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初，玻利維亞種植古柯葉的農民封鎖了首都拉巴斯通往外界的道路，要求總統(tǒng)辭職。盡管總統(tǒng)梅薩隨后宣布了辭職，但其辭呈因未獲議會批準，他將繼續(xù)行使總統(tǒng)權力。

　　玻利維亞很多農民長期依賴種植古柯葉為生，但在政府為禁毒不準他們種植古柯葉之后，他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基礎而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他們渴望改變現狀。

　　近年來，在拉美這類反映社會不和諧的事件時有發(fā)生，這同拉美社會發(fā)展遠遠滯后于經濟發(fā)展有著密切的聯系。據聯合國拉美經委會去年年末發(fā)布的《2004年拉丁美洲社會報告》稱：2004年拉美貧困人口達到2.24億，占人口比重的43.2%，其中赤貧人口為9800萬，占人口的18.9%；
拉美地區(qū)的城市失業(yè)率居高不下，繼續(xù)保持在10％以上。報告認為，貧困和失業(yè)成為拉美當前面臨的嚴重的社會問題。

　　報告揭示的并非新問題，而是拉美長期以來經濟社會發(fā)展失衡所造成的痼疾。盡管2004年拉美經濟呈現出近年來少有的增長勢頭，但它并沒能遏制住拉美社會問題惡化的趨勢。由此我們再追溯到2001年阿根廷危機引發(fā)的社會騷亂，以及此后在素有“拉美的瑞士”之稱的烏拉圭，以及委內瑞拉、秘魯等國發(fā)生的劇烈社會動蕩，都在表明，盡管拉美國家人均GDP超過了3500美元，但是要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fā)展，社會和諧安定，依然任重道遠。

　　高增長付出高代價

　　拉美國家經濟社會發(fā)展嚴重失衡，社會問題日益突出，這與他們長期重視經濟增長速度，忽視增長過程中所暴露出來的社會問題有密切的聯系。為了加快經濟發(fā)展，縮小與發(fā)達國家的差距，拉美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較長時期內注重經濟增長速度，依靠國家對經濟的強大干預，不惜一切代價，拉動經濟增長。1950~1980年，拉美經濟經歷了增長的黃金時期，在這30年間整個地區(qū)的GDP年均增長5.3%，人均GDP翻了好幾番，到1975年超過了1000美元。與此同時，拉美國家私人消費的增長速度超過了人均GDP的增長，不少國家忽視了經濟增長的可持續(xù)性，以及經濟增長與發(fā)展之間的協調性。在人均GDP超千美元后的經濟高速增長期，更是將資金集中投向某一領域，依靠少數部門拉動GDP的增長。如以建筑業(yè)拉動增長，在1982年，建筑業(yè)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在阿根廷、巴西、烏拉圭分別達到了80%、72%和77%，整個拉美平均達到了65%。在此期間，拉美國家的政府重視經濟增長的速度，試圖通過高增長解決貧困問題，因而忽視了對增長過程中出現的財富分配不公、收入分配不均和兩極分化加劇等社會問題的關注，從而使得拉美國家為經濟增長付出了高代價。

　　首先是“舉外債促發(fā)展”而背上了沉重的債務負擔，最終導致債務危機爆發(fā)。整個20世紀70年代拉美外債總額急劇增加，外債還本付息額占出口的比重達到了41%，結果陷入借新債還舊債的惡性循環(huán)，最終在1982年爆發(fā)債務危機，使拉美經濟遭受災難性的重創(chuàng)，導致拉美經歷了“失去的10年”，至今仍無法擺脫巨額債務的束縛，在重大經濟政策上不得不受制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其次是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加劇，整個拉美成為全球收入分配最不公正的地區(qū)。在經濟高速增長期，多數拉美國家期望高增長能夠形成高消費的社會階層，通過他們的高消費拉動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從而達到提高全社會生活水平的目的。然而事實卻與愿望背道而馳。由于經濟政策舉措多于社會政策舉措，在拉美人均GDP迅速增長的同時，收入分配兩極化和城鄉(xiāng)貧困化現象不斷加劇。少數高收入階層占有絕大部分財富，而占絕大多數的低收入階層卻只擁有國民財富中的極少部分。對此，拉美國家并沒有采取相應措施予以糾正。上世紀70年代，拉美經濟增長達到頂峰，反映收入分配不公的吉尼系數也達到了創(chuàng)紀錄的高水平，在巴西高達0.66，在哥倫比亞和秘魯分別達到0.61和0.60。巴西10%的最富裕家庭占有收入的60%，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之間的差距高達43倍。在許多拉美城市，現代化建筑與簡陋的貧民窟比鄰而居，成為社會反差的鮮明寫照。

