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5日，少年葉圣陶起床后正在吃早飯，突然聽從街上回來的叔叔說：“蘇州已經光復了！”葉圣陶不禁既驚且喜―這可跟他想象中的鐵血革命大不相同。蘇州光復真可稱得上匕鬯不驚，最膾炙人口的說法，當然是因為沒有破壞，太不像革命的樣子，前江蘇巡撫現(xiàn)江蘇都督程德全吩咐人將撫臺衙門檐上的瓦片捅落了幾塊，以示革故迎新。
　　
　　辛亥逸事之十三 百年前的10月10日，武昌城數聲槍響，一場倉促的起事意外成功，催生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本刊特辟“辛亥逸事”欄目，以講故事的方式，再現(xiàn)辛亥革命發(fā)生前后的細節(jié)，勾勒出中國百年歷史進程的線條。已刊發(fā)系列文章《讓子彈飛》、《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上下）、《天下未亂蜀先亂》、《袍哥革命》、《斷了皇帝的后路》、《紳士的敗局》、《湖南的人頭》、《娘子關頭換王旗》等。
　　
　　“我輩看起義似甚簡單”
　　十七歲的草橋中學五年級學生葉圣陶（這是他剛給自己取的號）隔了兩天才知道武昌事變的消息。蘇州本地沒有大的報紙，《申報》、《新聞報》、《時報》從上海送到蘇州，總要晚上那么半天一天。
　　而且他得到的消息也不那么準確，比如“武昌已為革黨所據，新軍亦起而相應”（其實是反過來的），“無恥兇惡之官吏亦殺去無數”（完全沒影兒的事），“此事也，甚為迅速與機密，出其不意，遂以成事”（事實是倉促得很，也談不上機密）。然而不管怎樣，少年的興奮欣喜是真實的：“從此而萬惡之政府即以推倒亦未可知也。自由之魂其返，吾民之氣當昌，其在此舉矣。望之望之�！�
　　后來葉圣陶重看自己辛亥日記，感慨“我輩看起義似甚簡單，而關心殊甚”，而他的同班同學顧頡剛的回憶更為形象：“我們在學校里再也無心讀書了，天大的一個任務是看報。上海各報，每天下午一時車運到蘇州，我們就推定同學，在下午二時下課休息的十分鐘里，趕快跑到宮巷桂芳閣茶館里，向賣報人買了幾份報紙，飛步回到學校，高聲宣讀。”
　　上海報界，當時大都傾向革命，受眾亦是如此，《申報》曾登載武昌革命軍失敗消息，被讀者堵門質問，直到編輯拿出電文原稿才解釋清楚。從上海報紙得來的消息，自然會在原本就傾心革命的少年人心中，構建一出“想象的革命”，如“各國對此事頗贊美之，謂少年之中國方勃勃而萌芽也。此語余頗深信之……茍一改革，則我至勇至慧至有能力之同胞，皆即為少年中國之分子。而今果改革矣，樂又何如！”
　　基于這種樂觀，少年葉圣陶對江蘇革命黨人行動遲緩非常不滿，在他的想象中，江南是開化之地，應當是黨人一呼、應者云集才對，“獨恨吳地兵士亦曾少受教育，智識既開，見解當正，而何以絕無動靜也？”
　　外省革命形勢越好，葉圣陶就越憤憤于江蘇的無動靜。僅僅在日記發(fā)泄已經不足以平息他的憤懣了，11月2日，上海光復的前一天，葉圣陶在學校里寫了一篇作文，題為《秋風辭》，文章里說，“推翻清政府”是中國同胞的天職，可是江蘇呢？
　　“鄂省同胞首先倡義，可尊也；各省響應，高舉義旗，亦可尊也。然細思之，亦不過能盡天職耳。而我省則默然無聞，素稱文教之邦，而乃若此，恥矣……放棄天職者將不恥于人類，則我蘇省人猶得腆然人前乎？”
