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下旬，老牌文化雜志《讀書》忽然成為媒體焦點，一則關(guān)于《讀書》可能更換主編的消息發(fā)布后，很快引發(fā)了討論和爭議。人事更迭，個中原因復雜，從一開始，我們就沒將重點放在這里，而是希望通過對歷任主編的訪問，為讀者展現(xiàn)一個雜志的生長和流變，希望通過《讀書》的三代舵手，呈現(xiàn)他們在不同時代背景和社會情境下的選擇；呈現(xiàn)他們源于共識以及各自的志向與趣味對《讀書》的影響；呈現(xiàn)這個無人可以對其重要性忽略不計的載體最終托舉出的時代圖景。
　　很遺憾，我們的許多打算都落了空。敏感時刻，汪暉、吳彬等關(guān)鍵人物，最終沒有接受訪問。汪暉先生看過采訪提綱后，原本已經(jīng)同意見面受訪，后來又改變主意，不愿意在這個時間接受采訪。
　　吳彬女士自《讀書》創(chuàng)刊效力至今，此次由編輯部主任升為執(zhí)行主編，在任命下來之前，同樣答應接受訪問，很快又推辭了。她在電話中希望我們體諒，“我沒想到會這么快下來一個任命，我原本想作為一個老的‘《讀書》人’談談是可以的。現(xiàn)在情況發(fā)生了變化，這個時候重要的是把事情做好，而不是出來說些什么�！�
　　我們當然尊重他們的考量和選擇。然而對《讀書》近30年，尤其是近10年的風云流轉(zhuǎn)，我們?nèi)圆荒芊艞壓闷妫壕烤故鞘裁�，使這本100多頁的、裝幀樸素的雜志，屢屢成為重要話題？
　　《讀書》早年的受到關(guān)注，首先是因為提供了一個公共平臺，這是一場溫暖的記憶，幾乎所有編者和讀者都念念不忘，以至于多年之后，即便“已經(jīng)讀不懂”《讀書》，范用先生還是保存了《讀書》的全部合訂本。當年，《讀書》營造了一種追求獨立思考、自由精神的氣場，尊重各方知識分子表達的自由；各人觀點可能不同，但精神上有默契和基本共識。它謙卑地面對“一般讀者”、“一般愛讀書的人”，同時又以極大的勇氣不斷在思想的禁區(qū)進行突破，一邊寫檢討，一邊得盡了人心。
　　1996年，汪暉先生來了。接著，很多人抱怨讀不懂《讀書》了。范用先生讀不懂了，沈昌文先生讀不懂了，很多（這個“很多”無人做過精確統(tǒng)計）讀者也讀不懂了。當事人回憶，延請汪暉、黃平擔任《讀書》執(zhí)行主編，最初只是想請他們“過來幫幫忙”。沒想到，這個忙一幫就是10多年。
　　汪暉先生不是沒有聽到過批評之聲。但他驚訝于“有關(guān)《讀書》的說法就兩句話：一是說不好讀，二是說‘新左派’�！睂η罢咚�是承認的，但對“好讀”不以為然�！跋�費主義文化創(chuàng)造了一種品位，它甚至會讓學者們也用什么‘好讀’或‘不好讀’這樣不是標準的標準對思想討論加以評斷�！彼�希望讀者能夠欣賞富穿透力的理論思考中的美感。對他本人調(diào)度下開始的《讀書》向“社會問題”的全面轉(zhuǎn)向，他的辯護聽上去并無虛弱之感，“如果所有最重大最深刻的問題我們都不能去觸及，這叫什么人文精神？那不是在把《讀書》變成消費品嗎？”
　　幾年前，時任三聯(lián)書店總經(jīng)理的董秀玉接受采訪時承認，選擇學者擔任主編，一個原因是學界不少人認為當時《讀書》的學理根基差一些。此后學人們對于《讀書》的詬病不在于此，而是如汪暉所說，批評它失去了公共平臺的氣質(zhì)，成了“左派論壇”。
　　如果說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爭，導致了知識分子的分化，甚至形成了一些宗派，那么，正如查建英女士所說，“《讀書》作為一個公共平臺，如果對此有開放式呈現(xiàn)――論爭中哪些是真問題哪些是偽問題、哪些是誤會哪些是誤讀，每種聲音都說了些什么――呈現(xiàn)這樣一張分化的圖景，是極有價值的事。但是1996年以后的《讀書》沒有做到這一點�！�
　　然而即便做到了這點，呂叔湘先生、老一輩編輯心中的“一般讀者”或“一般讀書人”，就會很受用這些仍然難免晦澀的爭論嗎？范用先生希望《讀書》的讀者對象，回到“喜歡看書、不是做學問的普通人”，而這樣的讀者，顯然不可能顧及汪暉先生的“所有最重大最深刻的問題”。
　　《讀書》是誰的？《讀書》應該是誰的？讓人讀得懂的《讀書》，可以選擇回避一個時代的“所有最重大最深刻的問題”嗎？在人們抱怨《讀書》難讀的10年里，我們并沒有看到另一本眾望所歸的好讀而且有擔當?shù)摹八枷朐u論”雜志――原因的復雜也許超過我們的想象，所以我們無法將這個實際上令讀者大有損失的遺憾歸咎于任何個人――如果我們有更多好的選擇，或許就能容忍這一本從大眾的喜聞樂見向著精英化的塔尖一路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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