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10月22日晚上7：00－9：00

　　地點：理教103

　　主講人:王富仁, 北師大中文系教授.

　　中文系主任溫儒敏在講座開始之前對王教授做了簡單介紹：他是最近二十年現(xiàn)代文學研究、文學理論界的杰出學者。他的博士論文《<吶喊><彷徨>綜論》是魯迅研究史上繞不過去的著作；
他現(xiàn)在的研究方向轉向現(xiàn)代中國文化；
他的作品的特點是充滿現(xiàn)實關懷且理論思辯力、穿透能力強。

　　以下是此次講座部分：

　　學者有幾種類型：第一種是理論派，第二種是學問派，還有一種是胡說八道派。所謂胡說八道派就是不懂什么說什么，這種作風的好處是可以不負責任，一旦追究起責任來可以說我什么都不懂，亂說一氣而已，大家不用當真。我今天在這里給大家做這個講座就屬于胡說八道，我不研究歷史也不研究思想史，我只是隨便說，大家別那么當回事兒。

　　當前中國文化呈現(xiàn)出一種混亂現(xiàn)象，各家學派出現(xiàn)，各學派之間充滿矛盾、斗爭甚至互相謾罵。我們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是：中國社會中主要有哪些派別？它們是怎樣產生的？有什么特點？每一派都可以分成左、中、右，但是左有左的界限，右也有右的界限，所以不管怎樣，每一派都是有自己的獨立性的。那么它們的獨立性是怎樣形成的？它們?yōu)槭裁磿�走向理論？我們可以通過歷史即一個學派的產生及其演變過程來看現(xiàn)在這些文化派別都是怎么產生的，同時我們也感受到這些文化現(xiàn)象。

　　每一個文化學派都有自己的歷史，都會發(fā)揮影響。雖然有時它被壓抑，在社會上表現(xiàn)不出來，但是作為一種文化意識，它是始終存在的。因此壓抑因素一旦消失，這種文化就會很快冒出來。

　　中國文化從鴉片戰(zhàn)爭之后開始向近現(xiàn)代演變，這種演變的基礎是中國古代社會的特定社會結構，這種社會結構也構成了文化結構。中國古代社會的結構非常單純，我們可以把它比作一個金字塔，塔的上層是官僚政治結構，下層是社會底層的普通百姓，中間是聯(lián)系上下層的通道：科舉制度。中國古代社會的官僚政治結構同時也是一個文化結構即儒家文化。這是否意味著政治結構中的各個官員都是儒者？答案是否定的。文化在官僚政治結構中所起的作用在于它是一種對話方式。當結構中的人與人之間發(fā)生矛盾的時候，裁判的標準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基本準則。不論是什么矛盾，只要納入儒家文化就可以得到評判；
只要矛盾的一方違背忠信節(jié)義、三綱五常就要受到懲治。

　　官僚結構的頂端是皇帝�；实墼谥袊�意味著什么？皇帝有著多重含義。在中國文化中皇帝是一個什么意象？皇帝不僅是政治結構和社會的最高統(tǒng)治者，同時也是人對理想的最高實現(xiàn)。人之為人的價值得到充分體現(xiàn)的代表在中國就是皇帝，女人就是皇后�；实凼侨说膬r值的最高體現(xiàn)，綜合起來有四點：1、他是最高權力的象征，是最高政治權力的象征�；实壑�所以受人尊崇就是因為他有權力，沒有任何現(xiàn)實的人能把自己的權力擴大到皇帝之上，控制皇帝。皇帝可以制裁別人，而別人不可能制裁皇帝。2、皇帝是最高財富的體現(xiàn)。中國古代最富有的人不是大款而是皇帝。全國的財產都屬于皇帝；
稅收征收多少也都由皇帝一人定奪。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國家的富裕程度就是皇帝的富裕程度。3、皇帝是最高性滿足的體現(xiàn)�；实墼谛苑矫娴玫搅俗畲蟮淖杂�，他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任何大臣在性的滿足上都不能超過皇帝。4、皇帝是最高道德化身。只有別人才會違背倫理道德，皇帝是不會違背的。這是因為在儒家文化中，皇帝是不可能違背倫理道德的。中國的倫理道德以上對下的關系確定，具有最高權力的人的意志是完全自由的。服從皇帝的意志就是有道德的�；实垠w現(xiàn)了道德目的，所以道德制裁是不能加在皇帝身上的。