　　所以當三天后，11月5日，起床后正在吃早飯，突然聽從街上回來的叔叔說：“蘇州已經光復了！”葉圣陶不禁既驚且喜―這可跟他想象中的鐵血革命大不相同。他跟顧頡剛去瞻看都督府―其實就是昨天的撫臺衙門，只是掛了白旗，貼了告示。
　　蘇州光復真可稱得上匕鬯不驚，最膾炙人口的說法，當然是因為沒有破壞，太不像革命的樣子，前江蘇巡撫現(xiàn)江蘇都督程德全吩咐人將撫臺衙門檐上的瓦片捅落了幾塊，以示革故迎新―不知葉圣陶與顧頡剛瞻看都督府時，有沒有注目地上那幾塊象征舊政權的碎瓦？
　　看到的這些景象不足以慰藉少年的狂熱，好在草橋中學成立了學團，協(xié)助巡防，這就有些投筆從戎的意思了。
　　晚飯后，葉圣陶立即裝扮起來，黑衣黃褲，臂纏白布，背一桿練習用的步槍，彈匣纏在腰間，還有一把刺刀，很有點革命軍的樣子。然后是“列隊出巡，維持地方治安”，一直到天亮才回家睡覺。最可惜的是，事太倉促，辮子還沒來得及剪。
　　從此葉圣陶便夜夜參加學團活動，煞是神氣，“佩新式五響毛瑟槍，匣子彈十顆，列隊出巡”，十二點后，充任隊長，還可以佩上一把指揮刀，帶著四個同學，專走小街狹巷，防察奸宄。然而蘇州平靜得很，似乎動亂與緊張都屬于上海與南京，小橋流水、吳儂軟語巋然不動。
　　幾天過去，葉圣陶驚異地發(fā)現(xiàn)，光復后的蘇州人仍然是蘇州人，比如，有人仿照上海，發(fā)起學生軍與學生北伐隊，學校里居然沒有一個人肯去報名。而維護治安的學團，本來有三十六人，11月12日，有消息說學團還要擴充，因為一旦南京方面發(fā)兵來攻，學團也許要臨陣殺敵―哄的一聲，這群早些日子還盼著革命軍勝利盼著蘇州加入反清陣營的學生，“皆驚駭”，連忙找負責人，要索回早前加入學團的簽名單。有人大嚷，說要解散學團，別人問為什么，又說不出來，便換種說法，講早前不知道學團要打仗，現(xiàn)下要重新簽名。于是鬧哄哄重新簽名，人數一下子減了一大半。
　　葉圣陶自然是重簽了的。到了晚飯八點鐘，又是學團巡街的時分，今天列隊出校者，驟減至十六人。
　　
　　蘇州插白旗
　　蘇州的光復，確實也像蘇州人性格一般，半推半就。
　　從表面看，蘇州光復的條件確實不好，甚至可稱惡劣。各地倚為起義主力的新軍，蘇州只有兵力不足的一個二十三混成協(xié)，而蘇州西有南京、鎮(zhèn)江，南有杭州，都駐有大量旗兵，兩江總督張人駿、江寧將軍鐵良、江南提督張勛，個個都是頑固的保皇黨，以江南水陸交通之便利，一旦蘇州有異動，幾處兵馬聯(lián)合夾攻，蘇州腹背受敵，必致地方糜爛。
　　在內而言，江蘇巡撫程德全雖與朝廷談不上和睦，但也說不上傾向革命；藩司左孝同是中興名將左宗棠的孫子，一向以大清忠臣自我標榜，肯定反對獨立；掌控市區(qū)治安的巡警道吳肇邦也站在左藩臺一邊。熱血學生如葉圣陶者，實在把光復想得太簡單。
　　更重要的是，程德全必須要等一個人的意見。事實上，江蘇全省士紳，都在等他的意見。這個人就是張謇。
　　張謇是武昌事變的見證人之一。陰歷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張謇已經在武漢呆了六天。他來武漢，是因為他名下的大生資本集團已經從江南一路擴張，沿江西進，打進了武漢，從此可以籠罩兩湖，坐望西南。張謇傾力打造的商業(yè)帝國，已經隱隱見出雛形。
