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國際觀察》2008年第2期發(fā)表復旦大學肖佳靈副教授的文章《當代中國外交研究“中國化”問題與思考》，此文在學界引起熱烈反響，京滬等地學者對該文提出的問題觀點不一。本刊編輯部特選取在這一討論中有代表性的兩篇文章在本期刊發(fā)，以期引起學術界對這一問題的深入討論和思考。
　　
　　摘要作為新中國外交工作的重要創(chuàng)始人和具體領導者，周恩來總理以十分寶貴的外交實踐和極其豐富的戰(zhàn)斗經驗，還有一系列有關外交工作的精辟論述，為外交學中國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也成為當代中國外交研究的重要現(xiàn)實、理論淵源。
　　關鍵詞 新中國外交 周恩來 外交學中國化
　　中圖分類號：D82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4812（2009）01-0024-30
　　
　　眾所周知，周恩來是當代最杰出的外交家之一。他不僅親自長期從事外交工作實踐，而且十分重視外交工作的理論建設。在外交部成立大會上，他首先及時地提出：應當把外交學中國化。新中國在外交上一開始就“另起爐灶”，同時運用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從實際出發(fā)，獨立自主地決定和處理對外關系與國際事務，因而能在極其復雜的國際環(huán)境和風云變幻的歷史進程中，引領中國從一個原來的半殖民地國家逐步發(fā)展成為一個具有重要影響的發(fā)展中大國。新中國成立后直至1976年，在長達26年的時間里，周恩來同志“以決策人、指導家和實踐者三位一體的身份，以驚人的精力和非凡的才能，為新中國外交事業(yè)做出了不朽的貢獻。”[1] 他雖然沒有留下系統(tǒng)闡述外交學中國化的著作，但是他留下了十分寶貴的外交實踐和極其豐富的戰(zhàn)斗經驗，還有一系列有關外交工作的精辟論述，實際上已經為外交學中國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根據周恩來同志的教導，所謂外交學中國化就是要把我國對外斗爭的經驗，經過整理，使它科學化、系統(tǒng)化而成為一門學問。他還明確指出：唯有經過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觀點整理的，才算是科學，對資產階級國家的外交學，只能作為借鑒，取得一些政治上的參考。[2] 周恩來同志具有非凡的外交才能、高超的斗爭和談判藝術，以及突出的人格魅力，后人難以望其項背。但是他的外交思想和已經具有豐富內涵的中國化外交學基礎應該是大家刻苦學習、予以繼承和發(fā)揚的珍貴遺產，并要使之世代相傳。
　　關于周恩來總理奠定的外交學中國化的基本內容，根據自己一些外交實踐的粗淺體會和學習，我認為包括以下十個方面，現(xiàn)在提出進行探討。
　　
　　一、為社會主義中國的建設服務是新中國外交的任務
　　
　　中國化外交學的第一要義是新中國外交的性質和基本原則，與舊中國外交有著根本的不同，和西方資產階級外交也有著本質的區(qū)別。它源自已經站立起來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新中國，具有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的崇高精神。新中國進行外交工作的基本原則是：珍視和維護國家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保衛(wèi)世界和平，促進國際合作，爭取人類進步。
　　1949年11月在外交部成立大會上，周恩來總理兼外長明確指出：外交是代表國家的工作。他多次闡述外交工作是以國家和國家的關系為對象的，外交工作主要對象是各國政府及其當權者。
　　他同時又要求：我們要堅持國際主義，反對狹隘民族主義；堅持愛國主義，反對世界主義。[3] 我們應該有民族自信心，要認清帝國主義的本質，要有獨立的精神，要爭取主動，沒有畏懼。但他又指出，可是如果有自大、驕傲的情緒，那就是狹隘的民族主義了。
　　隨著國際形勢的發(fā)展和變化，周恩來同毛澤東一起進一步提出反對美國和蘇聯(lián)的大國沙文主義和霸權主義，并且向全世界宣告：中國永遠不稱霸。他反復向外賓表示：“我們承認，我們可以在幾十年后發(fā)展成為一個強盛國家，但我們聲明：無論如何我們不做超級大國，現(xiàn)在不做，將來也不做”�！拔覀儧Q定了一條原則，不稱霸，不管中國將來如何發(fā)達、強大。”
