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彈冠相慶

　　鴉片戰(zhàn)爭是中國人的錐心之痛。

　　不過，認真說來，痛，是后來的事。當時好像不怎么痛。不但不痛，相反，1841年的那個夏天，“戰(zhàn)敗后的廣州，并沒有像通常那樣死氣沉沉，而是上上下下都喜氣洋洋地互賀升遷�！�1首席指揮官奕山，被欽命“交部優(yōu)敘”，賞白玉翎管。其他官兵人等，則優(yōu)敘的優(yōu)敘，升官的升官，補缺的補缺，換頂戴的換頂戴，正所謂“彈冠相慶，共沐天恩”。因為負責這次戰(zhàn)役的奕山，在奏報“戰(zhàn)功”的同時，還一口氣保舉了“有功之臣”共554人，幾乎囊括廣州所有官員！

　　這可真是“勝利者的歡宴”！

　　然而事實又如何呢？事實是，奕山和他的同僚，既打了敗仗，又公然違旨。

　　奕山的職銜，是“靖逆將軍”。“靖逆將軍”不是“撫遠將軍”。他只能“剿”（消滅英軍），不能“撫”（停戰(zhàn)言和）。道光皇帝給他下達的命令，也是“大兵兜剿”、“擒獲夷酋”，“務使該夷片帆不返”。為此，皇帝下令調集湘、贛、鄂、桂、滇、黔、蜀七省大軍供其驅使，還慷慨地一次性撥款三百萬兩充作軍費。這次戰(zhàn)役的前敵指揮部也陣容強大：領侍衛(wèi)內大臣、御前大臣奕山，軍機大臣兼戶部尚書隆文，湖南提督楊芳，四川提督齊慎，原刑部尚書、現任兩廣總督祁*，一共五位大員。道光皇帝決心之大，期望之高，可見一斑。

　　可惜事與愿違�！坝⒁摹辈坏珱]有被“一鼓蕩平”，清軍反倒一敗涂地；
“夷酋”不但沒有“束手就擒”，反倒指名道姓地要奕山親自出面談判，而且開出的價碼中，竟然要求奕山等人率兵出城，駐扎在廣州城外200里處。最后的結果是，奕山不但全部接受英方所開條件，還提前兩天繳清了600萬元的“使費”，總算是從英軍的炮口下“贖”回了廣州城。至于兩國之間恢復通商，自然更是不在話下。

　　停戰(zhàn)是違旨的，談判是違旨的，同意通商也是違旨的，賠款就更是喪權辱國，然而卻獲得了嘉獎，天底下哪有這樣的荒唐事體，又哪有這樣的糊涂皇帝？

　　直接的原因當然是奕山向皇帝撒了謊。

　　就在廣州城降旗高掛的5月26日，奕山給道光皇帝上了一道奏折，歷數清軍在5月23日至25日的“赫赫戰(zhàn)功”，宣稱擊沉、焚毀英軍輪船、兵船各1艘。6月4日，即停戰(zhàn)協定達成9天、英軍退離廣州之后，奕山等人又上一折，聲稱英軍頭目（夷目）在城下“免冠作禮”，懇請“大皇帝開恩，追完商欠，俯準通商”。只要給他們這兩項“恩典”，“英夷”們就“立即退出虎門，交還各炮臺，不敢滋事”。其實所謂“商欠”，就是那600萬元的“贖城費”，奕山等人早在5月31日就交清了。通商則早是事實，奕山和先期到達的參贊大臣楊芳等人早就默許，不聞不問，只不過道光皇帝還蒙在鼓里而已。于是，這個冤大頭皇帝便在上諭中“寬宏大量”地說，那些野蠻人（該夷）原本“性等犬羊，不值與之計較”�，F在，天朝已略示薄懲，英夷又作禮乞恩，你們辦事也不容易（朕諒汝等不得已之苦衷），那就恩準通商賞還商欠吧！奕山一看謊言生效，又在7月14日出奏，聲稱“英夷”聽宣，感恩戴德，“額慶歡忭，免冠感伏，聲言永不敢在廣東滋事”。這個結果，雖然離“片帆不返”、“一鼓蕩平”相去甚遠，但“永不滋事”還是皇帝愿意聽的，奕山等人豈有不加官進爵之理？

　　同樣，謊言既然如此有效，大清帝國的官員們，又豈有不競相撒謊之理？

　　事實上，在整個鴉片戰(zhàn)爭史上，我們很難找到完全不撒謊的清廷官員和將領。兩廣總督鄧廷楨撒謊，兩江總督伊里布撒謊，欽差大臣琦善撒謊，參贊大臣楊芳也撒謊。楊芳官居從一品，爵封果勇侯，是戰(zhàn)功赫赫的清代名將，然而一到廣州就撒謊。而且，對英軍作戰(zhàn)毫無“果勇”之處，對皇帝撒謊卻“果勇”得驚人。一只送照會的小船被手下發(fā)炮擊回（純屬誤會），竟被他夸張為“擊沉英三板船兩只，擊斷英大兵船主桅一根，擊斃英軍多名”的大勝仗。當然，楊芳的撒謊，和奕山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結果，最敢撒謊也罪孽最重的奕山交部優(yōu)敘，賞白玉翎管；
撒謊水平次于奕山的楊芳“革職留任”（原因在于多少講了點真話）；
相對誠實的林則徐（基本不撒謊）和琦善（后來才撒謊）處分最重，──林則徐遣戍伊犁，琦善判斬監(jiān)候（死緩）。這可真是誰不撒謊誰倒霉！

