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馬:明亡三百六十年祭
發(fā)布時間:2020-05-23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1644年農(nóng)歷3月19日,北京被李自成領導的農(nóng)民起義軍團團包圍,明朝最后一個皇帝朱由檢倉皇從內(nèi)宮出逃,在宦官王承恩的陪同下,吊死于煤山。這標志著明王朝在中國近三百年的統(tǒng)治正式結束。因這一年為舊歷的“甲申”年,所以每到這一年,人們總會有許多值得回味的感慨。第五個“甲申”年,也就是公元1944年,左翼文人郭沫若寫下了他的著名雄文《甲申三百年祭》,重申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貪賄必然亡國的道理;
同時也勸諭新興的工農(nóng)政黨,切莫驕傲自滿,以免重蹈李自成“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悲劇。盡管其后的郭沫若以進獻“新詞”和“頌歌”而為世人所不齒,但憑心而論,《甲申三百年祭》今天看來仍然以其充溢的歷史關懷和對農(nóng)民起義“同情的理解”,不失為一篇好文章。而在第六個“甲申”輪回里,隨著歷史潮流的沉浮變換,對李自成的評價也經(jīng)歷了一個“天上人間”式的飛躍:在人人尚“左”,“革命”盛行,“階級斗爭”被說成是“歷史發(fā)展的真正動力”的年代里,李自成幾乎就是救苦救難的“圣人”,以至于以他命名的歷史小說成為紅色年代里唯一一部“御批”創(chuàng)作的小說,“奉旨填詞”的作家也因此得免文革游街示眾之厄運;
而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降,人人言必稱“改良”,犬儒之風大熾,知識分子普遍家禽化,“告別革命”成為新的時尚,李自成又重新淪為“賊”“寇”,成為“暴力”的代名詞,而這正是幾百年來“給帝王將相做家譜”的正統(tǒng)史家的一貫看法。真應了圣經(jīng)上“已有的事,后必再有;
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無新事”的話。
其實就李本人的身世和作為而論,他當然不是推動歷史進步的“英雄”,但也不是天生的暴徒。與張角、方臘、白蓮教、青蓮教以及其后的太平天國相比,李自成領導的農(nóng)民起義其實是最少宗教蠱惑的。他的起義完全是因饑饉所逼。
一
李自成出生于陜北米脂縣。在明代,米脂縣屬延安府綏德州。這里地處苦寒的黃土高原,
土地貧瘠,降雨稀少,而明末的稅收和“加派”是按畝征收,不考慮實際產(chǎn)出,這對地廣人稀的陜北來說,就顯得極不合理。而最令當?shù)匕傩詹荒苋淌艿氖,陜北本來地處?nèi)陸,居民靠種地為生,基本沒有什么工商業(yè),但官府的各種“加派”只收銀子,不要糧食,這就等于額外加重了農(nóng)民的負擔。再加上無休止的徭役和名目繁多的搜刮使得農(nóng)民大量外逃,而官府為了“完糧”,規(guī)定一戶逃則其余九戶補足,九戶逃則其余一戶補足,于是,對不想坐著等死的農(nóng)民來說,剩下的就只有一種選擇,那就是整村整村的逃亡。
崇禎二年,延安人馬懋才在《備陳大饑疏》里,詳細地記錄了當時干旱無雨,百姓流離失所,哀鴻遍野的慘狀:
臣鄉(xiāng)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樹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山中石塊而食。其石名青葉,味腥而膩,少食輒飽,不數(shù)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間有獲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饑與死于盜等耳!與其坐而饑死,何若為盜而死,猶得為飽鬼也。[1]
這個古代官吏摧人心肝的奏折今天讀來仍然使人神搖。三百年前饑民的話直接、痛快,比后世一打學者發(fā)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章更接近真理。因為根據(jù)“血酬定律”,既然“饑死”和“為盜”所承擔的“風險系數(shù)”是相同的,那么根據(jù)“利益最大化”的原則,當然應當選擇“為盜”,因為“為盜”至少可以吃飽了去死。這個有良知的官員在他的奏疏里繼續(xù)寫道:
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處,每日必棄一二嬰兒于其中。有號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所棄之子已無一生,而又有棄子者矣。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影。后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始知前之人皆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數(shù)日后面目赤腫,內(nèi)發(fā)燥熱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氣熏天?h城外掘數(shù)坑,每坑可容數(shù)百人,用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余,而數(shù)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幾矣。[2]
馬懋才用“最可憫者”、“更可異者”來備陳當時白骨縱橫,相率食人的慘狀,而這慘劇的發(fā)生地“安塞”,正是早期農(nóng)民領袖高迎祥的祖居地。同時我們也看到,饑荒固然是由干旱引起的,但只要愿意救濟,也不是全無辦法!跋嗑蹫楸I”恰好說明有可盜之處,否則“相聚”有什么用?官府如能“損有余補不足”,本可以將天災造成的損害降低到最低。但他們做什么呢?
