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遷戶的私產(chǎn)“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政府不能進”，房產(chǎn)商更不能進。

　　房地產(chǎn)商人可以說是最有市場眼光的，如果是一塊配套不齊的“生地”，地產(chǎn)商就得努力預測其風險，伺機而行。但是舊城開發(fā)卻不一樣，可以倚重周邊成熟的環(huán)境，如人口聚集、生活教育設施齊備等，風險遠遠小于生地。舊城改造的風險在于拆遷的成本。

　　商業(yè)行為異化為政府行為

　　與拆遷戶公平交易或談判，地產(chǎn)商既無這樣的習慣，也無這樣的耐心。他們看中了政府的權力。現(xiàn)今的一些地方政府是一個表面政績形象化的政府，城市形象的改觀是政府政績最直接的表達，也是某些官員升官發(fā)達的最好方式。房產(chǎn)商正是盯住了這樣的死穴，高舉為城市增光添彩的大旗，把政府拖進對付拆遷戶的陷阱——用公權、特權對付拆遷戶，降低拆遷成本，從而演繹出一幕幕的城市悲劇。

　　有的房地產(chǎn)商采取包干：我給你政府多少錢，你去實現(xiàn)“幾通一平”。政府“為了城市發(fā)展，為了城市形象”擺平拆遷戶，如若不從，便強制拔下釘子戶。因為拆遷法規(guī)定，你只有房屋所有權，并無土地所有權，國家有權收回土地。而拆遷戶認為，自己有級差地租收益：“你把我的房屋拆遷，建造商品房獲得的利益，我有權益參與分配，你應給我一個合理的賠償。”在強大的公權面前，弱勢的拆遷戶往往只能敗下陣來。當請不動政府為其拆遷時，一些房地產(chǎn)商就勾結黑道，對拆遷戶進行恐怖活動，騷擾、威脅成了家常便飯，甚至砍殺。有的地方政府卻對此袖手旁觀，任無權無勢的拆遷戶被宰割。本來是公平交易的拆遷，卻變成了公權、黑道的強制，將“朱正亮”們逼上了絕路。拆遷悲劇的癥結就在于，商業(yè)行為異化為政府行為。

　　需要指出的是，有的政府官員其實是被資本收買了，導致資本與政府勾結對貧民實行搶劫。本來應該維持中立和公道的政府卻偏幫大資本，而拆遷戶失去了法律和政府的保護，告狀無門，自焚就成了他們與政府對話的極端方式。

　　我們的社會應該尊重別人的私權

　　在中國這個轉型社會，公權與私權，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將會發(fā)生一系列的沖突，拆遷糾紛凸顯社會缺乏對私權、個人利益的制度安排。過去是按國家、集體、個人的順序調節(jié)利益，近二十年改革的實質恰恰是因為尊重私權，承認個人追求權利而得到發(fā)展。改革正是因為國家意識到，否認私權扼殺了人民的工作意欲，窒息了社會發(fā)展，所以不得不恢復私有產(chǎn)權。

　　用群體壓制個體，用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壓制個人利益似乎是理所當然，況且多數(shù)人的公共利益表現(xiàn)在拆遷中。然而，誰來界定公共利益？為建廣場而拆遷也許是公共利益，改造胡同建高樓也是公共利益嗎？房產(chǎn)商的一切作為就是公共利益嗎？公共利益的維護者被收買了，他還能維護公共利益嗎？

　　我們的社會應該尊重別人的私權，把別人的私看成和自己的私同樣重要。應該倡導對個人利益的承認與保障，個人利益只能通過交換而取得，也只有這樣才能增加社會財富。宣揚對私利的保護，才能最終既保護拆遷戶的利益，也保護房產(chǎn)商的利益。房產(chǎn)商們不是也在推動修憲，保護個人財產(chǎn)入憲嗎？只顧自己的私，漠視別人的私，他們最終也會吞食苦果。如果聽任一些房產(chǎn)商勾結特權，侵犯私權、民權而不制裁，這個社會就不是一個法治社會，就不能和諧發(fā)展。

　　一定程度上說，個人利益的最大化等于社會利益的最大化，沒有尊重個人利益的公共利益是難以實現(xiàn)的。現(xiàn)代社會的政府必須是個人利益的捍衛(wèi)者和國民安全的保護者，是這個利益多元化社會公平、公正的捍衛(wèi)者，而決不是用特權來偏幫大資本，侵犯民權。

　　必須讓行政權力退出拆遷

　　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得主科斯有這樣的定理：政府的責任僅在于通過法例，保障不同利益階層，通過以金錢為衡量準繩的法例，達成資源最適當?shù)姆峙洌�同時通過法例，保障這類談判在公開的情形下進行。只有這樣才能達到“小政府、大市場”，才能達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有人會問：尊重拆遷戶的個人利益，那城市如何發(fā)展？筆者認為，即便政府介入拆遷能夠提高效率，加速發(fā)展，也不應提倡。美國第31屆總統(tǒng)胡佛認為，即使政府對商業(yè)的管理可以提高效率而不是降低效率，也還是應該堅定不移地反對。因為，它摧毀政治平等，加劇而不是減輕弄權和腐敗現(xiàn)象，會扼殺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力，會破壞領導能力的培養(yǎng)，會挫敗人民的智力與精神力量，會使平等與機會化為烏有，會枯竭自由與進取精神。

　　套用胡佛的話，即使行政權力能夠加速城市更新面貌，由于它容易滋生腐敗，容易使特權侵犯民權，容易出現(xiàn)有人以一己私利搭公共利益的便車，所以必須讓行政權力退出拆遷，斬斷商業(yè)行為轉換成政府行為的利益鏈。

　　拆遷戶的私產(chǎn)應該說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政府不能進”，房產(chǎn)商更不能進。你要拆遷，只能用公平、對等的談判達到自愿拆遷。當然，根本的解決還得靠法律制度對公民財產(chǎn)權的保護。

　　螻蟻尚且茍生，自焚者何以要以死來抗爭？那是冤屈不能伸，用死來與社會對話，若不是被逼到絕境，豈會有此極端行為？毛澤東在1956年談及拆遷時曾說：“你拿長棍去撥鳥兒的巢，雀兒也要叫幾聲�！弊苑傩袨槭鞘裁葱再|？如果政府以公心來處理拆遷，不偏幫大資本，不被大資本壟斷公權，會不會有自焚？處理這些問題，必須要分清是非，不可把自焚者歸為報復社會來懲處，否則情何以堪、公德何在、親民何在？否則自焚者可能從良民變成暴民，演變成為社會問題，甚至政治問題。

　　令人高興的是，幾天前大陸媒體報道，北京警方打擊房產(chǎn)商勾結黑社會實行野蠻拆遷。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使人看到了政府在拆遷中扮演角色的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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