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爆發(fā)前，艾青就因詩歌《大堰河，我的保姆》而蜚聲文壇�！捌咂呤伦儭焙蟮膬赡觊g，艾青以高昂的激情，奮筆疾書，寫出了《北方》、《向太陽》、《吹號者》和《他死在第二次》等不朽詩篇。艾青作為一名時代的號手，在民族危亡的關(guān)頭，吹響了抗戰(zhàn)的號角。1940年6月，他流亡到陪都重慶后，繼續(xù)為抗戰(zhàn)的最后勝利而擂鼓吶喊。
　　
　　親歷重慶大轟炸
　　
　　1940年夏，日本侵略者在中國湘、桂正面戰(zhàn)場步步進逼，大片國土慘遭淪喪；原本在湖南新寧縣衡山鄉(xiāng)村師范學校執(zhí)教的詩人艾青，趁新寧尚未淪陷，便偕同夫人韋熒奔赴抗戰(zhàn)大后方――四川。他們從新寧走水路，輾轉(zhuǎn)多日，終于在6月5日抵達重慶。上午10點多鐘船靠朝天門碼頭，此時的山城仍然籠罩在霧靄之中，迷迷茫茫。他們沿著江邊寬闊的階梯拾級而上，來到繁華的市區(qū)。由于身上的盤纏已全花光，他們只好徒步走到臨江門，去尋求文藝家們的靠山――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簡稱“文協(xié)”）的幫助。當時“文協(xié)”總務(wù)部主任是老舍，也是“文協(xié)”實際上的總負責人。老舍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文協(xié)’遷來重慶后……它的會所依然是會員們的‘娘家’……有的會員來到重慶，‘文協(xié)’因有了基金，所以能招待他們，給他們一些安慰�！卑�青夫婦便在“文協(xié)”得到了“招待”和“安慰”，暫時有了一個衣食無憂的棲身之所。
　　“文協(xié)”會址在臨江門橫街三十三號，這幢房子是徐悲鴻夫人蔣碧微為“文協(xié)”物色的，老舍也認為這地段不錯，于是便租賃了過來。
　　在戰(zhàn)爭烽火四處燃燒的時刻，陪都重慶也不是一個安樂窩。6月5日中午1時左右，濃霧消散，天空放晴，突然警報聲此起彼伏，日機又要來扔炸彈了！
　　艾青夫婦與同住“文協(xié)”的另外三人，趕緊躲進附近的防空洞。所幸臨江門一帶沒有挨炸。這天，有一百一十七架次日機空襲重慶，炸毀民房一百余棟，死傷民眾多人，大梁子、都郵街、小十字等街巷被炸。由于日機扔的多是燃燒彈，因此市街一片火海。11日，一百二十六架次敵機分四批空襲重慶，投彈二百余枚，市民死傷六十余人，炸毀房屋七十余棟；蘇聯(lián)駐華使館（在枇杷山――作者注），德、法兩國駐渝通訊社也多處中彈�？找u警報解除后，艾青總要到被炸的街巷去看一看，只見一幢幢房屋剎那間變成斷壁殘垣，平坦的街道被炸得坑坑洼洼，失去親人的民眾在撕心裂肺地號啕大哭，一些人還在瓦礫灰燼中刨掘尸體……
　　6月11日這天，義憤填膺的艾青在北窗下鋪開了稿紙，寫下了《抬》一詩。他以低沉黯然的筆調(diào)，描寫人們懷著強烈仇恨抬著被敵機炸死的婦人、炸斷胳膊的服務(wù)隊隊員。
　　6月12日，日機再度轟炸重慶，艾青他們在防空洞里能清晰聽見敵機仿佛從頭頂掠過的轟鳴聲和驚心動魄的爆炸聲，這聲音比前幾次更刺耳，強度也更大。當警報解除，艾青走出防空洞，滿目瘡痍，慘不忍睹。他們賴以存身的“文協(xié)”在這次大轟炸中也難逃厄運，整幢房屋被炸得面目全非。他們的被褥、毛毯、衣帽、茶壺、書籍、信函、稿件散落一地，全被石灰、泥土、碎玻璃埋住了。面對這一切，艾青的肺都快氣炸了，他欲哭無淚，欲吼無聲。