　　張謇在武漢，與政商各界名流每日酬應往還，上至湖廣總督，下至諮議局諸公，誰不欲結識這位狀元、翰林、商業(yè)部頭等顧問官？八月十八日，俄國巡捕沖進寶善里，革命黨名冊全被起獲，張謇則中午赴諮議局的宴請，晚上又赴總督瑞?之邀，忙到晚上九點才回寓，下午還抽空去為家鄉(xiāng)南通的博物苑選購了一對孔雀，倒沒有留意到武昌城的空氣已經陡然緊張起來。
　　八月十九日起身，才聽說督署轅門前已經掛出了三個革命黨的人頭。武昌全城戒嚴，所有城門一度關閉。張謇有些擔心了，他早訂好了當晚八點半的日本輪船“襄陽丸”的頭等客票，直放安慶。自然，以他的身份，不至于出不得城，但在這風雨欲來的氛圍里，終歸不大自在。
　　好在當晚是漢口的紳商請客，張謇索性提前于上午十點過江，一到漢口，租界繁華，全無影響，這才放下心來。
　　八點，一群紳商將張謇恭送到“襄陽丸”上。這天晚上下著綿綿的陰雨，仲秋雨夜，又在長江上，頗有些涼浸浸的。不過主人行人都顧不得這份凄涼，大家都望著對江的塘角一帶，大火熊熊，照亮了半幅夜空。
　　或許上天真的要讓張謇見證一下，“襄陽丸”遲至十點才駛離漢口碼頭。這兩個鐘頭里，送行的人想必早已離去，剩下這位狀元商人，良久地凝視對岸的火光，不知作何感想。張謇只在多年后自訂年譜時寫了一句：“舟行二十里，猶見火光熊熊燭天也�！�
　　其時張謇肯定還想不到，這片火光意味著什么。也想不到他的立憲主張，他的棉鐵主義，他的地方自治，都將因這把火的延燒，而搖搖欲墜。
　　全中國數億人中，張謇肯定是最渴望社會穩(wěn)定的人，沒有之一。他在庚子年向兩江總督劉坤一反復進言，力倡東南互保，是為了穩(wěn)定；他領導江蘇乃至全國的立憲運動，也是為了穩(wěn)定；他在保路運動興起之初，就力主由國家賠償商民損失，還是為了穩(wěn)定。
　　一亂起來，哪里還有什么商業(yè)可言？
　　八月二十日抵安慶，張謇沒有按計劃停留，次日即搭船返南京，希望說服江寧將軍鐵良和兩江總督張人駿“援鄂”，同時希望他們代奏朝廷，立即行憲。張謇此時，想必已經嗅到了危險的氣味，要撲滅武昌那片火光，只能一手剿、一手撫。
　　可惜，張人駿不是劉坤一，他認為南京自身不夠安全，無力西顧，而且張人駿從來仇視立憲運動，根本不聽張謇的建議。
　　好在程德全是聽他話的，張謇又趕往蘇州，連夜與助手們起草《奏請改組內閣宣布立憲疏》，以程德全名義拜發(fā)，生怕力量不夠，又拉上了山東巡撫孫寶琦聯(lián)名。
　　五天后，他以江蘇諮議局的名義再追發(fā)一道致內閣電。面對時局，張謇的主張與遠在日本的梁啟超幾乎一致，那就是梁啟超說的“立開國會，挾以撫革黨，國可救，否則亡”。
　　然而來不及了，二十日內，各省獨立消息紛至沓來，湖南、陜西、山西、江西、云南……最關鍵的是，上海也要光復了。
　　程德全早已答應獨立，甚至在11月4日晚已經集議紳商，決定反正，次日卻并不宣布，擔憂的無非是寧、鎮(zhèn)、杭的軍隊來攻。直到顧忠琛、沈恩孚等人11月5日深夜跑來告訴他：新軍已經基本聯(lián)系成功，南京來軍無法通過鎮(zhèn)江，張勛在蘇的江防營也處于新軍包圍之中。程德全才答應拂曉宣布獨立。
　　此時已經光復的上海也派來了代表。來人非同小可，一個是虞洽卿，一個是陳光甫，都是后來歷史書里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這樣的人物不是陳其美這個白相人派得動的，他們代表的是上海商界。虞陳二人表達了上海對蘇州的支持，同時告訴程德全：杭州的起義已經發(fā)動。這下程德全沒有什么可憂之事了。
