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安全領域正面臨一場思想風暴(二)
發(fā)布時間:2020-04-10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二、國家的地理依存高于民族自決權
15,西藏和新疆的問題,其實不是由人權問題引起的,并不嚴重涉及主權和人權的矛盾,而是由一部分人企圖謀求“藏獨”和“疆獨”導致的。
“藏獨”和“疆獨”,以及所有的民族分離主義,他們的思想基礎是民族自決權理論。
民族自決權,是指每一個民族都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它的核心內容,就是把每一個民族的命運和地域的集中獨立聯系在一起,主張一族一國。這顯然是參照了西歐單一民族國家的經驗。而對于多民族國家和民族雜居的國度,乃有削足適履之虞。
在二十世紀風起云涌的民族解放浪潮中,民族自決權理論發(fā)揮了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用。
到了二十世紀末,它對多民族國家和民族雜居的國度的負面效應,也逐漸顯露出來。
16,聯合國憲章肯定了民族自決權的合法性。
憲章第一章第二條規(guī)定:“發(fā)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之友好關系,并采取其他適當辦法,以增強普遍和平!
這一條是由斯大林治下的蘇聯力主寫入聯合國憲章的。
1960年,又是在蘇聯的倡議下,聯大通過了著名的《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闡述了所有的人民都有自決權,依據它,廣大被殖民或外國統(tǒng)治下的人民享有完全的獨立和自由權利。
在《獨立宣言》通過的第二天,聯合國大會對民族自決權的行使規(guī)定了明確的限制與條件:被視為擁有自決權的領土指的是其統(tǒng)治國不僅“在地理上與其分離,而且種族或文化上也與其不同的地域”。由此,就排除了殖民地以外地區(qū)的各種自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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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新時代的《獨立宣言》,成了亞非拉西方列強統(tǒng)治下的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的合法武器,接下來發(fā)生的事令天地改色。
17,應該說,二十世紀中,蘇聯在鼓吹“民族自決權”思想并促進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方面,功不可沒。當然,這樣做,也是它在冷戰(zhàn)中與歐美爭奪全球意識形態(tài)主導權的一種手法。
但是荒謬的是,蘇聯本身,卻在二十世紀末,被自己力主的民族自決權思想的爆破力,弄得分崩離析了。
這可不是它的初衷。
在并沒有發(fā)生種族滅絕、歧視和隔離,甚至并沒有發(fā)生特別的民族矛盾的情況下,這種分崩離析乃是主體民族的巨大失敗,也是歷代統(tǒng)治者的巨大失敗。
在蘇聯究竟到底發(fā)生了什么,導致了后來的敗局?
18,事情得從源頭說起。
在二十世紀早期,不遺余力宣揚民族自決權的,有兩位著名人物:列寧和威爾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列寧幾乎是在世界上首倡并力推民族自決。出于喚起各民族的反抗、促進沙皇俄國的滅亡的考慮,列寧主張,一切民族都有在政治上同壓迫民族分離的權利,都有成立單獨國家或自由選擇他們愿意參加國家的權利。顯然是受了西歐一族一國狀況的直接影響,列寧主張民族國家邊界應與民族分界線相吻合。
1918年1月,美國總統(tǒng)威爾遜起而響應,發(fā)表了“十四點”宣言,稱民族自決應是重新劃分“戰(zhàn)敗國”領土的依據。因為遭到英、法等老牌殖民帝國的疑忌,這個宣言后來無疾而終。威爾遜的國務卿承認,如真正貫徹“民族自決權”,美國和加拿大均將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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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列寧卻完全沒有這種警覺。他在十月革命勝利后,就開始把作為革命手段的民族自決權理論予以社會制度化,組建了一個由十幾個加盟共和國構成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一批加盟共和國,是按照民族國家理念,采用迅烈、人為的方式組建起來的。
盡管,在操作層面,蘇聯的統(tǒng)治者對民族分離主義打壓甚烈,比如對獨立后的波蘭發(fā)動大規(guī)模軍事攻擊,派出百萬紅軍進軍華沙。但是,在理論和法律上,他們的姿態(tài)幾乎是完全一邊倒,對民族自決權不加任何限制,反而確立了它至高無上的地位——1922、1936、1977年的蘇聯憲法,都鄭重地寫入各加盟共和國有“自由退出”蘇聯的權利。
與此相反的是,美國憲法則從未給予各州“退出權”。
19,列寧和斯大林建立的制度,乃是一個對本民族實行嚴酷的暴政,對整個國家實施高度集權管理,而對多個民族設計了紙面上的民族自治的奇異混合物。
在沒有民族國家、民族成份復雜、民族意識淡薄的地方,輕率地人工制造“民族國家”,這大概就是當年蘇聯民族共和國創(chuàng)建的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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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西方學者指出:蘇聯的這一套體制,對于非主體民族來說,“喚醒了他們的民族分離意識,使地方民族主義高漲,一旦條件具備,半文明的小民族必然將甩掉自己的老師!