　　當然，也有因撒謊而倒霉的。伊里布就是。不過伊里布的倒霉，并不是因為謊言被戳穿，反倒是因為謊言被相信。1841年2月24日，英軍主動撤離舟山，伊里布不費一兵一卒就“收復”了定�？h城。而且，接收這座空城的，其實只有三個人，──伊里布的家仆張喜和兩個下級軍官。然而，在給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伊里布卻自吹自擂，大表其功，甚至不惜編造情節(jié)。伊里布說：“我兵丁于初四日（即24日）午刻齊抵定海（其實是直到26日才會合集齊開赴舟山），該夷半在城內，半在船中。是我兵到彼，胞祖（英軍指揮官）即繳納城池，城內各夷立即紛紛退出。我兵整眾入城，登陴看守，并將道頭地方該夷所蓋草房全行拆毀（其實是26日進城后就先為爭功而吵架）。鄭國鴻等傳宣恩諭，將夷俘晏士打刺打厘（即安突德）等釋令領回（其實是早就被英軍救回），并飭趕緊起碇（其實城中并無一人）。胞祖等免冠服禮，聲稱伊等將城池交獻后，即于初五日全數撤退（其實早就走了）”。這可真是彌天大謊，但編得很“圓”。有時間（還精確到時辰），有地點，有人物，有故事，有情節(jié)，還有細節(jié)。其中，我最欣賞的是“該夷半在城內，半在船中”一句。它給人的感覺，是誠非身臨其境者不能寫出，簡直就跟真的一樣。伊里布如果改行寫小說，水平一定不差。

　　這當然不由人不信。但這“真實的謊言”卻激起了道光皇帝的雷霆大怒：“伊里布著革去協辦大學士，拔去雙眼花翎，暫留兩江總督之任，仍帶革職留任處分，八年無過，方準開復，以觀后效”！

　　奇怪！伊里布雖然一派謊言，但好歹總算是“收復了失地”，奕山卻是“賠了夫人又折兵”，還倒貼600萬元的“贖城費”。然而兩人卻一個升官一個罷官，這又是為什么？

　　這就必須首先弄清楚：他們?yōu)槭裁匆�撒謊。

　　二　逼出來的謊話

　　伊里布原本是可以不撒謊的。

　　伊里布不是等閑之輩。他血統高貴，其家世可追溯到努爾哈赤的父親塔克世；
出身正途，是嘉慶六年的二甲進士，滿族官員中少有的科班出身；
官運亨通，四年間升遷七次；
圣眷正隆，是道光皇帝最為看重的四大總督之一（其余三人是兩江總督陶澍、直總督隸琦善和湖廣總督林則徐），并已由云貴總督遷任兩江總督，且被看作善于鎮(zhèn)撫邊務之才，在云南對付“蠻夷”很是得心應手。更重要的是，他的想法一開始和道光皇帝一樣，也是主“剿”的。君臣一心，他用不著做手腳。相反，在他看來，以欽差大臣的身份由兩江而至浙閩主持軍務，正是他揚名立萬的好機會。

　　然而一到浙江前線，伊里布就發(fā)現情況不對。不但此時非彼時，此地非彼地，而且此夷非彼夷。挾堅船利炮渡海東來的“英夷”，和本國的“蠻夷”（云南少數民族）根本不是一回事，完全不是他連哄帶嚇就能鎮(zhèn)得住的。渡海舟山，收復定海，就更是談何容易！作為長期在一線工作的封疆大吏，伊里布以其聰明狡黠很快就意識到，浙江戰(zhàn)事絕無可為，萬歲爺交給他的任務，根本就完不成！

　　可是這些話他不能說。不但不能對皇上說，也不能對滿朝文武說。但又不能什么都不說，什么都不做，也就只能打馬虎眼，做小動作�！短斐�的崩潰》一書詳盡地記述了伊里布的這些煞費苦心的小動作。他一方面對皇帝虛與委蛇，一方面和英軍討價還價，甚至不惜放下“天朝大吏”的身份，把敵方當作同朝官僚來講價錢：“我們辦事，必令你們下得去，亦必令你們回得國，復得命。你們辦事須教我們下得去，教我們奏得大皇帝，教我們大皇帝下得去。”這就簡直等于說：你也不要打了，我也不要打了，我們兩個私下里講個價錢，大家都讓點步，也都得點好處，各人回去糊弄自家皇帝好了！

　　這就使我想起廣州戰(zhàn)役中大黃窖炮臺守軍將領戰(zhàn)前和英軍的講價：“你也不要放炮，我也不要放炮，誰都不要放炮。我可以放六次沒有炮彈的炮，給皇帝留面子，然后走掉�！�

　　可惜洋鬼子不吃這一套，萬歲爺也不像想象的那么好糊弄，其他官員更并非都是吃素的。浙江巡撫劉韻珂、江蘇巡撫裕謙、閩浙總督顏伯燾等人紛紛上奏言兵，京城里的言官更是奏章不斷。終于，1841年2月10日，道光皇帝下詔，免去伊里布欽差大臣差使，任命主戰(zhàn)最力的江蘇巡撫裕謙接任，“專辦攻剿事宜”！

　　這下子伊里布方寸大亂。他知道自己已經失寵，亟欲親手收復定海，以為補救。碰巧，天上掉下來一個大餡餅，英軍居然主動同意撤兵。這樣的大功豈有讓給裕謙之理？于是伊里布就立即由司令員變成了小說家，也就有了前面的那個故事。按照伊里布的想法，萬歲爺聽到企盼已久的“捷報”、“佳音”，總應該是“龍心大悅”吧？

　　誰知這個自以為是的小動作卻反倒激怒了道光皇帝：朕早就要你進剿，早就要你進剿，你他媽的卻遲遲按兵不動，總說時機未到準備不足。現在好嘛，讓這一小股本可“盡數全殲”的“逆夷”逃之夭夭，你伊里布不是混蛋是什么！

