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歐洲各國政府及政黨來說，應對主權債務危機是2011年首要的政治議題。面對危機，左右翼陣線的主流政黨在大的方向，即攜手解決危機問題上表示了共同的立場，但在一些具體政策問題上也存在分歧。同時由于所處地位的不同，不同國家及政黨受危機牽連的程度也不同。但危機所暴露出的一些政治問題會成為影響未來歐洲政黨政治走向的重要因素。
　　
　　歐洲不同政黨面對危機的不同反應
　　主權債務危機的蔓延和不斷升級對歐洲不同的政黨的影響不一，它們作出的反應也不同。
　　首先，深陷危機的國家及其他卷入危機的國家的執(zhí)政黨承受了更大的壓力
　　隨著危機的不斷升級和蔓延，各相關國家政府深受重壓，其執(zhí)政黨也因此承受了更大的壓力。它們一方面要竭盡所能應付危機，另一方面又要因此面對國內(nèi)民眾的不滿和指責。其中，打擊最大的是深陷主權債務危機的所謂“歐豬五國” （即愛爾蘭、葡萄牙、希臘、意大利和西班牙）原執(zhí)政黨，它們無一例外地因為處理危機不力而失去執(zhí)政地位。這些政黨來自不同的陣營，既有右翼保守的愛爾蘭共和黨和意大利人民自由黨，也有來自左翼的葡萄牙社會黨、希臘泛社會主義運動黨和西班牙的社會黨。這些政黨與所在國國家的危機的關聯(lián)度也不同，例如，對于此次危機中最受煎熬的希臘總理帕潘德里歐及其領導的政黨希臘泛社會主義運動黨來說，他們有理由感到冤屈，因為造成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的真正元兇是其右翼前任政府。
　　但對于目前這些國家的民眾或者選民來說，他們更關注的不是誰應該為此承擔責任，而是政府是否能夠領導國家渡過難關。而對此所有這些國家的政府,無論其政治背景是左翼還是右翼――無奈的選擇是緊縮開支和增加稅收。在危機不斷升級、民眾生活深受影響的形勢下，這兩者都只能是使民眾的對立情緒加強。五國政府的相繼更替直接表達了人們的強烈不滿。只是五國政府的更換方式有所不同。愛爾蘭共和黨、葡萄牙社會黨和西班牙社會黨分別是以選舉慘敗的方式結束，而希臘的帕潘德里歐和意大利的貝魯斯科尼都是以無奈的辭職方式黯然離去，兩國分別組成了一個非選舉的、由技術型官僚組成的臨時政府來承擔挽救經(jīng)濟的重任。這成為危機之中的歐洲政治上的一個重要的新現(xiàn)象。
　　對于歐洲其他國家的政府和執(zhí)政黨來說，同樣也承受了很大的壓力。因為處理經(jīng)濟危機不力而失去政府的，遠的可以溯及2010年的英國工黨和荷蘭的基督教民主聯(lián)盟，近的有在2011年9月丹麥大選中執(zhí)政的中右翼政黨集團（藍營），它們輸給了社會民主黨領導的中左翼政黨陣營（紅營）。如同上述歐債危機五國一樣，它們的政治背景各異。即便是那些沒有出現(xiàn)主權債務危機、但也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的國家，執(zhí)政黨也承受了較大的壓力。目前，在歐盟層次上對歐債危機的前景最有影響的人物可以說是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tǒng)薩科奇，他們在各自國內(nèi)也承受了較大的政治壓力。稍有不慎，可能就會在2012年的選舉中吞食苦果。而在英國，卡梅倫領導的聯(lián)合政府也因為“袖手旁觀”而遭到反對黨的指責。相對來說，在那些經(jīng)濟狀況運行良好、未直接卷入歐債危機的國家，例如北歐瑞典，政府及執(zhí)政黨的壓力相對較小。
　　其次，歐洲大國的左右翼主流政黨在加強合作援救主權債務危機國家、穩(wěn)定歐元及歐盟這些大的方向性問題上沒有原則性區(qū)別，但在涉及歐元穩(wěn)定及歐盟政治合作機制的一系列問題上，不同國家之間及各國的左右翼主流政黨之間存在明顯的分歧