一旦嚴酷的暴力不能再使用,意識形態(tài)的合法性喪失,血腥的歷史真相被揭開,國家的凝聚力渙散,各民族之間的聯系紐帶馬上斷裂,當非主體民族援引憲法規(guī)定的“自由退出”權時,合法性站在他們一邊。
而蘇聯統(tǒng)治者企圖把各民族融合成一個新的、歷史性的、更高級的共同體,融合成蘇聯人民的努力,沒有得到各民族人民的認可。
蘇聯的崩潰命運,似乎早在列寧建立這套制度之初,就已經奠定了。
同樣屬于斯拉夫種族的南斯拉夫人,對他們斯拉夫人的“原創(chuàng)”,敬佩得五體投地,他們按照蘇聯的模式,幾乎一模一樣地建立了南聯盟。當落幕的鑼聲敲響時,此地四分五裂,而且一片戰(zhàn)亂。
民族自決,既是沙俄解體的理論,也是蘇聯瓦解的實踐?芍^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我揣測,列寧鼓吹民族自決的初衷,恐怕是為了用共產主義思想和蘇聯的武力統(tǒng)一全球,而預先建立的一種有包容性的國家機制,它預備著讓一個又一個的民族國家加入進來,成為眾國之國。其所謀者深且遠。不意核時代的到來,讓傳統(tǒng)的陸軍優(yōu)勢失去了決定人類命運的力量,一切的一切,都成了夢幻泡影。
20,蘇聯崩潰的核心原因,在于把完整的地理空間,分割為一個個民族國家的版圖,長期的國界意識,暗示和培養(yǎng)了民族主權和半獨立的情緒。
地理的依存被打破,領土的完整必然被動搖。
過去,人們比較重視不同地區(qū)和民族之間的歷史和文化聯系,其實,地理——軍事和經濟意義上的地理——依存關系,要更為重要。它其實就是國內地緣政治。
所以在歷史上,不同的民族為了一座山脈、一道關隘,可以打數百年的仗,形勢格禁,利害相關,不得不為也。
現在的世界上各個主權國家的疆域,都是歷史上復雜的軍事運動和經濟運動造成的。它的地理,有一種內在的相關和勾連。
如果這種地理依存關系被人為地割裂,將導致怎樣的局面?
可以做一個思想實驗——一個國家的主要的一條河流沿岸,分布著十幾個不同的民族,依賴這條河的水源灌溉莊稼,沿著河流進行商品交易。假如這些民族都分別獨立了,將發(fā)生什么情況?任何一個上游民族國家都可以控制水源或者引水另行,從而使下游民族國家對其產生依賴關系,甚至引發(fā)曠日持久的爭奪水源的戰(zhàn)爭,那種十幾個民族國家達成協(xié)議公平合理地使用水源的概率極小,有人類幾千年的歷史經驗為證。倒是長期的爭奪戰(zhàn)的結局,又是誕生一個統(tǒng)一的國家。
可以再做一個思想實驗——一個國家內有幾個民族共存,其中一個分布在本國主要礦藏資源區(qū),假如它要獨立出去,對于其它民族,乃是一種巨大的不公平。其它民族自然不服,又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zhàn)爭。
21,美國偉大的總統(tǒng)林肯曾經論述過一國之內的地理依存,他說:“一座房子不能從中間裂開!