　　此時張謇已經返回南通，但他與程德全肯定交流過：一旦不可避免地獨立，如何保持地方最大限度的穩(wěn)定。按照駐蘇新軍的意思，調江防營出城，調新軍入城，拂曉以火焚織造衙門為號，全城掛白旗，宣布獨立。程德全一一答應，但拒絕了焚燒織造衙門的要求，他認為這樣做會引起周圍居民的恐慌。對于堅決不贊成獨立的左孝同，他也是將之騙到撫臺衙門扣押，以免鬧出影響。
　　還是出了問題。巡警道吳肇邦既不贊同獨立，又覺得一旦舉事，說不定會像西安那樣，巷戰(zhàn)攻防，尸橫遍野。11月4日晚聽到程德全親口宣布反正的決定，吳肇邦便于5日凌晨四點半偷偷打開葑門，送家眷出城。非常時期，城內外都是軍隊，這次行動馬上被發(fā)現(xiàn)了，程德全撤了吳肇邦的職，交蘇州府看管。但葑門附近的居民已被驚動，紛紛從被窩里跳出來就往城外跑，還有那些早有準備的富商大戶，趕著包小輪船往上海租界逃。往日包船到上海頂多幾十大洋，這天漲到了船資兩百元，外加酒錢二十元。
　　蘇州商會看看要亂，這才一面派代表面謁程德全，希望盡快宣布獨立，一面遍發(fā)傳單，要求全城居民準備白旗。商、官、軍、民齊心操辦，才有了葉圣陶一覺醒來，驚見蘇州光復的平靜畫面。
　　
　　“不留二次革命之種子”
　　南通為首的紳商，是張謇的三哥張?，時任南通總商會會長，南通人尊稱為“三大人”。南通獨立，無非是派人聯(lián)絡說服綠營，成立協(xié)防團，進而成立軍政分府。這些無非官樣文章，以致南通在11月8日宣布獨立時，百姓毫不驚奇，大家認為最新鮮的，不過是軍政分府告示落款的“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張謇最關心的，是能否實現(xiàn)江蘇全省的“和平光復”。按照江蘇人的平和性格，以及商會的強勢能量，這個目標本不為難。只可惜兩江總督張人駿、江南提督張勛不聽勸告，絕不贊同獨立，南京之戰(zhàn)勢在難免。因此當南通來信通報獨立進程時，張謇雖然不反對，但總是表示“等到南京攻下再宣布光復會更好些”。
　　張謇的擔心不無道理。南京未能攻下，獨立各府縣總歸時時處于威脅之中。蘇州就出過白旗收而復張的鬧劇。南通消息閉塞，更是一夕數驚。三大人張?在慶祝光復大會上全身戎裝，卻連辮子都未剪去，會場里面更是一片辮子的海洋，似乎一聲令下，南通也可以重新回到大清的秩序下，半點漣漪也不會激起。
　　慶祝光復大會之后，南通謠言四起。遠的消息說漢陽失守，黎元洪已死；近一點的說聯(lián)軍進攻雨花臺潰敗，張勛抓住剪辮的人，抓一個殺一個；更近的是說北面鄰縣的緝私營嘩變，準備南下?lián)尳倌贤ā＼娬�府還抓住了一個家伙，他自己說是受了張勛的委任，來南通委任新官。
　　恐慌在11月15日達成了頂點。南通稍有點頭面的人物，都趕到了張?的府上，當然不只是因為三大人是南通總司令長，人人都希望名滿天下的張狀元能夠給南通人一個切實的保證，保證他們的生命財產不會被辮子兵掠去�？蓱z張三大人無法勸服眾人，反而在眾人的逼問之下窘迫萬端，甚至不顧身份地哭了起來。直到第二天張謇接到消息從上海趕回來，這場風潮才剛剛過去。