　　對此，茅海建先生總結說：“在其開始，伊里布還是誠實的。后來奏報與英方交涉，雖不乏‘天朝’的大話，但大體情節(jié)仍為可靠。隨著道光帝一道道攻克舟山的嚴旨，他的奏折越來越言不由衷，而獲知其已被免差后，竟?jié)M紙謊言�！币晾锊甲匀挥幸晾锊甲约旱膸ぃ�但那種“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強求一致的政治體制和君主作風”，難道不正是謊言的催化劑嗎？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伊里布的撒謊，其實是逼出來的。

　　楊芳和奕山也一樣。

　　楊芳和奕山被派到廣州之前，琦善已被罷免。這當然是楊芳和奕山的前車之鑒。何況同時還有一道“明發(fā)上諭”。在這道諭旨中，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辜恩負國”和“喪失天良”。道光皇帝說，琦善“被人恐嚇，奏報粵省情況，妄稱地利無要可扼，軍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摘舉數端，危言要挾，更不知是何肺腑！”事情很清楚，既然如實陳詞是“危言要挾”，實事求是是“辜恩負國”，實話實說是“喪失天良”，那么，楊芳和奕山除了撒謊、編謊、捏謊，又還能有什么別的選擇呢？

　　因此，楊芳和奕山幾乎是一到前線就撒謊。不像伊里布，挨到最后才撒起謊來，效果當然不好。楊芳和奕山的撒謊可以說是有計劃有步驟有預謀的，至少，也做到了穩(wěn)扎穩(wěn)打步步為營。事實上楊芳剛到廣州，清軍就打了一個敗仗，琶洲、獵德、二沙尾炮臺淪陷。然而楊芳卻在奏折里只字不提，僅虛筆帶過，道是英軍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余里游奕”。然后筆鋒一轉，大談自己如何布防，宣稱“可以仰慰圣廑”。遠在北京的道光皇帝哪里知道“省城相距十余里”是什么概念？又哪里知道“游奕”是什么意思？只是感覺情況尚好，于是在上諭中稱“覽奏稍紓憂念”。

　　這是1841年3月6日的事。3月12日和3月17日，楊芳又再次上奏，謊稱清軍“大捷”，殺敵無數，弄得道光皇帝興奮莫名，諭令正在途中的“靖逆將軍”奕山“一俟大兵齊集，即設法斷其歸路，痛加剿洗”。道光皇帝的上諭是4月2日發(fā)出的，而事實是，早在3月18日，英軍便肆虐于省河，廣州城岌岌可危。于是，楊芳便只好在3月22日和廣州將軍阿精阿、廣東巡撫怡良聯名上奏，請求道光皇帝批準恢復通商，理由是“逆夷”在我痛擊之下，“今俱不敢妄圖”，只不過“希冀照常貿易”而已。因此不妨“將計就計，冀其墮入術中，于剿辦或有把握”。4月3日，等得心焦的楊芳、怡良又再次上奏，請求批準通商，“暫作羈縻，以便從容布置，可期計出萬全”。在楊芳等人看來，我軍既然打了那么多勝仗，萬歲爺該給個面子了。

　　誰知道光皇帝覽奏勃然大怒。他的憤怒也不是沒有道理的：“若貿易了事，又何必將帥兵卒如此征調？又何必逮問琦善？”是啊，何必呢？

　　楊芳等人沒有話說。因為他們不能說：“我們根本就打不贏。不同意通商，別無出路�！�

　　于是只好接受處分：革職留任，以觀后效。

　　三　一騙到底

　　相比較而言，奕山的運氣要好得多。當然，他撒謊的本事也大得多。

　　奕山也是一到廣州就撒謊的。而且，論膽量，比楊芳還大；
論水平，比伊里布還高。奕山和伊里布一樣，也會編故事，但內容更豐富，情節(jié)更生動，文學性和可讀性也更強。和奕山相比，伊里布已不能算是“作家”，只能叫做“寫手”。

　　奕山的“代表作”是他6月4日的奏折。(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道奏折的背景，前面已經講過，是5月24日英軍進攻廣州，25日全部登陸完畢，當日即占領越秀山炮臺，置廣州城于其野戰(zhàn)軍炮口之下，26日奕山向英軍求和，27日達成停戰(zhàn)協定，31日付清全部賠款�，F在要做的，是如何誘使道光皇帝批準已成事實的賠款與通商。

　　于是奕山編了一個故事。

　　奕山說，據守城士兵報告，城外有夷人向城內招手，好像有什么話要說。參將熊瑞探頭一看，見有夷人頭目數人，用手又指天又指心的。熊瑞不懂，叫來翻譯詢問。這才知道，這些夷人要求見大將軍，說是“有苦情上訴”�？偙�段永福聽了，便大喝一聲道：我天朝堂堂大將軍豈肯見你？“奉命而來，惟知有戰(zhàn)！”該夷目一聽，就摘去軍帽，屏退左右，把所有的武器都仍在地上，望著城墻就行禮。我方翻譯官就下城去問他，說你們這些家伙抗拒中華，屢肆猖獗，到底有什么冤抑？原來，英夷是靠通商過日子的。如果不準貿易，貨物不能流通，“資本折耗，負欠無償”，那就沒法活了。只因“兩邊炮火轟擊，不能傳話”，只好跑到此地來，“求大將軍轉懇大皇帝開恩，追完商欠，俯準通商”，夷等保證立即退出虎門，交還各炮臺，再也不敢惹是生非。

　　這當然是無中生有，信口雌黃，顛倒黑白，勝敗戰(zhàn)和的關系完全反過來了。賠款求和的敗將成了擺譜端架子的，而且“奉命而來，惟知有戰(zhàn)！”手持利器咄咄逼人的強盜反倒成了苦苦求情的“冤民”，而且可憐兮兮。這可真是從何說起！

