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歷史上的官民之比：西漢時為1：7945，唐高宗時為1：3927，元成宗時為1：2613，清康熙時為1：91，新中國成立之初為1：600。當下的財政供養(yǎng)人員與總人口之比：全國平均水平為1：28。例如陜西為1：34；
河北為1：40；
河南為1：41；
山西為1：27；
寧夏為1：24；
青海為1：22。經(jīng)濟越是落后，財政供養(yǎng)人口越多：在山西32個發(fā)不出基本工資的縣中，有8個縣官民之比在1：20以下，有的縣如大寧縣為1：13。更有甚者，陜西省黃龍縣是9個農民供養(yǎng)1個干部。官多車也多：一般各縣縣委、政府、人大、政協(xié)、紀委五大班子共有縣級領導約40人。一般每縣有車200輛左右，年費用600萬元。僅行政干部的“官車”一項費用，一年就是4000多個億。屁股和嘴巴每年消耗財政6400個億。

　　干部多造成體制性干擾多，內耗多，收費多，浪費多：吃飯財政和發(fā)不出工資在各地是普遍現(xiàn)象。

　　例如，湖北省監(jiān)利縣總面積3238平方公里，總人口142萬人，轄24個鄉(xiāng)鎮(zhèn)。1999年全縣有黨政機構99個，其中黨委機構19個，政府機構80個。財政供養(yǎng)人口28481人，全縣財政總收入2.2億元，扣除列收列支體制上繳等，可用財力1.2億元。如果每年按人均6000元費用計算，全縣共需1.7億元。

　　再如，湖南省華容縣全縣總人口70萬人，轄26個鄉(xiāng)鎮(zhèn)，464個村場。1998年4月全縣財政供養(yǎng)人員1.5萬多人，財政收入只有8000萬元左右。黨政群一級機構60個，二級機構、副科級單位25個，代管單位20個，每次發(fā)文都要打印159份，縣委迫于吃飯財政的壓力，不得不做出“行政事業(yè)單位輪換下崗制度”的決定。

　　更有甚者，不算特別典型的四川省木里縣，作為民族自治縣，國家級貧困縣，縣總人口10萬人，2002年財政供養(yǎng)人口達8000人，財政收入只有1500萬左右，而全年支出最基本需要5000萬左右，國家每年撥款資助，而每年都要超支1000多萬元，基本都吃屬于國家財政補助，相當于發(fā)達地區(qū)在養(yǎng)著這群人。而該縣據(jù)我所知，光單位用的豪華越野車就達200輛，想一部官車一年費用最少5萬元乘以200就是1000多萬。各個部門每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到地區(qū)和到省里要錢！該地區(qū)有17個縣市，情況大體如此。

　　而如西藏等省，財政全部靠內地補貼，官僚機構非常發(fā)達，當?shù)爻曰始Z的人收入居然頗豐，。當然，這是民族地方，國家對民族地方主要政策就是出錢！西部貧困原因大約在此，卻也拖了內地不少負擔。

　　機構越多，官僚主義越嚴重。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帕金森不無諷刺地說：“部門人多不要緊，他們之間總會制造出工作來的。”

　　何以形成世界上最大官僚機構？

　　中國官僚機構之巨大，舉世聞名。人大代表們曾以“二十八人養(yǎng)一個”的官民比例尖刻提議，政府多次機構改革，總擺脫不了“精簡——膨脹——精簡”的命運。機構改革為什么改不動，有一個非常簡單的理由，就如關云長在“刮骨療毒”，這是在刮自己的肉啊！沒有勇氣與決心誰為此？機構改革侵犯的是一些即得利益者，誰把著改革權？是“上改下”還“下革上”？“上改下”改不了的官僚，改成了“下崗”、“三農”等諸多社會問題。從這個龐大的官僚機構是怎么形成的，就可以分析出這“機構改革”為什么改不了。

　　凡是實行“中央集權”制必須依靠“命官”來維持中央的權威，官命的越多，管的越細，中央就越有權威，“中央集權制”決定了這個社會必然要有許多官僚一級管一級。有人會問：秦始皇以后的社會都中央集權制，為什么歷代的官僚不象現(xiàn)代這么多呢？應當這么說：現(xiàn)代是個高度中央集權社會，從機構的社會分工來看，古代的政府許多事是不管的。如：教育、土地等等，政府之外還有許多民間中介在維系著社會道德。因此，自秦后雖然是中央集權制但也是“精小”政府。而高度中央集權制則細到“戶籍身份”、“個人檔案”、“婚姻”、“教育”、“言論”全部統(tǒng)包，機構不能龐大人員不能不庸腫了�！吧�多粥少”形成了公務員待遇低，一些有“罰款權”的部門想方設法創(chuàng)收，造成政府“公信力”越來越差，越基層的貧民越苦。

　　若再深究其根源，至少有以下幾點是至使機構膨脹的根源：

　　1、官僚化。

　　建國之后，國家企業(yè)、事業(yè)、行政單位實行了全面的官僚化，都有行政級別。這種官僚化對社會風俗影響極大，“官本位”由而此定格的，在中國“當官”的意識強于任何國家。