……有司悚于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如一戶只有一二人,勢必令此一二人賠一戶之錢糧;
一甲只有一二戶,勢必令此一二戶而賠一甲之錢糧。等而上之,一里一縣無不皆然。則現(xiàn)在之民只有抱恨而逃,漂流異地。此處逃之于彼,彼處復逃之于此。轉相逃則轉相為盜,此盜之所以遍秦中矣。[3]
即使百姓相率為食,“有司”還在“嚴為催科”!這說明世界上根本沒有純粹的天災,無論水旱蝗害,事實上都和專制政府的黑暗和貪婪分不開。延安府的李自成和張獻忠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下起來造反的。尤其是在崇禎13年9月,李自成的農(nóng)民軍被官軍打得大敗,當他率眾從巴西魚腹諸山中逃出,進入陜南的時候,身邊的部眾不足數(shù)百?僧11月間,他突然率部進入河南以后,很快聚眾達數(shù)十萬。這和當時河南的災荒有關,但災荒不可能年年有,到處有,只要措置得當,也不至于遍地柴薪。而當時的朝廷和官府就像后來的獨裁者一樣,一有“人禍”便委過于天,不但不想法救濟,反而加征三餉(遼餉、剿餉、練餉)不斷,明征之外有“私派”,“私派”之外還有“火耗”,弄得民困財盡,千里榛莽。這時李自成的“三年免征”,“平買平賣”、開倉賑災就大獲中原人心。時人鄭廉在《豫變紀略》里詳細記錄了李自成當時大賑饑民的盛況:“向之朽貫紅粟,賊乃藉之,以出示開倉而賑饑民。遠近饑民荷鋤而往,應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絕,一呼百萬,而其勢燎原不可撲”。你也許可以說這是“收買人心”,是“作秀”,但崇禎和他的官府為什么不“收買人心”?為什么不“作”這樣的“秀”?因而,就本質(zhì)而言,與其把農(nóng)民軍稱作“農(nóng)民革命軍”、“義兵”或“賊”、“寇”、“匪”、“盜”,還不如直接把他們稱作“饑民”更接近事實些!梆嚸瘛碑斎徊皇球湴恋馁Y本,但也不是天生的恥辱;
搶糧(農(nóng)民軍自己稱“打糧”)肯定不是一種榮耀,但當各種通過誠實勞動糊口的途徑被一一堵死之后,搶糧吃幾乎就是一件無可非議的壯舉,至少不比那些將別人碗里的飯奪走的人更無恥。
也就是說“造反”的目的不是效忠某個個人或某種“主義”,而是效忠自己的腸胃。簡單地講,就是為了請客吃飯。明末的農(nóng)民起義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xiàn)象,即幾乎所有的起義軍首領都有過招安、投降的經(jīng)歷。桀驁如張獻忠者竟然也在崇禎11年正式受撫,接受了熊文燦給他的副將頭銜。當一個叫林銘球的巡按御史來到谷城時,張按照官場禮儀,立即向他行跪拜禮。本朝的史家在處理這一檔史實時,或者假裝不知道——實在繞不過去,就說這是一種“策略”;
或者說這是“農(nóng)民階級的二重性”。實際上,這恰好說明這些起義的農(nóng)民領袖,包括李自成在內(nèi),都不是真心造反,至少在起事之初,他們誰也沒有想過要“取而代之”。這樣,當官軍剿撫并用,答應給他們牛犁耕種,并讓他們的妻小吃飽時,手下將士便人心離散,渴望過正常人的生活。
因此,革命(本文指用群體性的暴力活動來顛覆、破壞現(xiàn)存秩序、制度的行為)雖然有多種,但就它的發(fā)生動機來看,大致有兩類:一類是在一種新的制度、理念的引導下,通過有共同理想的隊伍,來達到實現(xiàn)社會正義的目的,一類是在饑餓、困頓、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被迫起來尋找出路的;
一類是由良知和頭腦引導的,一類是由肚皮和腸胃引導的;
因而,一類可以叫“良知革命”,一類可以叫“肚皮革命”;
“良知革命”的背后是一套新的政治理念,往往能通過一個國家的試驗給整個人類提供一種新的制度模式,“肚皮革命”因為缺乏新的制度想象力,所以完成的基本上是一個簡單的“改朝換代”,即“屁股變了,龍椅沒變”;
前一類像英國1688年的“光榮革命”、美國獨立戰(zhàn)爭以及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而后一類則幾乎可以囊括中國歷史上大大小小所有的農(nóng)民起義,李自成領導的當然也不例外。
誠然,革命,尤其是“肚皮革命”,打斷了社會的正常積累,浪費了既有的物質(zhì)資源,破壞了既定的文化創(chuàng)造秩序,不說別的,單是革命要死人這一點就足以使我們認定,改良比革命好,這不需要討論,需要討論的是,李自成怎么“改”崇禎的“良”?是通過立法?選舉?彈劾?罷免?還是上訪?檢舉?或者是在李繼遷寨搞一個基層民主試點,成功了的話,再依次向米脂縣、延安府、陜西省乃至全國普及?如果這些都不可能,而且也不能造反——因為造反是一種暴力行為,那么,對李自成來說,剩下的恐怕就只有一條路, 那就是等死,如果等死也算一條路的話。
實際上,朝廷和官府正是這么看待這些起義軍的。兵部尚書楊嗣昌為了捉拿張獻忠,曾張榜通衢,上附一首他自作的《西江月》,劈頭兩句就是“不作安安餓殍,效尤奮臂螳螂”。不說他殘酷鎮(zhèn)壓農(nóng)民軍,單憑這兩句,我覺得他最后自縊身死,就是死得其所。張獻忠固然不是善類,但楊嗣昌說的就更不是人話。一個兵部尚書,朝廷重臣,歷來以“父母官”自居,竟然要“子民”“作安安餓殍”!而尤其可怕的是,三百年后的一些學者、教授的邏輯和楊大致相似。
中國要想走出“以暴易暴”、“治亂循環(huán)”的怪圈,就必須拋棄幾千年來“只換屁股,不換龍椅”的革命方式,必須尋求一種和平漸進的方式來切入世界文明進步的潮流,這沒有錯。問題是我們在拋棄傳統(tǒng)思維模式,尋求外部資源的過程中,是否一定要將幾百年前這些走投無路被迫鋌而走險的祖先妖魔化?我們是否能在否定他們解決問題的方式的同時,能對他們在反抗壓迫、與暴政角逐的過程中所彰顯的人格力量、生命意志給予適當?shù)淖鹁矗恳痪湓,我們在品評這些逝去的英雄時,能否多一點理解,少一點苛責?多一點設身處地的悲憫,少一點站著說話不腰疼的高談闊論?圣經(jīng)上講,你們愿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當提倡“非暴力”的人分不清施暴者和反抗施暴者,一例嘲笑挖苦以自高時,我覺得這對后者本身就是一種“暴力”,一種“語言暴力”;
同理,當我們看到一些人用“革命”的手段將另一些人剝奪殆盡,然后號召他們只能“改良”時,我們是否意識到這種“居心”本來就“不良”?