　　但那細節(jié)，卻又“真實”得不能再“真實”。又是“指天指心”，又是“免冠作禮”，又是“屏其左右”，又是“盡將兵仗投地”，其間還夾雜著諸如“向城內招手，似有所言”和“熊瑞不解，即喚通事（翻譯）詢之”的情境，不由人不相信。

　　當然，奕山的“成功”，主要還不在他的謊撒得有多“圓”（伊里布和楊芳的謊撒得也很“圓”），而在于道光皇帝的心思發(fā)生了變化。道光是一個資質平平，胸無大志，只想得過且過（即所謂“守成”）的人。他對這場戰(zhàn)爭，既無必勝的信念，其實也無必勝的要求。他最關心的，是戰(zhàn)爭何時結束（釁端何時可彌）；
最擔心的，是不要沒完沒了。因為那樣太費錢。他曾對伊里布說：“試問內地之兵民，國家之財富，有此消耗之理乎？”所以，他原本是打算以通商為條件來結束這場戰(zhàn)爭的。在同一段朱批中，他還對伊里布說：“好在彼志在通商，又稱訴冤，是我辦理得手之機，豈非片言片紙，遠勝十萬雄師耶？”從這個意義上講，除了不該賠款外，奕山他們還真沒什么錯。

　　那么，同樣是“設法羈縻”，同樣是“懇請通商”，伊里布和楊芳怎么就錯了呢？原來，道光皇帝的底線，除了“志在通商”以外，還有“又稱訴冤”一條。然而“英夷”的表現卻讓皇帝陛下失望：不但沒有苦苦求情，反倒十分囂張，簡直就是“桀驁不馴”。如此“不識好歹”，豈能不狠狠教訓、迎頭痛剿？所以，伊里布“收復”失地，他不喜反怒；
楊芳奏請“以通商換和平”，他不依不饒。但等到奕山簽訂城下之盟時，他似乎心灰意冷，不再在意“剿”得“痛快”不“痛快”了。只要“剿”過一回的，也就對付。何況奕山的謊撒得多么好�。∪f歲爺不是很在意“又稱訴冤”嗎？那就讓該夷好好訴一回“冤”就是！反正那些“逆夷”也看不到自己的奏折�？梢�，撒謊也不容易，一要有技巧，二要碰運氣。奕山運氣好，對上了皇帝的心思，所以他“成功”了。

　　然而謊言畢竟是謊言�！坝⒁摹奔热徊⒎鞘莵怼吧暝┰V苦”的，當然不會因此就像奕山說的那樣安分守己、“不敢滋事”。相反，他們更加囂張猖狂，趾高氣揚。1841年4月30日，原先一直代表英國政府和中方打交道的“駐華商務總監(jiān)督”義律被內閣免職（8月8日接到通知）。8月10日，英國新任“全權公使大臣”璞鼎查到達廣東，駐節(jié)澳門（同船到達的還有新任遠征軍海軍司令巴加），當日即發(fā)出照會，要求重開談判，并聲稱在英方感到滿意之前，英軍將不停止進攻。8月21日，英軍主力果然向北開進，璞鼎查本人也于22日登上戰(zhàn)艦由粵北上，一副戰(zhàn)爭不但沒有結束，而且剛剛開始的架式。

　　這就離奕山所奏“永不滋事”相差太遠了。奕山的辦法是繼續(xù)撒謊。奕山等人說，義律之所以獲罪，是因為“連年構兵”（事實只好相反，義律被免職，是因為英國外相巴麥尊認為他過于“軟弱”和“謙卑”）。義律心懷不滿，便故意不把我大清皇帝已恩準通商之事告訴璞鼎查。璞鼎查不明真相，又不等待我方的復照，便匆忙“出洋北駛”。這是上了義律的當。義律的鬼心眼是：璞鼎查倘若北上懇求碼頭，很可能開炮啟釁。戰(zhàn)爭一旦打起來，他就犯了和義律相同的錯誤，義律也就正好“為己卸職”。好在廣州知府余保純已向“副領事”（其實是秘書）麻恭傳達圣諭，并行勸阻，該麻恭聽宣后也頻頻“點頭稱善”，表示如能中途趕上璞鼎查，“定當遵諭傳知”云云。

　　這又是連影子都沒有的彌天大謊，然而道光相信。因為他自己御下的那些文武大臣就是這么勾心斗角的。何況在奕山等人的筆下，義律、麻恭等“夷目”無不“情詞恭順”，當然也就不會把這十萬火急的軍情太當回事了。

　　奕山等人又一次蒙混過關。

　　事實上奕山他們不撒謊也不行，因為謊言掩蓋不住真相。于是他們就只好用新的謊言去彌補舊的破綻，然后再用更新的謊言去做手腳。至于這個謊撒到什么時候是個頭，大約他們心里也沒有底，也就是做一天將軍撒一天謊吧！

　　四　謊言與高調

　　奕山的謊言騙得了皇上，騙不了他的鄰居。就在廣州城大小官員彈冠相慶的時候，一省之隔的閩浙總督顏伯燾，便出奏彈劾奕山謊報廣州戰(zhàn)況。這一回璞鼎查北上時，顏伯燾也沒有上奕山的當。他并沒有相信奕山的鬼話，也沒有放松對英軍的警惕，而是在廈門嚴陣以待。

　　但即便這個顏伯燾，也同樣是個撒謊的。當然，是在戰(zhàn)敗以后。

　　廈門戰(zhàn)役可謂慘敗。因為這一回，清軍是有足夠準備的。1841年2月17日，顏伯燾來到福州任所，即全力以赴投入戰(zhàn)備。3月2日，顏伯燾抵達廈門，便立即著手改造防務。到8月下旬開戰(zhàn)之前，歷時5個月，耗銀150萬兩，終于將廈門建成大清帝國疆域內最強大的海防要塞之一。

