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接受過西方政治學法學教育的知識分子，抱有對中國的憲政夢想，卻在1949年后的政治運動中，整過別人，也挨過整，晚年終懷有切膚之痛，憲政夢不悔 　　 　　北京大學中關(guān)園內(nèi)，幾座低矮的樓宇正在老去。
　　502樓位于東邊角落，墻體斑駁。底樓202室的鐵柵欄內(nèi)，紅色的月季在一片凌亂之間盛放。這里曾是幾代法學學子的課堂，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有志青年的會所，也是建國后第一代憲法與行政法學家龔祥瑞的家。
　　師從法學大師拉斯基、錢端升，卻被動蕩時代脅迫著背離良師益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法學家姜明安、王紹光均師出其門，他卻悲切于當年這一群“稀稀落落的散兵青年”……這位追逐陽光的盲人奧里翁，在暗黑中，舍棄尊嚴，舍棄師友，卻從不曾舍棄探索國家憲政的夢想。
　　15年后，當人們懷想起202室的主人時，那些曾經(jīng)盛放的年代，還有他未盡的夢想，仍然在路上。
　　艱難的自傳
　　1994年，83歲的龔祥瑞攜妻子方備來到吉林市送花湖畔的鐵路療養(yǎng)院，這對老夫婦終于實現(xiàn)了“平生第一次度假旅行”。在這里，他讀著從主治醫(yī)生處借來的《性心理學》，每天準點測量血壓，吃著營養(yǎng)處調(diào)配的伙食。一個月時間里，龔祥瑞寫，方備抄，歷時3年的自傳終于最后脫稿。
　　今年是老人百年誕辰。一本名為《盲人奧里翁》的書悄然熱賣，這是陳有西始料未及的�！白鳛閷W術(shù)書籍，我想肯定買者寥寥。”為此陳有西自掏了出版費用。此前這份書稿已在多家出版社輾轉(zhuǎn)16年。而到陳有西手中之前，書稿也已幾經(jīng)易手。
　　“他的書稿在我手里放了一年多�！币荒旰螅�賀衛(wèi)方無奈地將書稿還給方備�！盎�本上找出版社，一問什么內(nèi)容，我說有些還是比較激烈但是真實的，對方還沒有讀就回絕了。”
　　1994年，陳有西從北大高級法官班畢業(yè)的前夕，龔祥瑞將他喊到身邊，叮囑說：“我有個自傳要放你這里。這本書現(xiàn)在還在寫，快寫好了，估計現(xiàn)在出版不了，最好放在浙江的出版社出�！苯裉斓年愑形�，是為李莊辯護的知名律師。
　　畢業(yè)那年，陳有西即在浙江找了多家出版社，但是沒有一家能出，“都覺得不好出。原因很簡單，龔先生最后幾年，做了一些推進憲政的工作，包括華東政法大學的憲政研討會被停掉。當時不像現(xiàn)在，憲政問題比較好講。那些年代，誰講憲政誰就是自由化。所以這本書沒有出版社敢出。再加上龔先生他這個人比較特殊，他在國共兩黨的體制內(nèi)都做過。所以一直出版不了。我又不好意思和他說。他也不問我，他知道我碰到難處了�！�
　　1996年，去世前3天，85歲的龔祥瑞寫下了自傳的題記和書名。
　　幾經(jīng)周折，這本自傳由北大出版社出版。此時，老人已西歸15載。
　　6月11日，北京大學校園內(nèi)，《盲人奧里翁》的首發(fā)儀式上，龔祥瑞早年的學生悉數(shù)到來。以書代人，師生一堂。
　　老來“少年狂”
　　中關(guān)園202室是個不足100平米的三居半室。最多的時候，這里住著龔祥瑞一家四口三代人。如今租住這里的年輕人不會想到，這曾是一間“往來無白丁，談笑有鴻儒”的陋室。