　　對于深陷主權債務危機國家的政府和執(zhí)政黨來說，他們沒有多大的政策空間，緊縮公共開支、增加稅收、尋求歐盟的援助是其基本的政策。而削減公共開支意味著削減各種社會福利支出及公務人員的工資。雖然這種政策引起了國內(nèi)民眾的強烈不滿，但由于不得不求助歐盟及其他國際經(jīng)濟組織的援助，它們也不得不接受后者所提出的大幅削減赤字的條件。2011年3月，葡萄牙蘇格拉底政府正是為了滿足歐盟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聯(lián)合提供的援助的條件（大幅削減赤字），才向議會提出了導致其下臺的經(jīng)濟緊縮計劃。可面對國內(nèi)民眾的憤怒，新的帕索斯•科埃略政府依然不得不繼續(xù)實行一系列嚴厲緊縮（大幅削減公務人員工資和各種社會福利）和增稅措施。在希臘，帕潘德里歐很清楚滿足歐盟峰會援助希臘的一攬子方案的條件的政治代價，并試圖以全民公投的方式來轉移矛盾，但為了使援助得以繼續(xù)和不致使希臘及整個歐洲陷入尷尬境地，又不得不以辭職來了結。
　　目前，解決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政策主動權與其說掌握在這些國家政府手中，不如說掌握在歐盟及其他國際組織的手中。而歐洲大國、尤其是德國和法國的態(tài)度成為關鍵。歐盟大國德國、法國和英國目前都是由右翼保守政黨執(zhí)政。但這些國家的主流政黨，包括目前執(zhí)政的及主要的反對黨（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和工黨）在大的方向，即歐盟應該團結合作援救這些國家并避免歐元體系乃至歐盟的崩潰問題上沒有原則性的區(qū)別。從危機期間歐盟國家頻繁舉行首腦會談中可以看出各國領導人的政治決心。尤其是10月27日歐盟領導就解決歐債危機達成共識，同意擴大歐洲金融穩(wěn)定機制（EFSF）規(guī)模，增加至將近1萬億歐元（1.4萬億美元），EFSF將杠桿化最多5倍。目前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已不只是相關國家的經(jīng)濟問題了，而是涉及歐元區(qū)乃至歐盟命運的政治問題。在這種大的原則性問題上，任何一個負責任的主流政黨都不會輕言放棄。一直游離于歐元區(qū)之外的英國，其議會也否決了就是否脫離歐盟舉行全民公決的動議。
　　但在具體的援救政策上不同國家之間及各國內(nèi)部的主流政黨之間也存在分歧。這主要是因為圍繞援救政策的核心問題是歐元及歐盟的機制問題，而不同國家和不同政黨之間在這些問題上的分歧一直就存在。德國和法國歷來是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的發(fā)動機。在此次主權債務危機中，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tǒng)薩科奇也自然成為人們看待歐盟態(tài)度的一個風向標。而他們的一個最鮮明的態(tài)度是要借此加強對歐元的規(guī)范，為此要求對歐盟條約進行必要的修改，以便對歐元區(qū)的犯規(guī)國家進行制裁。默克爾強調(diào)需要通過修改公約重獲市場信心，為了加強歐元國之間的更緊密合作，歐盟應該有權利對債務國進行干涉，否則所有歐元國會因為個別國家的財政赤字過高而受害。但這一建議遭到許多國家的反對。其中，英國與德國和法國之間在一系列問題上存在明顯的分歧。英國雖然在原則上不反對歐元區(qū)危機的長期解決機制需要包含適當?shù)呢斦�紀律規(guī)則，但對德國所主張的在歐盟范圍內(nèi)實行金融交易稅、增加歐盟預算等主張都持不同意見。這些問題也將成為12月初的歐盟首腦會議的重要議題。
　　由于目前歐盟的幾個大國都是右翼保守政黨執(zhí)政，主流政黨在上述大的方向上的一致立場也導致了來自一些激進力量的批評。英國《衛(wèi)報》就有專欄文章質(zhì)疑“左翼在歐債危機中可有聲音？”其實，在上述共同立場下，德國社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和英國工黨這些歐洲最有影響的社會民主黨與各國的右翼保守政府在一些具體政策上也存在明顯的分歧。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認為，默克爾和薩科奇所給出的援助提案的方向是對的，但沒有提供解決辦法。這主要是指他們對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提出的發(fā)行歐洲共同債券即所謂歐元債券[1]的態(tài)度。