　　然而這個最強大的海防要塞卻不堪一擊。

　　戰(zhàn)爭是在8月26日打響的。下午1時45分，港內風起浪涌，英艦紛紛起錨進攻。顏伯燾則坐鎮(zhèn)城中，親自指揮廈門島南岸、鼓浪嶼、嶼仔尾守軍“三面兜擊”來犯之敵。經1小時20分鐘炮戰(zhàn)，鼓浪嶼三座清軍炮臺被敵打啞。下午3時45分，即開戰(zhàn)兩個小時后，英軍在廈門本島登陸。15分鐘后，石壁陣地陷落。未久，全島各陣地均告失守。顏伯燾這一回可是親身體驗到什么叫“灰飛煙滅”了。只不過，“灰飛煙滅”的不是“強虜”，而是他精心構造的防線！

　　絕望的顏伯燾和興泉永道（管轄興化、泉州、永春二府一州的道臺）劉耀椿“同聲一哭”，然后率領文武官員連夜逃往同安，守城士兵也都逃之夭夭。次日清晨，英軍不費一槍一彈就占據了廈門城。此戰(zhàn)，清軍戰(zhàn)死總兵1員，副將以下軍官7員，士兵難計其數，英軍則僅戰(zhàn)死1人，傷16人，然而顏伯燾的戰(zhàn)報卻說他擊沉英輪1艘、兵船5艘！

　　顏伯燾也開始撒謊了。

　　事實上，廈門戰(zhàn)敗后，顏伯燾“便與其曾彈劾過的奕山之輩同流合污，在謊言中消磨日子”。當然，謊言只是對皇帝、對朝廷說。私下里，則“暢論英夷船堅炮利，紀律禁嚴，斷非我?guī)熕�能抵御”。聽到這話的人都暗中竊笑：他怎么“前后如出兩人”？

　　的確是“如出兩人”。因為顏伯燾原本是唱高調的。

　　顏伯燾曾是鐵桿的“主剿派”。1941年初，顏伯燾剛剛就任閩浙總督，就和浙江巡撫劉韻珂聯名上奏，要求啟用已被罷免的“鷹派”官員林則徐，“會同伊里布籌辦一應攻剿事宜”。這等于是指責伊里布“剿賊不力”。伊里布是顏伯燾在云南多年的老上司。顏伯燾如此翻臉不認人，只能解釋為他對伊里布按兵不動的“鴿派”傾向不滿，同時也說明他確有一片“忠君報國”之心。這時，他和劉韻珂、裕謙（江蘇巡撫）這些“鷹派”（主剿派）的態(tài)度是一致的。同樣，這些“鷹派”官員也都是一片“忠君報國”之心的。

　　但是，廈門戰(zhàn)役以后，他不再唱高調了，改為撒謊。不唱高調的原因很簡單。作為敗軍之將，他比誰都清楚：“英夷”“斷非我?guī)熕�能抵御”。但這話不能說，至少不能公開說，不能對皇帝說，對朝廷說，也就只好撒謊。

　　和顏伯燾相類似的官員將領不在少數。比如接替顏伯燾繼任閩浙總督的廣東巡撫怡良就是。怡良曾是林則徐的密友，一紙彈劾琦善的奏章使他名滿天下。但是很快他就不唱高調了，還和楊芳一起向英軍妥協。就職閩浙后，道光皇帝曾下令要他進攻鼓浪嶼，怡良卻陽奉陰違一再敷衍。他對手下說：你們只許嚴防死守，不許貪功挑釁。如果我們這邊開火，“英夷”一定會“撤浙省之兵船來與我對抗”，這樣我們福建就等于是替浙江受禍了。怡良的官職是閩浙總督，浙江也是他的轄地。只因為浙江軍務此刻不歸他管，便如此以鄰為壑。借用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話，真不知“是何肺腑”！

　　怡良其實是把事情看透了。他在一封私函里說：“夷務不可為，閩事更不可為，兵不可撤又不可留，真無如何！”

　　但也只是在私函中說說而已。

　　實際上，幾乎所有親身接觸前方戰(zhàn)事的官員都有一個由“剿”而“撫”、由“鷹派”而“鴿派”的過程。怡良如此，顏伯燾如此，琦善、伊里布、楊芳、奕山，以及后來出場的耆英、牛鑒，也如此。耆英在盛京將軍任上、牛鑒剛剛出任兩江總督時，也都是唱高調的。但等到耆英行至浙江、牛鑒兵敗吳淞后，兩個便變成“主撫派”的頂尖人物了。

　　對此，茅海建先生有一個總結。他說：“在粵、閩、浙、蘇戰(zhàn)區(qū)四省中，負有實際責任的官員都變成了主‘撫’者，再也找不到主‘剿’者了，就像我在非交戰(zhàn)省區(qū)也同樣找不到主‘撫’者一樣。”其原因，他認為是戰(zhàn)區(qū)的地方官負有實際責任，由不得他們像非戰(zhàn)區(qū)的官員那樣可以不負責任地大唱高調2。我認為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就是戰(zhàn)區(qū)的地方官身臨其境，比誰都清楚“夷務不可為”，大清帝國在這場戰(zhàn)爭中根本就沒有取勝的希望！

　　問題是他們誰都不說。因為誰說誰是“漢奸”，誰說誰是“奸臣”，誰說誰是“賣國賊”！要知道，他們畢竟是帝國時代的人。帝國是一種沒有言論自由的制度。它在每個人的頭腦里都設定了一個哪些話可以說哪些話不可以說的程序，也設定了一個保持“輿論一律”的基調。在當時的情況下，這個基調就是：大清帝國是蓋世無雙的，大清江山是固若金湯的，大清軍隊是戰(zhàn)無不勝的，而大清皇帝是永遠圣明的。因此，一切來犯之敵都是應該而且可以“迎頭痛剿”的。是啊，大清帝國是“天朝上國”，那英吉利則不過“蕞爾島夷”！“夷”已不足畏，何況乎“島夷”？所以，誰要說“夷務不可為”，那他就必是“漢奸”無疑！

