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選擇中有一個著名的結論，如果給定一定的利益結構，一個人很可能勝過一千個人。其邏輯是這樣的，假定一個社會有1000個人，其中一個人可以通過努力，得到1000元，但其代價是每一個人損失1.5元。這時，這個人有一千分的干勁，去得到1000元，但這個社會的其他人每個人只有1.5分的力量去努力減少1.5元的損失。這999個人，雖然人多勢眾，但由于每個人損失較小，而組織起來要對付這一個人交易成本又很高，所以只能眼睜睜看著這一個人撈到了1000元的好處。當然，這個假設的社會，總體上損失了1500元，凈損失500元。如果這樣的事情很多，即使每個人都輪流有機會獲得1000元，但社會凈損失每次都會是500元，總損失是50萬元。結果就是整個社會陷入普遍的貧困。這是英國學者哈丁所說的"公物悲劇(the tragedy of commons)的極端形式。

　　這樣的事情時有發(fā)生。只是其結構和實際情況表現(xiàn)五花八門，但結構大同小異。在中國，比較普遍的現(xiàn)象不是參與各方平等的“公物悲劇”，而是行政主導的“公共選擇悲劇”。在這一結構中，行政主導的少數(shù)票可以最終勝過多數(shù)票，贏得最后的勝利，也就是說即使實行民主投票制、而且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shù)票才能勝出也是如此。

　　故事的背景是，為了減少人事腐敗，中國很多用人單位都引入集體投票機制，并且規(guī)定必須三分之二票才成獲得通過，才能獲得提職稱，或者得到晉升的資格。這樣的制度變革可以改變用人內部人控制、主管領導一言堂、人事腐敗的現(xiàn)象。這一變革可以說在很多單位已經發(fā)生了作用，但在有些單位，學術腐敗依舊，只是難度有所增加。

　　比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最近引入院外專家評議職稱制度。據(jù)可靠消息，中國政治學最高學術研究機構、中國政治學會秘書單位評職稱，9位專家有1位出國訪問，8位專家出席。有三位競爭者競爭一名副研究員的職稱。其中一位學者，獲得博士學位到該所已經工作六年，是一位康德學者，已經有獨立專著一本，《權利與正義：康德政治哲學述評》，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出版不久已經出版第二版，剛剛獲得中國社會科學院著作類三等獎，獲得獎金15000元，合著兩本，都為國內著名出版社如上海三聯(lián)書店等出版，有很大影響，還發(fā)表過很多有影響的重要學術論文，在國內已經小有名氣。與另外兩位相比，學術優(yōu)勢非常明顯。但結果卻是另外一名學術顯然有弱勢的學者勝出。

　　過程是艱難的，第一輪投票結果是5：3，有五位學者選擇有學術優(yōu)勢的康德學者，但沒有得到獲勝需要的6票。大家進行辯論，第二輪，投票結果是5：3。大家接著進行辯論，第三輪投票，結果依然是5：3。一直到第四輪，這時一個上午已經過去了，下午也過去了一大半，但投票結果依然是5：3。

　　到了這個時候，專家可能已經明白，所長正在主導全局，而且意志十分堅定。如果再堅持科研學術標準，恐怕到了半夜也出不來什么結果。于是，行政主導終于獲得了勝利。

　　投票是殘酷的，但殘酷的并不是投票，而是可怕的“行政主導”。會議結束之后，參加過各種各樣職稱評定會議的評委說，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職稱評定會。

　　這位康德學者知道結果之后，感到有些忿忿不平。怎么會這樣呢？她一直致力于學術研究，從來沒有為了自己的利益去作過任何努力。到社會科學院任職六年多來，與她一起畢業(yè)的博士班同學，有的早就是副教授，有的現(xiàn)在已經成了教授、博士生導師，有的甚至當上了全國著名高校副院長、系主任。而這位康德學者的學術成就和學術聲望雖然是同學中公認的佼佼者，目前的職稱依然是助研。她從來沒有怨言，依然默默地進行著自己的研究，而且連問都不想問，到底是為什么。

　　但這一次她不再沉默，決定向院人事局了解情況，并準備向主管副院長遞送材料，準備申訴。

　　結果會如何呢？不得而知。不過已經有好心人告訴她：

　　再“折騰”也不會有什么結果。頂多是院部要求政治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復議結果，但審查者還是同一批人。“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明年你還不是在他的手下評職稱嗎？”

　　的確，這些好心人可能是正確的，這位康德學者的最佳選擇是不斷地“低頭”，一直到人家給其揚頭的機會為止。否則，將永遠沒有揚頭的機會。

　　不過，在邏輯上，這并不正確。因為永遠的“低頭”，沒有抗爭，不見得能夠保證將來不用“低頭”。

　　所以，選擇抗爭，邏輯上依然是正確的選擇。因為這樣做，對個人可能有較多的損失，但是對整體是有利的：這樣的抗爭，可以促使最高學術機構更加重視學術成就，有助于正視當前中國普遍存在的用人腐敗現(xiàn)象，擠占“用人唯親”，給“用人唯賢”開拓更多的空間，最終有利于中國整個社會科學的發(fā)展。

　　當然，這是個人的事情。相對于龐大的權力機構來說，個人的力量是弱小的。她現(xiàn)在需要的是更多的支持，讓她有足夠的勇氣和力量，去挑戰(zhàn)公共選擇的悲劇。

　　對中國學術界來說，問題的解決關鍵，還在于如何在制度上縮小空間，減少這類顯失公正的問題。就上述例子來說，這個中國政治學的最高學術機構職稱評議的問題在于行政首長主導。這時，只要多邀請所外甚至院外專家，專家委員會從專家?guī)熘心涿�選擇，甚至通訊投票，這樣的問題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如果早就這樣做，不僅這位康德學者可能早就評上了職稱，中國政治學的最高學術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也會專心致志于學術研究，真正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政治學最高學術研究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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