　　在周恩來主持起草的人民政協(xié)《共同綱領》上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政策的原則，為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zhàn)爭政策。”新中國外交的光輝成就，就是按照這個基本原則執(zhí)行的，今后它仍然是我們外交的基本原則，雖然每個時期的具體任務要根據形勢的發(fā)展和國家利益的需要來確定。例如早在50年代，周恩來就提出中國的外交應該服務于中國建設，為中國的建設開拓廣闊的空間。
　　
　　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新中國外交的靈魂
　　
　　周恩來同毛澤東一起制定了新中國外交工作的基本立場和基本國策――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這是新中國外交的靈魂。
　　獨立自主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從事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特征，也是新中國新型外交的本質特征。在這方面周恩來同志有著更多的闡述。他說：“我們對外交問題有一個基本的立場，即中華民族獨立的立場，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場”[4] 。之后，他同愛國民主人士交談時說：現(xiàn)在中國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我們不向別人低頭，不依靠別人，但是，我們也不盲目排外。他認為：我們如果不是堅持貫徹獨立自主的立場，就會成為衛(wèi)星國，仰帝國主義的鼻息，就會成為從屬國家，因此在堅持獨立自主上不能放松。
　　熱愛和平也是社會主義新中國外交的本質特征，它既是新中國本身發(fā)展的需要，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呼聲。周恩來主張通過和平協(xié)商解決一切國際糾紛。他提出：我們政策的基本點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國家間實行和平共處，和平競賽。
　　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中國革命經驗在外交事業(yè)上的引申，是我們在總結被壓迫民族屈辱外交的基礎上而制定的新型外交的基本立場和基本國策。它在不同歷史時期，根據形勢發(fā)展的需要，不斷對具體內涵進行調整、豐富和發(fā)展；但是這個基本國策一直是我們外交工作的出發(fā)點。
　　
　　三、唯物史觀和辯證法是新中國外交的基本指導思想
　　
　　學習運用辨正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論點，觀察和分析復雜而又變化多端的國際形勢；站在戰(zhàn)略高度，通覽全局，審時度世，密切注意世界格局和國際關系的變化，實事求是地正確制定各項具體政策，這是新中國外交學的基本指導思想。
　　事務的矛盾法則是唯物辯證法最基本的法則。研究國際形勢，必須善于觀察和分析國際關系各個方面的矛盾運動，掌握全局，追蹤變化，了解事物各方面的內在關系，從而把握時機，制定正確的政策和策略，為我國國家利益服務。周恩來同志論述總體國際形勢，經常首先突出國際上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他在處理我們對外關系特別是同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時，總是深入研究這些國家，在對國際形勢進行具體和深入地分析后，指出：是和平與戰(zhàn)爭的問題。[5] 然后在此基礎上提出相應對策。周恩來同志在工作中經常強調“資本主義世界并不是鐵板一塊，我們應該區(qū)別對待” 。周恩來同志善于運用唯物史觀和辯證法，歷史地分析問題，從全局上把握形勢，從發(fā)展中預測未來。
　　周恩來同毛澤東一樣對國際形勢的發(fā)展與變化具有深遠的洞察力和科學的預見性，并且能夠適當地把握時機，對外交工作進行及時地調整。例如對中美關系，早在1969年初周恩來就看到美國調整對華政策的苗頭，指示有關部門加強研究美國的政策動向和戰(zhàn)略圖謀，探討同美國接觸的可能性。終于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打開了中美關系的大門。他們的預見性和正確的決斷來源于他們善于運用唯物辨證思維和事實求是的精神，高瞻遠矚地掌握事物的發(fā)展規(guī)律，從而能果斷決策。他們平時大力提倡調查研究，因此能夠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在關鍵時刻，做出正確的判斷。
　　
　　四、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新中國外交的核心