　　
　　山城行蹤
　　
　　“文協(xié)”被炸后，會所準備遷往市郊的南溫泉，艾青只得暫住在小旅館里等候朋友帶來消息。他想找胡風，可是胡風已從兩路口遷到北碚去了，連個人影都見不著。雖然陶行知先生早就聘他為育才學校教師，他也正是由于這個緣故，才千里迢迢從新寧奔波而來；但由于住房一時未能解決，所以，他也只有暫且在城里靜候佳音。還好，他的好友、以前在蘇州反省院監(jiān)獄里相識的作家葉以群正為此事奔忙。不幾日，葉以群便通知他速去北碚。
　　育才學校是在中共南方局支持下，由生活教育社出面，依據(jù)陶行知的辦學理念，并經(jīng)他一手操持建立起來的一所學校，成立于1939年7月20日，陶行知親任校長。最初，育才學校開設(shè)在北溫泉內(nèi)，它主要收留流亡的失學兒童，“用生活教育之原理與方法，培養(yǎng)難童中之優(yōu)秀兒童，使之成為抗戰(zhàn)建國人才”。
　　艾青夫婦到北碚后，先在蔡鍔路住了一個多月。期間他與韋熒一道去拜訪了住在嘉陵江對岸黃桷樹的胡風（在復(fù)旦大學中文系任教）夫婦。自1938年夏天在武漢分手后，他們差不多有兩年沒見面了。胡風夫婦熱情接待了老朋友。艾青發(fā)現(xiàn)胡風還像從前一樣，身著藍布長衫，面容略顯疲憊，寬闊飽滿的天庭仿佛更加凸出了，而飄逸瀟灑的詩人氣質(zhì)仍然不減當年；夫人梅志還是那樣年輕漂亮，光彩照人，盡管已生育了兩個小孩。在這一刻，艾青腦海里突然閃現(xiàn)出了與梅志有幾分相像的自己的前妻張竹如來。而胡風呢，則對艾青身邊一位陌生的女子打量起來，他本來心中有數(shù)，卻故意開玩笑地問道：“你是誰呀？”韋熒頓時臉頰緋紅，不無羞澀地答道：“我是艾先生的學生�！焙�風聽罷哈哈大笑。韋熒顯得有些尷尬，梅志急忙過來解圍，她一把拉過韋熒說：“讓他們聊天，你進來看看我的女兒�！卑�青和胡風在茶幾旁相對而坐，一面飲茶一面暢談。
　　隔日，艾青偕韋熒又去拜訪了陶行知先生。陶先生當時身著一襲翠藍色的長袍，待人熱忱，態(tài)度和藹，一副長者風范。寒暄之后，話題自然轉(zhuǎn)到艾青來育才學校任教一事。陶校長不僅聘艾青教 “文學講話”課，還請他擔任文學組主任。艾青從陶行知的談話里得知，音樂組主任是賀綠汀，美術(shù)組主任是陳煙橋，戲劇組主任是章泯……在這兵荒馬亂的年月，僅憑一點稿費是難以養(yǎng)家糊口的，有一份穩(wěn)定的工作，自然是艾青求之不得的事了。
　　1940年7月下旬，育才學校從北溫泉遷到合川縣草街子鄉(xiāng)的古圣寺。這里距北碚城區(qū)只有三十里，離重慶市區(qū)也不過百余里。辦學初期，學校分設(shè)了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文學、戲劇、繪畫、音樂六組。來授課的都是學有專長的名家，郭沫若、翦伯贊、馬寅初、李公樸等著名學者都曾到學校講過課。
　　艾青也隨育才學校遷到草街子，他們的住房被安置在鳳凰山下的“明家院子”。