　　在金字塔中，地位越高人生價值實現(xiàn)得程度也就越高。金字塔以皇權為中心，形成上下負責的關系。中國古代組織社會的原則是儒家文化，但是在中國社會里卻從來不是只有儒家文化發(fā)生作用。強調向上負責和對下慈愛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但是純粹慈愛是無法維系一個社會結構的。每個人從內在愿望上看都是向上看的，每個人都有內在價值感覺。像蘇軾作為朝廷丞相被派遣到海南島等地就是不得志，相反，如果提官了就是得志了。在中國古代社會，官越大，財富越多，權力越大，性滿足的程度越高。而地位越高，違背倫理道德的可能性就越小。正因為大家都想向上，所以上面會受到威脅�；实蹖υ紫嗟牟卉壭袨椴扇〉哪耸欠�家文化。法家文化是體現(xiàn)政治本質的。權力就是一個法律，只有掌握法律才能掌握國家。把皇權政治維系住，整個金字塔結構就維系住了。而對于官僚政治結構中的人來說，要維護自己就得先維護皇權。

　　科舉制度是金字塔的過渡階段。在下層百姓中，就其家庭結構而言也是一種儒家文化。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就是說從政治結構到家庭結構中奉行的都是儒家文化。但是就老百姓來說，個人價值不一定在儒家文化中實現(xiàn)。在中國，老百姓是在道家文化中實現(xiàn)自己的個人價值的。為什么中國的法輪功會發(fā)展這么快？因為它就是老百姓用來實現(xiàn)個人價值的某種意義上的道家文化。在儒家文化中，人們受這受那支配，在社會中實現(xiàn)不了人生價值。所以老百姓就從道家文化或者佛家文化中去尋找自己的人生價值之所在。宗教迷信中伴隨著煉金術和養(yǎng)生之道；
在佛家文化中，人們相信只要自己好心就可以獨立，而別人不行善就會有惡果。當不上官的知識分子（也就是通不過科舉制度）也轉向道家文化，比如老子和莊子。這些知識分子喝酒、飲茶、作詩、聚友，這些行為其實都是道家文化的傳統(tǒng)。

　　中國幾大派文化經(jīng)過兩千年的動態(tài)演變和互相撞擊，最后形成比較穩(wěn)定的結構，同時也受到西方文化的撞擊。在中國社會里，忠臣、奸臣一直都是存在的，然而不論是誰都沒有對社會結構的基本組織形式提出過疑義。塔式政治結構在中國心理中是永恒的。一種文化最可怕的不是有人沖擊它，而是沒有人意識到它。

　　當?shù)蹏�主義撞擊中國時，它撞擊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政治結構。歷史書上記載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爭是有的，但是首先感到危機的是政治體制，是皇帝本人，因為國家是皇帝的國家。在中國歷史上，從南宋起，老百姓就對亡國形成習慣，用不好聽的話來說就是中國老百姓沒有民族意識�？墒菄�家只是皇帝的，不是老百姓的。所以在西方帝國主義撞擊中國時，對老百姓的心理來說影響不是最大的。古代社會信息不發(fā)達，也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消息從北京傳到廣西要幾年，甚至一些老百姓一輩子也不會知道。

　　官僚政治結構受到帝國主義的撞擊之后開始出現(xiàn)分化，最后分裂成兩派，一是改革派，二是保守派。分化是怎樣產生的？西方帝國主義撞來時，首先感到疼并產生危機感的是皇帝�；实鄄毁u國，因為國家是他的，賣了國他就成普通老百姓了，向來中國最高政治家沒有賣國主義，只有愛國主義�；实壑�急了，但再著急也是為了維系政權。他要維護政權就必須要利用政治體制的力量。官僚都是知識分子，但是他們都是在儒家文化的教育體制中培養(yǎng)出來的。進士不是說他什么都會，而是掌握了儒家文化，掌握了忠君、孝父、三綱五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等的禮教文化。所以不違背儒家原則就是知識分子。除了遵守儒家道德文化原則之外，這些知識分子可以作詩、寫文章，但這些都是個人的事情，并且這些事情也都不能違背儒家道德原則。