在這兒,一些“非暴力”的提倡者混淆了兩種倫理關系,即針對自己的暴力和針對別人的暴力。一個人可以放棄“針對自己的暴力”的暴力反抗權,采取他認為合適的方式,包括投降、順從、談判甚至“認賊作父”等一切“非暴力”的方式解決問題,但當這種暴力針對的是第三者,任何人都無權要求受害者——即“他者”——“放下武器”。具體到李自成的問題上,就是一個人可以當饑餓和公開的搶掠襲來時選擇“逆來順受”,但無權要求別人“坐以待斃”。不管他用多么好聽的理論來勸阻別人“告別革命”,在我聽來,都像新版的“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
二
正如忽視了“暴力革命”的背景一樣,學者們在大談改良的同時,恰好也忽視了改良的條件。我們知道,改良的條件是妥協(xié),是雙贏互利的共生思維,而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斗爭哲學”;
是承認自己的有限和“罪性”,而不是“天大地大,唯我獨尊”,更不是一廂情愿地標榜自己“偉光正”,“就是好來就是好”。一句話,就是要承認自己“不良”,至少是有可能“不良”,才能談得上“改良”,否則,你要他改什么?其次是,要有大致相當?shù)牧α繉Ρ取Ec獨裁者沒有一個不自我感覺良好一樣,世界上也沒有一個獨裁者會心甘情愿地放棄特權利益。即使在英美這樣一些深具民主傳統(tǒng)的國家里,當要求改革的一方,力量沒有強大到足以影響甚至威脅特權階層繼續(xù)行使特權時,身居要津者一般是不會主動放棄既得利益的。這一點在《大憲章》產(chǎn)生這件事上看得十分清楚。
《大憲章》是13世紀初英國國王和屬下25個分封貴族簽訂的一份關于各自權利和義務的協(xié)議書。在這份被譽為“英吉利自由之神”的文件里,國王承諾實行較寬松的統(tǒng)治,比如在司法領域內(nèi),《大憲章》第40條規(guī)定:“任何人的權利和公正都不能被出賣、被否決、被拖延”,而正是這一條導致了西方自近代以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第39條規(guī)定:“未經(jīng)王國法律或陪審團的合法裁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任何自由人都不能被拘捕、囚禁、沒收、驅逐、流放,或受其他任何形式的傷害”, 而西方法律中很重要的“人身保護”原則——在法庭判定有罪之前,任何人都是無罪的——正是由這一條衍生出來的。不僅如此,《大憲章》的意義還在于人們從這里推導出了一些極其重要的思想,即任何權力都要受到制約,即使是國王也不能凌駕于法律之上。而那時的中國,還匍匐在趙宋王朝的腳下,認為“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呢!