　　
　　周恩來同志創(chuàng)造性地制定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使之成為我國處理對外關系的基本政策，它是維護世界和平和發(fā)展國際合作的全面政策，是外交學中國化的核心，是對世界性外交學的突出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十分重視同鄰國建立睦鄰友好關系。周恩來總理經常講，考慮國際關系問題最主要的是要把左鄰右舍的關系搞好，也就是要親善四鄰，安定友邦。印度和緬甸都是我們的重要鄰邦，因此周恩來首先在中印、中緬關系上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后來他又引伸到社會主義國家之間和制度相同的國家之間。當時周恩來同志就表示：它也可以運用于全亞洲，甚至全世界�！昂推焦蔡幬屙椩瓌t應當成為指導各國之間關系的基本原則�！边@些原則合乎時代的需要，終于逐漸成為當代國際關系的基本準則。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立足于爭取和平，基礎是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主權是國家最重要的屬性。根據國際法，國家主權在國內是最高的，在國外是獨立的，在對內對外政策上具有自主性，并且具有防止侵犯的自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是直接由國家主權原則引伸而來的，平等互惠是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必然發(fā)展。周恩來同志認為：國家不分大小、貧富、強弱，在國際關系中都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一個互相聯(lián)系、互相作用的整體，只有實現(xiàn)前四條才能和平共處。他認為：國家之間特別是大國之間，一定會有某些問題，只要根據這些原則，任何業(yè)已成熟的懸而未決的問題一定會順利地解決。“不往這方面走是不行的，不然就是戰(zhàn)爭�！眹�家間一切爭端要通過和平協(xié)商解決而不是用武力。
　　歷史證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國際上最行之有效的政策，已經成為構建國際關系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基礎，這也是對馬列主義關于國際關系理論的重大貢獻。鄧小平同志后來一再高度贊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最具有強大生命力，最經得住考驗，是處理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最好方式。
　　
　　五、聯(lián)合與斗爭是新中國外交的基本內容
　　
　　新中國外交工作的基本內容有兩個方面：一面是聯(lián)合，一面是斗爭。兩者的關系是辯證的，目的是團結世界各國人民，結成廣泛的外交戰(zhàn)線，以保衛(wèi)我們的國家利益和爭取世界和平。
　　建國初期，周恩來同志在論述外交工作時，就指出它包括聯(lián)合和斗爭兩個方面。他說：在沒有發(fā)生戰(zhàn)爭和破壞的時候，對內對外都要進行保衛(wèi)國家利益的工作。對外而言，外交就成了第一線工作。他要求我們外交戰(zhàn)線的同志，尤其是出國的同志，頭腦必須靈敏些，到國外去做爭取和平和防止戰(zhàn)爭的工作，揭露帝國主義一切破壞和平的陰謀詭計。這種在國外的工作，就是一種觸角。[6]
　　對新中國成立后長期敵視中國的美國，周恩來為維護國家獨立，捍衛(wèi)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與之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斗爭，同時他也多次表示同美國發(fā)展正常外交關系的愿望。1954年10月，他表示：“美國如果愿意和平共處，我們也歡迎，我們并不排斥美國”。1963年12月周恩來在開羅同納賽爾會談時，介紹了中美關系，他說：“要美國改變政策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我們相信“中美關系總有一天會得到解決，我們已經等了14年，還可以再等14年”。恰好在15年后，中美實現(xiàn)了邦交正常化。
　　對于蘇聯(lián)，周恩來同毛澤東一起貫徹一邊倒的戰(zhàn)略時，絲毫沒有放松維護新中國的主權和利益。后來在反對蘇聯(lián)領導集團企圖控制中國而進行堅決斗爭的同時，也一直希望改善中蘇關系。1969年9月，周恩來在北京機場會見柯西金，就中蘇關系中一些帶有緊迫性的重大問題交換意見。由于周總理的“冷處理”，使當時中蘇邊界的緊張局勢得到緩和。