德國執(zhí)政的聯(lián)盟黨（基民盟和基社盟）及執(zhí)政伙伴自民黨都明確反對引入歐元債券，認為它不是解決危機的手段。但德國主要的反對黨社會民主黨和綠黨不同意政府的這一立場，認為發(fā)行歐元債券不可避免，并認為政府在歐債危機問題上經(jīng)常偏離自己的立場。而另一個左翼政黨德國左翼黨更直接表示“默克爾將所有能把歐洲帶出危機的路都封死了”。面對這種壓力，默克爾及薩科奇也都并不表示斷然拒絕歐洲共同債券。德國聯(lián)合政府也在研究，在特殊情況下被迫接受歐元債券的可能性，而薩科奇也表示，討論歐元債券是歐元經(jīng)濟整合的最后階段而不是開始階段。很顯然，在主權債務危機的援救立場上，德國的這些激進左翼政黨的立場更為激進。與之類似，英國工黨也指責卡梅倫政府“袖手旁觀”。
　　這些主要的社會民主黨在其他政策問題上也表達了自己的獨立傾向。據(jù)報道，德國社會民主黨打算提出增稅方案，旨在通過對高收入階層增稅，恢復財產(chǎn)稅以應對債務危機。另外，它還計劃提高燃料稅，引進證券交易稅，并中止對勞動密集型服務業(yè)的稅收減免，這立即引起了德國雇主協(xié)會的反應，表示這是“南轅北轍”之舉，會嚴重損害中產(chǎn)階級的利益。在英國，工黨領導人也對普遍的緊縮政策提出質(zhì)疑。工黨領袖埃德•米利班德在《金融時報》上撰文表示，緊縮力度過大已成為經(jīng)濟增長放緩的原因之一。他敦促英國及世界其他國家政府放棄普遍的緊縮政策，轉而致力于一項全球增長計劃。但他承認，對于像意大利和西班牙這樣借貸成本飆升的國家，嚴厲的緊縮措施是必要的。另外，在英國和法國，執(zhí)政的右翼保守政黨都提出了提高開始享受養(yǎng)老保險金的年齡、提高工人繳納保險金比例的改革。英國工黨和法國社會黨都對此提出批評。而在9月大選前，丹麥中右翼政府的緊縮政策也遭到中左翼陣營的反對。
　　在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所涉及的一系列政策問題上，可以看出，歐洲占主導的執(zhí)政力量右翼保守政黨在小心謹慎地盡量不要讓自己因為歐元和歐盟的危機演化為國內(nèi)對自己不利的政治包袱，而歐洲的主流左翼政黨（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和工黨）則要利用形勢突出自己的地位，為即將到來的新的政治競爭（德國和法國都在準備2012年的大選）做準備。而從德國及其他國家的一些地方選舉結果來看，在德、法、英這些中右翼政黨執(zhí)政的國家，中左翼陣營已經(jīng)開始在競爭中有所收獲。
　　第三，左右翼政黨中的民粹主義力量，尤其是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利用危機及人們對一些政策的不滿，渲染極端民粹主義主張，并在政治上獲得一定的發(fā)展
　　與上述主流政黨尋求的解決危機的路徑――即通過歐盟的團結合作尋找解決方案不同，歐洲左右翼兩端的其他一些政黨力量突出新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在歐洲一體化的道路上，激進左翼和極端右翼一直就是歐洲懷疑論的主要政治力量。金融危機尤其是主權債務危機為他們提供了重新聚集國家主義力量的契機。兩種力量對危機的根源理解不同，但卻都以唱衰歐洲、削弱乃至瓦解歐盟為方向。
　　總的來說，激進左翼力量強調(diào)危機是資本主義尤其是新自由主義的結果，他們也強烈反對主流政黨的政策，認為它們是在援救危機的主兇（金融機構），但卻單方面要民眾承受危機的惡果。一些激進的共產(chǎn)黨（如希臘共產(chǎn)黨）認為，危機是帝國主義政策的結果，而歐盟則是這種帝國主義政策的代表。因此反對這種帝國主義政策的直接斗爭目標就是讓各個國家脫離該體系。當然，在此問題上并不是所有的激進左翼都是如此，例如法國共產(chǎn)黨雖然譴責現(xiàn)有的政策，但在歐元及歐盟問題上表現(xiàn)得更為理性。
