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有一個疑問：在分工里，是否可以將“環(huán)境記者”單拎出來，成為記者職業(yè)的一個分支？ 　　假如真的可以分出環(huán)境記者一類的話，我必須承認我從來都不是一個環(huán)境記者。從我任職的幾家媒體內(nèi)部實行的“記者分口”制來講，在我的二十多年的記者生涯里，從來都沒有被分配了專門去跑過“環(huán)保口”，但是奇怪的是我每每總是要“撞上”環(huán)境新聞，而且每一次的環(huán)境問題的報道總是給我?guī)�來好運氣�，F(xiàn)在想來，可能是因為我個高腿長，閑得沒事就往別人的口子里插一足，沾了很多“環(huán)境”的光。
　　
　　讀懂河流讀懂大地
　　
　　我第一篇嚴格意義上的環(huán)境新聞是1993年發(fā)表于《新疆日報》的《塔里木河枯萎了》。那時的我是《新疆日報》記者，一次偶然的采訪讓我看到了塔里木河，我驚奇于自己從中學課本里認識的中國最長的內(nèi)陸河為什么像一條小泥溝，于是就天真而輕率地發(fā)問：“這真的就是塔里木河？它為什么變成了這個樣子？”
　　后來我才發(fā)現(xiàn)，我的后一個問題復雜而難以回答。對此，僅僅發(fā)出一篇報道是遠遠不夠的。
　　上個世紀90年代初，環(huán)境問題遠沒有像現(xiàn)在這樣能引進社會和媒體的普遍關(guān)注。當記者追尋一個環(huán)境問題時，可能遠沒有寫一篇成就報道受重視。大概是中國最大的流動沙漠里騰轉(zhuǎn)扭動、蛇一樣艱難爬行的塔里木河的某種宿命似的東西打動了我，我在1993到1996年的4年間持續(xù)關(guān)注，并組織了一個攝制組從塔河源頭喀喇昆侖山口到尾閭羅布泊，從空中到地下進行了全方位采訪。
　　這次報道對我影響巨大。我走近一條河，了解了一條河幾千年的苦難與變遷，閱讀了一本河流與人類文明的大書。
　　我看到了塔河尾閭上羅布人的生存狀態(tài)，我覺得他們就是一些“系”在塔里木河的尾巴上的人。塔里木河流到哪里，他們就生活在哪里：塔里木河是一條沒有堤岸的河、一匹脫韁的野馬，在沙漠里擺徙翻騰，羅布人就拽“馬尾”四處流浪。一位羅布老人在短短幾十年里經(jīng)歷了環(huán)境的巨大變遷，從打漁人變成了牧羊者，因為河干了他無魚可漁；而后他又不得不學習如何做農(nóng)民。
　　一條流浪的河，一族流浪的人。
　　塔里木河和羅布人的生存狀態(tài)在世界人類史上也是少有的。它活生生地呈現(xiàn)了人類與人類文明對河流的依賴、無奈與順從，以及人類和人類文明對于河流和自然的影響與顛覆。塔里木河真的是一本人與環(huán)境的教科書，沒有哪條河像這條沙漠河一樣存在著生與死的尖銳對立，進一步是生，退一步是死，一邊是河水，河岸上站立著高大的沙山；也沒有哪個地方如此依賴一條河。在幾乎沒有任何降水而蒸發(fā)卻達到極致的地方，塔里木河所到之處，生命就可以存活，人類就可以繁衍。
　　此后，我發(fā)出了一系列報道，有探索兩千多年前樓蘭文明神秘消失的《發(fā)現(xiàn)樓蘭一百年》，有寫絲綢之路上東方與西方的古代文明如何交流的《小河墓地驚世再現(xiàn)》，有寫現(xiàn)實的人進沙退、沙進人退的《沙臨城下》《絕域生和田》等，歷史、現(xiàn)實、文明的衰落與興替。許多題材早已超出了“環(huán)境”范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已經(jīng)不能算環(huán)境報道，但每一篇里都有一個隱約的背景：自然、環(huán)境與人。