為了維護聯邦的統(tǒng)一,林肯不惜打了一場傷亡數百萬人的南北戰(zhàn)爭。
內戰(zhàn)結束后,美國國內建立了統(tǒng)一的市場,給國內經濟的發(fā)展提供了新的動力。西部土地的開發(fā)、自由勞動力和國內市場的擴大、先進科技的應用和歐洲資本的輸入,使美國以驚人的速度崛起并成為當時資本主義世界新的一極。從美國內戰(zhàn)結束時的1865年到美西戰(zhàn)爭爆發(fā)時的1898年,美國小麥產量增加了256%,谷物增加222%,精糖增加460%,煤炭增加800%,鋼軌增加523%,投入鐵路運行的長度增加567%以上,原油從300萬桶增加到5500萬桶,鋼錠鑄件由不足2萬噸增到900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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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十年內,美國一舉躍升為世界頭號經濟大國,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登上了世界第一軍事強國的寶座,乃是水到渠成。
假如當初美國一分為二,那么,今天這個不可一世的唯一超級大國,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22,在1960年聯合國大會關于《給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宣言》的解釋說明中,擁有獨立自決權的領土,指的是其統(tǒng)治國不僅“在地理上與其分離”,并且無歷史文化聯系的殖民地。它的適用范圍,特指歐洲殖民帝國和距其數千里之外的亞非拉殖民地之間的關系。
而對于一個傳統(tǒng)國家的疆域,聯合國大會強調:“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個國家的團結和破壞其領土完整的企圖都是與聯合國憲章的目的與原則相違背的!
一國的領土完整,其內在的實質,就是對一國在歷史中形成的軍事、經濟、文化上的地理依存關系的法律確認。它受國際法的保護。
蘇聯式的民族自決權理論,暗含著一族一國的主權要求,如果在多民族和民族混居的國度實施,將極大地破壞本國的地理依存,從而人為地制造民族沖突,把統(tǒng)一的國內法律和政治體系治理下的國內地緣政治,化為無法無天的國內強權政治。
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伍得渥德指出,通過全民投票公決以獲得國際社會承認的民族自決方式,在一多民族交叉居住國家內,必然邏輯上導致種族清洗。這是因為,只有把“不可靠的人口”強迫轉移出去,才能確保全民投票公決投出“獨立”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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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大約有三千多個民族,假如都有權獨立,在只有這么大的地球陸地面積內,將分離出三千多個獨立國家。
哈薩克斯坦總統(tǒng)納扎爾巴耶夫總統(tǒng)說:“少數民族的權利在今天往往與各民族自決直至建立獨立國家的權利混為一談,如果抱定這種態(tài)度,世界上就可能出現幾千個經濟上薄弱的主體。”“在民族自決的掩蓋下,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國家完整性都受到懷疑,使之分化的分離主義將會沒有止境!
所以,我提出,對民族自決權必須進行國際法意義上的約束,要在國際法中確立“國家的地理依存高于民族自決權”的思想。
23,在當下,一些似是而非的觀念流行。
比如黑格爾式的“民族獨立是自由的最高形式”信條。
對于一個人口不大、歷史無多、安全系數很高的少數民族來說,這種自由有什么實質意義?
西班牙的巴斯克人鬧起了獨立運動,因為它所在的地區(qū)經濟比較發(fā)達。
而法國的巴斯克人首先認為自己是法國人,并以此感到自豪,沒有分立要求。
一個少數民族,如果生活在中國、俄羅斯和美國這樣的大國,可以擁有更多的發(fā)展機會,他的優(yōu)秀分子可以以一個大國為平臺參與國際競爭。
一個小島居民拿破侖,可以登上法國的舞臺,演出征服歐洲的活劇。
一個中亞小民族出身的斯大林,可以出任蘇聯帝國的統(tǒng)帥,打贏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
很難想象,在太空時代和高科技時代,一個獨立的微型國家,和一個大國內的小民族,他們的發(fā)展空間,會是對等的。
假如人權和民族平等問題已經解決,那么,一個更大的國家,意味著更大的經濟需求,更大的科技文化交流空間,更多的高級智力競爭和參與,還有更多的獨特文化和風俗習性的展示平臺,更好的多樣性,更大的包容性。
所以,對于一個少數民族來說,最重要的是享有人權和民族平等,而不是民族自決。
還有一種謬論:“有了國權、族權,才有人權。”
美國的少數民族,沒有成立獨立的民族國家,就沒有了人權么?
