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參加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舉辦的顧準誕辰八十周年座談會，那是顧準逝世后，在北京舉辦的第一次紀念活動。九十年代初的時代氛圍，能夠開會紀念顧準就已經(jīng)很不容易，因種種限制，與會者寄托追思，也只能談論顧準思想的歷史意義。但在那次會議上，李慎之、徐雪寒、駱耕漠等老一輩人緬懷顧準生前行跡，發(fā)掘出不少有價值的史料。徐雪寒回憶顧準挨整時曾對孫冶方悲憤地說：我的手是干凈的，沒有沾過別人的血！我知道這一沉痛說法，就是在那次會議上第一次聽到。李慎之回憶海外學者曾經(jīng)質(zhì)問中國是否有學者在文革十年中堅持獨立思考。李當即回答：有，有一個，他就是顧準！這一后來被不斷引用的情節(jié)，也是在那次會議上聽當事者親口說及。

　　十年過去了，2005年6月30日至7月1日，中國社科院經(jīng)濟所在當初五七干校所在地——河南省信陽市息縣東岳鎮(zhèn)，舉辦顧準誕辰九十周年紀念會，具有特殊意義。遺憾的是，有些老人已溘然長逝，如李慎之；
有些老人因身體衰落不克旅途勞頓也難以出席，如駱耕漠先生。因此，此次會議出席者基本上是中青年，年事最高者為顧準胞弟陳敏之先生，年滿85，行走需攙扶；
次高者吳敬璉先生當初是顧準最為看好的學生，也已經(jīng)75歲，兩鬢飛白。老一輩人迫切希望中青年能接過顧準的思想火把，有所堅持，有所發(fā)展。我因在河南底層長期生活過，對顧準息縣日記中出現(xiàn)民相食、易子而食的悲慘記錄，曾有耳聞，但是身臨現(xiàn)場，就在顧準當年的受難地緬懷其思想行程，畢竟與當初耳聞不一樣，觸目之處，心潮起伏，難以平靜。

　　信陽事件餓死二十萬人，息縣是這一災區(qū)的重中之重，此次接待我們的縣、鄉(xiāng)兩級干部，幾乎家家都有長輩餓死的親身經(jīng)歷。顧準生前下放此地，身心經(jīng)受巨大煎熬，耳聞目睹民間慘狀，即折磨了他，也成全了他。他能以那樣堅忍的毅力，兜頭反思中國這場極左人禍的歷史、思想根源，走出那么遠——直至追尋到以1688、1787為坐標的世界歷史主流，以及另一股歧途旁出以1787、1917為坐標的歷史潮流，這兩股潮流如何分手，進入中國后如何影響二十世紀的歷史進程——如此長距離的思想旅程，恰恰是以腳底下的息縣苦難為背景展開的。不到息縣，能理解顧準，但是只有到了息縣，才能更深刻地感覺到顧準，感受到他的思想脈動是如何與民間苦難連接在一起。僅此而言，信陽事件那么多死難者是可以安息于地下了，老百姓沒有白死，他們是以餓殍二十萬的代價激勵了顧準，推動了顧準，換來了中國思想界1949年以后最為扎實也最為沉重的一次收獲。

　　顧準這一思想特征也啟示我們反思自己這代人的學風。他去世不到十年，閉關鎖國大門開啟，可以出外訪學，可以邀請海外學者入境講學，還可以通過館際借閱的渠道閱讀國際同行最新出版物，網(wǎng)絡之發(fā)達，一瞬千里，鍵盤所及，就是哈佛，就是劍橋，信息資源之豐沛，是顧準當年不可想象也不敢想象的，以致今天回首他一燈如豆，在思想隧道中孤苦掘進，幾乎使人悲憫。又過十年，科研資金突然涌現(xiàn)，文科課題動輒百萬、千萬、甚至上億，已經(jīng)不是天方夜譚。但是，能夠與顧準比肩的思想成果寥寥無幾，能夠告慰顧準的思想成就卻沒有出現(xiàn)。造成這一現(xiàn)狀的首要原因當然是體制窒礙，所謂學術體制其實是權力體制的近親繁殖，在它的內(nèi)部還是顧準當年深受煎熬的逆向淘汰。但不可回避的是，一代人的學風食洋不化，以西方問題置換中國問題，以文化批判置換政治批判，以西方校園中的喝彩置換中國土地上的艱難實況，畢竟是這一代人主觀上的事�！吧细F碧落下黃泉”，顧準當年以民間苦難為動力，可謂“下黃泉”；
另一方面追尋隧道盡頭極其微弱的域外光線，在翻譯熊彼得時，通過一個小小的注解，擴大思索，終于掘通與韋伯相鄰的思想蔽障，可謂“上窮碧落”。今天我們的研究條件相比顧準，“上窮碧落”唾手可得，卻很少人肯“下黃泉”了。不要說掘開中國的地下，即使踏著地面行走，也是寥寥無幾。十年前說“愧對顧準”，十年后不得不重復這句話：我們不僅愧對他的研究條件，更愧對他的胸懷，愧對他以民間苦難為動力，知難而上甚至迎難而上的境界。我們遠離了那個時代，這是幸運，但在精神氣概上，我們離顧準的境界似乎也在遠離，則未必是幸運。

