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起準備各事，發(fā)令畢，淚涔涔下�；疖嚈C壞，煤又不濟。悶坐常平站久候。因感吟一絕曰：‘親率三千子弟兵，鴟?未靖此東征。艱難革命成孤憤，揮劍長空涕淚橫�！�九時開車，下午一時到塘頭廈�！�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
　　
　　“今而知革命心理皆由神秘勢力與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實極微弱條件�！�
　　一九二六年三月三日
　　
　　“恐怖與憎惡二者乃為暴動之動力。感情與神秘之勢力在革命心理學(xué)中占重要地位，而宗教式的信仰亦為革命心理惟一之要素耳。順應(yīng)時事，迎合眾心，為革命領(lǐng)袖惟一之要件。吾何能之?”
　　一九二六年三月五日
　　
　　“遇軍事最危急時，既是轉(zhuǎn)勝之機。如一輕舉妄動，即足招敗亡而貽羞恥。以后不論何事總要熟慮而行，切勿隨人主張而轉(zhuǎn)移也。軍事第一要貫徹到底，即是錯誤亦須錯誤到底，所謂將錯就錯是也�！�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余不準德顧問自由離職，是為公也。德如因比束縛緯兒行動，以為報復(fù)，則為私也。私而不能害公，吾于緯兒之安危聽之而已�！�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在抗戰(zhàn)近周年時，希特勒召回德國軍事顧問，蔣一度不許他們離職。緯兒即蔣介石之子蔣緯國――編者注)
　　“余性行狂直愚拙，故對人對事皆無戒懼，更無疑慮，所謂直道而行者乎?因之此身雖入險境，而不知其為冒險；已當(dāng)萬難，而不知其為犯難。及至險難一一暴露，方知此身已陷重圍，乃不得不發(fā)奮拼命，惡戰(zhàn)苦斗以自救。而自救之道，一則攻堅致強，一則蹈瑕抵隙。至余之處事決策，多用瞑眩瘳疾之方，孤注一擲之舉，以為最后之一著。而此最后一著則為起死回生，絕處逢生之機，亦即兵家之所謂置之死地，蹈之亡地，而后生后存之道。此余一生之所以不能不茹苦含辛者在此，而無數(shù)次之蒙羞忍辱者亦在此。故世人認為余必為智勇兼全之人，而余自覺為狂直愚拙，所恃者惟道與義而已；惟能以道與義自恃，乃能蹈瑕抵隙，先聲奪人；亦惟狂直愚拙力能無畏無忌攻堅致強乎?”
　　一九四四年二月五日
　　
　　“凡事有敗必有成，亦有成必有敗。今日認為惡因者，或適為他日善果。而今日所獲惡果，在昔日反視為善因者。以此證之，無事不在矛盾之中，并無絕對之善果也。
　　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愿主賜我衡陽戰(zhàn)事勝利，當(dāng)在南岳峰頂建立大鐵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此次失敗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與確立。而舊制度已放棄崩潰、在此新舊交接緊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國救民之基本條件，完全失去，焉得不為之失敗。”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蔣介石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引退”――編者注)
　　“為政二十年對于社會改造與民眾福利著手太少，而黨政軍事教育人員，更未注意三民主義之實行，今后對于一切教育，皆應(yīng)以民生為基礎(chǔ)。亡羊補牢未始已晚也�！�
　　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
　　
　　黃仁宇論蔣介石 　　
　　我在兩年來從書中摸索之最大成果，則在真切地了解蔣介石作為中國領(lǐng)導(dǎo)人數(shù)十年，最初并無預(yù)感。而只是隨著情勢之展開，發(fā)現(xiàn)自己突居高位，成功固然出于意外之迅速，失敗也來得離奇。舉凡“中山艦事件”之發(fā)生；北伐期間在武昌城下頓挫，卻又能在江西打開局面；中原大戰(zhàn)；對紅軍之圍剿與反圍剿；“九一八事變”及西安蒙難都是事前無從逆睹之場合。即是主持對日作戰(zhàn)，也不過胸中稍存概念，談不上籌謀劃策，所以日后被逼入內(nèi)地之困窘情形，以著美國之參戰(zhàn)而絕處逢生，借著羅斯福之提倡而中國成為四強之一，又因中國社會不能對預(yù)期的理想對數(shù)，而須他蔣介石身上負責(zé)，以后黑金剛鉆之計劃尚未實施勝利突然來臨，和談與內(nèi)戰(zhàn)接踵而至，也很難在事前見其端倪。
　　綜合以上各事，我們只看出歷史在他蔣介石眼前和手下高速地展開，他無從采取通常合乎情理的方法對付。于是他以直覺作判斷，先以道義為手段，不計則夾之以權(quán)宜，多時仁厚，偶爾心狠。被逼不得已則以宗教哲學(xué)思想和御己的紀律堅持下去。這也是他所說的“攻堅致強”、“蹈瑕抵隙”、“瞑眩瘳疾”和“孤注一擲”之由來。
　　蔣介石是一個大冒險家，他所寫“人生實一大冒險，無此冒險性即無人生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日記)業(yè)經(jīng)慷慨坦白地承認。他的日記更有一段概括他一生之特性與長處“總理云，不知不能行。吾則繼之曰：不行不能知。惟行而后乃能知其知之真?zhèn)闻c是非也�！�(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
　　――摘自《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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