　　6平方米的客廳，迎來送往了無數(shù)法學青年。他們中如今大多已是政法界的翹楚。八九十年代，已是耄耋之年的龔祥瑞與他們天南海北地暢談。盡管中年時候便患有哮喘和肺病，在聊興漸濃的深夜，他仍會冷不丁從柜子里取出一瓶白酒，幾名學生出門買來花生米，就著煙酒和花生，師生共論國家的法治進程和憲政。
　　時常在半夜時分，酒酣人乏，暢談之人便就地留宿�！八�媳婦不在的時候”，楊支柱可以睡在他家的沙發(fā)上，“否則沒地方睡，地方小�！�
　　1979年，“文革”中經(jīng)歷了批斗、毒打和牛棚的龔祥瑞，得以重回北大講臺。回到講臺的龔祥瑞迫不及待地開始了比較文官制度和司法制度的研究，成為建國后這一領域的第一人。在姜明安的記憶中，這位69歲的老師甚是新潮：“那時牛仔褲剛剛興起，他時常穿牛仔褲來上課�！�
　　在一張與北大77級同學的合影中，西裝革履的龔祥瑞在一群淳樸中山裝學生的簇擁下，顯得格外搶眼�！八�每次來上課，頭發(fā)都是锃光瓦亮的，很注重外表�！标惻d良一邊端詳這張舊照片，一邊回憶。
　　第三教學樓里，聽課的是77級和79級兩個年級的學生。八十多歲的龔祥瑞總是提前10分鐘騎自行車到課室，直到有一年出門時摔了一跤，才改為搭車。他將講臺看得極其莊重，“爬樓梯、灌開水、稍事休息、緩緩心跳和氣喘，做好里里外外的準備”，程序顯得充滿儀式感。
　　上課不點名，楊支柱從來沒有碰到過這樣的老師。90年代，楊支柱和宋先科都是在俄文樓內(nèi)聽龔祥瑞上課。
　　留洋的經(jīng)歷，使得龔祥瑞通英語、法語和德語等多國語言，但對中文則時常會提筆忘字。陳興良對此記憶猶新：“經(jīng)常會引來學生的大笑。學生笑，他也笑。他自己本就是個開朗的人，說話聲音大，也容易激動，有時候一激動，嘴里的假牙就掉出來了，引來課堂上更多的笑聲�！�
　　77級學生姜明安留校后，當了多年法學院的黨支部書記，“每次我試圖說服他入黨，他總是半開玩笑地說：我現(xiàn)在做得比共產(chǎn)黨還共產(chǎn)黨，等我死了，你們再追認我吧！”
　　信仰的轉(zhuǎn)折
　　100年前，最大的“異象”無疑是辛亥革命。在浙江寧波這座安靜的小城，龔祥瑞家中的最大“異象”是“父親頭上留了四十多年的辮子竟被守城門的鄉(xiāng)勇給剪去了”。
　　在這個基督教家庭里，龔祥瑞的宗教色彩與生俱來。7歲，龔祥瑞便受了洗，舍棄了辮子的父親將自己的獨生子“獻給了神”。從“圣模女子小學”到三一中學附屬小學、浸會中學，直至上海滬江大學，這一時期龔祥瑞讀的大多是教會學校。
　　教友和教會活動，讓龔祥瑞有了最初的價值判斷：“人們在教堂中的座位恰好和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相反，坐在前排座位上的大抵都是一些窮苦人。信徒們，失去了愛和沒有人愛的人們，莊嚴地歌唱：《耶穌愛我》……這時，主體和客體，理智與感情，理性與激情融為一體，唱出了他們在世上失落了的或是死亡了的心聲�！�
　　高二的暑假，龔祥瑞從年長的同學那里借來所有社會主義書籍，埋頭閱讀，自編了一本《社會主義論叢》。“其中所抄錄的有民主社會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以及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等派別的論說�！�
　　龔祥瑞認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政治腐敗、官吏無能、生靈涂炭”，于是剛剛萌芽的“國家觀念”在其心中漸漸占據(jù)重要位置，促使他放棄生物學專業(yè)，改學政治學�！拔疫@回放棄的確實不是經(jīng)濟上的誘惑或科學家的桂冠，而是拋棄了一種以科學為外衣的神學。”
　　1931年，20歲的龔祥瑞通過清華大學設在上海交通大學的考試，赴北京入讀清華，插班法學院政治系大學二年級。接下來的3年里，龔祥瑞在錢端升、張奚若和蕭公權(quán)等的影響下一步步構(gòu)建著自己的“理想國”。
　　彼時，龔祥瑞便立志“要為貧弱的祖國造就一大批遵紀守法、效率卓著的行政人員，并深信現(xiàn)代化的‘公務員制度’只有在民主和法制的框架中才能建立起來并予以發(fā)展”。這個未盡的理想，直到晚年他依然在為之奔走。
　　4年后的冬天，龔祥瑞被公派英國倫敦經(jīng)濟政治學院，專攻公務員任用制度研究，師從英國當時最富盛名的政治學家拉斯基和憲法學大師詹寧斯。龔祥瑞自省在英國所學“與其說是行政法學，不如說是民主憲政學”。 而理性、客觀、坐而論道的詹寧斯則使龔祥瑞“學到了真正的憲法學”。
　　“我承認，正因為他（拉斯基）講的較為符合缺乏或尚未消化好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一般人的實際經(jīng)驗，所以像我這樣的人，就接受了。我容忍同仁們用他們的馬克思主義武器來批判我的由于時代和環(huán)境不同所造成的思想。我在30年代接受的不是斯大林主義，更不是法西斯主義，而是被馬克思主義者稱之為‘第三條道路’的那種思想，這實在是時代的特征使然�！�90年代中期，當龔祥瑞反思自己的英國求學生涯時，依然沒有忘記為自己在“文革”時的“帽子”作出辯解。
　　這是一位在學術(shù)殿堂里癡迷政治，在現(xiàn)實中懼怕政治的智者。
　　從入讀清華園開始，龔祥瑞便確信“先把自己鑄成大器”才能救國，他始終認為“學生上街游行示威，搖旗吶喊，是浪費青春，枉費心機，甚至有落入陷阱葬送自己的危險”。
　　及至1949年，這位曾經(jīng)深得蔣氏父子厚愛的國民黨青年干部學校副教務長，決定留在大陸，繼續(xù)踐行自己的國家憲政理想。
　　1989年《行政訴訟法》正式頒布后，龔祥瑞發(fā)出了這樣的疑問：“僅憑理念的導向與功利的計算，怎能喚起人們滿懷激情的獻身？不具有神圣意味的法律又怎么能夠贏得群眾的真心擁戴？”
　　他給出的答案是：“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沒有信仰的法律將退化成僵死的教條”，“而沒有法律的信仰，將蛻變成為狂信”。
　　不完備的人在復雜社會中
　　1949年前后，這位曾就職于國民黨體制的知識分子，面臨著去或留的抉擇。
　　在國民黨三青團干�？幢M派系斗爭，龔祥瑞對蔣經(jīng)國先前的“崇敬變涼了”：“他和我接觸過的任何人都不同，我確實相信，我寧愿和普普通通的人相處100年，而不愿快活地和這樣的大人物相處一分鐘。我相信，我比任何別的人更不愿接近他�！�
　　在國民黨“資委會”的任職也使龔祥瑞感到失望。1948年“制憲國大”期間，龔祥瑞與一名司機的交往，令其“對這種賄選和‘還政于民’的把戲非常厭惡”。
　　當時還無法區(qū)分西安和延安的龔祥瑞，“對共產(chǎn)國際也從未有過信心，然而對蔣介石父子同樣抱懷疑態(tài)度。前一個講‘列寧斯大林主義’，后一個講‘曾國藩家訓’，全非我的學術(shù)思想所能接受的�！�
　　1949年，在北平的隆隆炮聲里，龔祥瑞下定了決心“不跟國民黨走了”。他這樣解釋自己的選擇：“說是‘大勢所趨’也好，‘為了生存心’也好，‘為了發(fā)展的必要’也好。我的這個思考是根據(jù)形勢的變化作出的�！�
　　這也為龔祥瑞在解放后“順理成章的自我改造”埋下了伏筆，“一個處在夾縫中的懷有舊民主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選擇共產(chǎn)黨，不消說是被動的，而且是動搖猶豫的�！�
　　宋先科解讀龔祥瑞棄蔣投共的心理：“他認為國民黨在臺灣是偏安一隅，是不長久的。這也是他為了保全自我�！�
　　或許在龔祥瑞心里，沒有放棄的還是最初的志向�！八�把法制當成一種工具來看，認為共產(chǎn)黨治理國家也需要這個工具，所以他留下來了。他認為誰治理國家都需要這個工具，從技術(shù)角度出發(fā)，他把法律看成一種技術(shù)，就像工程師一樣，誰都會用！”
　　及至“反右”期間，龔祥瑞對老師錢端升以及摯友王鐵崖和樓邦彥的批判，成了日后為人詬病之事。龔祥瑞對此并未有公開的悔意。
　　事實上，早在1956年，《北京大學學報》便已刊登了龔祥瑞批判自己在倫敦經(jīng)濟與政治學院的導師拉斯基的文章�！氨緛恚瑢W生批判老師并不一定是件不道德的事，或許還是一件公正的事，問題是我以‘馬克思主義者’的假面具出現(xiàn)，評論他非馬克思主義或偽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此事無疑成了我學術(shù)生涯中一個洗不掉的污點�！边@是龔祥瑞對自己所為少有的懺悔。
　　在自傳中，他對批判恩師錢端升等人的往事的敘述竟不及千字，并且依然為自己開脫：“我愛我?guī)�，我更愛真理�！钡�又“不能不承認在這場斗爭中我也有私心”。
　　在給楊支柱的信中，龔祥瑞曾表達過對批判錢端升的愧意，并自我安慰地提及：“老師已經(jīng)原諒了我�！笔潞髼钪е�了解到，直至錢端升去世，龔祥瑞也未能見最后一面，“老人家只是托人傳話：以前的事就過去吧。所以這是他未解的心結(jié)�！�
　　盡管知道“那是他的心痛處”，較真的學生楊支柱仍然拿著一本紅色封皮的《中國百年大右派》找到龔祥瑞，要求其懺悔，“老人表現(xiàn)得頗為委屈，說自己當時也沒有辦法”。旁觀的學生宋先科卻能理解龔祥瑞：“他性格中的謹小慎微、膽小怕事一直在歷史大浪大潮時支配著他。”
　　龔祥瑞自稱的“私心”，在“文革”到來時也有所流露：“像我這樣從舊社會過來并和國民黨有過關(guān)系的人，自然會想到是難過關(guān)的了。我預見到自己在這場狂風驟雨中有滅頂之災……根據(jù)我自己的經(jīng)驗，我選擇了‘造反有理’的策略�！�
　　“自知1957年過了關(guān)，有的人就很不滿意，這次我相信一定有人要打擊報復。”龔祥瑞再一次決定“先發(fā)制人，主動站出來，大膽揭露本單位的問題”。
　　膽小怕事的龔祥瑞權(quán)衡再三，決定行動。他夜以繼日地寫大字報，花了一夜將大字報貼滿了北大四院的圍墻。后來他告訴楊支柱：“我一個人哪有那么大的力氣，一夜之間刷那么多大字報啊，我是雇人刷的。”
　　賀衛(wèi)方在結(jié)識龔祥瑞之前，聞其多次言論有迎合時代的圓滑，“加之了解其‘反右’和‘文革’中的一些事情后”，一直在心中對他有些不以為然。在提及龔祥瑞翻譯的《法律的正當程序》一書時，以不敬的口吻稱“這也是龔某其人能夠做的比較好的事情了”。
　　直到與龔祥瑞有了進一步交流后，賀衛(wèi)方才坦言：“龔先生還算是比較獨立的。他的晚年更因敢于直言而充滿光彩�！�
　　龔祥瑞在自傳中總結(jié)：“因為我承認社會的復雜性和人的不完備性，否則吾人就將喪失追求民主、公平、正義的全部依據(jù)了。”
　　高徒之師
　　抱著對國家憲政的拳拳之心，龔祥瑞79年重返課堂之后，便有了與年輕人交流的迫切感：“書有人寫，是寫不完的。我要做的是竭盡年華與年輕人――也就是21世紀的社會主義新人――交往接觸，面對面地釋放出寶貴的光和熱。我是個‘老人’，但和大多數(shù)青年人一樣，畢竟是個充滿著熱血的中國人�！�
　　上了年紀的龔祥瑞，總是“恨不得將他腦袋里所有的東西都給我們”。80年代環(huán)繞其身邊的，大多是北大法學院77級的學生，這一級被稱為法學界的“黃埔一期”。
　　龔祥瑞的第一堂課就深深吸引了姜明安：“他在課堂上講憲法和行政法的關(guān)系：說憲法是基礎，行政法是動態(tài)的憲法。憲法沒有行政法，就會變成空洞、僵死的綱領；行政法沒有憲法，就會變成沒有靈魂的指導思想。他講憲法和憲政的關(guān)系，一個國家可能有憲法，但沒有憲政。憲政是考察一個國家按憲法這個游戲規(guī)則來運行的程度。有些執(zhí)政黨是有憲法的，但并不按憲法來執(zhí)政；有憲政就必定有憲法，即使這個憲法不一定是成文的�！�
　　主修經(jīng)濟法的姜明安，在這樣的理論中癡迷了。在上了龔祥瑞的課之后，他轉(zhuǎn)向了行政法。
　　“當時國家還沒有行政法庭，也還沒有頒布行政訴訟法，老百姓沒有觀念，政府則更相信槍桿子里出政權(quán)，他覺得我做這個沒有飯吃�！�1984年，姜明安作為公務員法立法組的15人之一，向龔祥瑞咨詢，兩人一度就公務員的政務類和實務類的分類產(chǎn)生爭論，“他年老的時候仍然是理想化的，希望能一步到位�！�
　　陳興良是龔祥瑞所教的外國憲法課的課代表。70年代末80年代初，坐在龔祥瑞課堂上的，大多是恢復高考的第一屆學生�！氨本┐髮W的老師也大抵分兩派，一派是蘇聯(lián)學派，所講內(nèi)容陳舊一些，另一派就是龔先生這樣的英美學派，所講的內(nèi)容大多是以前未知的，令人覺得新奇解渴�！�
　　對于國家的憲法，龔祥瑞也時時向姜明安表達自己的意見，“他總說憲法應該限制公權(quán)力，保護人民的私權(quán)利。他就其親身經(jīng)歷說，‘文革’期間，國家憲法連劉少奇這樣的國家主席也保護不了，還有什么用呢？即使憲法寫得再好也沒用，實行得好才是憲政。”
　　李克強也是77級中龔祥瑞的得意門生。計算機技術(shù)革命初興，龔祥瑞便將一份信息技術(shù)的手稿交給李克強補充修改。此后李克強的論文《法治機器與社會的系統(tǒng)、信息及控制》被學校評為優(yōu)秀論文。同時，李克強翻譯的《英國憲法史綱》由法律系打印，作為教學參考資料。
　　李克強在回憶文章中說：“大概因為我當時還年輕，更因為我常受先生們那種尋常心態(tài)的感染，竟然毫無顧忌地按龔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還給他。龔先生收到修改稿后當即認可，并把我和他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學雜志去發(fā)表。當時的法學雜志種類還很少，可以推測，編輯部之所以愿意很快發(fā)表這篇文章，主要是因為有龔先生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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