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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政治波及人民幣匯率之爭 美元對人民幣匯率走勢圖

發(fā)布時間:2020-03-15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自2003年9月至今,國會在中美關系的人民幣匯率問題的交鋒中一直“劍走偏鋒”,國會議員用聯(lián)名致信、國會聽證、立法安排等多種手段, 強烈要求美國行政當局對中國“操縱匯率”問題“采取行動”。2003年以來,國會各屆期中出現(xiàn)了涉及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提案在眾議院共有33件, 在參議院共有18件。究其內容而言,基本是認為中國正在“控制”人民幣匯率,要求匯率市場化,人民幣匯率升值;從態(tài)度上看,有些極為強硬、充滿敵意;有些則略微和緩、用詞中略含鼓勵之意,可謂“軟硬兼施”。
  從這些已有的提案中, 我們可以看到人民幣匯率議題在國會涉華政治中的四個特點:
  其一,已迅速上升為中美關系中的極為重要的爭議議題。2003年該議題占涉華提案總數(shù)的1/5,而在2005和2007年分別達到了16%和7%左右。在充斥著臺灣、涉藏、涉疆、人權以及奧運等眾多議題的涉華提案中,人民幣匯率議題所占如此比例可說明其分量之重,以及中美在經貿關系發(fā)展之不平衡。
  其二,人民幣匯率問題逐漸成為中美關系中的常在議題。從數(shù)據上看,并非像臺灣、人權等議題是每屆國會的“老生常談”,人民幣匯率問題是隨著國際形勢(如金融危機)、兩國關系特別是經貿關系的變化而呈現(xiàn)出消長態(tài)勢的。這或可理解為,人民幣匯率問題雖與雙方利益相關,但也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不能一蹴而就地解決。
  其三,目前看來,人民幣議題并未是某一院會或某一政黨的專屬議題。在為數(shù)不多的提案中,兩院、兩黨分布總體上呈現(xiàn)出了均衡態(tài)勢。這或意味著,該議題被用于院會內黨爭工具的可能性有限。
  其四,雖然超越政黨政治,但人民幣議題可能在國會本身內部就存在爭論,這也是此類議題極少最終得到某一院會通過的原因所在。目前惟一得到院會通過的法案是2003年第108屆國會參議院無投票一致通過的一項決議案,但這項決議案僅體現(xiàn)一種國會立場和態(tài)度,無法律效力,內容措辭也較為緩和。
  部分國會議員為什么要操作人民幣匯率問題呢?近年來,中國經濟的發(fā)展舉世矚目,而美國卻處在發(fā)展的低谷期。兩國貿易差額巨大,中國對美出口額遠高于美國對華出口額;中國又掌握著巨額的美國國債,對美國經濟形成影響。這也是一些政經人物、利益群體力壓中國人民幣升值的最為重要的原因所在。
  就美國國會議員個體而言,一些代表著以上利益或觀點的議員,如接受金融產業(yè)巨額政治捐助的紐約州國會參議員舒默、蒙大拿州國會參議員鮑克斯等人自然會積極拋出人民幣匯率議題。而那些對華貿易中獲益的實體經濟產業(yè)則更傾向于較低的人民幣匯率,因而將反對操作人民幣匯率問題,進而代表其利益的國會議員們也不會贊同舒默等人的國會行動。
  除代表不同產業(yè)利益外,從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操作可管窺出某些議員借此炒作、謀求更大政治影響力的可能。如可謂是人民幣匯率問題始作俑者的舒默,來自俄亥俄州的民主黨籍眾議員蒂姆?瑞恩,都因操作人民幣匯率問題而撰取重大政治資本。
  有分析指出,國會議員對人民幣匯率問題的介入,可被理解為是國會權勢復興的又一重要體現(xiàn)。過去匯率問題一直處于美國財政部和美聯(lián)儲的監(jiān)管范圍之內,而目前后兩者顯然跟不上國會的步調,甚至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只能跟隨國會行動。事實上,這種具有制衡意義的競爭也發(fā)生在國會兩院內部,除了上述兩院較為均衡地參與其中外,審議人民幣匯率問題提案的委員會也包括了參議院財政委員會,參議院銀行、住房與城市事務委員會,眾議院籌款委員會,眾議院能源與商業(yè)委員會等,甚至還有兩院撥款委員會以及外事委員會參與。這可表明,人民幣匯率議題波及領域較廣、影響到中美關系的多個方面,多個委員會都希望將其列入自身管轄范圍,以使自身組織影響力最大化。
  人民幣匯率問題再次上升為今年美國中期選舉的選戰(zhàn)議題,這種情況是否會持續(xù)?中期選舉即將改變至少未來兩年華府政治與政策產出的走向, 那么,選舉政治如何波及選舉以后該議題的發(fā)展?
  其實,在上屆國會期間,國會兩院出現(xiàn)的涉及人民幣匯率議題的提案極為有限,且大多為舒默拋出。舒默操作人民幣議題的動機應當是謀求在中期選舉后的權力重洗中的更高地位。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國會兩院的掌權者似乎已經達成了一定程度上的一致。舒默的言論在選舉中沒有得到太多的反對或批評,即使是與中國貿易往來密切的地區(qū)的參議員如范恩斯坦等人,在選舉壓力下也不想給選民“支持中國”的印象。對眾議員而言,在面對選民經濟結構相對單一的情況下,大多數(shù)人也沒有在人民幣議題上與鼓吹人民幣應該升值的“主流民意”唱反調。
  但是,從時間上看, 國會選舉無論是在選舉前還是在選舉結果明晰之后,兩院都沒有對11月~12月的立法議程做詳細說明。目前兩院相關的委員會面臨重組難題, 因此沒有對人民幣匯率進行更多的聽證安排。
  此外,美國財政部兩次推遲了原定于4月、10月發(fā)布的國會經濟與匯率政策報告。在7月8日的報告中,財政部認為美國任何主要貿易伙伴均沒有操縱匯率,更沒有不正當競爭。從行政部門的這種表態(tài)上看,奧巴馬及其財政部事實上雖然也希望推動人民幣升值,但至少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方面,人民幣升值并非白宮的首要政策選擇,而是其在對華政策中的一個政策目標,特定條件下可以讓位給其他更為迫切的政策需要;另一方面,白宮希望由行政部門主導人民幣匯率問題,而非聽命于國會。這就意味著,選舉之后,府會之間在是否認定中國為“匯率操縱國”問題上仍有可能形成拉鋸態(tài)勢,國會是否就此立法,也會難以達成共識。
  當然,美國國會和奧巴馬當局一再表明, 在人民幣匯率上, 他們的耐心是有限的。兩國政府如果失去溝通解決問題的機制,國會明年如果強行立法,則奧巴馬否決的可能性未必很大,這就可能造成中美關系發(fā)展的新障礙。
  中期選舉已使華府政治洗牌,奧巴馬已成為“跛鴨總統(tǒng)”,隨著共和黨在眾院的翻盤,共和黨作為眾院多數(shù)黨將更有動機和動力通過操作人民幣問題等涉華議題制衡白宮的決策。筆者預測,明年國會一方面會加大對行政當局的壓力, 希望財政部等機構為國會提供更多的“中國操縱貨幣匯率”的數(shù)據和“事實”;另一方面,會以開征關稅或通過反“隱藏的補貼”、反中國傾銷等貿易手段,間接抵消人民幣“被低估”的影響。 雙管齊下的背景下, 中美雙邊關系面臨的政治環(huán)境將更為復雜而艱難,兩國在人民幣議題上的競爭將長期持續(xù)下去,“匯率主權”之戰(zhàn)可能比以往更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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