　　城市化和邊緣化結伴而行

　　在拉美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拉美國家出現了城市化的趨勢，但它卻是以部分地區(qū)和部分人口的邊緣化為代價，從而加重了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不平衡。農業(yè)地位的持續(xù)下降和城市經濟的迅速膨脹，加速了農村勞動力大量地、無序地向城市轉移，使得拉美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面對城市化浪潮，為改善城市設施、緩解人口劇增造成的巨大壓力，拉美國家不得不在中心城市基礎建設方面不斷增加資金投入，改善這些城市的居住和投資環(huán)境。結果造成經濟中心進一步向主要城市集中，農業(yè)人口進一步向中心城市轉移，最終形成拉美經濟發(fā)展的怪圈。在這個過程中，拉美國家普遍出現了兩個非常明顯的特點：

　　一是都市化趨勢。人口和經濟活動向中心城市集中。阿根廷、智利的首都地區(qū)都集中了全國的1/3人口，烏拉圭首都人口則占全國人口的42%。拉美不少國家的經濟活動都集中在少數中心城市，加速了拉美國家的都市化趨勢。

　　二是邊緣化趨勢。大量流入城市的農村勞動力在城市的周邊地區(qū)構筑起城市的邊緣地帶，造成城市貧民區(qū)的不斷擴張。他們難以融入城市發(fā)展的進程，也難以充分享受到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在巴西有將近500萬家庭無地可耕，這些失去土地的農民展開奪地斗爭，形成全國性的無地農民運動，從而使得農村暴力活動日益加劇。

　　邊緣化趨勢還表現在占大部分國土面積的地區(qū)被排斥在經濟高速增長之外。以巴西東北部地區(qū)、北部地區(qū)與南部和東南部地區(qū)的人均GDP為例，最高地區(qū)和最低地區(qū)相差數倍。在社會發(fā)展的指標方面，邊緣地區(qū)的文盲率、貧困化人數等都要大大高于中心城市，收入分配不公現象也更加嚴重。

　　經濟轉型加劇社會矛盾

　　1982年拉美債務危機爆發(fā)后，在內外壓力下，拉美國家不得不進行經濟結構性改革，實現由國家干預下的進口替代工業(yè)化發(fā)展模式向市場導向的外向型發(fā)展模式轉移。為此，拉美國家采取了貿易自由化、國有企業(yè)私有化、主要經濟政策市場化的做法。許多重要經濟領域向外資開放，致使跨國公司攜其資金和技術大量涌入拉美，在許多部門，尤其是盈利的新興工業(yè)部門中占據了壟斷地位。20世紀90年代，外國企業(yè)在拉美500強企業(yè)中所占比重由原先的142家增加到200家。這些企業(yè)的資金和利潤在全球范圍內轉移，直接造成一些拉美國家的經濟動蕩。這一時期，拉美地區(qū)大國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曾先后陷入金融危機，都在很大程度上同外部資金的快速轉移密切相關。

　　在建立小政府、大市場的改革目標下，拉美的國有企業(yè)不再成為提供就業(yè)的主要來源，市場成為調控經濟的主要杠桿。拉美國家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社會代價，其中最明顯的是收入分配兩極分化和貧困化現象更加惡化，失業(yè)率迅速上升。以阿根廷為例，1980年阿根廷最窮的40%家庭的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為17.4%，最富有的20%的家庭的收入占總收入的45.3%，而到1990年前者占總收入的比重下降到14.9%，而后者則上升到50%，同期的基尼系數由0.375上升到0.423。20世紀90年代梅內姆政府采取的激進式的改革措施進一步惡化了整個社會環(huán)境。1999~2002年阿根廷大布宜諾斯艾利斯地區(qū)的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由19.7%上升到41.5%，城市失業(yè)率更是接近20%，社會矛盾愈加尖銳，最終導致阿根廷經濟和社會危機同時爆發(fā)。

　　緩解社會矛盾，逐步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fā)展，是拉美國家的當務之急。然而，近10多年來拉美的經濟改革是以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為目標，政府的改革舉措在強化市場作用的同時，卻極大地弱化了政府的作用，結果導致政府在推進經濟社會協調發(fā)展方面難有作為。新舊世紀之交，拉美國家又經歷了“失去的5年”，許多重要的經濟社會指標都有所惡化。這些事實表明：在市場競爭機制的作用下，單靠市場的力量難以解決拉美長期以來形成的經濟社會發(fā)展失衡的痼疾。只有政府才能承擔起經濟社會協調發(fā)展的重任，構建起穩(wěn)定的、能夠緩解社會矛盾的社會保障機制。為此，拉美國家將不可避免地進入新一輪的改革之中。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拉美所經濟研究室主任、研究員，《南方》雜志第16期

相關熱詞搜索：拉美 構建和諧社會 經驗教訓 吳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