　　其實，在我寫塔里木河的時候，我還不知道“河”的問題在中國已經(jīng)和將要成為一個普遍問題，大的如黃河、長江、淮河，小到不知名的小溪，上游截流、下游干涸；過度開發(fā)與污染；流域分割與水資源低效使用等等。雖然每條河可能問題不同、受損程度不同，但在根本上都是一樣的，就是人和河的相處嚴重失衡。
　　
　　長江教我認識秩序和尊嚴
　　
　　2002年《南方周末》要做一組有關(guān)長江三峽的報道，我作為先行記者到三峽進行先期采訪，任務是為整組報道尋找思想和寫作基調(diào)。
　　記得有一天清晨在涪陵的長江邊，我看到了烏江和長江的匯流。那是多么大的兩股水啊！一股是渾黃的，那是長江；一股是深藍的，那是烏江。兩股水在相遇的一瞬間，便渾然一體分不清彼此，再也找不到烏江水的深藍，一條大江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消失了。那一刻，我突然想到了塔里木河。相比長江和烏江，塔里木河是一條孤獨的河，在它的流程里，沒有其它支流匯入，當它從冰山上走下來的時候，它就從海拔8000米的高度一下跌落到只有1000米的塔里木盆地的狂沙中，它還沒有來得及伸展和生長，就遭遇了被沙漠吸干的命運。
　　我突然產(chǎn)生出一種對塔里木河前所未有的認識，我突然覺得塔里木河就像是一個命運多舛的英雄，一生多難，一生坎坷，一生搏擊，最終還是被沙漠吞噬。但是，就在塔河走向失敗的流程中卻在號稱死亡之海的沙漠中創(chuàng)造了偉大的生命奇觀。
　　我發(fā)現(xiàn)每條河都有自己的命運和性格，它們其實就像人一樣，有自己的一生，在它們向大海走去的一生中會遇到種種挫折和艱難，這就是大自然的秩序，這種秩序是高高在上的不可輕易冒犯的。人，只是這個大秩序里的一個小因子。
　　人在自然的這個大秩序里應該怎么做？人類確實在挑戰(zhàn)自然方面有卓越成就，但是，你再看看樓蘭、看看尼雅，看看失落在塔里木盆地里的一個又一個文明吧�？脊艑W家說，2000年前的樓蘭就像今天的香港，是一個東西方文明交流大道上的繁華之地，但是這顆文明之珠多么脆弱，當塔里木河的水拋棄了這一方土地的時候，文明就枯萎了。
　　長江的命運又會怎樣？ 在面對三峽這個人類巨大的工程時， 我們是不是還應該想到這是人類挑戰(zhàn)自然秩序的一次絕無僅有的行動？ 它將怎樣永遠地改變長江，改變長江里的生命，改變長江養(yǎng)育過的文明，改變現(xiàn)世長江邊人的生活？對此或許還不到評說的時候，但作為當下正在經(jīng)歷的一個記者的職責，就是記錄！
　　記下涪陵、豐都、萬州、云陽、巫山、奉節(jié)、秭歸這7座即將淹沒的城市的最后容顏，記錄長江文明在這里沉積下來的蹤跡，悄悄壓住埋在心底里的一聲嘆息，用眼睛所看到的細節(jié)，講述一個人與自然大變動關(guān)鍵時節(jié)的種種場景，我想知道一個城市被宣布死亡日期、一天一天倒計時計算這一天到來的時候，是什么樣的感覺；我想精確知道一個家庭即將搬離他們祖祖輩輩的老屋，是什么樣的感受；我想看到人們向老屋告別時臉上的表情和背上的行裝。
　　“那一天晚上，一場雷暴顯示了涪陵的非同一般。半夜，被轟鳴的雷聲驚醒，當時的感覺自己像是躺在一個巨大的砧板上，被鐵錘反反復復地砸。上下都是堅硬的鐵，中間是一團亂如麻的敏感神經(jīng)，一下一下……
　　那一刻，突然覺得我和巴人是那么的接近，我穿越了幾千年的時光隧道進入了巴人的內(nèi)心世界。