　　那么，誰又敢拿自己的腦袋開玩笑？

　　于是，不負實際責任的就唱高調，負有責任的就說謊話�？梢�，謊言與高調，是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謊言之前必是高調，高調之后必是謊言。謊言往往是高調逼出來的。由此得出的結論也很簡單：要想杜絕謊言，必先從杜絕高調始！

　　五　小曲好唱口難開

　　在這樣一個前提下，劉韻珂這個人物就很有點意思了。

　　劉韻珂在當時的封疆大吏中是個“另類”。他不是滿人，不是親貴，甚至不是科班出身（連舉人都不是，只是國子監(jiān)中的拔貢生）。他家境平常，關系不多，既無顯赫家世，也沒有后臺老板，然而官卻升得很快，14年間（其中包括因父親去世在家丁憂守制3年）由七品小京官而主事、員外郎、郎中、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拾級而上，直至1840年8月出任浙江巡撫，成為地地道道的“方面之員”。茅海建先生認為，這是因為他“辦事結實”又“為人乖巧”3。辦事結實，皇帝欣賞；
為人乖巧，同僚喜歡。這自然是不錯的。但我以為劉韻珂的一路青云直上還應該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的“特別用心”。

　　劉韻珂的“特別用心”在這場戰(zhàn)爭一開始時就表現出來了。作為巡撫，劉韻珂雖然名義上是浙江戰(zhàn)區(qū)的最高軍政長官，但實際上卻是當不了家的。因為在他之上，還有三位欽差（伊里布、裕謙、耆英）一位將軍（奕經）。然而劉韻珂卻并不因此而袖手旁觀。相反，他積極主動地做了很多工作，又決不居功，因而頗得皇帝和長官的喜歡。關于這一點，《天朝的崩潰》一書中多有描述，此處不贅。這里要說的是，正是他的這種“特別用心”，才使他講出了別人想講又不敢講的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且成功。這正是劉韻珂“另類”的地方。

　　前面講過，在這場戰(zhàn)爭剛剛開始的時候，朝野上下基本上是只許言“剿”不許言“撫”，只許言“勝”不許言“敗”的。由此便逼出了許多謊言。等到前方“戰(zhàn)事糜爛”，許多人都意識到“事不可為”的時候，卻又三緘其口，噤若寒蟬。每個人都顧慮著自己的頂戴和腦袋，沒有人敢出來說真話。

　　這個時候，劉韻珂說話了。

　　劉韻珂說話并不容易。他沒有后臺沒有背景，一條小命晃晃悠悠，隨時都可能因為“出言不遜”而被拿掉。更重要的是，他和顏伯燾一樣，曾是鐵桿的“主剿派”，而且曾為浙江防務殫精竭慮。要他主張由“剿”改“撫”，不要說別人，他自己就通不過。

　　然而不可收拾的戰(zhàn)局使劉韻珂再也不敢心存幻想。定海、鎮(zhèn)海、寧波接連失陷，葛云飛（定海）、王錫朋（壽春）、鄭國鴻（處州）三鎮(zhèn)總兵相繼戰(zhàn)死，欽差大臣裕謙兵敗自殺，這一連串的噩耗猶如晴天霹靂，打得劉韻珂大驚失色，目瞪口呆。驚駭之后是反思。他想不明白，如果連定海、鎮(zhèn)海這樣的防御工事都檔不住“英夷”的凌厲攻勢，裕謙、三總兵這樣的忠臣良將都壓不住“逆賊”的囂張氣焰，那么，我們還能指望什么？尤其是，當所謂“揚威將軍”奕經兵敗浙東，倉皇出逃，夜奔杭州時，劉韻珂的熱情降到了零度，頭腦也清醒起來。出于憂國，也出于憂民，他決定上書朝廷，調整政策。

　　不過，僅僅敢說還不行，還得會說。劉韻珂恰恰就是一個“會說”的人。在這道奏折中，他完全避開了“剿撫之爭”，甚至只字不提“撫”或“羈縻”，而只是提出繼續(xù)進行戰(zhàn)爭的十項“深屬可危”的因素。這就是他1842年3月21日那道“十可慮”的奏折。其中，最有可能打動道光皇帝的，可能是第九條：浙江去年雪災，春糧多未布種，物價與日俱增，小民度日艱難，人心浮動，盜賊四起，而地方官又忙于戰(zhàn)事，無暇兼顧。在這樣一種動亂時期，誰能保證沒有“不呈之徒乘機而起”？

　　這是有道理的，也是很能讓道光驚心的。對于一個專制君王來說，頭等重要的，是保住皇權。“英夷”雖然可惡，但畢竟只是要求通商、賠款、割地，并無滅清亡國之意，也動搖不了國本。然而一旦民眾造反，則很可能就是皇冠落地。這可是大意不得的。“清朝統治者們盡管在諸多事務上糊涂昏聵，但在這一根本大計上十分清醒。”4道光皇帝看了他這段話，很可能會心里打個激凌。

　　劉韻珂的這個觀點很容易遭到今人的詬�。哼@完全是為了維護滿清王朝的統治嘛！在我看來，這種批判也完全是唱高調！劉韻珂畢竟是大清帝國的官員。他不維護大清王朝的統治，難道維護大英帝國的統治不成？再說了，他的話，是要講給道光皇帝聽的。如果他的立場不是維護大清，道光皇帝會聽嗎？