　　2、就業(yè)分配制度。

　　就業(yè)分配制度由來已久，到現(xiàn)代由于中央政府能力不及而取消。一是畢業(yè)生由國家統(tǒng)包統(tǒng)分，二是軍轉干部由國家統(tǒng)分，國家分配造成了行政機關冗員。

　　3、政府管理的范圍越來越細密。

　　從現(xiàn)代來看，政府管理的范圍沒有收縮的現(xiàn)象，反而是越來越大。社會矛盾越多越不穩(wěn)定，新的問題層出不窮政府就要另設新部門去管他。越管問題越多，部門法層出不窮，社會越不穩(wěn)定構成了惡性循環(huán)。古代社會法律簡單，大都與道德風俗相關，有許多事是民間自律來解決的。

　　4、政府職能利益化。

　　某些政府部門壟斷了巨大的利益，變成了“公司”，有一段時間這些機構又利用自己的職權成立“創(chuàng)收”的二級機構（至今還有許多二級機構未能完全行政職能脫鉤），油水之足令人趨之若騖。執(zhí)法部門與“罰款”、“創(chuàng)收”等經(jīng)濟利益掛鉤，成為部門創(chuàng)收的依據(jù)，保護壟斷既得利益。而古代極少看到政府“罰款”、“創(chuàng)收”之類的事件，執(zhí)法主要是以沒經(jīng)濟利益的“刑罰”為主。政府不維系社會的道德人心、做公益事業(yè)，而熱衷于“罰款”是中外古今所少見的。

　　至今官方對“義利”的認識不明確，有許多政策是鼓勵“公款私投”“公款私分”“公企私賣”的，“招商引資”、“圈地運動”成為官場時尚。立足于“經(jīng)濟”是小政府變成大政府、“利益化”政府的關鍵，而以維系社會公正、道德世風、國家安全穩(wěn)定，不管“經(jīng)濟”，則是形成精小政府、信用政府的關鍵。

　　為官需要重義輕，一介政府更應該重義輕利，義與利只有一個選擇，誰的政府選擇了“利”就意味著垮臺。

　　5、升降無度。

　　中國現(xiàn)行的官吏制度可以說“能上不能下”，在古代還有個貶官制度、告老還鄉(xiāng)制度。經(jīng)常使用“升官”來調動公務員的積極性，將會導致“官多為患”。而古代中國是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的呢？其一是官爵分家，有的只授予爵位而不給官職以示獎賞，如此設爵則不亂其職分；
二是候補制度，沒有缺位時留名候補；
三是建立考核與彈劾監(jiān)督制度；
四是，科考取仕，中央統(tǒng)一命官。

　　6、官吏地方化。

　　高度中央集權下的官吏分級任命造成了“諸侯”、“單位”官，地方官員沒有中央政策法律，眼里只有上級，殉情枉法、以權代法的事件經(jīng)常發(fā)生。為了獨霸地方政權，甚至出現(xiàn)了縣政府查封中央喉舌報刊《人民日報》的事件，更不用說縣級政府領導為了顯示自己的權威搞“開國大閱兵”之類笑話了。于是士為“諸候”所謀利，則不國分憂，單位、政府、國家取賢不一，則“官們”五花八門。一任地方長官提拔一批心腹走了，第二任又提拔一批，于是官吏越來越多，不知是為國舉賢還是為自己結黨？故此，官吏經(jīng)國家而舉非常重要，歷代都十分重視這點。古語：“唯名與器不可假與人，天子之所司”。應該看到官吏結黨營私，對社會的危害極大。

　　7、法制上不重視。

　　建國之后，極不重視官吏制度。憲法加了很多意思形態(tài)上的東西，而對于“官制”卻一字不提。以至于現(xiàn)行的官制亂七八糟，有叫“主任”的、“局長”的、“書記”的不一而同，光從這些稱呼上來看，你不知道他們誰是管事的。而一個十來人的單位，有的一個“主任”配五六個“副主任”一個書記，幾乎全是官。官無定制，加上機構合合分分、建了拆，拆了建，造成今天這樣混亂的局面。而在古代每個朝代立朝之初就有一部“官制大憲法”如《周禮》，當成祖宗遺訓歷代遵循，這些保守的祖宗遺訓成為限制政府機構膨脹良方。

　　憲法的作用與歷代“祖宗遺訓”的作用是一樣的，是為集權自我約束而設，不是為了限制民權而設。而這種限制主要是來源于道德習俗力，因為最高集權之上是再沒有人能限制他。昔日，大臣以“祖宗遺訓”勸君王守制，今日不當“憲法”勸政府遵憲法么？諫臣是誰？不管是“祖宗遺訓”還是憲法，都不方針對人民，而是為了推行善政、江山永固自我約束。特別要是對每介政府難以自身約束的官吏制度，這一劑預防藥遠比“刮骨療毒”強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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