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為“非公有制經濟”正名
發(fā)布時間:2020-05-24 來源: 幽默笑話 點擊:
這次座談會有一份參考文件,題目叫做《關于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的建議》。這里的“非公有制經濟”,實際上指的是民有經濟。我認為,把民有經濟稱為“非公有制經濟”,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必須為它正名。
“非公有制經濟”這個概念是從“公有制經濟”而來的,而公有制則是在斯大林主義影響下,在中國被誤用了半個世紀的錯誤的概念。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公有制有兩種形式:國家所有制就是全民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高級形式;
集體農莊是集體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初級形式,它最終將提高為國家所有制。我們實際上完全承襲了這個錯誤的說法,與蘇聯有所不同的是,我們的公有制形式,還有城鄉(xiāng)集體創(chuàng)辦的企業(yè),也被稱為集體所有制經濟。這些概念都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
對于公有制這個概念,于光遠同志早就論證過,應當叫社會所有制。按照馬克思的論述,取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將實現勞動者與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結合,在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建立個人所有制。這就是說,社會主義公有制即社會所有制,應當是勞動者在企業(yè)中享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一種生產方式。而國有制經濟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完全被國家壟斷,勞動者并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他們的工資,只不過是出賣勞動力的代價。他們在企業(yè)里的地位是雇傭勞動者,而不是企業(yè)主人。所謂全民所有制,實際上國家剝削勞動者的一個遁辭,一件掩蓋剝削的外衣。
為什么馬克思的公有制即社會所有制的觀念到了蘇聯中國便變了樣子呢?這主要是由東西方的文化差異所造成的。馬克思主義產生于經歷過三大革命(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的歐洲,三大革命把社會從宗教神權和封建王權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人性、個性、人格獨立、個人自由得到充分的宏揚,人成了大寫的人。馬克思主義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文化背景下產生的。馬克思主義以解放全人類為宗旨,包括每一個具體的人,“要不是每個人都得到解放,社會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在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即公有制或社會所有制)的描述里,總是突出兩個概念,一個是聯合,另一個是個人。如“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總和的占有”;
“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里”;
在自由集體勞動的條件下,“實現個人所有權”;
構成未來社會的,“將是一個以每個人的自由發(fā)展為一切人的自由發(fā)展的前提條件”的聯合體。他們甚至把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概括為“聯合起來的社會個人的所有制”?梢,在他們那里,公共是和個人統(tǒng)一的,是個人的集合體,是建立在個人基礎上的。
而在蘇聯中國等東方國家,既沒有經歷過啟蒙思想的洗禮,,又沒有經歷資產階級經濟革命,整個社會仍處在封建專制主義的籠罩之下,國家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在這種文化環(huán)境里熏陶成長的革命家,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就必然會以東方專制主義的目光和心態(tài),去審視在西方土壤上生長起來的思想觀念,使馬克思主義扭曲變形。不但在生產方式問題上,而且在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等問題上,也都滲透了專制主義的色彩。因此,他們在取得政權之后,不是根據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去發(fā)展資本主義,宏揚自由、民主、平等、個性等現代觀念,肅清封建專制主義,而是急急忙忙去建立虛幻的社會主義,結果誕育了20世紀的歷史怪胎:社會主義其表而專制主義其里的畸型社會。把國家所有制說成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便是這個畸型社會里的畸型經濟理論。
在我國的文化傳統(tǒng)里,個人和公共是絕對對立的。人們把“公”等同于國家、政府,個人則是與“公”對立的“私”。如古籍里的“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等,都把王家的田稱為“公田”,老百姓個人的田則叫做“私田”。孫中山說得更清楚:“公有即為國有,國為民國,國有何異于民有!笨梢姡瑐鹘y(tǒng)的觀念一貫把公和個人對立起來。以這樣的思維方式去接受馬克思主義,怎么會不變形呢
由以上分析可以了解,根據馬克思主義,公有制的“公”,乃是個人的集合,沒有個人就談不上公有。公有制即社會所有制,是公共占有和個人所有的統(tǒng)一。在一個社會所有制的企業(yè)里,生產資料的使用價值形態(tài)是公共占有、聯合占有,任何個人都無權支配;
生產資料的價值形態(tài)則分別歸勞動者個人所有。勞動者有了生產資料所有權,也就有了成為企業(yè)主人、以至國家主人、社會主人的經濟基礎。而在蘇聯和中國,卻絕對排斥勞動者的個人所有權。有一個官方文件甚至明確規(guī)定,群眾集資創(chuàng)辦的企業(yè),只有創(chuàng)辦者放棄生產資料所有權,才可以被承認為公有制的集體企業(yè),國有企業(yè)就更不用說了。勞動者在企業(yè)里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就不可能成為企業(yè)的主人,也就不具備成為國家主人、社會主人的經濟基礎。蘇聯破產的最深層的原因,就在這里。
對公有制的理論扭曲,就使“非公有制”這個概念成了問題。把民有經濟說成是非公有制經濟,完全 歪曲了民有經濟的真實面貌。事實上,按照上述馬克思主義關于公有制的概念,許多民有企業(yè)在公有化的道路上,已經走在國有企業(yè)和集體企業(yè)的前面了,特別是一些實行職工持股的民有企業(yè),已經開始實現著勞動者與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結合。即使是股份公司,也比國有企業(yè)更符合于馬克思所說的過渡點的特征。因為國有經濟的股份公司由于國家掌握多數股份,仍然實行“黨管干部”的原則,割不斷與國家機器緊緊相連的臍帶,因而作為向公有制轉化的過渡點,遠不如民有經濟的股份公司。(附帶說一下,十六屆三中全會決議提出“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在理論上是站不住的。股份制是向公有制轉變的過渡形式,不可能成為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更不會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
從兩類股份公司的比較中可以看出,民有經濟比國有經濟更有條件走上公有化的道路。民有經濟目前包括三種類型:實行職工持股,已經走上公有化道路;
實行股份制,開始向公有制過渡;
私有企業(yè)。在這三種類型的民有企業(yè)中,前兩種都比國有企業(yè)、集體企業(yè)更接近于社會主義。即使是私有企業(yè),隨著生產力的發(fā)展,經營者為求競爭中的有利地位,也必然會改變生產方式,趨向公有化。而且,由于沒有國家政權的控制,沒有黨管干部的羈絆,在市場經濟不斷趨于完善的情況下,將比背負著沉重包袱的國有經濟、集體經濟更快地實現公有化。
因此,就總體來說,民有——公有是邁向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康莊大道。用“非公有制經濟”來概括民有經濟,不但在理論上違背了馬克思主義,而且在實踐里也必然會使民有經濟受到歧視、排斥,這種現象二十年來已經屢見不鮮,F在應當改變傳統(tǒng)觀念,為所謂的“非公有制經濟”正名,還它“民有經濟”的真相,使民有經濟能名正言順地占據主體地位,向著社會主義公有化的方向健康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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