　　在與帝國主義的對抗中，中國的官僚結構顯得毫無力量和意義。西方以高科技和先進的武器撞擊中國這個政治體系，要作出回應的話就必須也有高科技，否則就沒有競爭的資格。另一種辦法就是煽動全民族性的民族主義，像薩達姆那樣，使整個民族仇視美國。但是在中國這么大一個國家想讓大家都愛國很難，更何況力量太強對皇帝而言是最危險的一件事情。力量一強就會想當皇帝，可是如果大家都想當皇帝，那么皇帝怎么辦？在這種情況下，皇帝迫切需要能對付帝國主義的官僚，這些官僚的素養(yǎng)是儒家文化。

　　面對這樣一個變化，官僚是承認西方文化價值而放棄自己的文化價值還是抵制西方文化價值以維護自己的文化價值？這是兩類知識分子發(fā)生分化的原因，他們都是儒家文化下的知識分子，當他放棄了儒家文化的價值和意義就等于放棄了他自己存在的價值和意義。相反，如果他堅持儒家文化的價值和意義就是堅持他自己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他們讀了一輩子的書，好不容易當上了官，現(xiàn)在帝國主義這么一撞擊，他的官就沒有了。那些會造武器或者稍微懂些洋鬼子abc的人卻當上了官，那么原來那些人存在的價值和意義何在？所以在這種政治體制中必然是大多數(shù)人保守。為什么還會有人主張改革呢？因為這些主張改革的人都不是實力派，他們沒有穩(wěn)定的地位和靠山，必須依靠自身的努力獲得穩(wěn)定的地位。像林則徐以及早期的曾國藩都不是實力派，在政治體制中，對于非實力派的人來說，皇帝讓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就算你知道自己做不好也得做。比如林則徐被派到廣東去銷煙，搞不好就會丟官的，可是他不去能行嗎？所以非實力派必須借助于改革，而要改革成功就必須了解西方，知道它們的一些情況。林則徐、魏源等人一走出第一步就違背了儒家文化，因為儒家文化是尊師的，要尊師就不能再拜別人為師，就不能看“旁門邪道”的書，否則就不是儒家文化的傳人了。學習時必須學習被公認為好人的人的著作，比如要想成為無產階級革命派就必須讀毛主席的書�，F(xiàn)在毛主席不是皇帝，所以不用讀他的書了，現(xiàn)在要讀現(xiàn)在應該讀的書。

　　為什么改革派官僚會逐漸壯大起來？這是因為西方的威脅是恒定性的，美國、英國不是今天存在明天就不存在的。因此皇帝時時處于政治危機之中，他需要不斷有人與西方帝國主義對峙，將帝國主義擺平。一直到了曾國藩，改革派開始壯大自己的力量。這是什么原因呢？因為當時發(fā)生了一場太平天國起義。太平天國是哪一種文化的體現(xiàn)？它屬于道家文化。洪秀全原來是儒家知識分子，大家知道，在儒家文化中知識分子個人價值的實現(xiàn)必須通過科舉制度。洪秀全原來也想走儒家文化的道路，但是他考了兩三次秀才都以失敗告終。后來他就用“天國”傳道，這種東西從根本上說是屬于道教文化的。但“天國”到底是什么，洪秀全自己并不清楚。50年代大家敲鑼打鼓慶賀社會主義在中國建成，可是有人就問：這是社會主義嗎？昨天和今天沒有什么區(qū)別呀？現(xiàn)在社會主義建設五十年過去了，還只是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到底什么是“社會主義”大家也不清楚。李洪志是否是釋迦牟尼的傳身？我們不知道。

　　洪秀全領導的太平軍力量一發(fā)展，皇帝就害怕了，所以他要采取壓制的行為。當清政府向太平軍撞擊過來的時候，如果太平軍不拿起武器，那么他們就會被鎮(zhèn)壓，而一旦他們拿起了武器，他們與清政府就成了軍事對抗。我們現(xiàn)在對太平天國的評價并不高，但是中國現(xiàn)代革命是從它開始的。它沒有以中國傳統(tǒng)文化為旗幟，而以西方傳過來的“天國”（且不論它與西方文化到底有多大程度的符合）為旗幟。后來的辛亥革命以西方英美民主為旗幟，共產主義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為旗幟。從太平天國到現(xiàn)在，中國歷史上三次大的革命都是以西方思想為旗幟的，所以說太平天國是中國現(xiàn)代革命的開端。