　　來到這遠離塵囂的小山村，艾青突然有一種解脫之感。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他以凡?高、朋斯自詡，在山野間無拘無束地擁抱大自然。每天他很早就起床，寫些東西后再用早餐。上午如果沒有課，干脆足不出戶，躺在床上讀些雜書。除了上廁所，他一般是不下床的。有段時間，午后1時左右，天空中總有敵機的馬達聲響起，因事先知道飛機只是途經(jīng)這里，目標則是重慶和北碚，故并不驚慌。遇有興致，他還披衣下床出門觀看，一邊還數(shù)著架次。他發(fā)現(xiàn)一個規(guī)律，飛機總是二十七架。但飛機過去之后，他卻久久站在那里，心里為那即將遭劫的市民擔憂起來。
　　有時艾青在院子外面散步，看著前面的小樹林，忽發(fā)奇想：“改天，我還想找?guī)讉�小朋友幫忙搬幾塊石頭做凳子，這樣，我們豈不是可以在林子里朗誦詩了嗎？”
　　在文學組讀書的都是十六七歲的少年，他們從淪陷區(qū)來，經(jīng)受過戰(zhàn)爭的磨難，大多具有堅強的毅力和好學的精神，有的同學胸懷遠大抱負，立志要成為高爾基、魯迅，其中不乏詩歌愛好者。艾青很樂意與這些小朋友相處，當艾青第一次與同學們見面時，他誠懇地說道：“我將要向你們學習，我要向比我年輕的一代學習，因為，中國假如不向年輕一代學習，那是沒有希望的。”6月29日，艾青給《現(xiàn)代文藝》的朋友們的信中寫道：“我常常擔憂：我的氣質(zhì)和我的習慣，會不會妨害他們對于我的接近？但我必須努力使自己和他們生活得和洽，至少使我成為他們可以坦白相處的朋友�！卑�青就是這樣虛懷若谷，以一顆坦誠的心來對待這些學生。
　　1940年9月24日，無論是對育才學校還是對詩人艾青來說，都是一個永遠難忘的日子。
　　正是這一天，艾青第一次見到了周恩來。艾青事后記述，“那是在重慶郊區(qū)北碚，在事先約定好的時刻” ，他“穿一身淺灰色的洋布干部服，顯得非常整潔”。艾青還在一首詩中寫道：“他從高高的石級上／毫不猶豫地走下來／／我迎上去／迎向光明／他伸出毫不遲疑的手／我感到他的手／和他的性格一樣／堅決而又開朗……”這天，陶行知陪同周恩來等人，乘船從北溫泉來到了草街子，并徒步登上了鳳凰山上的育才學校。周恩來一行參觀了育才學校后，向歡迎他的師生作了重要講話。周恩來在講話中還關(guān)切地提道：“像艾青先生這樣的人，到延安去可以安心寫作，不愁生活問題�！边@簡短的幾句話，像春天里的陽光，溫暖著詩人的心。
　　雖然戰(zhàn)時的生活比較清苦，但育才學校安靜寬松的教書環(huán)境，倒也令艾青感到閑適。因為課程不多，業(yè)余時間他還可以隨心所欲地讀書寫作。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國民黨對陶行知的迫害也逐漸加劇。在這風聲鶴唳的時刻，陶行知欲將校長大權(quán)交艾青執(zhí)掌，自己則隱退出國。艾青本來就厭倦做官，在這種情勢下更不愿意接手了。但念及當初自己身處困境時，陶行知毅然決然地伸出援手，因此他沒有當面回絕，而是委婉地表示回去想想再說。
　　后來，日本帝國主義在對華戰(zhàn)略上稍作調(diào)整，減少了對重慶的轟炸。于是，原先避居鄉(xiāng)間的文化人便紛紛遷回市區(qū)。此時，艾青的作品經(jīng)常見諸報刊，稿酬收入豐厚，加之《文藝陣地》雜志又聘艾青任編委，并請他參與編輯刊物，因此，在寫作與教書難以兼顧的情況下，他婉謝了陶行知的美意，抽身返回重慶，草街子鄉(xiāng)間閑云野鶴般的生活也就隨之結(jié)束了。