　　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家去世以后，后人面臨新的分化新的問題，通常總會問：如果這位思想家活在今天，將如何回答？顧準也在面臨這一追問。他是在中國計劃經(jīng)濟時代第一個提出市場經(jīng)濟的人，而面對今天的貧富分化與社會不公，人們的爭論又一次聚焦于市場經(jīng)濟，他會怎么想，又會怎么說？

　　顧準不僅是第一個在中國提出市場經(jīng)濟，這一點已經(jīng)無用爭議。容易忽視的是，他也是第一個提出市場經(jīng)濟必須要有上層建筑政法體系相配套的人。三十年前他不可能以我們今天的語言討論好市場經(jīng)濟與壞市場經(jīng)濟，但是他在研究葡萄牙、西班牙現(xiàn)代化起步早于英美，卻被英美遠遠拋后的歷史教訓時，已經(jīng)內(nèi)含“要好市場經(jīng)濟，不要壞市場經(jīng)濟”這一尖銳主張。換言之，對顧準而言，首先是一個市場經(jīng)濟有與無的問題，其次才是一個好市場經(jīng)濟與壞市場經(jīng)濟的問題。如果不割裂顧準有關市場經(jīng)濟這兩個密不可分的思想，那么我們在假設他今天的回答時，可以有把握地認為：他首先會堅持市場經(jīng)濟的前提，然后是力爭“好市場經(jīng)濟”的前途，前途只有在堅持前提時，才不會在批判中走失方向。今天中國的市場經(jīng)濟足可稱“壞市場經(jīng)濟”，或可稱“權貴資本主義”，但是這個“壞”“權貴”首先來自于權力體制，而不是來自市場經(jīng)濟的“原罪”。市場經(jīng)濟沒有“原罪”，如有之，來自左翼思維的頭腦，而不是來自外部現(xiàn)實。把今天發(fā)生的社會弊端歸咎于市場經(jīng)濟的“原罪”，是左翼思維之回歸，旨在倒退，把中國拉回沒有市場經(jīng)濟的昨天。在堅持市場經(jīng)濟的前提下，批判“壞”“權貴”的來源，改革“上層建筑政法體系”，壞市場經(jīng)濟才有可能厘清，變?yōu)楹檬袌鼋?jīng)濟；
不把批判的矛頭針對“壞”“權貴”，有意無意地轉移向市場經(jīng)濟，那么能夠代替“壞市場經(jīng)濟”的，只能是更壞而不是更好的“計劃經(jīng)濟”。

　　自覺程度不高的知識階層經(jīng)常會從社會良心的自我期許，陷民族于烏托邦地獄。“壞市場經(jīng)濟”也好，“權貴資本主義”也罷，在中國不是第一次出現(xiàn)。上一次出現(xiàn)時，最為猛烈的批判也是來自城市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但是人文知識分子的道德理想與烏托邦激情聯(lián)系在一起，他們的批判由于方向性錯誤，終于釀成歷史大錯：從批判壞市場經(jīng)濟走向消滅市場經(jīng)濟。市場經(jīng)濟從有到無，從無生有，現(xiàn)在是第二次出現(xiàn)，出現(xiàn)不久又陷入“權貴資本主義”，幾乎是一場歷史的循環(huán)。這期間浪擲多少生命財富，乃至二十萬、二百萬甚至二千萬以上平民餓殍之血淚？不正視歷史循環(huán)，不正視循環(huán)中是千百萬平民在付出生命血淚，僅僅以虛幻的社會良心自慰，就不可能理解顧準，不可能理解顧準在半生革命生涯后為什么會有那么徹底那么沉痛的反思？所有的反思如果不歸結為知識分子的自我反思，將失去其應有的歷史深度，而歷史則很有可能失去起點，在平面交接處再一次陷入了無新意的陳舊循環(huán)。只是這一次循環(huán)，很有可能不是社會而是知識分子，不可救藥的不是社會，而是批判社會的知識分子自己。（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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