　　太平天國威脅到中國的政治體制，西方帝國主義也威脅到清政府，那么這兩個威脅哪一個最危險？在清政府看來，太平天國是最危險的。因為它的成功將導致政治體制垮臺，所以它威脅整個政體，不僅威脅保守派官僚也威脅到改革派官僚。這時候，保守派和改革派就達成暫時的茍合，一起對抗太平天國。正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曾國藩才得到重用。保守派之所以會接受曾國藩，是因為他們不敢直接和太平天國對抗，他們害怕丟了性命。而讓曾國藩去鎮(zhèn)壓太平軍就是由他一個人來承擔全部的責任，失敗了唯曾國藩是問，成功了也少不了大家一起分功。

　　在正常情況下，在政治官僚體制中，個人價值以你獲得的地位為標志，比如一個大學教授和一個部長同時回農村老家，老百姓注意的肯定是部長而不是教授。

　　到了百日維新的時候，維新派知識分子不是官僚知識分子，而是在野知識分子。在官僚知識分子發(fā)生分裂時，在野知識分子也發(fā)生分裂。在中國官僚知識分子中，改革派占少數(shù)，在任何情況下都是這樣。也許有的時候表面看起來是改革派占多數(shù)，但這只是假象。有些人表面支持改革，在報紙上、雜志上拼命地發(fā)表文章?lián)碜o改革，但實際上他們只說不干，因為害怕犯錯誤，害怕被追究責任。比如我擁護毛澤東，如果我錯了，那也不是我的錯，因為是毛澤東錯了。這些做表面文章的人，讓他們去和美國談判，他們是不會干的。他們想：談不成怎么辦？不都成了我一個人的責任了嗎？在野知識分子和官僚知識分子的情況不同，他們需要發(fā)揮自己的才能，他們自認為充滿青春活力，他們認為自己能做得比現(xiàn)在的官僚好。(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所以在野知識分子往往首先看到政治體制中的弊端。在他們身上，改革派的知識多，保守派的知識少。

　　在野知識分子要發(fā)揮作用，在當時必須通過科舉制度這個通道。但是他們感到通過科舉制度進入官僚結構很難，像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科舉制中往往難以成為勝利者，而那些對社會毫無所知的、一心一意沉浸在四書五經(jīng)中的人卻極容易在科舉考試中取得勝利�，F(xiàn)在的情況也一樣，那些讀薩特、海德格爾的人不一定拿高分，而那些只讀馬克思主義的人卻能夠拿到高分�？婆e制這種選擇機制是不利于在野知識分子的。那么他們用什么方法參與官僚政治結構呢？在改革派官僚的啟示下，他們開始接受西方文化和先進思想，比如議會制和選舉制。他們?yōu)槭裁匆�向中國介紹選舉制呢？因為這對于他們是有利的，梁啟超在社會上有誰不知道他？所以要是實行選舉制，那么大家推選的肯定是梁啟超而不是那些死讀四書五經(jīng)的人。所以在野知識分子首先要提出體制改革的問題。他們對現(xiàn)實體制不滿，要發(fā)揮自己的作用，他們就必須改革現(xiàn)行政體中的弊端。

　　在野知識分子提出民主化要求。民主制提出來了，可是有一個困難：在沒有民主制度的社會推行民主改革靠誰呢？靠皇帝，要不就走洪秀全的道路�？墒呛樾闳�最后被鎮(zhèn)壓了，所以洪秀全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在野知識分子選擇了文化渠道，比如辦刊物，他們通過種種文化渠道實現(xiàn)社會溝通�；实劭梢钥吹剿麄兊目�物，可以采納他們的主張。在野知識分子想：皇帝的權力加上我的才能，社會改革不就成功了嗎？中國知識分子的邏輯有時是很混亂的。就算皇帝知道他們的辦法很好，那他為什么不通過原來的人進行改革呢？皇帝要是改革就沒有權力了，正是他沒有權力所以他要改革�？涤袨�、梁啟超很高興皇帝支持他們了，可是結果呢？光緒只是一個沒有實權的皇帝。因此在野知識分子的改革在文化上搞得很熱鬧，一進到實質階段就不行了。