　　一種是聯(lián)合，一種是斗爭，這兩種都通過外交形式出現(xiàn)。
　　
　　六、求同存異是新中國外交的基本方針
　　
　　周恩來同志以他十分豐富和富有成效的外交實踐告訴我們：求同存異是新中國處理國家關系和進行外交談判的基本方針，是維護獨立自主、實現(xiàn)和平共處的最佳途徑。
　　1954年8月，周恩來同志在同外交干部一起探討如何打開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關系時，就闡述了求同不求異、不爭論的方針。接著他在參加日內瓦國際會議闡述我國外交政策時，強調指出：總之，我們要互相尊重，不擴大爭論。擴大爭論就會對立起來，那是不利的。凡是屬于立場、思想、生活方式不同的問題，不必爭論，要互相尊重。屬于挑撥性的話，要擋回去。[7]
　　在萬隆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堅持和平共處的原則，大力宣傳和貫徹求同存異的方針，端正了會議的航向，保證了會議的成功，同時大大提高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參加會議的雖然都是亞非國家，但是與會的29國社會制度不同，政治立場各異，加上美國在會外竭力進行挑撥與分化，情況相當復雜。就在會議能否開成功的關鍵時刻，周恩來同志鎮(zhèn)靜地發(fā)揮了非凡的智慧，發(fā)表了著名的即席演講，系統(tǒng)地闡述了求同存異的外交思想，出色地體現(xiàn)了新中國的和解精神，驅散了籠罩在會上的烏云，贏得與會者的一致好評。[8]
　　凡事必調研，這是周恩來同志的基本工作方法。他在處理涉外問題時，總是堅持親自理解有關的歷史和現(xiàn)狀。他一再強調處理外事問題必須從實際出發(fā)，實事求是，必須對事物進行分析、綜合和比較。他要求外交人員要多活動，廣交和深交朋友，增進相互了解，擴大我們影響，也吸取別人長處和意見。周恩來同志言傳身教。在萬隆會議等國際場合，他更是活動頻繁，不管是大國還是小國，建交還是未建交的，友好的還是不友好的，他結識了幾乎所有國家的代表團團長，并且同西哈努克、納賽爾等人結成終身的朋友。周恩來平等待人，誠懇熱情，他的發(fā)言擺事實、講道理，對于所有的攻擊進行了明確的答復，可是沒有謾罵。他排難解紛，平息爭端，同時積極尋求共同點，終于使會議就主要問題達成一致。
　　
　　七、堅定的原則性與高度的靈活性相結合是新中國外交的基本策略
　　
　　外交工作特別是外交談判不僅要有戰(zhàn)略頭腦和明確的政策，而且需要針對實際情況而采用靈活的策略。堅定的原則性與高度的靈活性相結合，這是周恩來同志為我們外交制定的基本策略方針。
　　毛澤東、周恩來歷來講究運用策略為實現(xiàn)戰(zhàn)略服務，甚至把策略思維當作生死攸關的大事。周恩來高超的談判藝術和隨機應變的本領，世人周知。他經常強調政策和策略與力量之間的辨正關系。他認為：要堅持原則，但方法要靈活，以求達到成功。他明確指出，原則性與靈活性必須巧妙地結合，才是完整、正確的策略方針，才能取得預想的成功。原則是前提，放棄原則就意味著喪失立場。他曾在一份對使館工作的指示中寫道：原則性在任何時候都是第一位的。一些外國領導人也贊美周恩來對他的國家無比忠誠，是一位偉大的愛國者，令人尊重和敬佩。
　　世人認為周恩來作為世界政治家，也是一位現(xiàn)實主義者，一位具有高超技巧的外交家，一位偉大的談判家，他總是為正確、最理想的結果而努力不懈。周恩來同志曾經說：國際間的問題總是要靠談判、協(xié)商來解決的。對任何復雜的問題，只要雙方都有誠意，能互相諒解，就能找到解決的途徑和辦法。這就需要有靈活性。靈活性從屬于原則性，反過來又服務于原則性。在談判中始終要把維護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一原則同必要的讓步、妥協(xié)結合起來。周恩來同志曾同埃及朋友專門談了中國人辦外事的一些哲學思想，他提到：要等待，不要將己見強加于人；決不開第一槍；“來而不往非禮也”；“退避三舍”這四方面。周恩來同志最后說：這些哲學思想，來自我們的民族傳統(tǒng)，不全是馬列主義的教育。[9] 在外交工作中，周恩來經常運用的重要策略還有：善于區(qū)別對待和求同存異；在斗爭中注意把握“有理、有利、有節(jié)”；“見機而作”、“細水長流”、“見縫插針”、“水到渠成”等等。
　　
　　八、自信、自尊、自強是新中國外交的基本風格
　　
　　新中國外交應該根據獨立自主精神具有獨特的風格，基本態(tài)度是不卑不亢、彬彬有禮、以誠待人、以理服人。周恩來同志要求我們“在新的外交風格上樹立一面旗幟” 。