就是這樣一份對西方文明產(chǎn)生過重大影響的文件,它自身的誕生卻經(jīng)歷了一個復雜的斗爭過程。13世紀以前的英國國王在和貴族的長期征戰(zhàn)中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約定,國王把取得的土地以采邑的形式封給諸侯,諸侯則出人出錢替國王打仗。但有一條,打大仗或征重稅必須取得諸侯的同意。13世紀初,英國在和法蘭西的戰(zhàn)爭中連連敗北,以至于丟失了祖?zhèn)飨聛淼姆▏辈康膬蓚郡,諾曼底和安茹。國王不服,為了奪回土地,就再次下令向貴族征稅征丁,但這次沒有取得貴族的同意,他就用嚴厲的手段強行征取。但令人沮喪的是,國王這次又損兵折將,鎩羽而返。正當他雄心勃勃,準備再一次向貴族征收錢糧大干一場時,貴族終于不干了。1215年的春天,他們起兵占領了倫敦,然后派人和國王談判。迫于內(nèi)外交困的形勢,國王約翰被迫在貴族們事先起草好的一份文件上寫下了自己的大名,并加蓋了皇家封印。這就是在西方政治史上,乃至全世界都意義非同尋常的文件——《大憲章》。
在這兒,我們看到,即使在英國這樣有契約傳統(tǒng)和“紳士風度”的國家里,國王也不會無緣無故地恩賜臣民某些權利,如果沒有諸侯們大兵壓境,國王是不會妥協(xié)的。事實上,約翰在簽完字的當天就痛悔不已。他反復向教皇訴苦,他是在貴族的刀劍逼迫下答應的,因而應當由教皇出面,宣布《大憲章》無效。但《大憲章》規(guī)定,國王如違背協(xié)議,25個得到授權的貴族可以起兵討伐之。因而當教皇宣布《大憲章》無效的消息傳到各郡時,貴族們立即發(fā)兵倫敦,以武力捍衛(wèi)《大憲章》的神圣性。這時,約翰死了,他的兒子亨利三世繼位,由貴族組成的攝政委員會最后確認了《大憲章》的合法性,一種新的政治平衡就這樣在武力面前達成了。
但同時我們也看到,如果國王執(zhí)意不肯放棄“亂收費”的權力,反而認為自己是“真命天子”,起兵的諸侯是“亂臣賊子”,不但要“秋后算賬”,而且會“滅門九族”,“凌遲處死”,那么諸侯一方真想放下武器也不敢放了;
同樣的道理,如果諸侯中一些人有“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混賬思想,而且死咬定要“奮勇前進”,要“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敵人”,那么,不要說國王想放權,即使想遜位也不敢了。正是雙方的雙贏共生思想,為對方的妥協(xié)留下了活動的余地,一種動態(tài)的權力平衡才最終形成,才不至于魚死網(wǎng)破,人亡政息。
相反,美國的獨立戰(zhàn)爭正是英國國王貪得無厭,步步緊逼,拒絕和解的結果。1765年,為了轉嫁連年戰(zhàn)爭造成的財政困難,英國議會通過了《印花稅法》。根據(jù)這項法律,北美殖民地幾乎所有的法律文件,甚至連撲克牌在內(nèi)都必須貼有大不列顛的印花才是合法的,都必須繳納一定數(shù)量的稅金。但這項法律并沒有在殖民地自己的議會里通過,也沒有殖民地自己的代表在英國議會里討論,而根據(jù)西方政治“沒有代表不納稅”的思想,凡納稅人有權參與立法。因而國王在各殖民地的壓力下,不得不宣布廢除了這項不合理的法律,但在廢除的同一天,國王就宣告“過去有、現(xiàn)在有,并且依據(jù)權利應該有充分的權力和權威制定……法律和法令……以在任何情形下……管轄美洲殖民地及其人民”。因而,僅僅過了兩年,國會就再次通過了向殖民地征收“外部稅”的法律《湯森德法案》。根據(jù)這項法案,在美洲各口岸,對于進口各種玻璃、鉛、紙張和茶葉都要征收若干重稅。殖民地人民拒絕繳納時,稅吏就叫上英國軍隊一塊來收。其間,他們多次派代表向英國國會陳述困難,但這些傲慢的英國人不僅拒絕接見,而且有時還把他們安排到荒無人煙、又極不舒適的地方住宿,目的就是讓他們盡快離開。
1773年,英國國會授予東印度公司諸種特權,其中一項就是對美洲茶葉貿(mào)易的壟斷。也就是說,在這項法令之下美洲人實際上完全不能支配自己的茶葉貿(mào)易。激烈的反抗終于爆發(fā)了。1773年12月16日,東印度公司的一船茶葉運至波士頓,被憤怒的波士頓人倒入海中。面對這一突如其來的暴力事件,英國國會的對策是以壓倒多數(shù)通過《強制法案》。該法案規(guī)定,今后所有破壞“和平”與妨害官員執(zhí)行公務的案件必須移交英國法院審理;
允許軍隊駐扎民房;
關閉波士頓港口,直至該城將所毀茶葉賠償清楚為止。國王寫信告訴諾斯勛爵:“事已至此,殖民地必須是要么屈服,要么勝利”——根本沒有商量的余地。
