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那場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斗爭的直接導火索,是發(fā)生在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呼倫貝爾盟喜桂圖旗(今牙克石市)的“六?一六”案件。這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特大兇殺案,8名犯罪分子連續(xù)作案10多個小時,殺死27名無辜群眾,從兩歲到75歲。其中男性19人,女性8人,多名女青年被強奸、輪奸。
　　而此前一個月,卓長仁等幾人從沈陽劫持民航班機飛逃韓國;2月12日,沈陽空軍463醫(yī)院院內(nèi),王宗和王宗瑋開槍殺死4人后流竄,拉開了震驚中國的“二王案件”的序幕;此前幾年,在上海市,發(fā)生了流氓襲警并當眾猥褻婦女的“控江路事件”;在北京火車站發(fā)生了9死近百人受傷的自殺性爆炸事件……
　　根據(jù)公安部的統(tǒng)計,進入20世紀80年代,1980年全國立案75萬多起,其中大案5萬多起;1981年立案89萬多起,其中大案6.7萬多起;1982年立案74萬多起,其中大案 6.4萬起。許多地方公共場所秩序混亂,婦女不敢在夜晚上班,人們失去安全感。
　　
　　鄧小平親自拍板
　　1983年的7月19日,80歲高齡的鄧小平在北戴河聽取了時任公安部部長劉復之關(guān)于全國各地嚴重的治安狀況的匯報后,十分嚴肅地指出:對于當前各種嚴重的刑事犯罪要嚴厲打擊,要從重從快。他指出:“‘嚴打’就是加強專政力量,這就是專政�！�
　　針對當時嚴峻的治安形勢,鄧小平認為應對措施“搞得不痛不癢的不行,這樣搞是不得人心的”。他提出的方法頗有軍事家的本色:在3年內(nèi)組織一次、兩次、三次戰(zhàn)役,一個大城市,一網(wǎng)打盡,一次就打他一大批。他指出:“嚴就能治住,我們……不搞整人的運動,但集中打擊嚴重刑事犯罪還必須發(fā)動群眾,這是不叫運動的運動。”
　　1983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做出了《關(guān)于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決定》,“從重從快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的“嚴打”拉開序幕。9月2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關(guān)于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和《關(guān)于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決定》。前者規(guī)定對一系列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規(guī)定的最高刑以上處刑,直至判處死刑”;后者則規(guī)定在程序上,對嚴重犯罪要迅速及時審判,上訴期限也由刑事訴訟法規(guī)定的10天縮短為3天。
　　這一次“嚴打”,政治和軍事色彩濃厚。這一年,數(shù)十萬中國人民解放軍內(nèi)衛(wèi)部隊改編為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匆匆進行特種訓練。
　　
　　王子犯法也被槍斃
　　執(zhí)政黨表達了它的決心和誠意。全國各地都有干部子弟落網(wǎng),那是一個“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美妙時期。在上海,1986年,上海高院作出刑事裁定,維持上海第一中院以強奸罪、流氓罪判處胡曉陽、陳小蒙、葛志文死刑,剝奪政治權(quán)利終身的判決,并根據(jù)最高法院的授權(quán),核準對此三人的死刑。案件當事人胡曉陽,是時任上海市委第二書記胡立教的兒子;陳曉蒙是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陳其五的兒子,而陳其五的另一個兒子陳冰郎同時被判處無期徒刑。
　　當年8、9兩個月,全國各大中城市就收容審查、拘留、勞動教養(yǎng)和逮捕了一大批各種刑事犯罪分子,迅速審判、執(zhí)行,吊銷城市戶口,送往西部服刑……立竿見影的是,在“嚴打”剛開始的9月,“二王”就在江西被當場擊斃。