　　早在建國初期，周恩來同志就對外交部全體干部說：我們要打破舊的外交傳統(tǒng)，即不盲目排外，也不媚外，否則不是狂妄便是自卑。不卑不亢才是我們的態(tài)度，在這方面必須掌握得體。[9]他又說，要不卑不亢，便不得不有一套統(tǒng)一的禮節(jié)。注意形式并不是迷信形式，而是為了完成外交任務。有時，形式是起很大作用的。他認為禮賓改革首先是繼承和發(fā)揚中國優(yōu)良的禮儀傳統(tǒng)，同時適當吸取國際上一些好的做法與習慣，創(chuàng)建獨具特色的禮儀風格。他主張待人接物要彬彬有禮，就是要態(tài)度熱情、舉止得體。不亢就是尊重人家，不驕傲，不感情用事；不卑就是要有自信心、自尊心和自強的精神。
　　周恩來同志善于做人的工作，他與人相處時坦誠相見，真情感人。他曾對日本朋友說：我們要以誠相見，要怎么說就怎么做，我們絕不搞陰謀。舊時代的陰謀詭計的辦法行不通，用新的辦法才能共存。他多次表示：中國人民說話是算數的。一位曾經被周總理兩次會見的日本朋友感慨地說：“對于世上一般政治家或外交家們常帶有的斗心計、耍花招等一類令人討厭的陰謀東西，總理是一塵不染的。他總是堂堂正正，誠心誠意地待人。
　　國外學者普遍認為周恩來在外交活動中體現(xiàn)文明古國的君子氣質。
　　
　　九、發(fā)展對外貿易、文化、科技關系是新中國外交的重要工作
　　
　　重視發(fā)展對外貿易、文化、科技關系，善于向一切國家學習長處，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爭取外援和開展國際合作，周恩來同志為在我們處于封閉的環(huán)境下推行開放政策指引了道路，對外開放終于在文革結束后在鄧小平同志領導下發(fā)展成為我國的基本國策。
　　外交工作是門綜合性的科學。周恩來同志早就關注經貿關系對國家關系的重要性，在他主持起草的《共同綱領》中明確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與各外國的政府和人民恢復并發(fā)展商貿關系。他經常對外賓說：“世界上經濟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關聯(lián)的。任何一個國家在這個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閉關自給，總是要互相需求，首先就是貿易的來往，技術的合作”。
　　關于外援，周恩來總理1956年在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上說：“我們要爭取蘇聯(lián)的幫助，但要去掉依賴的思想”。他同時強調：“我們必須把世界上一切好的東西都學來”，“敢于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現(xiàn)，這樣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夠自強的民族”。不過，“我們應該批判地學習，不是盲目地學習” 。“要獨立思考，避免盲從，不要迷信。” “在學習中，我們還要防止自卑�！� [10] 他還明確地說：“資本主義生產上的好的技術，好的管理方法，我們是可以學的”。1966年2月他同部分使節(jié)談話時，具體指示：“要抓緊科學技術考察”�！坝行┦桂^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抓緊科技調研�！� [11]
　　1964年4月周恩來在同日本朋友談話時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各國經濟的發(fā)展，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依靠國際合作。中國經濟的發(fā)展，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但是要使經濟技術達到現(xiàn)代化的水平，也需要進行國際間的合作。他認為為了實現(xiàn)國際合作，就需要確立幾個比較長期有效的原則。他首先提出要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來進行；相互關系不應該是一方依靠另一方，而應是相互的，根據彼此需要進行合作的關系，過去殖民主義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周恩來論述和提出的這些原則仍是我們今天“引進來”、“走出去”需要遵守的基本原則，也是構建國際經濟關系新秩序的基本原則。
　　
　　十、外交干部隊伍建設是新中國外交的重要保證
　　
　　政策制定之后，干部隊伍的素質如何成為關鍵問題。周恩來同志對外交干部的素質高度重視，并且提出一些基本要求，這也是中國化外交學的重要內容。
　　周恩來總理十分關注對外交干部的選拔和培養(yǎng)，他對外交干部的要求非常嚴格。1951年他明確提出外交干部必須“站穩(wěn)立場，掌握政策，熟悉業(yè)務，嚴守紀律”。這也是通常所講的“十六字方針”。