　　重慶張家花園六十五號，1940年秋成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所在地。它在市區(qū)的觀音巖下面，從觀音巖正街要下幾百級石梯才能到達。地方很偏僻也很幽靜，附近就是有名的張家花園，北面緊鄰嘉陵江。它是一幢三層樓房，共有十八間屋子，葉以群住底樓，史東山、宋之的、鄭君里住二樓，三樓住的是葛一虹、章泯、郁文哉等，艾青、王亞平住三樓西邊的后房。他在這里一方面為抗戰(zhàn)刊物《文藝陣地》編輯文稿，一方面仍筆耕不輟，完成了許多詩歌、散文和論文的寫作，同時還熱心參加各種文藝活動。艾青在這里一直住到1941年2月離開重慶。
　　
　　頻繁的文學活動
　　
　　在重慶的日子里，只要空襲警報一解除，艾青就會沉浸在創(chuàng)作之中。6月5日這天，上午剛到重慶，中午跑警報，晚上他居然能把《曠野》詩集編輯成冊。數(shù)月后，這本詩集由重慶生活書店出版。6月11日，艾青把他的一腔悲憤化成了詩篇《抬》。6月中旬他遷到北碚后，又寫了《炸后》。6月14日，德國法西斯攻占法國首都巴黎，次日，艾青聞訊后寫了《哀巴黎》一詩。艾青曾在巴黎生活過三年，對巴黎和法國人民懷有深厚感情。在此前后，他還寫了一首《歐羅巴》的詩，聲討希特勒的殘暴罪行。艾青在北碚和草街子的生活與工作，是比較寬松悠閑的，他抓住在戰(zhàn)爭年代難得的這種機會，勤勉地從事詩歌創(chuàng)作。于是，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內(nèi)，一篇篇詩文佳作相繼問世。這時期成了艾青文學創(chuàng)作歷程中一個小小的豐收季節(jié)。
　　艾青到重慶后，除了寫作、授課、編刊以外，還頻繁參與陪都文藝界的各種活動。
　　1940年6月9日晚7時許，“文協(xié)”在“一心花園”召開“民族形式座談會”，出席人員有葉以群、胡繩、光未然、沙汀、艾青等。艾青在會上作了兩次發(fā)言，闡明自己對于“民族形式的理解”。
　　6月21日，老舍、王向辰、姚蓬子邀居留北碚的“文協(xié)”會員，在北溫泉聚餐并討論今后如何在北碚開展“文協(xié)”工作等事宜。艾青、田漢、賀綠汀等二十余人出席，氣氛極為融洽熱烈。此后不久，“文協(xié)”總務(wù)部主任老舍，又在北溫泉專門邀約會員集會，歡迎林語堂先生到北碚，同時歡迎新近來渝的戲劇家田漢和詩人艾青。
　　“文協(xié)”研究部在主任胡風和鄭伯奇主持下，也舉辦過多次活動，諸如“戰(zhàn)地文藝活動討論晚會”、“馬雅可夫斯基逝世十周年紀念晚會”、“魯迅先生紀念晚會”、“詩歌座談會”等等。1940年重慶霧季開始后，“詩歌座談會”改為“詩歌晚會”。到年底，“詩歌晚會”共舉辦了三次，艾青每次都參加，并且是第二次“詩歌晚會”的主席。
　　為紀念俄國十月革命節(jié)，介紹蘇聯(lián)社會主義建設(shè)成就，中蘇文化協(xié)會于1940年11月初，在重慶舉辦了“全蘇農(nóng)業(yè)照片展覽會”，人們紛紛前往參觀。艾青也認真地觀看了整個展覽會，并即興寫成《新的伊甸集》組詩九首，刊登在1940年12月15日出版的《中蘇文化》上。組詩是應(yīng)政治表態(tài)之需而作，難有出于靈性、經(jīng)得起時間檢驗的詩篇。艾青曾感嘆道：“這是一種苦役！”