假如將來的中國,實現了普遍的人權,而依然沒有讓苗、滿、回、藏、蒙獨立,那么,他們就依然沒有人權么?
持此論者,喜歡拿庫爾德人的悲慘命運作例子。的確,庫爾德人分居在土爾其、伊朗、伊拉克等不同國家之內,如果成立一個獨立國家,能為根本性地解決他們享有的人權開辟道路。
但是,這樣做的阻力極大,將分割上述國家的傳統(tǒng)地理依存。假如因為種種原因,庫爾德獨立國長期甚至根本無法建立,那么,庫爾德的人權問題就一直無法解決么——比如,可不可以通過國際施壓,來幫助庫爾德人民合法的正義斗爭,以根本性解決他們的人權狀況?土爾其人的文明水平就一直保持在今日的水準,永遠不會進化?其實這里面,美國人的縱容鼓勵了土爾其人的放肆,乃是更深邃的問題。
很明顯,國權、族權,只是人權的一種實現方式,只是充分條件,而不是必要條件。還有不通過獨立和自決也可以單純地為了人權而解決人權問題的途徑,對于每個國家和整個世界來說,后者更為重要,因為它見證著普遍的文明水平。
24,上述高論,和民族自決權的一族一國論一樣,都是一種“國家崇拜”,而不是純正的“人權崇拜”。
一個民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尤其是多民族國家內的非主體民族,最重要的是贏得完全的人權和完全的民族平等權以及適度的加權,而不是贏得民族自決、獨立和分離權。
而一個主體民族,擔負著保持地理依存和領土的完整性,保持各民族和平共處,保持國內地緣政治的法治狀態(tài),保持非主體民族的加權等諸多重任。
完全的人權和民族個性的尊嚴,才是民族自由的最高形式——假如存在這種集體意義上的“自由”的話。
正如今日文明世界處處存在妥協(xié)并且處處需要妥協(xié)一樣,一個多民族國家的統(tǒng)一,乃是多民族利益妥協(xié)和意志妥協(xié)的產物。在一個多民族國家,某一個民族實施自決,乃是以犧牲其它民族包括主體民族的正當權利為代價,本質上是利己主義。而地區(qū)龜裂和國家龜裂,本質上是利己主義大規(guī)模的泛濫成災。
25,民族自決權的理念在全世界大張旗鼓地傳播,它的合法性,引起了不少多民族國家的恐慌。為了防止本國的分裂,一些國家走向另一個極端——否定少數民族的權利,甚至否定少數民族的存在。
在印尼,華人曾長期被剝奪學習漢語、使用華文的權利。
在土爾其,只有土爾其民族才可以要求民族權利,其他民族不能有這種要求。
在伊朗、柬埔寨,法國,不承認少數民族的存在。
大民族頑固地不承認多民族現狀,壓制國內的少數民族,并強制同化小民族,小民族受誘惑搞民族自決和民族分裂。這種異常心態(tài),正是民族國家論和民族自決權論蠱惑的結果。
不加任何限制和約束的民族自決權,乃是一種封閉、排他的思維,是對當代政治的反動。在過去六十年左右的時間里,民族自決權理論、民族國家的理論以及基于人民是一個民族便有權取得國家地位的理論都已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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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對民族自決進行嚴格的操作限制的同時,倒是有必要在國際法中,把少數民族的權利,列為人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26,中國西藏、新疆地區(qū)發(fā)生的少數人要求獨立的運動,即是受到民族自決權理論長期鼓舞的結果。
且不說新疆早在漢代、西藏早在唐代,既已加入中華統(tǒng)一的地理空間,單單就國內和國際地緣政治的安全來說,西藏和新疆也已經和擁有十幾億人口的中國利害攸關。