　　在這樣的云雨瞬息即至，大自然隨時糾集起各種力量發(fā)威的地方，人會用他的全部想象去向大自然“獻媚”。
　　如果我是一個生活在巴山渝水的人，我也會象巴人一樣，向自然的偉力低下自己的頭顱。同時我也會小心翼翼地學著和它和諧相處。”
　　這是我寫在“三峽無法告別”系列報道里的一段話。我想，《南方周末》的“三峽無法告別”可以說是環(huán)境報道，但它又超越了環(huán)境報道，假如，我們理解環(huán)境報道僅僅局限于“環(huán)境”二字，路就會越走越窄。一個記者只有忠實的記錄或許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思考。
　　
　　有關(guān)野馬放野的寓言
　　
　　長江三峽的采訪和報道，給了一種眼光和一個思考問題的角度，從此以后，不論是行進在太行山的褶皺里采訪一群盲藝人，還是穿行在北京的胡同里記錄那些即將失去的老宅子，我都能感到自然的秩序與尊嚴，它讓我凜然起敬不敢造次，我總在想，人類在這個大秩序中應該怎樣約束自己的行為，我努力地在生活中在我的報道中尋找人與自然秩序的和諧，不論是寫長江里中華鱘的命運，寫人挽救中華鱘的努力，或者寫新疆曠野中的野馬，再或?qū)懕本┮粋�四合院的拆除，我似乎都找到了一種判斷事物的價值標準，這個標準可能不是用來判斷對與錯的，而是用來衡量一種美的，自然、生命、人，在這個大構(gòu)架里，各得其所，各安其身，和諧共處就是一種美。
　　新疆野馬故事我一直跟蹤報道了十多年，野馬是一個有6000萬年進化史的動物，但在短短幾十年內(nèi)斷送在人類手里。野馬的野生種群在上個世紀某個時刻在地球上絕跡了。也就是說，馬，陪伴和參與了人類文明上升全過程的、人類最好的朋友和助手，它的原始的根，斷了。
　　現(xiàn)在野馬靠100年前被西方探險家擄到歐洲美洲的動物園里做馬戲演員的馬保留下了物種，沒有哪種動物像野馬一樣歷經(jīng)苦難，流離失所，背井離鄉(xiāng)。沒有哪種野生動物的生命自然歷程像野馬這樣受到過人類的強烈干預。
　　現(xiàn)在人們想回復野馬野生的生存狀態(tài)，想通過人工馴養(yǎng)放野的方式恢復野馬野生種群，但十幾年來，野馬同放馬的人經(jīng)歷了極度的艱難，我用十年的時間記錄野馬與人類的共同掙扎和努力，《我看見中國第一匹野馬死亡》―野馬因為長期圈養(yǎng)而肥胖最終難產(chǎn)死亡；《讓野馬野去吧》―人們不得不將野馬放野實驗，在整整被圈養(yǎng)100年后野馬奔向原野；《野馬危急》放野之后野馬不堪大自然的磨礪而失蹤和死亡；《野馬在野已三年》記錄的是野馬在付出沉重的代價后開始在原野上生存并在沒有人類干預狀態(tài)下生下了小野馬，但問題接踵而至，人類過量地開發(fā)了準噶爾盆地，原來野馬的家園現(xiàn)在到處都是人了，就算是恢復了野性，野馬又到那里去野呢？
　　我這覺得野馬和野馬放野本身就是一個寓言：人類在彌補自己犯下的錯誤有多難，要走的路有多長，或者借用托爾斯泰小說《復活》的寓意，這是一個物種的復活，也是人類的復活。
　　環(huán)境、生命，最后的指向是人類心靈。作為一個記者，雖然沒有報道過更多重大的影響我們生活的環(huán)境事件，但宣揚一種意識和價值標準，或許也能讓人稍有欣慰。（作者是《南方周末》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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