殖民地預感到一場風暴就要來臨,但不知如何應對。為了協(xié)調(diào)各州的行動,他們決定于1774年9月5日派代表到費城開會。這就是第一屆大陸會議。第一屆大陸會議雖然通過了和英國斷絕貿(mào)易往來的決議,但人們普遍不愿獨立,他們聯(lián)合起來的目的只是要讓“英國人民感受到他們對于他們的權利的渴求”,因而,會上通過的《權利宣言》充滿折衷和讓步,甚至“愉快地同意英國國會執(zhí)行那些只局限于管理我們的對外貿(mào)易的法案”,連一向激進的杰斐遜參會時也只是認為國王需要“納諫”。
實際上,直到1775年的春季,甚至一直到列克星敦的戰(zhàn)爭已經(jīng)爆發(fā),好多人仍然相信,假如讓英國人知道,槍聲雖然響起,但殖民地所要的只是“保衛(wèi)自己的權利”,他們是會讓步的。但英國國王拒絕了他們的種種和平企求,使得殖民地的代表不得不于1775年5月10日再次于費城集會,史稱“第二屆大陸會議”。第二屆大陸會議決定組建一支大陸軍,由深孚眾望的華盛頓任總司令,但目的只是迫使英國讓步。因而大會同時采納狄金森的請愿主張,并在《關于武裝抵抗的緣由和必要性的宣言》中謙卑地寫道:“我們并不是出于從大不列顛分離出來的野心而組織軍隊的……一旦侵略者停止對我們的敵意,我們就會放下武器……我們謙卑地信賴著那至高無上的和公正不偏的宇宙裁決者和主宰者,我們……企求著他那神圣的仁慈能夠在這場巨大的沖突中護佑我們,使我們的敵人能夠以合理的方式與我們和解,并因而使帝國免于內(nèi)戰(zhàn)的災難!钡卮鹚麄兊氖,英王立即拒絕了《請愿書》,并于12月22日發(fā)布了《禁止法案》。該法案宣布,殖民地從此不在英王保護之下,并下令封鎖殖民地全部港口,許多人才如夢初醒。
這給我們一個啟示,“革命”不是議論出來的。用恩格斯的話說,就是“把革命歸咎于少數(shù)煽動者的惡意的那種迷信時代,是早已過去了”,就像天下雨不是皇帝祈禱的結果,娘嫁人不是村婦“腹誹”的產(chǎn)物一樣,“革命是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決”(顧準語)。翻譯為“常話”就是,當一個社會或時代的人們面對奴役和壓迫,覺得還有希望通過言論、集會、結社等理性方式表達時,他們一般不會鋌而走險;
但當一個獨裁顢頇的政府對人民的壓榨無以復加,不僅剝奪掉了他們通過和平渠道表達愿望的一切權利,而且公然踐踏由它自己制定的法律時,暴力反抗幾乎就是必然的選擇。正如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中所說:“絞殺或廢除暴君為結局的起義的行為,與暴君前一日任意處理臣民生命財產(chǎn)的行為同樣合法。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一切事物都是這樣按照自然的順序進行著,無論這些短促而頻繁的革命的結果如何,任何人都不能抱怨別人的不公正,他只能怨恨自己的過錯或不幸”。這就是“非暴力”的局限,也是人類歷史上一切憂時傷生的思想家面對暴力災難反復出現(xiàn)的悲涼和無奈。
三
回到李自成的問題上,就是面對明末官貪兵懈、廠衛(wèi)林立、政體朽壞、天怒人怨的現(xiàn)狀,無論朝野、官民都認為需要改良,問題是誰來改良?怎么改良?說簡單點,就是誰“改”誰的“良”?是李自成“改”崇禎的“良”,還是崇禎“改”李自成的“良”?關于前者,我們已在上文提及,由于信息資源、權力分布的嚴重不對稱,李自成根本不可能“改”崇禎的“良”,倒是崇禎有義務而且有可能“改”李自成的“良”。因為從皇權專制的“法理”上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他可以而且能夠對他王國疆域內(nèi)的一切臣民、事務進行符合他意愿的改良。實際上,無論古今中外,改良的主動權始終在強者,即政府手里。套用現(xiàn)代經(jīng)濟學的說法,崇禎是這個帝國的“法人代表”,他有權對這個帝國范圍內(nèi)的一切生命、財產(chǎn)按照自己的策劃重組、關并、劃轉甚至破產(chǎn)?墒沁@個帝國的“大老板”在李自成起義之前和起義之后都做些什么呢?
一般來說,亡國之君是容易遭人唾罵的,但提到崇禎,人們總是眼淚汪汪。什么“日理平臺,勤于政事”,什么“減膳撤樂,厲行節(jié)約”,仿佛他本來可以成為一個明君,只是讓李自成害了。其實這些都不過是做做樣子!叭绽砥脚_”與明代的政治體制有關。明朝從開國皇帝朱元璋起,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實際上是“皇帝集權”,廢除了千百年的宰相制,實行“閣臣輔政,閣部平行,群臣互制”的“文官制”,實際上就是誰也不相信,大凡小事都得皇上點頭,連閣部大臣也不過只是“票擬”而已。具體到崇禎這個人更是 “為政察察”,用人多疑,又好自作聰明,他不“日理”誰“日理”?