　　
　　從重慶到延安
　　
　　1941年1月4日，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爆發(fā)，國民黨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與此同時，國民黨特務(wù)也加強了對革命文化人士的監(jiān)視和威脅，艾青出門時，也常有“尾巴”追隨。
　　2月2日，葉劍英離開重慶回延安，并帶去周恩來寫給陳云和黨中央的信，及南方局直接領(lǐng)導下的黨與非黨干部部分人員撤留名單。
　　這些天來，韋熒發(fā)現(xiàn)葉以群頻繁地進出“文協(xié)”，步履急促神色凝重；周恩來的秘書張穎也不時來“文協(xié)”造訪。韋熒把她觀察到的情況悄悄告訴了艾青，從種種跡象看來，艾青意識到事態(tài)一定相當嚴重。有一天，張穎又來了，碰到艾青她不經(jīng)意地問道：“艾先生有何打算呀？”而好友葉以群的問話卻明白無誤：“艾兄，何去何從，想好了嗎？”這個問題艾青也一直在思索著。不幾日，辦事處有車去延安，車隊里有一輛小汽車，韋熒便與葉劍英的妻子吳博、周恩來的秘書許明等幾個女人同乘這輛小汽車去了延安。
　　韋熒走后，艾青的心情格外郁悶。自己在街上行走時，常感覺特務(wù)就在身后跟隨。他知道，這不僅因他是進步文化人士，也跟他曾拒絕應(yīng)邀出席國民黨方面舉辦的“總理紀念周會”有關(guān)。在這期間，艾青曾作詩《潭》，彷徨黯然的心緒暴露無遺：“黑色的潭／無底的潭／在紫色的懸崖下／張開了恐怖�！苯�(jīng)過多日的猶豫和思考，最后他還是決定去延安。他始終沒有忘記周恩來對他“到延安去可以安心寫作”的期望。
　　重慶八路軍辦事處以最快的速度，辦妥了艾青等人去延安的一切事宜。這次與他同行的還有東北作家羅烽，畫家張仃�？紤]到國民黨對去延安的進步文化人士和熱血青年，總是要千方百計地刁難，得有一個應(yīng)對之策。事也湊巧，就在尋找對策之際，艾青和曾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學共過事的沈求我不期而遇。沈已是國民政府的一名官員，正要派一輛鹽務(wù)局的汽車去寶雞。艾青向他道出原委，希望他能鼎力相助。沈求我尚念舊情，不僅讓他們搭乘去寶雞的汽車，還為艾青弄來一張“榆林綏蒙自治指導長官公署高級參謀”的證件，他們又將證件上的“一人”改寫為“三人”，算是解決了“身份”問題。艾青穿上一套筆挺的“高參”制服，青年作家羅烽一身副官的打扮，相襯之下，艾青倒也真有幾分國民黨高官的威嚴了。臨行前，周恩來著人送給艾青一千元錢作路費，并囑咐道：“走大路，不要走小路。萬一被扣留了，就打電報給郭沫若�！卑�青深深體會到周恩來對他無微不至的關(guān)懷，感激之情難以言表。
　　艾青一行三人在2月上旬的一天，乘坐國民政府鹽務(wù)局的汽車先到陜西寶雞，然后繞道耀縣進入陜北。
　　為了不驚動當局，他們悄悄告別山城。艾青坐在汽車里，望著曾與他朝夕相伴的山水田園、屋宇樓閣，心中默念道：“再見了霧都！再見了重慶！”
　　（責任編輯/穆安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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