王力雄先生在《西藏:二十一世紀中國的軟肋》一文中指出:“ 西藏流亡者要求的西藏獨立,或者是達賴喇嘛現在主張的西藏高度自治,范圍所指都是‘大西藏’。而若‘大西藏’的 250 萬平方公里與中國分離,中國的西部邊疆將向腹地收縮上千公里。如果在中國版圖上打兩條對角線,交點也就是中國的中心在甘肅天水!笪鞑亍毩,天水離‘新邊界’只剩 100 多公里距離,現在的中國中心就變成了邊疆。中國以往出現國難危機,腹地四川往往被當作‘大后方’,或‘偏安’,或‘陪都’。而四川的省會成都,距‘新邊界’也只有 100 多公里,成為邊防前線。所以,一旦西藏獨立并且別無選擇地與印度結盟,印度就可以不發(fā)一槍一彈長驅幾千公里,把軍事力量徑直部署到中國腹地,其導彈借西藏高原能打遍中國全境。失去西藏天險屏蔽和不怕戰(zhàn)火的西藏高原之迂回空間,戰(zhàn)爭就將在中國內地進行,生命財產必會遭受重大損失?上攵,讓中國失去如此廣闊的屏障,暴露出致命‘軟腹’,從國家安全角度是不能接受的。
“防備與印度未來可能發(fā)生的沖突,是中央政府不能允許西藏獨立的底線所在。中央政府不可能對西藏獨立或變相獨立的要求后退或妥協(xié)。
“還有一個相關因素也要保持清醒認識:對西藏問題的任何特殊處理,都可能引起其他少數民族的連鎖反應。漢族人口雖占中國人口的 93 %,但是少數民族地區(qū)卻占中國領土面積的 60 %、草原面積的 89.6 %、森林面積的 37 %、木材積蓄量的 49.7 %、以及水利資源的 50 %以上。少數民族問題必須作為一個整體進行通盤考慮,慎之又慎。固然不會發(fā)生 55 個少數民族全跟著西藏要求獨立或高度自治的情況,但哪怕只有維吾爾族這樣攀比(幾乎可以肯定),兩地加在一起就是四百萬平方公里面積,超過了中國領土的 2/5 。中國嚴峻的現實,人口爆炸、空間擁擠、資源匱乏,是中國不可能以蘇聯解體的模式解決民族問題的根本制約所在。”
而新疆的戰(zhàn)略地位尤其重要。它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而且還是中亞五國僅次于中東的油氣資源向東亞輸送的必由之路。這條線路不僅對中國乃至整個東亞的發(fā)展,尤其是對東北亞日本的下世紀經濟持續(xù)發(fā)展,意義都十分重大。這條線路可以使中國擺脫日美間為控制太平洋石油運輸線的沖突,從而就可以使中國以更為超脫的地位來處理目前大量存在于東北亞和東南亞的雙邊或多邊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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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當年的獨立運動的背景支持是蘇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蘇聯插手新疆三區(qū)革命,為三區(qū)革命政府培養(yǎng)、訓練、輸送干部的過程中,灌輸“民族自決”思想,對新疆政局影響是深遠的。斯大林當時的意圖,乃是建立一個外蒙古式的仆從國,或者干脆加入蘇聯,成為第十六個加盟共和國。今日新疆的民族分離主義與蘇聯當年長達二十年的以“民族自決”為題的反華煽動是脫不了干系的。現在的情況是,疆獨的指揮大棒由土爾其國接過,疆獨分子夢想成立東土爾其斯坦共和國,最后好與土爾其合并。
中國西北邊疆地區(qū)所有的民族分裂運動,都有幕后的黑手。這些分離分子即使獲得了表面的獨立,也無法享有真正的主權,還是要依附某一個大國。而它對中國的打擊,乃是致命的。它的成功,將割斷中國軍事經濟文化的地理依存,將割走地下豐富的能源,割斷中國汲取中亞五國油氣的通道,將中國的腹地裸露在敵對軍力的直接打擊范圍內,那將是對中國軍事安全和經濟發(fā)展空間的強力打壓,那將意味著中國作為世界主要大國地位的喪失。
27,臺灣島的情況,和美國南北戰(zhàn)爭的雙方頗為類似。海峽兩岸出自于同一個民族,有著共同的血緣、共同的歷史和共同的文化認同。