　　這就是在野知識分子經(jīng)常遇到的悲劇，體制改革到現(xiàn)在還是這樣的情況。在野知識分子想通過光緒獲得權力，而光緒也想通過改革奪回被慈禧一手壟斷的權力。這樣就是零加零等于更大的零�！傲�四”也是這樣一種情況：在野知識分子擁護無權的趙紫陽，無權的趙紫陽支持無權的在野知識分子。

　　改革派知識分子是利用現(xiàn)有體制，革命派則要推翻現(xiàn)有體制，比如孫中山，他自己組織政黨，奪取政權。現(xiàn)在的知識分子已經(jīng)沒有這樣的魄力了。他們把性命看得最為要緊，因為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革了幾次命都沒有成功，最后命丟了，革命卻未成功。所以還是不革命為好。這也是好現(xiàn)象。

　　辛亥革命以后中國不但沒有安寧，反而軍閥混戰(zhàn)。但是這個結果不應該由孫中山父責任，而應該由清政府和曾國藩負責任。當年在鎮(zhèn)壓太平軍的時候，清政府不派朝廷軍，曾國藩只能用地方軍隊鎮(zhèn)壓太平軍。后來的軍事力量都落到了個別軍事首領手里。軍閥割據(jù)就這樣慢慢形成了。所以中華民國的建立，從實質上說只有形式而沒有內涵。民主不應該只有形式，民主是建立在思想自由和個性自由的基礎上的。大家都說現(xiàn)在民主太少，實際上人民代表大會就是民主制度，雖然它不是全民民主制度。人民代表有這樣一個心理：誰讓我當代表，我就感激他、忠于他，至于他實行什么樣的政策、路線，對現(xiàn)實問題有什么解決方案我不管，反正讓我當代表的人就是好人，而好人是不會干壞事的。是誰讓我當代表的呢？當然是毛主席，是黨�？墒侨绻�大家都這么想，如果大家都選毛主席，那還用選嗎？這實際上是以民主形式貫徹專制。在這種民主形式中，從最高統(tǒng)治者到最低統(tǒng)治者聯(lián)合起來，這是民主也是專制。

　　民主的關鍵是怎樣看待人，怎樣看待自己。這是基本知識，沒有它就不能分清哪一種觀念有利于社會，哪一種觀念是強奸民意。五四知識分子不是官僚知識分子，也不是在野知識分子。不管是什么文化都是進入政治體制的資本。真正的知識分子成為真正獨立的階層是在五四時期。這些知識分子所提倡的價值觀念不是把自己送入政治體制，而是就是作為知識分子來影響社會，用文化在社會中發(fā)生影響。不論是胡風、魯迅還是周作人、陳獨秀，他們寫的文章都不是給官僚看的，而是給群眾讀者看的。比如陳獨秀的《敬告青年》就是寫給青年讀者的。這個時候的知識分子和他的讀者之間的對話方式是平等的，沒有權力個性在里面羼雜。如果讀者不同意他的觀點，他不會降讀者的工資，更不會殺讀者的頭，因為這個時期的知識分子是純粹的知識分子，他們沒有權力，也不想擠進政治體制去獲得權力。文化成為獨立的話語方式，它跨越政治權力和經(jīng)濟權力。

　　所以五四是中國知識分子成為獨立階級的時期，產生之后知識分子隊伍發(fā)生分化，這是為什么？因為知識分子向各個方向、各個領域發(fā)展。五四獨立的知識分子階層分成三派：第一派是以李大釗、陳獨秀等為代表的學院派馬克思主義。李大釗是北大圖書館館長，北大經(jīng)濟系的教授，他是作為經(jīng)濟學家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學院派的長處是它的文化性，它代表對中國文化的思考。他們的劣勢是不具有實踐政治家的素質。蔣介石是一個典型的實踐政治家，共產黨幫他打軍閥，他當然求之不得，可是到了快奪取政權的時候，他就開始一步一步地把共產黨排除出去。陳獨秀就沒有這個心眼，他對蔣介石說：我是真心實意的。蔣介石呢，他說：真心實意也不行，這是權力問題。