至于“減膳撤樂,厲行節(jié)約”,不過是徹頭徹尾的“作秀”罷了。比如,自崇禎10年起,皇帝因為“天下多事”,就下令停止了宮中幾乎所有的娛樂活動,唯獨“打稻戲”不廢。所謂“打稻戲”,就是在秋收季節(jié)由鐘鼓司的官員扮作農(nóng)夫農(nóng)婦表演的慶祝豐收的節(jié)目。表演時皇帝必須親臨現(xiàn)場,所以這對崇禎來說,是一個顯示“重農(nóng)”的好機會,但大臣要他拿錢修水利,他就不干了,而大家知道,只有修水利才是重視“三農(nóng)”的切實措施。崇禎8年,李自成、張獻忠的農(nóng)民軍攻陷了鳳陽,掘毀了鳳陽祖陵。崇禎聞報后痛哭流涕,馬上宣布“避正殿,撤樂減膳。從初三日始,居武英殿,百官俱宿公署,閣臣俱宿于朝房”,“惟以青衣從事”。自己換一個辦公室,穿著爛衣裳上班,要求手下大臣“宿辦合一”,吃飯時少幾道菜,這都不錯。但關鍵問題是得取消加征,賑災濟困,讓老百姓不要跟著李自成跑,這才是當務之急。如果老百姓有飯吃了,你在宮中搞兩場文藝表演,多吃幾碗紅燒肉,有什么關系?但他就像后來的獨裁者一樣,一味裝腔作勢,汲汲邀譽,一遇兵敗城毀的事,只是一個勁兒地下“罪己詔”,但這有什么用呢?對一個皇帝來說,要緊的不是感動臣民,換取不明真相的老百姓的幾滴眼淚,要緊的是,朝廷得拿出錢糧,救濟災民,讓老百姓回家種地,至少得停止橫征暴斂,因為在天下洶洶的大勢面前,加征無異于“驅羊飼虎”,但崇禎是直到上吊之前一個月還在嚴辭催逼錢糧。
以前的史學家一提到明亡,就要大講崇禎年間的大災荒,實際上崇禎在位17年,不可能年年有災荒,處處有災荒,而農(nóng)民起義的規(guī)模卻越來越大,原因正在于,崇禎年間的賦稅之重,催征之苛都超過了前代。實際上早在馬懋才備陳災荒的第二年——當時的李自成剛剛舉事,只是“三十六營”中的一個小首領——職方郎中李繼貞就上書崇禎請求賑濟陜北饑民。他認為“如此,則民之已化為賊者,將還化為民;
而將化為賊者,且永不為賊”,但崇禎貪吝,只答應給十萬。李為他算了一筆賬,一個饑民一兩,只可活十萬人,而當時“斗米七錢,亦只可活五十日耳”。他請求皇上拿出“內(nèi)帑”,“活數(shù)十萬生靈”,但崇禎說什么也不干。李因之憂憤而死。
加征當然不自崇禎始,萬歷末年就有“遼餉”,但以崇禎時為最苛繁。先以遼東戰(zhàn)事緊急加征“遼餉”,后因農(nóng)民起義聲勢日壯,崇禎又降旨征收“剿餉”:“流寇蔓延,生民涂炭,不集兵無以平寇,不增餉無以飽兵。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話說得可憐兮兮,好像他自己不同意,只是大臣們竭力鼓吹。實際上,“勉從廷議”不過是“裝處”而已,原定“暫累吾民一年”的“剿餉”并沒有在一年之后結束,而是隨之就成為“定額”。非但如此,僅僅過了一年,他又下旨加征“練餉”,意即因清兵內(nèi)犯加征的練兵軍餉。三餉并征,加上有司暗中卡拿的各種“私派”和“火耗”,百姓就只能為匪為盜,聊以度日了。
這種“逼上梁山”的惡果在當時不要說文人雅士、行政官員,即使普通百姓也已看得一清二楚。崇禎14年,河南的許多州縣已為李自成所得,汲縣百姓王國寧冒死上書,指斥朝廷:“時時搜刮孑遺,日日更換守令,追呼于不毛之地,敲撲盡絕糧之人,終不能無米為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白骨再肉也”[4]。但崇禎至死不悟,以為只要把詔書寫得“語重心長”、“情深意切”,百姓就任由驅使,不復有怨言,甚至到崇禎17年2月,也就是離他上吊只剩一個月的時間了,李自成的百萬大軍已逼近北京,他還念念不忘征收錢糧。在一封專門的“催征斂”詔書里,我們看到這樣的文字:
邊餉甚急,外解至皆由有司,急贓贖而緩錢糧,不嚴賞罰何以勸懲?今內(nèi)責部入,外責巡按,痛禁耗羨。完額則升京堂,否則除名。[5]
這里面透露了兩個信息:第一,像崇禎這樣的獨裁者,反人民、反人道的本質(zhì)至死都不會變;
第二,自我感覺良好的本質(zhì)至死都不會變。他壓根就沒想到,當時北中國的半壁江山已為李自成所得,“有司”已成李自成的“有司”,還怎么“賞罰”?怎么“勸懲”?京師官員都想著今后的身家性命,誰還顧得了“升京堂”?至于“除名”更是笑話,一個自己也面臨“下崗”的皇帝還怎么“除”別人的“名”?看來崇禎是不上煤山不死心了。
面對官員們赤地千里、餓殍遍野的奏報,崇禎有時也會唏噓感嘆一番,但大臣們?nèi)绻贸觥皟?nèi)帑”助餉,他就會叫窮,不是王顧左右而言它,就是說砸鍋賣鐵也湊不夠那么多。崇禎10年4月,他剛剛任命楊嗣昌為兵部尚書,總攬“平寇”事務?僧敆钕蛩霰酿A銀時,他就叫起窮來:“目今帑藏空虛。……前查約數(shù)若干,限二日內(nèi)奏奪,如何不見奏來?”表演得煞有介事,連扮相臺詞都酷肖逼真。但問題是沒有錢怎么打仗?他當然不肯明說,但明擺著是讓士兵們?nèi)屃。更可笑的是,他還當場批評大臣們:“去歲諭令勛戚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無急切體國之心。就是直省鄉(xiāng)紳也不捐助。及至賊來,都為他所有了。怎么這等愚!” [6] 看來他自己是不愚了,遇到緊急軍情,他這個帝國“大老板”一定會慷慨地“注入資金”的?蓪嶋H上怎樣呢?