為了繞開民族的同一性和聯合國憲章保護主權國家領土完整條文的束縛,臺獨分子杜撰了一個“住民自決”的概念,主張由臺灣島居民實行“全民公決”決定臺灣是否獨立。
美國南北戰(zhàn)爭就是對“住民自決”的回答。
正如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家達爾所指出,民主選舉只能決定既定政治體內部的事務,卻不能用于決定政治體的邊界,因為民主選舉的多數原則的計算,已經預設了大家共同接受的政治體的邊界。
臺灣地處東亞海上要沖,中國未來的經濟和戰(zhàn)略生命線,都處在臺灣和南中國海方向。臺灣的問題,已經超出了傳統(tǒng)的國土概念,而且設定著中國未來的經濟發(fā)展空間。
即使出現最不利的局面,美國的軍事力量參與進來了,第一次格斗中國失利,但還會有第二次、第三次格斗,以中國飛速上升的國力發(fā)展軍力,臺灣的獨立永遠沒有前途。
如同過去人們常在某一思想潮流面前走火入魔一樣,臺獨其實是做了扭曲的自決權和國家崇拜的犧牲品。
28,近年來,作為對于美國的打壓的反彈,中國民間出現了自稱為“民族主義”的思想潮流。它的初衷不無美意,但從理論的邏輯立足點來說,“民族主義”乃是一種虛假的概念和理論體系。
從民族主義的基本概念談起吧——
民族,什么是民族?漢族、蒙族、滿族、藏族、維族、苗族,這是具體的、真實的民族。
民族主義的民族概念特指的是中華民族?中華民族的概念是不真實的。它是一個虛構的概念,是根據單一民族國家的概念,虛構出來的單一“綜合民族”——一個新的、高于任何一個具體民族的、由主體民族統(tǒng)率的更高級的共同體,在文化同質的民族群中,如西南地區(qū)的壯族、苗族等,對它可能產生認同,而文化異質的民族,如蒙、藏、維族等,對它是不大買帳的。
在前蘇聯,塑造新的綜合的蘇聯民族的努力是失敗的。那美國呢——美國民族是否是綜合的民族呢?
不是,美國民族其實是單一民族。美國是一個完全由歐洲移民建立的國家,在那里,愛爾蘭移民、意大利移民都不是少數民族,印第安人才是少數民族。美利堅民族乃是由不同國家移民融合而成的新的單一民族,盡管它的成員還各自保留了昔日母國的一些習俗。而且,與中國和前蘇聯少數民族占據了廣闊的地域并擁有古老的歷史文化不同,在美國,主體民族幾乎占據了絕大多數地域,古老的印第安人則幾乎被殺光了。
單一的綜合民族的概念,是典型的小鐵鞋套大肉腳。它實際上是以抹殺少數民族的歷史、傳統(tǒng)文化和民族個性為代價。它犯了我在前面分析的民族國家、一族一國概念的毛病。
在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大國里,如果大講民族主義,那實在是想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民族主義在中國實際上是一種誤用。它的理論和歷史述說都是大漢民族主義,它的蔓延,將在實際上對其它民族造成離心傾向。
如果漢族大講民族主義,其它的民族必然仿效,它是不會跟著你講中華民族的民族主義的,它會講真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藏族講藏族的民族主義,蒙族講蒙族的民族主義,維族講維族的民族主義,結果將是什么樣的情形?
中國的民族主義乃是典型的食洋不化的產物,它借助于它所反對的藏獨、疆獨同樣的理論基礎,卻完全不自知。
29,其實在理論論證和捍衛(wèi)中國的國家利益上,早已經有了純正的概念——愛國主義。何必找來一個漏洞百出的民族主義概念?是否因為愛國主義在西方不常用,因而不夠時髦?
愛國主義乃是和現代文明主要價值兼容的真實概念。
愛國者——不是異族的奴隸,也不是本國的奴隸,不是被迫的奴隸,也不是自動的奴隸,而是公民,覺醒的公民,擁有公民權利的公民,擁有公民意識的公民.