　　第二派是以瞿秋白、王明為代表的留蘇馬克思主義。這一派還不如學院派，他們不知道中國文化和中國的人，在國內連一個認識的人也沒有。底下沒有人是他們的一個弱勢，最致命的是他們學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jīng)濟學也沒法打仗。第三派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實踐革命家。這一派依靠的是在實踐中取得勝利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思想，而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毛澤東思想四卷本講的就是法、勢、術的基本概念。

　　胡適屬于學院派文化，在現(xiàn)代教育體制中，影響最大的文化就是胡適的文化。學院派是搞學術的，搞學術不能光靠感情，而要求理性，并且理性的要求是高于感性的要求的。胡適很重視方法論。學院派是給未來社會培養(yǎng)人，現(xiàn)在只是儲備階段。它不像實踐派，目標是直指現(xiàn)實的。學院派注重的是理智的思考。

　　但是只有方法論、只有理性行不行？不行。魯迅體現(xiàn)的是社會文化。胡適從國外回來之后一直在大學教書，所以他的學術著作比魯迅多。魯迅一開始寫小說，可是大學教授不能光寫小說，教授是要傳授知識的。魯迅原來也是教授，后來他成為職業(yè)作家，他和社會溝通靠的是情感。他寫了《紀念劉和珍君》之后遭到通緝，得罪了政府和周圍好多人。他為什么要寫這篇紀念文章呢？人死不能復生，寫文章的人還因此遭罪干嗎不保持沉默呢？這就是情感因素在起作用，在魯迅看來，他這樣做是完全值得的，有意義的，也是幸福的。

　　到了20世紀三十年代，左翼出現(xiàn)了，代表是胡風、瞿秋白及周揚。他們（尤其是胡風和瞿秋白）起到和魯迅溝通的作用。1949年之后，批評俞平伯是為了批評胡適，為了清洗學院派。緊接著“胡風反革命集團”的說法也出來了，這實際上是清洗社會文化。與此同時還淡化李大釗、陳獨秀為代表的學院派以及留蘇文化，最后只留下馬克思主義文化。毛澤東想在中國文化中確立起馬克思主義的絕對地位。57年之后，大規(guī)模階級斗爭結束，但是沒過多久，階級斗爭又開始了，這是因為黨內一些人的斗爭才是真正威脅毛澤東權力和整個政治體制的因素，而社會上的文化派別是很容易就清除掉的。

　　周恩來、鄧小平等在處理國家日常事務的過程中，意識到光有馬克思主義是不行的，思想界和經(jīng)濟界是有沖突的。毛澤東死后，他的權力落入經(jīng)濟派，毛澤東體現(xiàn)馬克思主義的共同富裕的思想就很難在現(xiàn)實經(jīng)濟中得到實現(xiàn)了。毛澤東是一個戰(zhàn)略家、策略家，他從50年代就開始經(jīng)營軍權，換下了彭德懷、換上了林彪。他又清洗了各文化派別，只留下馬克思主義。但是當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后，現(xiàn)代社會這個格局不僅未被消滅，反而更加復雜化了。因為不能說明事實的思想是沒有力量的思想。雖然把各派別壓制了，但作為一種思想是不會消失的。我說了一句和你不一樣的話，你就攻擊我、壓制我，這算什么路線？你有權力，我不敢說話，表面上還可能說你的好話，但是我在心里更恨你了。所以用政治權力、經(jīng)濟權力造成的思想統(tǒng)一是虛假的，所以文革后原來被壓制的思想又冒出來了，有的講生命主義，有的講方法，還有的仍然講馬克思主義。老百姓還是要講道家文化，要算算命什么的，再接著法輪功也出來了。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自由當中出現(xiàn)的某些不合理的現(xiàn)象而否定自由，雖然有種種不好的現(xiàn)象，但它總比專制強。我們應該本著互相理解和同情的原則、抱著真誠的態(tài)度，大家互相交流，甚至互相爭鳴，這都是有利于民族文化的。相反，如果互相攻擊就會削弱原本非常貧弱的知識分子文化。這就是發(fā)展文化最根本的一條原則。

　　我的觀點不一定對，純屬胡說八道。說得對的，大家可以作為參考，說錯了的，大家可以樂一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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