　　是的，江蘇人的和平希望只能寄托在這些大佬身上。南京光復后，程德全移駐南京，此前平靜無事的蘇州立即演出了“烈劇”，“搶劫之風日甚，爭斗之禍日烈，其甚者至于開槍對敵”。而陳其美的勢力也開始蠢蠢欲動，他們成立了“洗程會”，打算清洗掉江蘇軍政府與程德全，擁護陳其美任江蘇都督。
　　就在陳其美的軍火運往蘇州途中，“洗程會”被程德全破獲。程德全雖然信佛，但也不是菩薩，他向蘇州人宣布的罪狀中，改“洗程會”為“洗城會”，意謂將血洗蘇州城，蘇人大恐，程德全遂動用雷霆手段，殺了四個人。新政府的內斗，倒比光復日更血腥。
　　袁世凱出掌北方政府大權，張謇內心頗為欣喜，他認定要平息戰(zhàn)亂，非袁莫屬。不過，當北方政府任命張謇為江蘇宣慰使時，他拒絕了，并表示此時“尚有何情可慰？尚有何詞可宣？”想起上半年應召赴京，尤其是5月17日謁見攝政王，對其弟而憶其兄，自己忍不住“哽咽流涕”，力勸攝政王真心行憲，而攝政王吞吞吐吐，雖然憂心國事，對自己的進言卻總有些敷衍的意味。時至今日，張謇君臣大義縱在，救清之心已死，在辭職電文中向朝廷，也向袁世凱發(fā)出了“最終之忠告”：“與其殄生靈以鋒鏑交爭之慘，毋寧納民族于共和主義之中，必如是乃稍為皇室留百世湮祀之愛根，乃不為人民留二次革命之種子�！�
　　張謇一生不喜歡“革命”，他1913年曾撰《革命論》，隱指辛亥革命“上無寬仁智勇文武神圣之君，下無明于禮樂兵農水火工虞之佐”，政教號令“舊已除而新無可布”，公布的新政令也無法符合民望，比起不革命來又能好到哪里去？最終不過是“流于權奸、盜賊之間”。
　　說到底，他要共和，不要革命，非有愛于共和，只是共和有利于和平，有利于保守秩序。張謇曾定位自己的角色是“通官商之郵”，在辛亥時，他的立場站在商人的一邊，他的觀點，正是江蘇乃至全國商人的心聲。
　　
　　晚清狀元錄取逸聞
　　張謇
　　1885年，張謇在鄉(xiāng)試中考中第二名舉人，開始參加禮部會試。很富戲劇性的是，當時翁同?、潘祖蔭等“清流”黨人對他著力延攬，在會試中暗中識別他的卷子，結果卻連著三次誤認了別人的卷子，將別人取中。終于在1894年的禮部會試，張謇考中第六十名貢士，復試時中了第十名。四月殿試時，翁同?的提攜之心已經迫不及待，命收卷官坐著等張謇交卷，然后直接送到自己手里，匆匆評閱之后，便勸說其他閱卷大臣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
　　
　　洪鈞
　　曾任大清國駐俄、德、奧、荷蘭四國大臣的洪鈞得中狀元，得感謝他父親給他起了個好名字：洪者，大也；鈞者，喻指國柄；合起來的意思就是國運興隆，祚期久遠。本來，閱卷大臣將前十名的卷子呈給慈禧太后御覽，排在第一名的原是江蘇人王國鈞。慈禧一念，“王國鈞”不是諧音“亡國君”嗎？不行！后隨手翻到洪鈞的，不禁一笑，遂點為狀元。
　　
　　劉春霖
　　劉春霖為最后一位狀元。光緒三十年，劉參加科舉考試，主考官報朱汝珍為第一。慈禧一看到有個“珍”字，想起被處死的珍妃，便把卷子擱在一邊；往下看到劉春霖的試卷，細筆工楷，覺得眼熟，向身邊的女官打聽，得知是曾為自己抄過經卷的直隸士子劉春霖，喜上眉梢，連聲說：“春霖，有春風化雨、普降甘霖之意，今歲大旱，舉國焦慮，春霖這個名字，是個大吉兆。”于是朱筆一揮，劉春霖成了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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