愛什么樣的國——不是愛“單一民族國家”,而是愛“公民國家”。不是愛主體民族一己的國家,而是愛所有民族和平共處的國家。不是愛統(tǒng)治者實施暴政的國家,而是愛人民爭取完全的公民權利的國家。不是愛軍國主義擴張的國家,而是愛正義、和平、正當防衛(wèi)的國家。
怎樣愛國——不是通過“合群的自大”、“封閉排外”、“懷疑一切”的方式,不是通過虛張聲勢、夸夸其談、自我哄騙的方式,而是堅守全球共同的基本文明價值,通過開放的、務實的、戰(zhàn)略與策略兼顧的、胡蘿卜與大棒互用的方式,謀求國家最佳的利益配置。
中國今日的民族主義者,除了進行大量的理論混亂、概念虛假、經常性違反形式邏輯的網絡話語權爭奪戰(zhàn)以外,還在忙于清除傳播普世文明價值觀的“二毛子”,它的前鋒已分蘗出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大國沙文主義,這是值得人們關注的。
民族主義在中國還有一定的前程,當為統(tǒng)治者提供合法性的主導意識形態(tài)走向衰敗時,民族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補合法性真空,從而可以幫助維持統(tǒng)治秩序的穩(wěn)定。民族主義無法擺脫被政治操縱的命運。人們常常以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為口實,來壓制公民權利,通過民族主義鼓噪,打壓普世文明價值的傳播,用訴諸非理性的民族情緒的方式,愚弄長期接受經過過濾的信息的民眾。
30,做大國,以人為本。
中國國家的統(tǒng)一和民族的團結,應建立在尊重人權的基礎之上,建立在普世文明價值觀的基礎上,建立在人權和主權同構的基礎上。
在國家安全領域,既需要操作上的主導權,又需要理論上的主導權。
有一種普遍的預計:十年內, 一場由威權政治向著民主政治的轉型,不可避免地要發(fā)生,中國社會將出現五千年未有的大變局。
我對這種估計抱有審慎的樂觀態(tài)度。
藏獨、疆獨、臺獨正等著那一天。他們把這場轉型,視為夢幻成真的唯一機會。
他們希望那一天到來時,發(fā)生在前蘇聯和南聯盟身上的事,同樣發(fā)生在中國身上。
在民主自由不可避免地來臨之際,我們得研究,不要把領土搞丟了,不要把軍隊搞丟了,不要把歷史搞丟了,不要把現有的經濟成就和上升勢頭搞丟了。
在分權不可避免、自治不可避免、聯邦制不可避免之際,我們得研究,不要為了聯邦而聯邦,為了分權而分權,為了自治而自治。不要學南聯盟對著蘇聯依樣畫葫蘆,要對后代負責,要設計出一個實質性的、實用的、安全的、有張有弛的聯邦制度。
31,未來的政治改革,不要走戈爾巴喬夫的老路,他把美國人的承諾全當了真。不要走葉利欽的老路,他一個人大筆一揮,就決定了一個大國的命運,事后又后悔得酗酒消愁。
不要盲目崇拜列寧、斯大林的強權,他們對蘇聯的解體負有更大的責任,在史書上,他們得為建立這個四不象的古怪制度負責,得為實施血腥的暴政導致后代民心渙散、國家失去凝聚力負責,得為長期實行愚民政治使得民智不開,培養(yǎng)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這樣的思維狹隘、智力有欠活躍、既天真又神經質的政治家負責。
不要走勃列日涅夫的老路,他想篡奪赫魯曉夫的大權,首先想的是暗殺。不要走克格勃的老路,他們連蘇共一號人物兼國家總統(tǒng)戈爾巴喬夫都有能力關起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連葉利欽都要從橋上丟到水里,這兩個人后來本能地報復,先把蘇聯共產黨給關了門,后把蘇聯給關了門。
還是得走人性、人權的道路,走法治的、程序的道路,走穩(wěn)健、溫和、強有力的道路,走和平演變的道路。
32,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國人從一百多年悲慘屈辱的歷史中得出的經驗教訓。
這個落后,既包括經濟實力的落后,也包括政治制度的落后。
北洋水師的覆滅即是明證。滿清經濟實力乃是日本的數倍。北洋水師船堅炮利,亞洲第一,卻依然慘敗在后進的政治改革較為徹底的日本手下。可見一個落后的政治制度,不能有效利用物質資源和人力資源。