　　“嚴打”行動的當天,各地抓人無數(shù),很多地方的看守所人滿為患,關(guān)押不下,只得臨時找地方關(guān)押人犯,而且每個房間都關(guān)得滿滿的;有些地方用來捆綁犯人的繩子(就是那種小手指粗的繩子)都賣得脫了銷,警察連夜到處買繩子。行動的第二天早上,各派出所、刑警隊向公安局或看守所押送行動中被抓的人犯時,能找到車的用車送,找不到車的就用繩子把人犯的一只手綁在一起,綁成一串,徒步把人送到分局或看守所。這一情景在當時引得萬眾矚目。
　　每一個大案的突破,都伴隨著群眾對執(zhí)政黨的歡呼叫好和民心的安定。在各地,經(jīng)常有群眾放鞭炮歡呼黨和政府懲治壞人、保護好人,甚至很多人登門表揚感謝公安派出所。
　　
　　那些被判了重刑的人
　　這年9月,當紅明星遲志強在河北完縣拍攝電影《金不換》的外景,休息時正和同事關(guān)在賓館客房打撲克牌。一陣敲門聲之后進來的卻是完縣協(xié)助他們拍戲的派出所警察。遲志強看到了一張與平日的客氣隨和完全不同的嚴肅面孔,便問他,誰得罪你了?警察只說,你出來一趟。他往房門外一探頭,一走廊藍制服紅領(lǐng)章的警察早已嚴陣以待。一個月前的8月25日,中國政府發(fā)動“嚴打”斗爭――警察通知遲志強,他們接到南京警方的電話:拘捕遲志強。接下來的程序進行得很快,10月遲志強因流氓罪被判刑4年,罪名是聚眾淫亂。一起跳舞的那些軍干和高干子女都被判了刑,兩名與遲志強各發(fā)生過一次關(guān)系的高干女兒同時判刑。24歲的遲志強被判4年,他的青春時代在河北完縣完結(jié)。
　　遲志強在看守所遇見兩個“難友”,一個偷看女廁所,判了死刑,緩期兩年執(zhí)行;另一個,強行摟抱了一個女青年,猥褻罪,判了4年。
　　1983年,人們私下的生活已經(jīng)呈現(xiàn)多種樣貌,國家卻依然認為有規(guī)范人民私德的使命。在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下,時髦的年輕人被單位保衛(wèi)、糾察剪掉頭發(fā)和褲腿,而那些太早嘗試前衛(wèi)生活方式的人,卻在“嚴打”風暴中付出沉重的代價。
　　1983年的“嚴打”有一個突出的現(xiàn)象,就是“流氓罪”和“強奸罪”的泛濫。當時給公眾留下記憶的大案件中,除去暴力案件,就是跟“生活作風”有關(guān)系的案件。西安的馬燕秦是家庭舞會的組織者,作風開放。1983年“嚴打”開始,早已了解她舞會組織情況以及復雜兩性關(guān)系的公安部門,不僅將馬燕秦收監(jiān),而且陸續(xù)抓審了300多人,成為轟動三秦的特大案件,《陜西日報》以整版的顯要位置多次報道案情。最后,槍斃了以馬燕秦為首的三人。
　　在成都,法院布告上有一個被槍斃的犯人,19歲,罪名是嚴打期間“強奸未遂”。 某村有個青年,在大街上作勢攔了一下一個姑娘(開玩笑的那種),被槍斃了。 某青年因為喝多了在馬路邊尿了一泡就被定罪為“現(xiàn)行流氓罪”送新疆了。
　　
　　迅猛的法律
　　1983年“嚴打”,講究以運動方式施行專政、加以重典。當時在“嚴打”期間,公、檢、法三家是聯(lián)合辦案的,三家各派一到兩個人,坐在一起共同審問,一次定型。所以當時的審判效率非常之高,可以說達到了中國法制歷史上的效率之巔。
　　由于判死刑的人太多,許多地方都出現(xiàn)了萬人聚集觀看槍斃死刑犯的場景。法院槍斃犯人,在平時最多也就七八個,很少有超過10個的,但“嚴打”開始后,第一批槍斃的犯人,河南省的鄭州、洛陽、開封每個城市一次都在40人以上,最多的達到50多人。跪在刑場上黑壓壓一大排,除了用“壯觀”這個詞外,真的不知道該怎樣表述了。當時槍斃犯人,不像現(xiàn)在可以進行注射,那時,全部都是武警戰(zhàn)士進行槍決,一聲槍響,幾十條生命同時終結(jié)。當時由于行刑忙不過來,每到槍斃犯人時,都需要臨時從友鄰單位調(diào)動武警,幫助行刑。
　　然而,“嚴打”并非如人們感性認識中那般有效。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表明,在1983年到1987年第一次“嚴打”期間,刑事犯罪確實得到了抑制,但是,在“嚴打”后的1988年,刑事案件的立案數(shù)一下子由1987年的57萬件上升到83萬多件――3年的“嚴打”并沒有達到預期的長效目標。
　　而“嚴打”卻留下了一個病根,就是重刑的過度使用,導致罪刑失衡、司法不公,成為釀成錯案的重要根源,它有損法治的進步,難以形成良性的內(nèi)在機制�！皣来颉绷艚o后世的不僅僅是那段時間的果決快感,更是一個沉甸甸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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