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福利水平上去，就很難再降下來。選擇福利水平并不是很自由的。它往上走容易，向下走難。所以我們對是否要增加福利要保持警惕。 　　 　　關于福利國家的爭論由來已久。對于普通百姓而言，有福利總比沒有強，所以都贊成福利國家。但是對專家來說，他們多了一層思考，提出的懷疑很多。最基本的一個問題是，福利所用的錢是從哪兒來的?又用到了哪兒?普通人總以為政府的錢自有其來源，能有錢用在自己身上總是好事。其實政府并不創(chuàng)造財富，反而要消耗財富。歸根結底，政府的錢就是從納稅人手里征得來的。而且政府越大，管的事越多，花的錢必然也多�？傮w上看，政府向納稅人征稅，再用在納稅人身上，有點多此一舉。而且讓政府多征稅，擴大了政府的權力，就中國的情況而言未必是好事。與其征稅再返回不如少征點稅，還能節(jié)省許多征稅的成本和再分配的費用，總體上提高了效率。這是反對福利國家的主要理由。
　　所以計及稅收的確切來源和它的確切去向，福利國家無非是一種收入再分配的政策。它好不好要看稅是從誰手里征的，又花給了誰。如果是從較富裕的階層手里征的，又用到了較貧困的人群，它糾正了過大的貧富差距，這樣的福利有可能是好的。用“有可能”，說明并不一定，因為它還有不良的副作用。如果稅是從一般群眾手里征的，又用到了一般群眾身上，這種福利政策就多此一舉，完全不必要。它沒有改變收入分配，剩下的只有那個不良的副作用。更壞的是從低收入群眾手里征稅幫助高收入的人群，它惡化了收入分配，又降低了效率。
　　根據(jù)多數(shù)稅務專家的看法，我國的稅制是不利于窮人的�；蛘哒f，窮人交的稅從占收入的比例上看比富人多。比如窮人的收入中有25％交了稅，而富人只交了18％，因為我國的稅收收入主要與商品的流轉有關，也就是和百姓的消費有關。富人的消費占總收入的比例低，儲蓄所占的比例高，而窮人則相反，消費占總收入的比例高。所以富人納的稅從占收入的比例而言，比窮人低(絕對值是高的)。個人收入調(diào)節(jié)稅是用來糾正貧富差距的。但是我國的收入調(diào)節(jié)稅根本起不到這樣的作用，因為富人多數(shù)都逃稅，事實上這部分的稅收主要是從工薪階層征得來的，它起了反調(diào)節(jié)的作用。要糾正這一稅收所造成的扭曲必須從稅制上想辦法，這是另一個大問題。
　　如果稅收沒有扭曲，也還有支出方面的問題，即政府用于福利的錢花給了誰。如果是花給了一般老百姓，從大家手里拿錢再用給大家，這就像前面所說的多此一舉。而且錢從大家手里兜了一圈回到大家手里是有漏損的。不但有征稅和再分配的行政成本，還有貪污腐化的腐敗成本。大家交出去100塊錢，拿回來的恐怕連90塊錢都不到。所以這種福利還不如減稅更有效。
　　如果福利開支用于低收入人群，這樣的福利是有意義的。但是福利措施的對象一定是最低收入的人群，不是中低收入的人群。道理很簡單。有限的錢應該用于誰的身上，不用于最低收入的人群而用于中低收入的人群，把最困難的人置于不顧，顯然是沒有道理的。當然，如何確認誰是最低收入的人是很困難的。但問題往往不是確認的困難，而是根本的方向性的錯誤。
　　如果我們分析清楚了福利款是從哪兒來的，又用在了哪些地方，在這種情況下是誰贊成福利國家?又是誰反對福利國家?利害清楚的情況下，贊成福利國家的是那些收入比較低的人，他們有望從國家的福利政策中獲得好處。反對的是那些收入高的人，因為他們的收入有一部分給了別人。如果舉手表決的話，低收入的人占多數(shù)，所以福利國家的建議往往容易在議會中通過。福利政策能夠緩解貧富差距，是對社會安定有益的。高收入者也不會強烈反對。但是社會中難免有人利用福利政策偷懶。能夠工作的人也不工作，靠福利補助過日子。對高收入的人，高福利會降低他們掙錢的積極性，因為多掙的錢給別人花了。結果是社會的失業(yè)率居高不下，財富的創(chuàng)造減少，社會彌漫著懶漢思想。這是福利國家的副作用，也是目前福利國家確實存在的現(xiàn)象。要改變這一狀況，必須降低福利標準。實際上就是回歸一般國家而非福利國家。
　　但是經(jīng)驗告訴我們，一旦福利水平上去，就很難再降下來。選擇福利水平并不是很自由的。它往上走容易，向下走難。所以我們對是否要增加福利要保持警惕。高福利水平容易通過的原因還因為它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即使是高收入的人也需要安全保障。萬一他的收入降下來，如果有福利保障顯然更安全些。這也是福利國家的一個副作用，但是是好的副作用。究竟怎么選擇，就看多數(shù)人感覺怎樣。但是這種感覺應該有更多的理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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