　　立場問題對每個人都是一個根本性問題，是一個世界觀問題。外交涉及一個國家的根本利益，對新中國的外交工作者來說，必須具有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周恩來同志告誡大家：立場不穩(wěn)就有可能倒向外國人懷里。凡事我們要獨立地去思考，講原則，維護真理。
　　外交工作面對的形勢、國別、人物十分復雜，政策性很強。周恩來同志非常重視對外事干部進行政策教育，不僅使干部“知其然”，還要使干部“知其所以然”。他強調外交不能亂搞，不能沖動。他認為外交工作相對其他工作是困難的，遇事要仔細想，分析研究，要聯(lián)想一些問題，要培養(yǎng)思考的能力。[12]
　　紀律是執(zhí)行政策的保證，由于外事工作的特殊性和機密性，遵守組織紀律就特別重要。周恩來同志經常教育外事干部：“外交工作一切有關的政策問題必須請示報告” 。對外工作只有高度集中統(tǒng)一才能形成力量。他告誡大家：不要冒昧、不要輕敵、不要趾高氣揚、不要無紀律亂出馬，否則就要打敗仗。他強調，我們說一句話、做一件事，都可能影響戰(zhàn)斗，必須要有嚴格的紀律。[13]
　　這四句話是個有機的統(tǒng)一體，關鍵是要具有科學的世界觀和認真學習。他要求每一個同志一切從學習出發(fā)。他特別重視外事干部政治理論學習，非常注意加強干部思想意識的修養(yǎng)和鍛煉，要求干部提倡勤儉樸素的作風，摒棄各種名利思想，克服個人主義，向著更高的精神境界奮進。[14]
　　周恩來同志認為看形勢不能一成不變，國際形勢和外國的局勢是經常起變化的，要看大局，要看大趨勢。隨著國際形勢的變化與國內情況的發(fā)展，我國的外交工作自然也相應有著新的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眾所周知，鄧小平同志繼周恩來同志之后成為我國又一位世界知名的偉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近三十年來，在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引導下，我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取得很大成就，我國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我國的外交工作有著新的輝煌和進展。世界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形勢更加復雜多變，我國在以胡錦濤總書記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沉著應對，根據時代特點和科學發(fā)展觀，更高地舉起和平、發(fā)展、合作的旗幟，提出構建和諧世界的宏偉倡議。這三十年我國外交有著更加豐富的實踐，積累許多寶貴的經驗，我們應該在周恩來同志已經奠定的中國化外交學的基礎上，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進行科學化、系統(tǒng)化地整理，使外交學中國化得到更多的充實和重大的發(fā)展，成為一門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學科。
　　
　　注釋：
　　[1] 參見錢其琛同志在紀念周恩來誕辰100周年研討會上的講話。
　　[2] 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1頁。
　　[3] 同上，第54、55頁。
　　[4] 《周恩來文選》（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1頁。
　　[5] 《周恩來外交文選》，第58、62頁。
　　[6] 同上，第2、15頁。
　　[7] 同上，第81-82頁。
　　[8] 即席演講，全文參見《周恩來外交文選》，第121-125頁。
　　[9] 《周恩來外交文選》，第16頁。
　　[10] 同上，第327-328頁。
　　[11] 同上，第172、158-162頁。
　　[12] 同上，第458、459頁。
　　[13] 同上，第5頁。
　　[14] 同上，第56頁。
　　
　�。ㄗ髡吆喗椋涸�中國駐埃及、土耳其等國大使，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北京，100006）
　　收稿日期：200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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