長期不搞政治改革,導致整個國家腐敗到骨子里,糜亂到骨子里,軍隊也休想置身事外,最后必然挨打。
實現完全的市場經濟、拒絕陷入特權和裙帶式市場經濟,需要政治改革。
實現完全的人權和公民權利,需要政治改革。
實現軍隊改革和軍事現代化,需要政治改革。
真正的、徹底的政治改革,是保護毛澤東、鄧小平業(yè)已取得的成就的最好方式,是使當代中國走出傳統(tǒng)的一治一亂的惡性循環(huán)的唯一選擇。
33,中國大陸的民主進程,有利于消除臺灣民眾的恐懼和隔閡,剝離臺獨勢力的真實用心和骨子里的狹隘偏執(zhí)。有利于清除雜亂干擾,凸顯經濟相對落后的大陸對于先走了一步的臺灣內在的吸引力。也有利于消除美國民眾對中國的偏見,有效地避免美國的民意為美國的戰(zhàn)略鷹派所操縱。
它可以一舉扭轉意識形態(tài)上的被動,贏得處理臺灣問題的道義主動權。
臺灣民主轉型的基本成功,證明了民主與中華文化是相融的,對大陸具有強烈的示范作用。
既然同文同種,血脈相連,臺灣人民有權利強烈要求大陸民主,正如大陸人民有權強烈要求自己享有民主的權利一樣。
李登輝、陳水扁在兩岸關系中放棄對大陸民主先決條件,乃是他們包藏禍心的一個見證。
在臺灣,人民的真正民意并不在尋求臺灣所謂“新創(chuàng)民族主義”或臺灣的獨立主權,而是在尋求臺灣人民的高度自治、安全尊嚴和經濟繁榮。這種民意才真正值得珍視,F在需要做的,乃是把兩岸的民意直接勾連融合起來。
攻心為上,攻城為下,攻城之戰(zhàn)為不得已。大陸政治改革對臺灣民眾產生的親和力,與大陸對臺灣民意和自治權的高度尊重,還有大陸市場對于臺灣的機會,乃是攻心戰(zhàn)的核心內容。
大陸的民主進程,是對臺獨分子最有殺傷力的戰(zhàn)略武器,是和平統(tǒng)一臺灣必須優(yōu)先完成的戰(zhàn)略步驟。
34,假如出現了萬一的局面,臺獨勢力成功操縱了臺灣政局,把臺灣引向了獨立的不歸路,那么,大陸應該毫不猶豫地選擇戰(zhàn)爭。
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但暫時的流血,可以避免美、日,臺對中國進行亞太會戰(zhàn)產生的大流血。
幾十年的持久和平,讓一些人產生了嚴重誤覺,以為實力不需要作出見證,就可以自發(fā)贏得和平。他們甚至認為,臺海危機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使用武力。
這是一種沒有底線的、盲目的、絕對的和平主義。
20世紀30年代是絕對和平主義犯罪的歲月。絕對和平主義的綏靖已經讓世界流了太多的血。
需要的是實力支撐下的相對和平主義。需要的是對國家安全和國家命運的責任意識,需要的是責任倫理,而不是意圖倫理。
還是拿民主的模范國家的歷史作例子:“美國南部各州的最終與北部分立,超越了和平的底線,在這時候是選擇戰(zhàn)還是不戰(zhàn)?性情溫和、厭惡戰(zhàn)爭的林肯沒有猶豫,堅定地以武力來捍衛(wèi)聯邦的統(tǒng)一!
35,危機時刻一致對外,真誠地、堅決地、不喪失原則地支持政府謀求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的行為,乃是現代人的倫理底線之一。
在中國,防止王明博古式的親美和喪失自我,與防止極端民族主義的義和團喧囂的誤導,同樣值得關注。
一個國家經受不了民族分裂,也同樣經受不了人民的分裂。在中國,由于長期在政改問題上存在歧見,人民的思想存在著大分裂的嚴重傾向。
如果由此導致將來內斗高于外斗,那才是中國最大的戰(zhàn)略危險。
謀求人民的和解和多元兼容共處,實為當務之急。
中國大陸的政治力量,應該與海外力量實現歷史性的和解。
這當然不是泯滅原則和道義的和解。利害在流變之中,正義卻永恒存在。
海外人士,在以美國人民為主要訴求方面,可以發(fā)揮戰(zhàn)略性的作用,那將誕生一個罕見的院外活動集團。他們中的濟濟多士,可以為中國本土的民主化和全球化進程發(fā)揮積極作用。況且,他們的背后,還有業(yè)已成型的數十萬科技精英。
如何建立一個完全自由民主的社會,如何建成一個正義強盛的世界大國,需要大家一起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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