崇禎17年1月,李自成已逼近北京。他想把最后一張牌打出來,即,調(diào)吳三桂入關對付李自成,但又怕清兵來犯,拿不定主意,就召他的父親吳襄詢問軍情。他先問“卿父子之兵幾何?”,吳先以虛數(shù)應付,最后實答,只有三千精兵;
他又問“需餉幾何?”吳答以“百萬”兩白銀。他立即大吃一驚?僧攨撬阃陰ず,他也相信了,但隨之就哭起窮來:“卿言是,但內(nèi)庫止有七萬金,搜一切金銀什物補湊,得二三十萬耳”。
[7] 可等李自成入京,也就是他說的“及至賊來,都為他所有”以后一查,“括各庫金共三千七百萬有奇,……戶部外解不及四十萬,捐助二十萬有奇。而大內(nèi)舊藏黃金四十余窖”。整整是他說的“二三十萬”的一百余倍,這還不算黃金。為此,崇禎年間的進士楊士聰在《甲申核真略》里感嘆道:“嗚呼!三千七百萬!捐其奇零,即可代二年加派。乃今日考成,明日搜掠,使海內(nèi)騷然,而扃鑰如故,策安在也?……吁,其亦可悲也矣!”就是這樣一個寧肯亡國也不捐餉,寧肯將黃金窖藏也不停止向老百姓搜掠的皇帝,他不上吊誰上吊?
在這樣的君主專制下,不要說李自成——一個邊陲小鎮(zhèn)的驛卒——不可能改良,朝廷重臣,包括閣員輔臣都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生怕招來殺身之禍!俺绲澪迨唷敝猿蔀橐粋歷史名詞,說的就是他賞罰不明,刑罰太嚴,有恩不欲歸下,有過則盡量外推,用人多疑,舉措乖張的特點。從崇禎十年溫體仁去職到周延儒二次入閣,短短四年換了五個首輔,最短的一位是孔子的63代玄孫孔貞運,在首輔任上只干了兩個月!拔迨唷敝傅氖撬谖17年,先后換過五十個內(nèi)閣大學士,這在歷史上都成了一個笑話。
與所有的專制政體一樣,腐敗也是一個終崇禎之世都沒有解決了的先天性痼疾。崇禎年間,官員貪墨、買官賣官到了無官不貪、明碼標價的地步。官員們通過行賄購得高官,但行賄的錢不是黃河之水,從天而降,自地涌出,必得加倍搜刮才得補償。崇禎雖痛心疾首,大動刑厝,無奈罰不勝罰,殺不勝殺,最后往往以勸“大小臣工痛加修省”,也就是“加強政治思想工作”而告終。
除了官貪,還有“兵暴”。由于明朝的軍隊長期缺餉,再加上發(fā)餉的官員層層克扣,實際到士兵手里的很少,有的部隊甚至常年不發(fā)一分餉銀,這為軍隊的集體嘩變和四方剽掠埋下了禍根。比如,左良玉的部隊,人稱“左軍”,是出了名的驕悍無禮,“扎營之處,方圓數(shù)十里,婦女悉被奸污”,因而,不僅老百姓畏之如虎,有的地方官也禁止左軍入城。更令人發(fā)指的是,有的部隊為了掩敗、領賞往往“殺良冒功”,就是把老百姓的人頭拿來作為自己殺敵的憑證。至于動輒以“打糧”為名,劫商賈,搜珍奇,淫婦女,焚民居,更是司空見慣。因而,當時老百姓有“匪來如梳,兵來如篦,官來如剃”的說法,而正是這一“梳”、一“篦”(舊時婦女用的一種很細密的梳子)、一“剃”將老百姓推到與君王的戰(zhàn)爭狀態(tài)里。
四
根據(jù)17世紀英國思想家洛克的說法,當人們發(fā)現(xiàn)立法者和執(zhí)行者的意圖確定不移地指向奴役和壓迫時,每一個人都有權通過訴諸上天,來決定是否采用戰(zhàn)爭的形式捍衛(wèi)自身的權益。在戰(zhàn)爭狀態(tài)里,以前的一切法令都不再有效,準確地說,是立法者自己先行將它的尊嚴踐踏凈盡的,現(xiàn)在,每一個人都將生命交給上天來決定其存留。你也許會說戰(zhàn)爭會死人,但當一個政權昏暴到極點,百姓“生不如死”,以至覺得用任意一個政權代替都會減輕他們的痛苦時,他們進行的各種形式的反抗就成了合理的;
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比起同時代中那些渾渾噩噩、茍且偷生、坐以待斃者,理應受到社會的褒獎和歷史的贊美。因為反抗先于革命,也先于改良。一句話概括,就是,反抗先于反抗的形式。
你也許會說激進的革命代價太大,不如“點滴的改良”,可當一切和平改良的途徑都被堵死之后,百姓恰好是用鋤頭、鐵鍬和刀劍來“改良”的。比如,沒有人認為臥軌、自焚、喝農(nóng)藥比和平示威更能解決問題,可先得有和平示威的權利;
沒有人認為在球場里胡喊亂叫,在廁所的墻上創(chuàng)作“文學”比在報刊上自由發(fā)言更酣暢淋漓,可問題是先得有創(chuàng)作和出版的自由;
沒有人認為吸毒、嫖娼、包二奶、上色情網(wǎng)站比到教堂里沐浴上帝的恩膏更高尚、更有尊嚴,但每個人先得有尋找上帝的自由;