　　而來自極端右翼的民粹主義力量同樣也在利用民眾的不滿情緒，渲染一種極端民族主義，反對歐盟及歐元體制，反對以進一步加強歐盟政治約束機制作為解決問題的方向的主張。極右翼反對歐洲政治上的進一步合作，尤其是讓渡主權。在法國，極右翼的國民陣線領袖馬琳•勒龐對薩科奇關于進一步對歐盟進行財政一體化改革的主張反應強烈。她指責歐元使得法國經(jīng)濟毫無生氣。法國需要準備有計劃地退出歐元區(qū)，中止入境移民，成立貿(mào)易壁壘反對全球化。經(jīng)濟形勢的惡化、民眾對政府政策的不滿，這些為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政治上的發(fā)展帶來了條件。芬蘭、荷蘭的民粹主義右翼政黨在2011年的選舉中都獲得了突破。法國的國民陣線在經(jīng)歷了一個時期的衰退后，金融危機爆發(fā)以來選民隊伍又開始回歸。同時，這些極右翼政治力量的發(fā)展正在改變歐洲國家內(nèi)部的政黨權力體系結構。隨著右翼民粹主義的一些主張卻在不斷地被右翼的主流政黨所吸納，一些國家的極右翼政黨甚至進入到了政府之中，人們認為，這樣一種民粹主義在推動歐洲政治“向右轉”。
　　
　　危機所暴露出的影響及歐洲政黨政治未來發(fā)展的問題
　　圍繞金融危機及主權債務危機，歐洲各國及各類政黨的不同反應暴露出了一些值得人們深思的問題，它們會影響歐洲的未來發(fā)展及歐洲的各類政黨政治作為。
　　首先，傳統(tǒng)政治方式在解決危機過程中的無能為力引發(fā)了對目前占主導的既有政治方式的懷疑，它們可能會影響到人們對主流政黨政治作用的態(tài)度
　　危機不斷升級和蔓延突出了一個事實：盡管過去30年在歐美占主導的新自由主義方式遭到普遍的懷疑，但政治的主導方式并未因此回歸傳統(tǒng)的政府主導。金融危機之初新自由主義的放松控制方式受到普遍指責，人們一度寄希望于新的國家乃至全球控制戰(zhàn)略能夠改變這種形勢。隨著主權債務危機的加深和蔓延，這種熱情顯著消退。更有甚者，在一些人看來，主權債務危機就是大政府的惡果。而目前應對危機的普遍措施則是削減公共開支和增加收入尤其是稅收。作為一種無奈的選擇恰恰是對兩種傳統(tǒng)政治手段顛倒的運用――傳統(tǒng)的左翼政治方式增加稅收是為了擴大公共開支，尤其是增進普遍的福利，而在新右翼政治中削減公共開支又是與減稅同步的�？涩F(xiàn)在的方式是既要人們多付出又要人們少收獲。這樣一種強烈反差導致了人們對主流政黨的懷疑。深陷危機的意大利和希臘分別將改變現(xiàn)狀的厚望賦予超越黨派利益的技術型政府，這也一定意義上反映了人們的心理變化。
　　另外，對歐洲傳統(tǒng)主流政黨政治方式的另一個重大打擊來自對歐元及歐盟體系的信心動搖。20世紀90年代以后，歐盟的發(fā)展是歐洲應對全球化及冷戰(zhàn)后時代新形勢的集中體現(xiàn)。這是歐洲主流政黨的一個共識。而現(xiàn)在，雖然更多的人還是相信歐元體系能夠在此次危機中幸存下來，但對歐元及歐盟現(xiàn)有機制的普遍懷疑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上述兩種事實導致了人們對傳統(tǒng)主流政治方式的更大懷疑，這無疑是對主流政黨的更大挑戰(zhàn)，它們必須面對如何避免選舉隊伍分化和流失的問題。一方面，面對目前的緊縮政策導致的其傳統(tǒng)支持隊伍的福利地位的下降，它們不能不對右翼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評，并要對來自工會的一些要求作出回應；可另一方面，又必須從現(xiàn)實和未來的需要來看，一定的改革是必須的。在法國社會黨，一部分力量發(fā)誓要結束薩科奇政府的養(yǎng)老金改革，而另一部分黨內(nèi)自由主義力量則認為適當提高繳納養(yǎng)老保險金和推遲退休年限是應該的。同樣在英國，米利班德領導的工黨也面臨類似的選擇。而且，當保守黨政府的政策引起工人組織的對抗性反應時，工黨更處在一種左右為難的境地。英國工會早在與政府就養(yǎng)老金改革談判的過程中就威脅要以罷工應對。這令工黨感到為難。米利班德9月在參加英國工會職工代表大會（TUC）年會時的演講中曾表示，在公共部門養(yǎng)老金改革談判過程中舉行罷工是錯誤的，在談判沒有結果前，罷工意味著談判的失敗，對國家來說也是不能承受的。在演講中，他批評了保守黨領導的聯(lián)合政府的政策，但同時表示某些削減開支對削減赤字來說是必要的。這樣一種矛盾的態(tài)度是工黨內(nèi)部在如何對待其兩個主要的支持基礎，即傳統(tǒng)的工人階級和新的中間聯(lián)盟問題上的搖擺態(tài)度的一種反映。工黨領導支持任何一方的反應都有可能疏遠另一方。但最終，由于保守黨領導的聯(lián)合政府的強硬態(tài)度，工黨還是沒有能夠避免大罷工，即11月30日有200萬公共部門員工參加的“世紀大罷工”。而罷工開始后，保守黨政府指責工黨態(tài)度的縱容，而工黨內(nèi)部的后座議員也敦促工黨領袖公開支持罷工。