　　現在看來，道光皇帝是聽進去了的。朱批曰：“所奏不為無見。另有旨。欽此�！�

　　茅海建先生總結說：“講真話，需要點勇氣，也需要點正氣�！�5我想補充一點：在專制制度下，也需要點技巧和心眼。劉韻珂就是證明。他在朝野上下不是唱高調就是說假話的氛圍下，唱了“反調”講了“真話”（真實的想法），卻不但沒有得咎，反倒升了官職，──由浙江巡撫升任閩浙總督。順便說一句，他也是交戰(zhàn)省份督撫中唯一未獲咎處反得升遷的人。這不能不歸結為他的“為人乖巧”。

　　不過，劉韻珂的技巧和心眼也給他帶來了麻煩。他擔任閩浙總督后，繼續(xù)用對付皇上的辦法搞“曲線救國”，用“陰柔之策”對付“英夷”。表面上，他遵守條約讓福州通商，背地里卻做盡手腳，讓英美商人無利可圖，以致1855年福州的貿易額僅為37萬元，1856、1857年竟無一艘“番舶”光顧。劉韻珂對此十分自得。他在給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洋洋得意地說：“福州竟不通商，數年后，該夷灰心而去，則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類實逼處此�！�

　　可惜他這一套到了咸豐朝就吃不開了。登基未久的咸豐皇帝要的不是這種鬼鬼祟祟的伎倆，而是堂堂皇皇的勝利，而朝野上下對劉韻珂的“媚夷”姿態(tài)也久為不滿。劉韻珂混不下去了，稱病請假。咸豐皇帝看穿他的把戲，將計就計，打發(fā)他回老家“調理”，而且一“調理”就是12年。等到同治朝他再復出時，已經不可能有所作為了。

　　這可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劉韻珂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制度的悲劇。作為專制制度中人，劉韻珂輩做人的最高境界不過就是“乖巧”�！肮郧伞敝�人想得出來的“制敵方略”和“錦囊妙計”，大約也只能是些“陰招”。劉韻珂靠著這一套在官場上混，也許還能如魚得水。一旦置身于一個全新的國際大環(huán)境，就總有一天會混不下去。即便咸豐皇帝不讓他“回家養(yǎng)病”，他遲早也會在別的什么地方崴了腳。

　　六　笑臉與鬼臉

　　如果說倡言“撫事”已屬不易，那么，操作“撫局”就更是為難。

　　事實上，當欽差大臣耆英接受了“撫夷”的使命后，他就立即發(fā)現自己其實處于一種兩難的境地：一方面，桀驁不馴的“逆夷”不肯“就撫”；
另方面，自以為是的皇上又不愿讓步。兩邊的來頭都很大�！扒罢咭员鴦葑分�，后者以權勢壓之”，夾在中間的耆英等人兩頭受氣，也就只好如茅海建先生所言，對“鬼子”扮笑臉，對“主子”做鬼臉了。6

　　耆英等人如何對“鬼子”扮笑臉，《天朝的崩潰》一書中多有描述。但我認為其中最可笑的，是兩江總督牛鑒在1842年8月6日發(fā)給英國“全權公使大臣”璞鼎查的照會。牛鑒在照會中說，這一次“和好通商之事”，不但江南帶兵之員，便是“揚威將軍”奕經，也都不敢上奏的。是我牛鑒不顧后果，“三次冒死據實陳奏”，我們萬歲爺才恩準了。然而，當此“講和之際”，“貴國大邦兵船忽然來到，是使本部堂一番好意，反啟兵端”。于是牛鑒質問道：“試問貴國信在何處，義在何處？”

　　牛鑒的話說得振振有詞，然而今天看來卻極為可笑。按照牛鑒的邏輯，如果不是我牛某人“三次冒死據實陳奏”（其實并無此事），你們這些“逆夷”想要“講和”，原本是講不成的。那么，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我牛鑒“冒死陳奏”的面子上，也該客氣一點吧？你們倒好，恩將仇報，把兵船都開來了！這豈不是太不夠哥們，太不夠意思，太不給“本部堂”面子，存心要破壞和談的“大好局面”嗎？豈不是把我的一片好心全都當成了驢肝肺嗎？

　　聽聽，聽聽，這都是些什么話！這哪里是“天朝大吏”辦外交，簡直就像是江湖黑幫“吃講茶”！至于譴責對方破壞和談的“大好局面”，則更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鬼子”是不吃這一套的。牛鑒此言，豈非“對牛彈琴”？

　　更不像話的是，牛鑒把皇上和同僚都給“賣”了。按照他的說法，皇上不肯言和，同僚又不敢具奏，朝野上下都不是什么好鳥，只有他牛某夠哥們。這又是什么話！幸虧當時無人深究，要不然，他牛鑒有幾個腦袋？

　　看來，牛鑒實在是被逼急了。急不擇言么！

　　耆英則一開始就欺上瞞下，兩頭哄騙。1842年5月17日，英軍重兵逼進乍浦，耆英聞訊大驚失色，也顧不上什么請旨不請旨，即派伊里布前往，“體察情況，設法羈縻，宣布天威，示以大義”�？上А澳嬉摹辈⒉缓ε率裁础疤焱�”，也不講什么“大義”，反倒發(fā)來一份照會，態(tài)度惡劣，語氣強硬，公然要求大清皇帝表態(tài)愿意按照他們的條件辦理。耆英一伙既不敢答復對方，也不敢如實上奏，反倒繼續(xù)撒謊，在29日的奏折中專挑好聽的話說，道是“該酋深知感激，只求通商（其實根本不是英方的條件），言詞尚為恭順（其實是咄咄逼人）”。至于自己的對策，耆英的說法是：“當此逆焰方張、戰(zhàn)守兩難之際，固不敢輕言攻剿，亦不敢專恃羈縻，惟有恃以鎮(zhèn)靜，殫心竭力，相機辦理”，全是一派空話！