沒有人認為結黨營私、搞陰謀詭計、歃血盟誓組織黑社會比光明正大地結社、集會更少風險,更能體現(xiàn)社會公義,但問題是先得有結社集會的權利……更進一步說,當一個時代的人民不能用合法的手段傳遞信息時,他們就會用手(喝倒彩)、用心(編黃段子)、用眼睛(道路以目)來表情達意,甚至在一個從來沒有選舉傳統(tǒng)的國度里,我們?nèi)匀惑@奇地看到,他的人民會頑強地用腳,用手,用屁股“投票”的動人情景:
崇禎15年12月,李自成進逼襄陽。當大軍冒著“左軍”的炮火,強渡到漢江南岸時,當?shù)氐陌傩找浴芭>朴\”,好多青壯年自告奮勇,擔當農(nóng)民軍的向導。由于他們熟悉地形,帶領部隊繞過了“左軍”事先埋設的伏雷和暗弩,使農(nóng)民軍不費吹灰之力就占領了襄陽——這是明王朝的老百姓用腳“投票”,投的是反對票。
崇禎17年正月,李自成親率大軍由長安出發(fā),向北京進軍。沿途州、縣多望風送款,傳檄而定。3月6日,農(nóng)民軍到達山西宣府城下。總兵官王承胤已先期納款,而巡撫朱之馮卻要執(zhí)意把守。當農(nóng)民軍開始攻城時,朱登城督戰(zhàn),命左右發(fā)炮,而奇怪的是,“默無應者”。當他自己親自點火放炮時,卻被人從后面拽住了胳膊。最后,巡撫只有撫膺嘆息,仰天大哭。就在巡撫捶胸頓足之際,總兵官王承胤已開門迎降——這是明王朝的士兵用手“投票”,投的是棄權票。
崇禎17年3月17日,農(nóng)民軍已占領了蘆溝橋,開始攻打平則、彰義等城門。駐守北京城外的三大營,不僅投降了李自成,而且將三大營的大炮反過來對著北京城轟。這也是明王朝的士兵用手“投票”,投的是反對票。城防司令李國楨見事情不妙,急忙求見崇禎,被宦官喝止;鹿賳,何事慌張?李答:“守軍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這是明王朝的士兵用屁股“投票”,投的是棄權票。更有戲劇性的是,城頭上本來安裝了許多門西洋大炮,準備在緊急時使用,但守城的“內(nèi)丁”(宦官)上城發(fā)炮時,聲震屋瓦,響徹云霄,而“不殺賊一人”,因為“城上不知受何人指,西洋炮不置鉛丸,以虛擊,聲殷雷達旦。” [8] 在這種軍心渙散、人無斗志的情況下,甚至朝廷大臣也以賴在家里不出來“投票”。
3月19日凌晨,李自成的農(nóng)民軍已攻入外城,崇禎手刃公主和妃嬪多人后,來到前殿,親自鳴鐘,召集文武百官上朝,但令他絕望的是,竟沒有一個人前來。
就這樣,李自成的農(nóng)民軍長驅直入,一舉拿下了北京城。
你也許會說“拿下”又如何?不就是“三年免征”么?三年之后怎么辦?我的回答是,三年之后當然還要征,不然政府官員吃什么?但根據(jù)“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原則,百姓有權通過逃亡、匿名等斗爭方式走向壓迫較輕的統(tǒng)治,那怕這種統(tǒng)治是暫時的。換句話說就是,不能因為三年之后還要征,且不說征多少,就否定百姓用“革命”的手段換得三年的平安。因為在啟蒙的語境里,革命是一種權利。既然是一種權利,擁有它的人可以放棄,也可以閑置,但絕對不能被褫奪,就像我買了一把椅子,我可以送人,也可以放著不用,甚至天冷時可以劈開生火,唯獨當我坐的時候,別人卻從我的屁股下抽走,是絕對不允許的。實際上,對于掙扎在死亡線上的明末百姓來說,不要說三年,就是42天——李自成3月19日進入北京,4月30日撤出,前后只有42天——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對于坐在洋房里,吃得飽飽的教授來說,42天只是一個數(shù)字,可對于當年北中國的饑民來說,有42天和沒有42天是不一樣的:有42天,人們就可以用賑濟來的糧食活下來,至少不會把僅有的拿走;
沒有42天,一大批嗷嗷待哺的饑民就會成為永遠的餓殍。誰不信,可以試試。
2004年9月14日動筆
2004年10月1日完稿
注釋:
[1][2][3] 雍正《陜西通志》卷八十六,《藝文三》。轉引自《李自成大傳》,晁中辰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第140~141頁。以下注釋皆轉引自此書。
[4] 鄭廉《豫變紀略》卷四。
[5] 《崇禎實錄》卷十七。
[6] 《楊文弱先生集》卷四十二,按,楊嗣昌,字文弱。
[7] 吳偉業(yè)《綏寇紀略》補遺上。
[8] 吳偉業(yè)《綏寇紀略》補遺中,《虞淵沉》。
<書屋>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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