　　其次，圍繞主權債務危機解決方式和政策的一個突出的矛盾焦點是人們對傳統(tǒng)國家作用的一種認識
　　一方面，一些人把導致主權債務危機的根源及解決危機的根本障礙歸之于歐元體系及歐盟體系，認為正是它們導致了國家失去了最根本的貨幣手段；另一方面，許多人，尤其是那些深陷危機國家的普通民眾對歐盟既有的控制體系越來越不滿。解決歐債危機的現(xiàn)實需要及歐洲社會心理的這種變化都意味著歐元和歐盟體系的改革不可避免�？墒�，恰恰是在此問題上，歐洲面臨一種新的分化――是進一步加強歐洲的控制體系還是放松現(xiàn)有的控制體系？表面上它似乎只是法國和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之間的分歧問題，實際上它也是各國主流政黨與其他政黨之間的分化問題。最近，有媒體報道愛爾蘭總理肯尼在與德國總理默克爾會晤后，將愛爾蘭2012年財政預算報告提交德國議會等待批準，盡管肯尼否定了這一報道，但它還是引起了人們對歐元區(qū)成員國主權獨立性的廣泛質(zhì)疑。對歐元區(qū)和歐盟主權國家獨立性的理解將會是歐盟國家之間及各國政黨之間爭議的一個焦點問題。與之直接相關的將是民粹主義政治在現(xiàn)實政治中的影響力。
　　第三，新的政治現(xiàn)象引起不同的反應
　　這次危機中，希臘帕潘德里歐和意大利的貝魯斯科尼辭職后分別以一個由技術型官僚組成的臨時政府取代了傳統(tǒng)的政黨政治管理體制。作為一個政治現(xiàn)象，它引起了不同的反應。許多人對它們抱有厚望，認為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期，超越黨派利益的政治聯(lián)合對國家來說是有利的。一些媒體甚至把它稱之為一種“政治創(chuàng)新”。這其實表達的只是人們對既有的政黨政治的那種狹隘的利益之爭的不滿。可也有人認為，這種非經(jīng)民選的政府組織方式是對民主的一大挑戰(zhàn)。兩種相反的評價實際上反映了歐洲政治生活中的兩種不同現(xiàn)實：一方面是人們對既有的政黨政府制度的不滿，包括狹隘的政黨利益和政治分肥；另一方面則是面對危機人們對資本主義民主制度脆弱性的一種擔憂。盡管大多數(shù)人并不認為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歷史會重演，但如果我們把目前歐洲社會中的民粹主義情緒的蔓延因素考慮進去，它也并非無中生有的幻想。
　　總之，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對歐洲不同國家和不同政黨產(chǎn)生了不同的影響�？偟膩碚f，主流政黨及其所代表的政治方式受到更大挑戰(zhàn)，主流政黨與非主流政黨之間的分歧更為突出。圍繞解決危機的一些政策分歧將會如何影響歐洲政黨政治的未來走向，這是值得我們關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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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歐元債券指由歐元區(qū)國家共同發(fā)行主權債券，以便于歐元區(qū)債務國以較低的利息獲得資金，但對于像德國這樣的信用評級高的國家來說，它將面臨融資成本增加的問題。因此德國政府始終反對引入歐元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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