降的，“十二五”期間會降到微不足道，“十三五”的時候變成負的，是壓低潛在增長率的。到目前為止，我們?yōu)槭裁催�沒有發(fā)生實際增長率的下降？是因為政府主導的投資，因為刺激性方案，而且區(qū)域發(fā)展戰(zhàn)略都還是資本密集型的，因此靠資本勞動比的提高支撐我們現在的增長速度，它占的比重相當大，然而未來是不可持續(xù)的。人力資本貢獻變化不是非常顯著。再看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率，未來不會有顯著的提高。這里世界銀行專家用的假設還是非常樂觀的，許多其他的研究甚至認為，以前的一段時間內，至少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我們的全要素生產率表現不好，還有人說這段時間是負的。因此，從中可以看到，如果沒有全要素生產率的顯著支撐，未來潛在增長率的下降不可避免。
　　“未富”還有其他方面的表現。一個是產業(yè)結構升級對勞動力素質的需求沒法得到保障。除了我們的教育市場上出現負激勵之外，我們看一看現有勞動力存量，隨著年齡提高，人力資本的稟賦顯著下降，這同日本和美國在每個年齡段教育水平保持不變的情況形成鮮明的對比。此外，雖然在《全球競爭力報告（2010-2011）》中，中國競爭力指數被排在第27位，但是，那主要是得益于中國宏觀經濟穩(wěn)定性和市場規(guī)模等因素，而反映科技水平的因素則大多排位較低。例如，金融市場成熟度排在第57位，高等教育與培訓排在第60位，而技術準備僅僅排在第78位。這些表明我們在教育科技上仍然存在較大差距。
　　
　　延長比較優(yōu)勢
　　應對“未富先老”挑戰(zhàn)
　　
　　一個國家進入到中等收入甚至中等偏上收入階段之后，并不意味著從此可以一路凱歌前進，順理成章地跨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而是面臨著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中國面臨的類似挑戰(zhàn)，集中表現為如何應對“未富先老”的困境，即一方面，生產要素相對稀缺性已經發(fā)生了變化，傳統比較優(yōu)勢逐漸消失；另一方面，人均收入處于較低階段，新的比較優(yōu)勢尚未顯示出來。因此，保持既有支撐全要素生產率的因素并挖掘新因素，要求盡早實現經濟發(fā)展方式的轉變。目前對中國來說，政策選擇最重要的立足點，是如何在最大限度延長既有比較優(yōu)勢、避免休克式調整的前提下，進入經濟發(fā)展方式轉變和產業(yè)結構升級的正確軌道。為此，我們提出幾個緊迫的政策建議。
　　第一是加快經濟發(fā)展方式轉向內需拉動型。緊迫性何在呢？一方面，在中等收入階段，由于比較優(yōu)勢的變化，外需的減少是不可避免的。雖然伴隨著資源稟賦結構的變化，產業(yè)結構調整本來可以以漸進的方式進行，但是，由于世界性金融危機之后，發(fā)達國家復蘇緩慢，全球經濟再平衡的調整也趨于降低主要進口國家的需求，美國“無就業(yè)復蘇”及保護主義抬頭，也將抑制中國出口的增長。因此，中國經濟面臨著過于緊迫的調整任務。既順應發(fā)展階段變化的客觀要求，也為了應對這個特殊的國際經濟變化趨勢，中國經濟只有轉向以內需，特別是最終消費需求拉動的增長模式，才可能實現再平衡，獲得經濟增長的可持續(xù)性。
　　另一方面，內需與我們目前的生產結構和產業(yè)結構，以及資源稟賦仍然是適應的，這樣使我們的產業(yè)結構調整不至于采取休克的方式或過于劇烈，從而可以避免出現比較優(yōu)勢真空的狀態(tài)。內需擴大可以繼續(xù)利用現有產能，為產業(yè)結構調整贏得時間。根據亞洲開發(fā)銀行的分類，按照購買力平價，中國日均消費在2美元-20美元的“中等收入者”人口占比為66%，消費總額占79.2%。這個特征顯示，第一，占總人口比重很大的中等收入者仍然是一個收入水平較低的群體，與中國目前的產業(yè)結構乃至出口結構的層次，即相對低端的消費品制造業(yè)，是比較適應的。第二，由于他們的消費占總消費的比重較大，隨著這個群體的繼續(xù)擴大，其消費需求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支撐內需拉動的經濟增長。
　　第二是實現產業(yè)的區(qū)域轉移，形成國內雁陣模型。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的比較優(yōu)勢，在東部地區(qū)逐漸喪失的同時，可以通過向中西部地區(qū)轉移，而在一定時期內得到延續(xù)。因為我們國家大，在一個地區(qū)出現了勞動力成本提高的情況，其他地區(qū)可能還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勞動力低廉。雖然統計局數據顯示，目前，中東西三類地區(qū)之間工資水平相差不多，但是在沿海地區(qū)這個工資水平人家不去了，天天要談判提高工資，而在中西部還有足夠的吸引力。因此，通過產業(yè)轉移可以延長我們的比較優(yōu)勢。此外，中國到目前為止，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其中更多是資源重新配置效率，而不是微觀的技術效率。如果我們形成這個雁陣模型，就可以繼續(xù)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
　　為此，改善中西部地區(qū)的投資環(huán)境十分重要。政策選擇中值得注意的歷史教訓是，政府應該推動這些地區(qū)的體制改革，使其依靠比較優(yōu)勢保持長期可持續(xù)的經濟趕超，而不是單純加大投資和給予補貼，避免日本“失去的十年”和歐洲“梅佐喬諾現象”的發(fā)生。目前，在區(qū)域發(fā)展戰(zhàn)略的實施中，中西部地區(qū)資本密集程度迅速提高的趨勢值得警惕。2000年-2007年期間，東部地區(qū)制造業(yè)的資本勞動比年平均增長率為4.2%，而中部和西部地區(qū)分別為9.2%和8.1%。在2007年，中部和西部地區(qū)的資本勞動比，已經分別比東部地區(qū)高20.1%和25.9%。
　　第三是充分認識中等收入階段的資源稟賦特征，避免全面的技術趕超。科技發(fā)展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固然應該在那些與發(fā)達國家差距較小的前沿技術領域，實現跨越式的趕超。特別是，要利用中國高速經濟發(fā)展和經濟總量龐大的市場潛力，在具有戰(zhàn)略意義的新興科技方面取得突破。但是，也要客觀、準確地認識中國所處經濟發(fā)展階段上的資源稟賦特征，充分利用中國與發(fā)達國家在科技上的差距，通過適用性技術創(chuàng)新以及引進、消化和吸收國外技術，繼續(xù)獲得后發(fā)優(yōu)勢。目前，占企業(yè)數98%以上的中小企業(yè)，占有和籌集的研發(fā)資金比重過小，而且逐年有所降低，不利于這種適用性技術創(chuàng)新的展開。（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
　�。ㄕ�自3月1日《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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