　　其實哪有什么“鎮(zhèn)靜”，又哪里“鎮(zhèn)靜”得起來。乍浦失陷，吳淞告急，耆英、伊里布火燒屁股，屁顛屁顛地由杭州而嘉興而王江涇而江蘇昆山，“一路尾追英軍講和”。

　　然而“鬼子”卻不跟他們講，萬歲爺也不同意。7月9日，道光皇帝下旨，道是“若再事羈縻，不特與事無益，且恐有傷國體”。于是下令：著耆英、伊里布與牛鑒等人“專意剿辦，無稍游移”。

　　耆英等人這次決計抗旨。他們很清楚，什么“專意剿辦”，“逆夷”不再進攻就是好事！什么“無稍游移”，皇上本人就一再“游移”。果然，在耆英等人接到旨意的第二天，道光皇帝就“游移”了，因為他看到了一份材料，一份據說是英軍“大元帥吳夏密”張貼在寶山縣城里的“告示”。

　　現在可以肯定，這份“告示”是偽造的，只不過不知是何人偽造而已。因為“大元帥”一詞向為英軍所不用，“吳夏密”則實在不知是為何人。因此可以斷定是偽造。日本學者佐佐木正哉先生甚至認為就是耆英偽造的，茅海建先生則認為不是。但無論是何人偽造，都可以肯定這是耆英等人對皇帝扮的一個鬼臉。

　　這份“英軍大元帥吳夏密”的“告示”說：五年前，“因本國商船誤傷廣東商人三名”，故“清國不許通商”。為此，我國“命我求和”。又因有人（暗指清朝“奸臣”）“詐我”，“不肯保奏朝廷”，只好發(fā)兵扣闕，意在“殺盡奸徒”，并不干你們百姓的事。爾等只管安居樂業(yè)，“毋得驚慌亂竄”。十日之內，本帥將“整頓三軍，再扣北闕，直抵京師，自行講話”，爾等百姓，大可不必庸人自擾云云。

　　顯然，這是一份完全按照中國人思維方式寫出的“安民告示”。尤其是那個“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的說法，十分符合中國邏輯，也十分符合朝廷對這場戰(zhàn)爭定下的調子。事實上，這場戰(zhàn)爭一開始，那些領兵上門前來要挾訛詐的敵兇，就被看作和說成是受了“委屈”來“告御狀”的“外藩”。比如1840年英國外相巴麥尊挑起戰(zhàn)爭的照會，就被譯成“求討皇帝昭雪申冤”（其實意思是“要求皇帝賠償并匡正”）。這次也一樣，也是來“告御狀”。既然是來“告御狀”，當然要“討個說法”。如果地方官“不肯保奏朝廷”，也就只好“直抵京師，自行講話”了。這就不由得道光皇帝不信。何況，“命我求和”，是他喜歡聽的；
“奸臣詐我”，也是他相信的；
而“直抵京師，自行講話”，則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于是決定：既然如此，那就還是“設法羈縻”，“撫賊”了事！

　　不過，道光皇帝還是留了一手。他指示耆英等人：“應守則守，應剿則剿，斷不可稍存畏葸，致懈軍心，是為至要！”對于英方的條件，他也一再討價還價，不肯批準，而要耆英他們去講道理。他天真地認為：“該逆既來訴冤，經此推誠曉諭，當可就我范圍�！�

　　這下子牛鑒急了，只好說出實話：“危迫實不可言！伏求皇上速決大計，以拯民命！”

　　大概這一回道光皇帝總算是明白了。什么“訴冤”，什么“求和”，都是扯淡；
什么“恭順”，什么“感激”，都是假的。只有咱們打不贏了才是真的。但他還是不明白：我堂堂“天朝上國”，怎么就打不贏那“蕞爾島夷”呢？7

　　這當然說來話長，但其實只說一條也就夠了：“島夷”們戰(zhàn)也好，和也好，都不用千里迢迢來回請旨的。不像咱們，事無巨細，都得您老人家“恩準”。

　　因此，他們也用不著撒謊。

　　七　鴉片還要吃到什么時候

　　我讀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潰》一書，感觸最深的，就是整個戰(zhàn)爭過程中前方將帥的不斷撒謊。作為最高統帥的道光皇帝，其實是在謊言中度過這一艱難歲月和做出決策的。這又焉有不敗之理？可以說，在這場“鴉片的戰(zhàn)爭”中，謊言成了麻痹和麻醉清廷君臣的一劑鴉片。這場戰(zhàn)爭之所以失敗，甚至大清帝國之所以垮臺，原因之一就在于朝野上下都變成了鴉片鬼，一天不吃就無法生存，最后終因吸食過度中毒而死。因此，要想“救亡圖存”，唯一的出路是“戒毒”。

　　但這并不容易。

　　不容易的原因也很多。首先是積習難改。一個吃慣了鴉片的人，一天不吃就沒法過日子。一個撒慣了謊的人要他不撒謊，也比登天還難。再說，前面撒過謊了，后面說實話，就會露出馬腳，也就只好一騙到底。奕山等前方將帥就是如此。

　　那么，奕山等人一開始就不撒謊，就說實話，不行嗎？不行。專制制度決定了，一個官員只能看著萬歲爺的臉色說話，甚至看著頂頭上司的臉色說話。他們想聽什么，就說什么。不想聽的就不說，瞞著。實在瞞不住，就撒謊。再瞞不住，就再撒謊，惡性循環(huán)。

　　所以，奕山等人不但要撒謊，而且只能朝著一個方向撒，即掩蓋敵方武力的強大和氣焰的囂張，而不是相反。按說，打了敗仗，為了推卸責任，是應該夸大敵情的。但奕山等人并沒有這樣做，反倒一再說“逆夷”如何“情詞恭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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