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前，在討論中美文化差異時，一位研究國際關系的學者打趣說：美國人關心國際事務，對身邊鄰居的隱私則不問不聞；
中國人對世界大事沒多少興趣，卻很喜歡打探左鄰右舍的家長里短。

　　然而，在改革開放后的今天，情況全然不同了。遠的不說，近幾個月來，中國人就都在談論“遠在天邊”的南聯(lián)盟和科索沃。5月8日，襲擊中國駐南使館的北約導彈如同一聲炸雷，從天邊劈到了眼前。愛好和平的中國人憤怒了！學生和市民走上街頭游行示威，群眾包圍美國和北約國家駐華使領館，示威者向使領館扔雞蛋、石頭，焚燒美國國旗…抗議的浪潮以多年未見的規(guī)模迅速席卷全國。時值五四運動80周年紀念周，清華的一個學生把這一系列活動稱作“五八運動”。有人提出抵制美國貨，不喝可口可樂不吃肯德雞；
有人提議將5月8日定為永久紀念的“國恥日”；
有人呼吁大幅度提高軍費，改進導彈裝備；
有人喊出“導彈瞄準美國”、“抗美援南”等激烈口號…在這憤怒的聲浪中，一些人開始擔心群眾情緒的急劇升溫會導致失控的局面；
另一些人，其中不乏學者和專家，則引用毛澤東《湖南農(nóng)民運動考察報告》的說法，稱贊群眾運動“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他們當中流行的一個說法是“民氣可用”。

　　就在抗議高潮中的某一天，在北大教師住宅區(qū)，一個工人模樣的中年男子走來問我：老師，北約是不是在北美洲？我說，北約國家多數(shù)在歐洲。他又問：北約是不是屬于美國？我說不是。他問，那么北約轟炸中國使館，為什么美國總統(tǒng)要道歉？接著又問，中國使館里是不是有貴重電器比如錄象機什么的，是不是有象電影里那樣的秘密發(fā)報機？我與他素不相識，但他認真求知的精神令我感動，而他的無知卻又使我擔憂。

　　我愛我的祖國，我恨侵犯中國、殘害中國人民的人，我樂于看到中國人有團結一致、健康高昂的“民氣”。然而我覺得，健康“民氣”的基礎應當是知識、真理和人民的良好素質。無知的民氣和大轟大嗡的民氣只能助長“傻氣”，這種傻氣比“一盤散沙”好不了多少，因為它用感情和意氣取代人的頭腦，蒙蔽人的雙眼，使人們看不清事實，也看不到國家和人民的現(xiàn)實和長遠利益之所在。無知的民氣（它的標準語言是“肺都氣炸了”）若被“四人幫”那樣別有用心之徒利用，結局就是禍國殃民。十年動亂期間中國人以革命的名義搞“全面內戰(zhàn)”的教訓，難道還不夠慘痛嗎？

　　我無意責怪行為過激的愛國群眾，但使我驚訝和擔憂的是少數(shù)具有專家、學者身份的人物沒有履行嚴肅地傳播知識和真理的職責，卻努力扮演宣傳家，利用媒體和各種講臺以偏激的言辭和觀點去煽風點火。更有諳熟所謂“知識經(jīng)濟”門道的人物，打出名牌大學或別的光輝旗號，公然使用下作的剽竊手法，以最高效率出版了一批裝潢華麗醒目的“熱點書”來搶占書攤。書中標題之聳人聽聞，內容之錯漏百出，語言之粗俗低劣，觀點之幼稚偏狹，真令人不忍卒讀。作者的錢包是滿了，可他是否想過，自己的大作培養(yǎng)了怎樣的“民氣”？

　　在這個時候，我讀到北京大學孔寒冰博士的書稿。盡管作者的有些觀點目前不那么時髦，論述也有不夠縝密，有待推敲之處，但從書稿中，我讀到作者深厚積累知識，廣泛搜集材料，認真探尋真理的治學精神；
我讀到他敢于面對事實，直抒己見的勇氣；
我也讀到他滿腔愛國愛民的赤誠之心。愛國不是爭喊迎合大眾情緒的口號，愛國知識分子的最高責任是充當民族的頭腦和良心。

　　疾風知勁草。突發(fā)事變往往是對國民素質的考驗和鍛煉，這“國民”自然也包括我們的學術界�？梢哉f，專家學者們擔負著更多的思索、研究和向民眾傳達實情與真知的責任。愛國是一種正義、高尚的情感，在世界各國都是如此。但正如壞事可以變成好事一樣，好事也能轉化為壞事。愛國的感情有時也會變得脆弱而暴躁。脆弱則不能持久，如魯迅所說，激動得快的平和得也快，因此頹廢得也快；
暴躁則會失去理性，聽不進也容不得任何不同的聲音和見解。學者們當然也應該愛國，然而他們對國家和人民的忠誠不是用盡量“左”的言辭來表態(tài)，而是坦率地奉獻自己通過謹慎而科學的研究得出的真知灼見。有個國君問墨子，忠臣的標準是不是“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
處則靜，呼則應” ？墨子答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影（影子）也；
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回聲）也。君將何得于影與響哉？”國家和人民又能從象“影子和回聲”一樣的學者那里得到什么益處呢？

　　話說遠了。我對科索沃問題沒有進行過專門研究，受作者之托寫這一篇序，算是一個外行說了一番題外的話。

　　1999年6月5日于北京大學燕北園

　　【本文發(fā)布經(jīng)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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